从西沽和大运河再谈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写在天津设卫得名618周年之际

2022年12月3日，天津市政府批复同意将蓟州区的独乐寺街区、渔阳鼓楼街区划定为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又添“新丁”，为天津618岁生日献上贺礼！

“蓟州山上寻十万年人类活动足迹，大运河畔展千年城市发展变迁，海河岸渤海边看百年历史巨变。这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公元1404年12月23日，天津设卫得名。从此，我们的城市有了生日！祝福您——我的天津我的家！”这是我为天津庆生所写，请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首金现场播报者宋歌录制后，这几年在天津地铁滚动播放。

城市有生日,是天津人的福气！5年前，我在《中国文物报》撰文《寻找回家的路 守护历史的梦——天津设卫筑城613周年有感》，谈及两个梦：将12月23日设立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将西沽划定为“运河历史文化街区”。这一年，受疫情影响，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走在熟悉的大街小巷，回首过往，点点滴滴，早已融入城市历史角落中……我爱我家，何以回报这座生我养我的历史文化名城？仍萦绕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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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是天津的灵魂

四十不惑。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已走过四十年风雨历程。1982年11月，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历史文化名城被纳入文物保护法治体系中，有了高起点。2008年7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施行，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有了更全面明确的法律要求和标准。“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全面部署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工作。

不畏浮云遮望眼。历史文化名城是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最高殊荣。天津是国务院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岂可妄自菲薄？天津设卫筑城600余载，但并不是只有600多年历史，更不是只有近代史。我们要对天津有更清晰完整全面的认识。

如何呵护好母亲城？不能忘，我国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先生嘱咐我——天津要立足整体保护，地上地下，长城运河，还有海河，都要纳入保护体系。找准历史文化的根，要在城市格局上体现出来源流，然后再谈风貌保护，才能纲举目张。近代百年从哪来？是古今中西碰撞出来的。“这点天津最具代表性。不能厚此薄彼，嫌贫爱富。”

且思且行且珍惜。历史文化名城凝聚了城市的发展规律，掌握了它，就找到了城市发展的源动力。名城保护不能仅是一本规划和一项局部工作。恕我直言，天津近些年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究其根源，不乏文化认知上的问题。与同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线大都市相比，我们还没有把历史文化置于更高更核心位置。2011年中秋，拜访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谈及家乡，他动情道：“天津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一定要充分重视起来，不能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我已垂暮之年，耳聋目盲，但对家乡文化的眷念，仍怀赤子之心。”“作为天津人，我斗胆建议，应该把文化气氛进一步宣扬起来……一个世界知名的天津市，主要看什么呢？要看看天津文化方方面面的面貌、气氛。我盼望天津所有的同志想想这个问题。”

文化是举旗帜，引方向，凝心聚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天津的灵魂，是一座富矿，要真正践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须把历史文化名城置于城市整体定位、整体发展的方方面面。

让历史文化名城赋能天津城市发展。将12月23日设立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是在天津名城保护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基于修复历史文化名城才提出的呼吁。天津的名城保护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考古学家陈雍先生概括为：一个人地关系大规律，考古遗存分布从山到海纵横十万年；三个时段大历史，十万年以上人文史、千余年城市形成发展史、百余年近代史；五个层级古代城市体系，按人口数量和地理相关构成的从村到城五个层次等级。三元结构近代城市，中国传统城区与外国租界区、河北新区共存的格局。此为天时。依山傍海，人杰地灵，“九河下梢”“河海要冲”，四通八达，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厚，形成连接国内外、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纽和大市场。此为地利。天津人爱乡敬土，对城市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津津乐道，还有权威专家对天津寄予厚望、给予指引。此强大的凝聚力和城市活力，为人和。

谢辰生先生是力推天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推动天津名城保护重归正轨的关键人物。据他回忆，在天津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之后，曾制定过一个保护规划报国务院。“天津还有其他几个城市的规划一起送（国家）文物局征求意见时，我发现其中天津规划最好，所以我对天津的名城保护充满信心。”“万没想到，在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天津竟然完全不考虑原来的规划，而对老城区大拆大改，致使老城内街区遭到严重破坏，城外著名的大胡同、官银号、估衣街面目全非，甚至上了小学课本全国知名的三条石和天津著名的金钢桥都被拆除。”

城市怎可重来？面对谢老痛心疾首的天津老城区大拆大改，我国著名作家、学者冯骥才先生挺身而出，召集一大批本土知识分子为城市保护奔走呼号。文化先觉虽无法阻拦推土机，却唤醒了天津，乃至全国公众对城市的文化自觉。越来越多的天津市民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老城，保护老城，怀念老城，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2004年，天津从官方层面开展了纪念设卫筑城600周年系列活动，12月23日（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为天津生日，渐为公众所知。

谢辰生先生还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进程的重要推动者。2008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他的建议和全程参与下，天津成为国家重点督办城市，以纠正五大道“聚客锚地”工程为切入点，全面推动了天津历史文化名城落实整体保护的进程。不能忘，在此期间，张文彬、罗哲文、徐苹芳、陈志华、张忠培、马自树、赵德润、阮仪三、周治良、李先逵、杨志军、张廷皓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对天津名城保护给予大力支持。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不能忽略老城区。2009年12月23日，我开始呼吁设立“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将老城纳入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将“天津卫故城遗址”认定为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年努力，积累共识。2020年，“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被纳入天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方案。这一年12月23日，在冯骥才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天津市在鼓楼隆重举办为城市庆生活动。寒夜里，温暖一座城，最暖是人心！

如今，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开展“天津建城日”纪念已写入天津十四五规划。《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更明确提出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组织开展传统节庆活动、纪念活动、文化年等形式多样的文化主题活动”。我坚信，就像杭州有“西湖日”“良渚日”，天津终会拥有“历史文化名城日”，让天津生日成为天津人的节日，不会是梦。

发展的逻辑需要有清醒的认知。浙江省委宣传部近日推出的《浙江发展的大逻辑是什么》或可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浙江是资源小省，主要指的是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就文化而言，则是资源大省，万年上山、五千多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资源无比丰厚，特别是千百年来流淌下来的人文精神是浙江人最为宝贵的资源。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对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习近平浙江足迹》中讲到，“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

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全面推进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首先是做好顶层设计，把历史文化名城置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其次是机制保障，制定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已酝酿十余年，不能再拖了。再有就是构建完整保护体系，应保尽保，用“绣花”功夫开展保护和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留住乡愁。

大运河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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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因水而生，因河而兴的城市。“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交通枢纽。从金、元时起，由于漕运兴盛促进商业繁荣而发展起来。明代在此设卫建城，进一步奠定了古城的基础。”这是国务院公布天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的介绍。

围绕城与河才能找到天津城市原点，才能“在城市格局上体现出来源流”。天津名城保护修复要聚焦于此做文章，不能让宝贵的历史财富变成历史遗留问题。在这方面，需重点关注红桥区，这里是天津城与河的重要枢纽。

不能忘，在推动设立“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日”过程中，天津文史耆老杨大辛先生曾给我写下这样的话：“古代天津是退海之地，曾多次发生海侵，因此社会发展滞后。根据考古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已有若干村落，最早的行政建制则为北宋时期金王朝设立的直沽寨，距今八百多年。明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当时筑城选址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之处，即三岔河口之滨，向东可达海口，有利于海上漕运，从此奠定了天津城市发展之基石。不过回顾历史演变状况，早在天津设卫之前，在今红桥区地带，由于南北运河通航，已是内河漕运的重要码头。无论人口聚落、商贸往来、文化形态，甚至名人效应，均居于领先地位，后来才逐渐转移到海河两岸地区。所以在纪念天津建卫筑城615周年之际，切不可忽略今红桥区地带率先形成天津经济发展纽带的历史地位。”

大运河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脉，大运河文化遗产是构建天津名城完整保护体系的核心要务。红桥区是天津城市发祥地。南运河、子牙河、北运河贯穿全域，于三岔河口交汇入海河，是历史上水上运输的集散地，天津的商业中心，我国近代教育的重镇，是天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存最丰富的区域。

天津是一座“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对传统城区的破坏，保护格局出现了“重近轻古，重西轻中”的倾向。2010年后，新一轮名城保护规划将老城厢、估衣街、古文化街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现又新增独乐寺、渔阳鼓楼历史文化街区，亡羊补牢尤为晚。然而，全面推进名城整体保护，还要把大运河摆到更突出位置，把老城区历史风貌的修复工作摆到更重要位置。因此，更要聚焦红桥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为天津发展提供重大战略机遇。借国家大势，打通运河、海河和渤海湾，充分发挥天津河海和港口优势，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红桥区“三河五岸”的区位优势，是连通大运河沿线和雄安新区水上航线的枢纽，而西沽正处在枢纽的交汇点上。做好西沽保护和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被破坏前的西沽（张凡 拍摄）

西沽是天津老城厢、估衣街等历史街区遭到破坏后，中心城区内仅存的，且保存完整的大运河历史聚落，是天津传统城区的缩影。这里有着几百年的运河与城市发展史，我国近代教育的起源，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理应是红桥区对外展示大运河文化形象之地。

2013年，天津市政府批复的《天津境内京杭大运河保护与发展规划》中，西沽作为重点地区纳入保护范围。遗憾的是，西沽依旧被划为棚户区，在2019年遭到大破坏。为此，国家文物局“专门致函地方政府要求对其实施整体保护”。更加遗憾的是，西沽依旧被拆得面目全非。风吹过，燕儿何时归？大运河历史积淀岂是一片废墟？

正在遭到破坏时的西沽

西沽是红桥区大运河工作的短板，红桥区是天津大运河工作的关键，天津是国家大运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为落实国家大运河战略，天津制定的《天津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天津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保护西沽的底线没有退让。困扰西沽保护的主要问题，仍在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落实保护也是改革的红利，事关区域发展理念和思路。2021年，十一届天津市委第九轮巡视在给红桥区的反馈意见中就指出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历史文化’重要指示要求不够深，保护传承利用存在差距”等问题。明确要求：“持续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可见，红桥区的新发展，离不开大运河。

红桥是亲切可爱的，最具生活烟火气。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这样的底气和优质资源。恕我直言，发展不能“转基因”，红桥区要有老城区思维，谋划符合老城区的科学发展模式，通过大运河保护优化文化教育和生态环境，优化产业布局，让天津人在此寻味乡愁，海内外宾朋在此感受天津。

助力天津大运河工作，为城市庆生，今年的大学生文创赛新增了大运河与城市历史文化专项。我在主持评审时发现，涉及红桥文物元素的作品最全面，其次才是杨柳青。在大学生眼中，红桥是天津大运河的代名词，比很多“着力打造”更深入人心。

我们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就会如何反哺我们的发展。区域发展没有统筹兼顾老城区保护和民生改善，才把问题一点点托大，“拆”非但解决不了发展问题，还会新增历史欠账。因此，西沽保护要回到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框架中来，严格落实国家和天津市关于大运河保护的相关政策和规划要求，将整体保护修复西沽与天津大运河博物馆规划建设相统筹。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有西沽一席之地，西沽成为天津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不应再是梦。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西沽与估衣街历史文化街区都在红桥区，这两个关键节点事关天津整体工作。红桥区的文物资源太丰富了，如由国内最权威专家宿白、谢辰生、徐苹芳、张忠培、黄景略共同认定的我国甲骨文重要辩识地马家店遗址，是殷墟甲骨文发现史上的重要坐标点。如今却也在一片废墟中，苦苦等待……我诚盼着，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早日“活起来”，赋能区域发展，让红桥这颗大运河畔的璀璨明珠，绽放出迷人光辉！

千言万语，无法割舍对城市的依恋！天津不缺乏文化资源，天津发展的大逻辑中历史文化名城不会缺席。增强城市文化自信，知天津、爱天津、护天津，才能建设好天津，让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作者：穆森

编辑 | 张 怡 实习编辑 | 李思雨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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