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增订版）出版笔谈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所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增订再版，在中国考古学走过百年历程迈入新时代征途中，重新修订出版增益学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日，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故宫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部邀请业界部分学者为此进行了笔谈，以期传承、弘扬老一辈考古学家治学成就与治学精神，推动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著者：张忠培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书号：978-7-5010-7731-1

定价：130.00元

孙庆伟（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张忠培的三个特质

故宫考古所的同仁寄来新增订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叮嘱我一定要写个读后感。其实张忠培先生一直在我的写作计划里。我查了一下电脑，早在2018年12月7日，我就设立了单独的文件夹，汇总了张先生著作的电子版，并开始做读书笔记。只是一晃三年多了，居然一文未成，实在是惭愧。借此机会谈一点我的切身感受，以表达一个考古后学对张先生的景仰之情。

我与张先生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多印象来自阅读。读其书，当知其人。在我心目中，张忠培先生具有三个特别鲜明的特质，这既是他的魅力所在，也是他一生事功的基础。

一是学问基础特别扎实。在中国考古学人的百年系谱中，张先生属第二代。这一代的考古学者十分关键，不但要在新旧社会的学术体系里承前启后，更要肩负将刚刚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科学考古学发扬光大的历史重任。也正因为如此，这一代有成就的考古学者数量最众，而张忠培先生是其翘楚。一个学者的成长与成才，内外因都很重要。张忠培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即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机遇与环境，他不但进入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师从一流的导师（苏秉琦、林耀华），并且有机会在一流的遗址（元君庙墓地）做一流的题目（仰韶时代亲族组织和社会结构研究），由此打下了极为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更难得的是，与前后代际的考古学者相比，张忠培先生这一代考古学人不但有极其丰富的考古实践，他们还系统完整地接受了唯物史观的熏陶，从而具有强烈的方法自觉和理论自觉。以张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考古人，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考古实践，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探路者和主力军。因此，张先生的很多研究都能够将细致入微，有时甚至是繁琐琐碎的考古材料分析与宏大叙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致广大而尽精微，生动诠释了中国考古学独有的才、学、识，让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立”起来。

二是干事创业特别投入。张忠培先生历来鼓励考古后学们“要学习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强烈的事业心和艰苦奋斗、勇于求实的作风”，这绝非泛泛之语，而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他的人生写照。在张先生的追思会上，严文明先生称赞张先生特别想干事，能干事，而且能干成事，可谓知人之论。提到张先生的事业，大家首先会想到他创办并发展壮大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这当然是张先生付出心血最多，也最引以为自豪的业绩之一。但我始终觉得，张忠培先生不仅属于吉大考古，他更属于中国考古。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虽然草创于李济、梁思永、徐旭生这一代学者，但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却是在夏鼐和苏秉琦的直接指导下，以张忠培先生及其同辈学者为核心的艰苦奋斗下才得以确立的。张先生一生有棱有角，勇于任事，敢于直言。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张先生与“新考古学”的论争，还是他念兹在兹的《考古学方法论》讲义，其实都是为了呵护中国考古学那初生的，还十分稚嫩脆弱的学术根基。特别是关于“新考古学”的争论，有学界同行对张先生有很大的误解，狭隘地理解为意气之争或山头之争，真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张先生晚年，他不惜耗费最后的心力，亲自编定了三部文集——《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和《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为中国考古学的自强与自立发出生命的呐喊，彰显了他对中国考古学的挚爱与忠诚。读张先生著作，观张先生行事，深深体会到替中国考古学护法，为中国考古学立心，才是张忠培先生毕生事功所在。

三是创新意识特别强烈。张先生在总结自身学术经历时曾说，反思性格贯穿了他的研究始终。张先生所说的反思，我理解其实就是创新。张先生常说，他的每篇文章“皆是在不吐不快的状况下一蹴而就的，是感情的喷发”，都是自己的“新收获、新见解”。在北大求学期间，张忠培就是对当时考古学研究“见物不见人”表达不满的学生代表之一，并且明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中国的考古学领域是当务之急”。这固然不乏年轻人在新社会新思潮下的冲动，但更多体现了张忠培求新求真的性格禀赋和治学旨趣。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考古学往何处去，基本上是依靠张忠培这一代考古学者的摸索与实践。这个过程既极其艰辛，也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既需要学者们的艰苦卓绝和锲而不舍，更有赖于探索者们挑战权威并超越自我的巨大勇气和创新意识。张先生就是具备这样素养的人，既有扎实的考索之功，又有卓绝的独断之力。除了对“见物不见人”的质疑，张先生后来对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深化，对仰韶文化的解构，对考古学局限性的反思，对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的摸索以及对“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执念等等，无不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求实求新的作风和始终如一的奋进姿态。张先生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分为二，20世纪70年代以前侧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此后则关注考古学方法论和原始社会向秦汉专制社会的转变，这其实正是张先生在考古学“透物见人”道路上不懈追求、不断超越的真实写照。

张忠培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既得益于他身处中国考古学的大时代，更得益于他以极高的热情，极强的意愿，主动融入大时代，在时代和学术大潮中奋勇搏击，终成考古学一代大家。“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值此中国考古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我们自当赓续前贤，踔厉奋发，做出无愧于学科，无愧于时代的新成就新贡献。

罗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不可捉摸的历史的真实性是可以探索的吗？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希望通过中国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引领我们踏上这条道路。

本书实际上是张忠培先生多年前的著作《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一书的修订本。本书始终洋溢着他对探索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实践的热情。要正确认识中国考古学发生以来的道路，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内容，回顾学术史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张忠培先生用相当的篇幅回顾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生以来的重要人物：李济、梁思永、夏鼐和苏秉琦等。李济的西阴村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梁思永则是田野发掘中依据文化地层发掘方法的创始人，他的操作方法至今还影响着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规则。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的奠基人，贡献是多方面的，用张忠培先生的话来说是:“也非短期内所能超越的，……，却磨灭不了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历史作用”。可能由于苏秉琦是他老师的缘故着墨更多，不但阐述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学说，也回忆了老师过去的点点滴滴，朴实无华的辞章中透露出对老师的无限情感，催人泪下。

张忠培先生在本书中对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充满信心。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最先刊载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一书中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这篇文章。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已经消亡的社会，考古学家所依赖的多为自己的经验或常识。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一些现实存在的民族，通过对他们诸多方面的观察调查，不但可以知道其文化面貌，也可以了解其社会制度。张忠培先生研究生期间的另一位老师就是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据说他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听完了苏联专家民族学的所有课程。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才使他如虎添翼。他在研究元君庙墓地时推测，以合葬墓、墓区、墓地为代表，相当于民族学上的家族、氏族及部落三级组织。注意到血缘关系、男女分工，进而讨论了仰韶时期的社会制度。这些都得益于他的民族学知识，《元君庙仰韶墓地》是他终身引以为自豪的考古学著作，当然也是他考古学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赵宾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表面上看，《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是张忠培先生的一本学术文集，可是从收入文集的各篇论文所讨论的主要内容来看，基本上都是涉及“中国考古学以往走过的道路，今后该走的路，考古学是什么样的学科，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何以层位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如何运用层位学、类型学，怎样通过遗存及其与时、空的关系探讨考古学文化，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研究历史，考古学的局限性，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而只能接近历史真实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主题——考古学方法论。

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本质上就是一本关于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专著。因此，在中国考古学极度缺乏属于自己的方法论著作的情况下，2022年文物出版社重新出版张忠培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增订本），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也更加符合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和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

张忠培先生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自选集，名为《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此后陆续编辑出版的7本自选集，全部以“中国考古学”冠名，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1994年）《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1999年）《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动文明的历程》（2004年）《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2005年）《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2018年）《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2018年）《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2018年）。从“北方考古”到“中国考古”的转变，体现了张忠培先生宽泛的学术视野、宽阔的学术胸襟、宽宏的学术气度和志存高远的大气、求真务实的正气、敢于担当的勇气。

张忠培先生去世之后，由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永远在路上》（2020年）和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张忠培考古学讲义》（2022年），仍以“中国考古学”冠名，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完整、系统地体现张忠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意识。

朱延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张忠培先生《中国考古学》9卷本学术文集之一，《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问题上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精读这本著作，不仅能够让我们深刻地领会到“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也能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张忠培先生的为人为学之道。张先生一生坚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寻找考古学理论、方法，推进了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对丰富世界考古学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忠培先生离开我们5年了。年初受张晓悟之托，校勘《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这部聚考古思想精华的名著。同时，因《中国考古学：永远在路上》刊出后仍有一些体现先生学术之道的文章未能收入他的文集，遂与晓悟和杨新改商量，另加两篇文章，以增订版的形式重刊此书。

校勘文集，也是更深层次的学习。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昔日先生施教时的生动画面不时地浮现在眼前。

此书最初的版本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汇集的文章内容主要是张先生在以往田野考古和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一些思考。《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稿于1982年）和《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稿于1984年）是其中的代表作。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及其分期和源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不得不经过反复实践方能释其真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考古界逐渐熟悉并掌握了诸如“某层下开口的单位”“遗迹形成前的地层堆积年代和遗迹使用年代、废弃年代、废弃后年代”之类的“层位”概念，这当然是学科发展使然，而像《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这样一批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著述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在考古学蓬勃发展的今天，重刊标志其进步历程的经典之作，也是弘扬中国考古学的必然选择。

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在《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又收录了张先生这5年间发表的相关著述。集中体现这段时间理论建树的是1998年成稿的《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文章在赞同“中国考古学进入了黄金时代”的同时，不无担忧地指出“考古学的局限性”。其实，这个“短处”众所周知，但每当面对重大考古发现或通过新的科技手段获得重要信息时，轰动效应往往会引起人们过高的期望，以至于“对考古学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而陷入某种“幻想”。有鉴于此，必须强调要“勇于直面”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预测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当年的这一警醒现下尤其适用，故增订此书颇具现实意义。

此次增订收入文集的《漫议考古报告》2001年发表于《中国文物报》。文中的4项要求不仅“定位”了编写考古报告的操作规范，更是在做人的层面上提出的职业道德操守。陈雍先生告知，此文后来被作为国家文物局下发的“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工作高级研修班基础讲义”之一。如是，这是对先生文集的一项重要增补。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考古学家永远的任务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的初版叫做《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1994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还在北大念硕士。找到原来的版本，翻看已经有些发黄的书页，一些书边空白处写满了当时的读书心得。这是张先生的书中我认真读过的一本，书中讨论的正是我当时非常关注的问题。书并不厚，但所涉及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理论探讨，是所有学生都需要认真阅读的。如今我已是从事考古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的老师，本书仍然是我布置给研究生的重要阅读材料之一。如今本书增订出版，丰富了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促进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1989年入吉林大学就读时，张先生已经调到故宫博物院任院长，很遗憾没有上过张先生的课，上学期间张先生回吉大，给我们做过一次讲座。张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基础理论领域少有的思考者，时过境迁，尽管我不一定都同意张先生的观点，但是我高度赞同张先生在这个方面的努力。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何以可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把考古学放在整个科学的范畴中来考察，还需要从学术史的角度追溯，并对照考古实践来调整自己的答案。张先生正是这么做的，他以六个里程碑来标志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重要发展，简明扼要，非常有利于理解。他结合考古实践详细介绍考古地层学（后来他称之为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要旨与问题。不过，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学生对他的访谈。可能因为我一直都是学生，同时跟张先生一样关注大学的考古教育问题，所以这个部分读来特别亲切。学生的问题可能不那么深入实践，但是往往涉及的都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张先生都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回答。

张先生关注中国考古学的根本问题还是考古学如何走向历史真实，更确切地说，就是考古学如何通过物的研究来重建没有文献的历史。这项任务对于考古学来说无疑是艰巨的，可以说是考古学家永远的任务。考古学在揭示历史真实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物质遗存是古人活动的直接遗留，相对而言，历史文献经过历代传抄、加工，离历史的真实可以说是越来越远的；再者，文献总是由特定群体书写的，容易忽视社会的其他群体。考古学的出现可以说弥补了这样的缺憾。当然，考古学也有其局限性，如何有效地从物质遗存中提取到充分的信息？如果信息不够充分，我们该怎么办？张先生注意到自然科学、民族学对考古学的重要意义，不过，他没有忽视考古学的主体性，那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发掘、整理、分析等田野考古的基本手段深入到考古材料中去，这才是考古学家立足的根本。

张先生在研究中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与“通古今之变”，这是我极其赞同的。实事求是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求实，上穷碧落下黄泉，切切实实地找到古代遗存，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正确地把握时空关系，让那些看起来零碎无比的材料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然后是求是，从事实中去寻找真理，透过考古材料去探寻历史的真相，从真相中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无疑是科学的态度。而对“通古今之变”的强调，则是回到了人文的角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或许可以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开山宗师，他的这句话揭示了考古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本质。张先生回到司马迁，也就是肯定了考古学的人文属性，考古学在作为科学的同时，不要忽视了人文。

斯人已去，重温经典，也许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李季（故宫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馆员）

今年7月5日，张忠培先生已经离开我们5周年了。故宫考古的同仁前往先生墓地祭扫并组织了以传承、弘扬先生的治学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适逢文物出版社推出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增订版），使我们得以在纪念中国考古学百年的大背景下，更深入地探讨张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学术视野和路径，更好地思考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走向。

张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开宗明义提到他本来是要实现将讲义整理成书《考古学方法论》的多年夙愿，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先是把相关的15篇文章结集出版《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1994年），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为24篇文章《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1999年），直至这次增补2篇文章再版（2022年），实际上已经比较全面表达了先生对考古学方法论毕生切磋琢磨的心路历程，清晰阐述了他对中国考古学不断再认识的基本观点。我当年在吉林大学聆听先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课程时就体会到，张先生似乎并不太喜欢标准教科书、辞书那种平铺直叙、面面俱到的刻板方式，而华彩乐章、精辟金句往往出现在先生厚积薄发、不吐不快的那些有争议题目上。所以，这种将多年精彩文章集萃的形式可能会更全面、更精准地反映先生的治学心得和灼见。

张先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喜欢自己拉一个提纲作为参考，讲到兴之所至，脱稿发挥，天马行空，其实都不离宗旨。所以阅读集子里的先生讲话记录稿是饶有兴味的。特别是集子中的三篇访谈：《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198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与考古系一众青年教师和校友的座谈记录；《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1992年）是在寓所接受《东南文化》杂志记者访谈；《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1997年）是接受《史学史研究》主编访谈，我感觉更接近先生平素在书房和几位学生侃侃而谈的状态，尤其在提问者问出先生认为到位而尖锐的好问题时，情绪受到激发的先生犀利、独特的语言表达，今天读起来真是有重现先生聊天时音容笑貌的现场感，无比亲切，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会有更深的感悟。

再过两年（2024年）将是张忠培先生90周年诞辰，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故宫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张忠培研究中心）的同仁们都在全身心投入各项考古调查发掘整理与学术研究工作，相信会有不断涌现的新成果、新收获向先生汇报。给先生扫墓那天，看到前往献花的年轻同仁基本都是80后、90后的青春面孔，也相信作为30后的先生对他挚爱的考古事业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相传、日益昌盛会倍感欣慰。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张忠培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增订版）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着书中熟悉的篇章和马老师的签名，感慨万千。

如果把《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和张先生最后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三本书合读，就会发现张先生在参与建立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坦率地讲，我对先生所治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比较陌生，很多内容我自己根本不懂的。张先生的文章和理论于我很难，更多是在道与术的层面体会。除了从文章中自己感悟外，张先生一般是让我自己先读，然后再到他书房里给我讲他自己的认知和想法，不对的地方先生会随时指出让我再想。尤其是张先生的新作，先生会让我自己读并谈自己的看法，一定要真正理解才行。记得张先生为《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一书写序言时，从该遗址出土的尖底瓶（M97︰7）看到了从西阴文化到马家浜文化的传承体系，而且在对比本地文化特征的陶罐（M97︰8）的质地后指出两件陶器虽有烧造批次和取土地点的不同，但都是使用本地黏土制成的。我发现张先生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已走出考古学研究而进入了当今较为前沿的技术史研究的范畴，其视野和研究方法，对相关领域研究的引领作用不言而喻。《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张先生以青铜器和铁器的冶炼和普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纲要性地指出中国古代手工业考古的目的和方法，也是目前关于手工业考古的最权威论述之一。回想2005年我在景德镇丽阳乡磁器山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时，行前张先生和徐苹芳先生都一再强调要从手工业考古的范围内多进行观察和思考。张先生说景德镇烧了一千多年瓷器，多发现或少发现几个窑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不同的窑址发现一千多年的生产史上揭示陶瓷手工业发展变化的轨迹；而徐先生让注意观察是否可以在景德镇瓷业考古遗存中发现从农副业到家庭手工业，再到集约化手工业生产变化的证据。两位先生所言用语略异，但同样高瞻远瞩、具有指导作用。

张忠培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考古学家，既强调术、也强调道。在考古学界，重思想与哲理者并不少见，但像张先生一样术、道并重，还身体力行者，并能指出考古学局限性的则不是很多。

谨以此文纪念张忠培先生并祝贺《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增订版）出版，希望该书能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增砖添瓦。

徐海峰（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张忠培先生的经典著作《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堪称中国第一部探讨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个人专著，是一部构建中国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的著作。今增订再版，继以增益学林，于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亦有更加现实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学术史层面，张先生分别对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先生的考古生涯和对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学术贡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述，进而以“揭示考古学所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或其实践的一些重大科学事件”为标志，体现中国考古学前进与发展的主流，将中国考古学的历程分为六个阶段，同时对其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进行了阐释。对于学术史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是学科行稳致远的基石。张忠培先生以其炽热的家国情怀，对筚路启山林之中国现代考古学前辈大家艰辛探索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努力构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矢志中国考古学派的建立，全面深情地回顾，客观精深的评价，先贤的不朽治学精神，拓荒创新的功绩，是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前行的力量源泉，同时也反映出张先生自己问学传薪、继往开来、务实求真的学术品格。

从学科自身层面，张先生全面继承并发扬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考古学基本问题包括理论、方法、对象、目标等进行系统的总结和阐述，构建起中国考古学自身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张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层位学与类型学”“人、遗存、时、空四维关系”“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聚落考古”等深湛论见，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指导。而张先生30余年前对考古学与民族学、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之讨论，则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在多学科不断融合、多样化手段不断运用、科技考古大发展的当下，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意义，反映出一代大家扎实的学养和非凡的洞见。

从学科走向层面，个性、时势与境遇的内外因，以张先生为代表的一代考古大家，始终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坚持真理的品格，与时代紧密结合，冷静思考中国考古学的走向和未来发展。张先生与北大青年教师的座谈、答《东南文化》记者、《史学史研究》访谈等，集中展现了张先生自己的治学之路、治学心得、学术体系，以及对中国考古学现状及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走向等的思考，从中可勾勒出张先生的学术思想轨迹，也闪耀着张先生的独立人格魅力。与此同时，基于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张先生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检讨与反思，指明考古学的局限性，“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出”，此为学科永葆活力求索不已的源动力。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故宫考古研究所苏天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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