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先生与良渚的故事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意味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了纪念这一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将7月6日定为“杭州良渚日”。

每年的这一天，杭州和余杭都会开展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纪念活动。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想起良渚的恩人——张忠培先生。张先生对良渚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文化传承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感恩。

三年前的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亲历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性瞬间。当时，随着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大会主席、阿塞拜疆文化部部长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手中的木槌重重落下，良渚古城遗址宣告申遗成功。瞬间，我感慨万千，泪流满面，心中默念，“张先生，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了，今天终于可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了”。

良渚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被国际社会公认，改写了世界文明史和中国历史，给出了“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夺取了践行“三个有利于”重要批示的首战之捷，见证了我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巅峰时刻，也是我们向共和国七十大庆献上了厚礼。当时，我默念了一句：“张先生，良渚古城申遗成功了，您生前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2016年6月13日张忠培先生领衔，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四位老先生联名向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我们有把握地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当之无愧的见证。我们郑重地给您写信，提出建议：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将良渚遗址，这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伟大见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长达273字的重要批示，从此，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步入了快车道。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下，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各级党委、政府和良渚遗址管委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取得了良渚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利用工作的巨大进步。我们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我最想感谢的是张忠培先生。毫不夸张地说，良渚遗址在国内国际有这样崇高的地位，跟张先生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张忠培先生是湖南长沙人，1934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等职。2017年7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张忠培先生公开发表了《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中就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的重要论断。先生根据对良渚墓葬的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这一超前的认识，对于长江下游区域性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把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起初，考古界对良渚的认识比较模糊，甚至有段时间将良渚归入龙山文化。到了1959年，夏鼐先生才命名为“良渚文化”。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从瑶山祭坛、莫角山台地、反山王陵、良渚古城，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至，石破天惊。这中间，都留下了张忠培先生的足迹，也实证了张忠培先生的科学判断。

1986年，反山王陵的发掘，震惊了考古学界。随后，1987年发现瑶山祭坛、1992-1993年莫角山夯土台基的发掘，考古学家们逐步认识并确认了杭州北部的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核心地位。1992年，张忠培先生在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孟宪民处长的陪同下到莫角山遗址调研，张先生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区域内高等级建筑、墓葬间的关联，为良渚遗址的大范围保护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以后的许多年，张忠培先生对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传承工作进行了长期的、全面的指导，使得良渚遗址走上了从点到面、从考古发现到大遗址保护、从文化认识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阐说与实证的道路。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成立了正区级的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同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2002年，浙江省政府成立的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了张忠培、严文明、宿白、谢辰生、黄景略等国内知名考古学家为良渚遗址保护咨询委员。

2006年11月举行的“纪念良渚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张忠培先生从玉器的角度，阐述了良渚文化的发展高度。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反山、瑶山的发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向。良渚文化玉器工艺无与伦比，在当时来说是最发达的，不仅是中国玉器的代表，而且体现着文化与文明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哪个地方的玉器都不能和良渚玉器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仰韶文化，第二个就是良渚文化。在一系列重要考古报告发表后，良渚文化研究从现在开始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要纳入到遗址保护中去”。

说来也非常神奇，“70周年会”后的良渚研究，恰如张先生指明的那样“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着城墙、水坝等大型修筑工程的发现，良渚遗址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升华。2006年底，良渚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莫角山西侧的葡萄畈遗址发现了以铺石垫底的良渚文化堆筑高地，认为可能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或良渚时期的大型河堤。这一推测引起了张先生的高度重视。

2007年的1月22日，张忠培先生来良渚遗址所在的瓶窑镇大观山村葡萄畈考察了发掘现场。6月19日，张先生再次来到良渚考察了白原畈发掘现场，听取了考古进展情况汇报。他兴奋地说：“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6月23日晚上，张先生在考察完宁波、舟山两地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后，又特意折返良渚小住，为的是更深入细致地了解良渚遗址的工作进展，并为良渚遗址的将来出谋划策。24日，张先生在下榻的旅馆里与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的刘斌等考古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讨论葡萄畈遗址的下一步发掘计划，以及如何围绕莫角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一直开到了深夜。同年11月16日，张先生再一次冒雨考察了良渚古城四面城墙的发掘工作，提出“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持续性考古，要搞清莫角山土台与城圈以及外围土垣遗址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年里，通过张先生多次亲临现场的指导与敦促，终于有了11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那个被誉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随后，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刘斌团队严格遵照张先生提出的良渚考古“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原则思路，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

2008年3月21日，张先生又一次对良渚古城进行考察，指出“城墙遗址年代上限不晚于良渚晚期，回应了外界对良渚遗址新发现的城墙遗迹的年代质疑”。

2015年12月26日，张先生受邀考察老虎岭、周家畈等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迹，对这些年来发现的良渚水利系统给出了科学的评判。关于大遗址发掘到大遗址保护，再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张忠培先生以良渚为范例，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了“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考古”的原则，建议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需以“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为理念。2009年6月11日，张忠培先生出席良渚遗址保护行动暨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仪式，12日，出席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并作了题为“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的报告，把大遗址保护的良渚模式向全国进行了推介。良渚遗址从此成为了我国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的“模范生”。201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我国第一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榜上有名。进入新时代后，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巅峰时期。这个时期，张先生多次指导良渚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出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考古工作，通过不断进步的文保技术支撑遗址保护”。他对于“考古遗址”与“公园”的含义及关系给出了建设性的定义，指出“考古遗址公园”不是一般性质的“市民公园”，既要作为保护、管理、研究、展示遗址的机构，又要保护并展示遗址的外在形态，公园的形式要服从遗产价值阐述内容，切忌简单类同一般性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面向公众，需要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传达考古知识，展现良渚文明，增强文化自信。“在良渚，玉文化为其神髓，在新文化建设中，就应该吸取其部分元素，古为今用”。2012年，良渚遗址第三次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目录预备清单》。2015年5月，在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持召开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推进会”上，张先生指出，“申遗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推动遗址本体的保护和传承。良渚文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实证，具有突出的特点和代表性，良渚文明是以玉器表现文明，在中国同时代中最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城。在良渚申遗的关键阶段，考古、文保、展示等工作都应围绕着申遗这一目标展开，最终目的是通过申遗加大对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宣传，为中国做贡献，为中华民族做贡献”。

关于良渚博物院的建设，张先生也非常关心。早在2007年初，张先生就对良渚博物院新的陈列给出了“三个关键点”的指导性建议：一是要把握好大的学术架构，任何文化在进入文明时都会有暴力、有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时血缘关系没有断，不是奴隶制，这与完全的压迫社会有所区别。良渚文化处于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即王权时代，王权与神权并立。展示良渚文化，不能回避良渚时期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但也不能纯粹以阶级社会来表现文明。良渚文化的特点是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工，从而形成管理阶层，出现国家。二是要正确定位，不能就良渚论良渚，要把良渚文化放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考虑展示问题。要从良渚反映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从中国反映世界文明史。同时，又要从世界视野看中国历史、从中国文明史看良渚文化。三是要把握好陈列方式，陈列要做到“提高的基础上普及”，除了要有研究，还要有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寓教育于欣赏中。展厅里不能光摆玉器，要实现主题下的器物灵活组合，使整个展览成为“有主题的好音乐”，避免刻板说教。

后来，在良渚古城申遗过程中，领导让我担任良渚博物院新陈列改造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我们几乎完全采纳了当年张先生的指导性意见，结果，得到了业界和公众的好评。2008年3月，张先生出席了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召开的“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会后，又一次提到良渚博物院的展陈问题，第一次提出“雍容华贵，高雅亲和”的陈展基调，指出了若干细节问题，比如：第一，博物馆要以遗址为定位，从良渚遗址到良渚文化，再到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均要有所体现；第二，良渚已进入文明社会，就要体现出良渚文明的鲜明特点。第三，带有特征性的纹饰可截取其基本单元，以烘托环境氛围。

2012年，张忠培先生发表了《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再一次重申了“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观点，并将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明确表述为“神权最高，军权居次”的“政教合一”国家。可以说，张先生是最早提出“良渚文明”的学者，张先生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信服。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第二年的清明节，我特地到北京，在张先生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知道先生生前一向喜欢抽烟，我就在他的墓碑前放了一盒烟，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张先生的感激之情。

作者：陈寿田

作者单位：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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