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秦汉栎阳城：1980～1981年考古报告》序

《秦汉栎阳城：1980～1981年考古报告》付梓之际，编著者嘱我为这本田野考古报告作序。

《秦汉栎阳城：1980~1981年考古报告》（全三册）

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定价：968元

1979年我和李毓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队青龙寺遗址参加马得志先生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年底考古研究所领导征求我和李毓芳对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意见。当时考古所希望我们继续进行古代都城方面的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1956年以来的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等。我们考虑到汉长安城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不论在当时及以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本身的复杂性、未知的多样性等因素，加之历史文献记载的“汉承秦制”，提出如果在开展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选择一个与其时代、性质相近，历史沿袭关系密切且规模较小的城址会更好一些，这样可以“以小见大”，取得一些经验。于是我们就提出希望到时属陕西临潼武屯的古代栎阳城址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想法。考古所、研究室的领导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1980年春节刚过，我和李毓芳就从考古所西安研究室到栎阳城址开始了田野考古工作。从1980年初至1981年底，我们开展了两个年度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工作。我们当时把秦汉栎阳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定位于主要对秦汉时代都城遗址考古重要遗存“砖瓦”的时代了解、城址的主要空间形制与基本布局探索，前者是为今后秦汉都城遗址田野考古中“时间”的“认知”寻找基本物化载体，后者是使研究不同时期秦汉都城遗址的“空间”基本形制有所对比与参照，从而能够便于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变化，上述二者组成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即研究对象的“时空”变化探索。

这一期间我们的秦汉栎阳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基本达到田野考古工作任务与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预期目的。一大批秦汉时代砖瓦建筑材料的取得，使我们认识到它们与秦咸阳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的“不同”和“相似”之处。通过对比以往三个遗址考古发现砖瓦的不同与相似之处，使我们对秦汉栎阳城、秦咸阳城、汉长安城遗址主要考古发现的砖瓦建筑材料特点有所理解，也使我们在探索秦汉时代瓦当当面纹饰发展变化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形而下”的瓦当当面纹饰的变化关系，进一步探索这三座城址的瓦当所折射出不同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形而上”政治哲学理念之不同，此后我们相继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战国秦汉瓦当研究》［《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秦汉瓦当概论》（《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汉代文字瓦当概论》（《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卷》，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汉长安城遗址及其出土瓦当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论文，提出从战国时代中期秦雍城的“涡纹”“葵纹”瓦当，到战国时代中晚期的栎阳城遗址出土“涡纹”“葵纹”向“云纹”的转化，这些国家宫殿建筑及其相关建筑材料（如瓦当的当面）纹饰不只是“图案”的“艺术”问题，更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理念变化的折射，因作为宫殿建筑的云纹瓦当是宫殿屋顶房檐处最引人注目之处，其云纹的使用将帝王宫殿象征成“天宫”，这也就是皇宫何以又被视为“紫微宫”的原因，都城宫殿建筑的瓦当当面纹饰从“动物纹”到“涡纹”“葵纹”，再到“云纹”，突出反映了从“王国”到“帝国”时代的国家统治者重要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对这一学术问题的探索，是基于秦汉栎阳城遗址的时代介于从“王国时代”末期的战国中晚期到秦代与西汉时期，因此其考古发现与研究至关重要。

至于战国秦汉之际栎阳城址发现的秦汉时期南北排列的东西向道路，与此后汉长安城内东西向南北排列的三条大道规划形制应该反映了二者有着一定发展关系，而且后者对以后东汉洛阳、北魏洛阳城、北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城内南北排列的东西向都城干道的路网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西汉长安城以“南部”为重，东汉洛阳城从早期到晚期形成由“南”到“北”，此后北魏洛阳城、东魏邺南城、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则变为由“北”到“南”，北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又形成“居中”的形制，就中国古代都城路网布局而言，城内南北向三条东西干道分为南、中、北三区，其变化规律是由“南部”到“北部”，再“中部”的空间分布变化。汉长安城至明清北京城城内三条与南、北城门相连的南北向干道，则主要以“中部”贯通都城的南北向道路为主，也就是都城的“中轴线”，其形成于北魏洛阳城，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就都城东西向三条干道而言，其所形成的都城路网格局就现有考古发现而言应该始于1980年至1981年考古发现的秦汉栎阳城。

1980～1981年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另一项田野考古重要学术成果是帝国时代考古发现探明最早的亚字形之“帝王级”墓葬，即汉太上皇陵墓，这也是继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发现安阳殷墟西北岗商代亚字形王陵之后的第二次重要考古发现，它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之初对战国时代晚期秦咸阳城地区秦国的“秦东陵”与都城“咸阳”附近秦王陵及帝国时代的秦王朝与西汉王朝帝王陵墓亚字形墓室的探索。

1980～1981年的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试掘之发现，应该属于秦汉栎阳城的“晚期”城址，而21世纪早期开始的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发现的时代可以早至战国时代中期，也就是秦献公与秦孝公时期，因此“栎阳报告”编写者将其作为该报告的组成部分，这是很好的考虑。虽然1980～1981年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成果已在1985年《考古学报》发表，但那只是一份“中篇报告”，大量考古资料限于杂志篇幅，不可能全部刊出。现在作为“栎阳城遗址考古报告”组成部分，这是编著者很有见地的安排。对此作为当年主持“1980～1981年栎阳城址”考古发掘、研究的人员，我对他们科学、严谨的学术精神表示敬意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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