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 6座祭祀坑出土文物近13000件 祭祀坑埋藏年代确定

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6月13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上，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执行领队冉宏林介绍，正在进行埋藏物提取阶段的7、8号祭祀坑又有新发现。

6座祭祀坑出土文物近13000件

202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K3、K4、K5、K6、K7、K8）进行考古发掘，截至2022年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6座新坑直接开口于宋代堆积层之下，其中K6打破K7。

祭祀坑平面形制可分为宽长方形、窄长方形和近似方形三类，K8面积最大，约19平方米，K5和K6分别仅有3.5平方米和4.1平方米，面积甚小。面积越大深度亦越深，K3和K8最深，深度均超过2米，K5最浅，深度只有50厘米上下。所有“祭祀坑”的方向均非正南北向，长轴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K1、K2、K3、K4、K5）或者西北—东南向（K6、K7、K8）。

各坑的埋藏堆积，除了K5和K6在填土堆积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之外。其余几个大坑以K7相对简单，直接在填土之下掩埋象牙和薄片状为主的金器、铜器和玉石器，K3、K4在象牙堆积和填土堆积之间均有一层灰烬，不过K4的灰烬遍布全坑，而K3的灰烬层只分布于坑东北部。

冉宏林介绍，K8堆积最为复杂，先是埋藏众多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铜器等，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两侧填充夹杂红烧土块的黄褐色粉沙土，之后铺满整坑灰烬，再之上填充夹杂大块红烧土和“石磬”碎块的黄褐色粉沙土，最后填土掩埋。以上几座大坑不同埋藏堆积层之间并无明确界限，部分象牙实际上也混杂在各类埋藏文物之中，而K3还有几件铜器显然是象牙埋入坑之后才入坑的。K3、K4和K8的灰烬也并不单纯，包含烧土颗粒以及较多细小文物或大型文物的残片、构件。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K3出土1293件，包括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

K4出土79件，包括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

K5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

K6只出土两件玉器。

K7出土706件，包括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

K8出土1052件，包括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

较为典型的文物有K3的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铜戴尖帽小立人像、戴立冠铜头像、铜爬龙器盖、铜盘龙器盖、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铜兽首衔鸟圆尊、铜小神兽、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

K4的铜扭头跪坐人像。

K5的金面具、鸟形金饰、象牙雕刻。

K6的玉刀、木箱。

K7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

K8的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着裙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

文物清理修复与科学保护研究同步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持续进行，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说。

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确定“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清理工作按照《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等多项制度和规范，从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标准、清理流程、成果指标等方面实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整理阶段，经过精细、规范化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使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及金面具、金面罩等一批“重量级”器物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目前已经清理青铜器77件，玉石器120件，金器44件，象牙678根（段），象牙雕刻残件46件。

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坚持分析研究与保护同步展开的原则。通过保存环境电化学监测，探索环境与青铜器腐蚀的关系。

采用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发现K4灰烬层残存纺织物及丝线痕迹，采用酶联免疫技术发现K4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运用显微观察、高光谱和微纳CT分析，初步判断灰烬层K4没有明显分层；K4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该结果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红外复烧测温方法得知K4灰烬层燃烧温度为400度左右。

利用显微CT、扫描电镜能谱、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部分典型青铜器、玉器基体、锈蚀产物结构和成分、铸造工艺做了初步分析。正在进行的多学科研究工作包括象牙表面灼烧影响、玉器沁变分析、玉器玉料与微痕分析、金箔成分检测、青铜器金相分析、象牙古DNA分析等，成果陆续显现。

这些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为文物信息和价值阐释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预防性保护的考古发掘现场应急保护体系，通过自主设计并与相关单位共同研发，集成了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多功能考古发掘系统、应急保护平台、空气智慧调控系统、文物保护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环境与土遗址监测综合信息系统等科技设施设备，为出土文物保护特别是有机质象牙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温湿度控制，效果明显。

在集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馆，考古出土文物在整理研究的第一时间和大众见面，全面呈现了文物修复工作实景。在这里，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了解文物保护的基本技术、保护方法，枯燥而漫长、严谨又科学的文物修复场景。

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确认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实证是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冉宏林介绍。

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考古发现的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K4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K3、K8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K3、K4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K3、K7、K8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供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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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徐秀丽

来源 | “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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