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已逝的岁月：川齿记忆与三线遗产——杜辉《我的社区，我的厂：时空交错下川齿记忆》序言

在中国，有一类文化遗产叫三线遗产，不仅是因为它们位于特殊的地理区位，也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别的工业遗产。

所谓三线，是指1964以后因为中苏交恶公开化，双方剑拔弩张，关系高度紧张，中国最高领导人判断，中国同时被美苏南北夹击，形势严峻，遂决定将整个国土按照战时设想的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的具体范围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共包括13省区。中央决定在三线地区布局重要的军工性质企业，同时加强矿山开采、金属冶炼、道路修建等。国家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批共和国的优秀人才告别繁华都市，到三线地区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目的是为了备战备荒，增强国家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以及促进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也为了在特殊年代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留下一批火种与希望。这场涉及中国内地13省区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等基本设施建设，形成了一批著名厂矿企业，也包括在深山老林与沙漠戈壁崛起的一批新的城镇。

但是，由于三线地区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等因素，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经营发展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形势大为缓和，为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求，三线企业大多开始向军民结合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随着科技进步以及近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很多三线企业更是加速了调整转型的步伐，一些企业甚至关停并转，开始淡出历史舞台，留下一批独具特色的工业遗产，三线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随之变得日益突出。

三线遗产记录了时代风云，饱含爱国主义奉献精神，但是也有大干快赶蛮干，追求速度，牺牲效益，甚至带来人才浪费、环境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因此，三线遗产值得铭记和记取的内涵非常丰富。客观辩证地认识这段历史，从遗产物证之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和民族记忆情感，在三线遗产面临退出舞台、大量消失的历史关口，其抢救和保护就显得尤为必要，加强对三线遗产的系统深入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功课。

有人说，三线遗产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也是当时很能代表中国发展水平的一批工业设施之一，由于置身于不太协调的自然与社会背景中，遗产与现实的景观往往反差较大，既有较强的可观性，也具有丰富的文献档案资料可以参考，在保护利用传承方面容易实现物质性与非物质性遗产的紧密结合，成为诠释那段历史的具有相当情感和视觉冲击力的一类文化遗产，也成为它们所在地区转型发展走向未来的独特遗产资源。

如果按照考古标型物来说，三线遗产不仅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批工业遗产，其建设成就大多可以被视为是那个年代中国科技与工业的最高水平物化代表，而且作为特殊年代特别地点特别决策特别精神留下的遗产，相比于一般遗产，三线遗产更有背景、有故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重视，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的参与，所在地政府与人民的大力支持，超常规的建设与发展速度，等等，都是三线遗产的鲜明特点。因此，三线遗产可视性强，社会关联度高，相关信息丰富，容易讲故事，常常显得格外引人。三线遗产以军工企业为主，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后来的军民结合方面，也有不少亮点，对我国内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些三线地区有些方面甚至后来居上。

笔者曾经考察过被视为三线建设缩影的四川攀枝花，这座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城市，既有钢城和钒钛之都的美称，同时也是一个环境优美、气候良好的文化城市、生态城市，不仅很好地保存着大量的三线遗产，还建成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以文物陈列和场景复原等形式系统展示从1964-1981年的三线建设历史，将遗产和阳光、环境及其他工矿资源一并当作当地“工业 旅游 康养”定位的新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三线遗产被视为旅游和康养的重要引力源。

本书作者杜辉博士团队将文化人类学方法引入三线遗产的资料收集、研究和传承中，将成都齿轮厂及其所在社区作为新的文化田野，系统收集这一著名的三线企业相关人士的口述资料，梳理企业和社区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历程，既复原了一部独特的厂史，也试图编织起个人-企业-社区-国家层层交织的三线建设与历史变迁的记忆之网，对于全方位抢救保护三线遗产、讲好三线故事、传承三线精神，助力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开创性意义。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并非一条直线的急起直追之路，从洋务运动以来，就曾经有过多次文化认知与决策实践上的游移不定，有被帝国主义不断打断的噩梦，有自己再三犯下的各种错误，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都是极其沉重的代价。三线建设，先进尤其是军工性质的企业体系的内迁，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的上山下乡等，也逐渐撒播和奠定了一些难得的工业化基因和基础，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聚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条件，一跃而成为全球性的工业制造业大国。长期的农耕社会与不长的工业化进程，使得我们的工业遗产相对单薄，因此，三线遗产及其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

没有永存的企业、不死的个人，但有传承不息的群体记忆和民族精神。三线遗产与三线精神，在新时期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尤其是三线建设中的非物质性遗产，个体与集体记忆，更是一批容易被忽略的宝贵财富。本书所采集的口述内容，上涉司令，下关普通工人乃至厂矿子弟，其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其鲜活的记忆牵动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与各个方面，物证、人证和口传记忆共同见证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成功实现了从农耕到现代的跨越，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丰裕的物质性遗产，更将留下一种宝贵的民族精神，那就是不屈、包容、开放、乐观、勤奋与上进，等等，它们都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在面对未来时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

（杜辉《我的社区，我的厂：时空交错下川齿记忆》，科学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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