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园薪火传承——北京考古之作用

我要新鲜事2023-05-06 23:18:330阅

清末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保护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今人应负的历史自觉，是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径，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支撑。

北京历史文化深邃悠长、绵亘不绝。在这片沃地中，蕴藏着大量且珍贵的文物宝藏。它们当中的一部分，被考古人员拭去历史的尘埃、撩开神秘的面纱，成为博物馆中璀璨的珍宝。

保护文物，为建设创造条件

北京处于北方、中原、海岱三大古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有着50万年以上人类活动史、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时空庞博，物质文化丰富，自身特色鲜明。丰富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考古发掘为北京留下了各个成长阶段的活化石。近廿年是建设加速的时期，为配合各类建设，特别是南水北调、双奥建设、副中心、新机场、世园会等国家重点工程，所做的大量考古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城市建设。

北京的飞速发展，离不开考古工作者的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全国第一部省级地下文物保护的专项法规《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于2014年3月1日颁布实施，体现了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探索创新，彰显了市委市政府保护地下文物的决心。

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现场

串联脉络，使历史立体真实

房山琉璃河的发现，指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的“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奭于北燕”中的封燕之地的具体位置，也为研究北京建城之始提供了考古依据。西晋蓟城的位置确定，赖于华芳墓的发现。墓中的文物同时告诉人们，当时的北京已同西亚有着深度对话。唐幽州城的大致方位和范围以往只见于文献。在东交民巷御河桥、陶然亭公园以西姚家井、永定门外安乐林、西四羊肉胡同、广安门外甘石桥北等地发现的任紫宸、唐信州刺史薛氏、姚子昂、任希、侯氏等墓志，确定了幽州城的精确分布，许多村乡名称也由此得知了。金中都大安殿和水关遗址的横空出世，开启了北京正式成为中国首都的时代。元大都街道和居址的发现，犹如骨骼与血肉，将这座“中国古代都城中的经典之作”丰满化了。

对北京史前文化的认知完全得益于考古学。历史时期的史料丰富也从考古学中受益匪浅。例如唐代节度使史思明墓、辽代高官刘六符墓、金代驸马乌古论家族墓、金代吕氏家族墓、元代耶律铸墓、明代德清公主墓、明代天启帝和万历帝嫔妃墓、成化帝妃子墓等发掘都填补了文献上的诸多空白。

通州古城遗址清理出城墙、城门、瓮城、敌台、马面等

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考古学的本质目的就是复原历史，考古工作始终朝着这个目的奋勇前行。“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兴起了“古史辨”思潮，胡适、李玄伯等都主张用挖出来的东西证明古史。大学者王国维也提出过“二重证据法”，指出地下文物和传世文献相印证的重要性。北京的考古资料就像一座还没有爆发的火山，虽然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但已显示出惊人的张力！

还原格局，助古都昔日重现

为配合延庆火焰山营盘、应梦寺，东城普度寺、皇城墙、永定门城楼、左安门角楼，西城恭王府、天宁寺、北海大佛殿，大兴团河行宫，海淀圆明园、香山静宜园、昭庙，颐和园须弥灵境，故宫西河沿，朝阳北顶娘娘庙，十三陵神道等修缮所做的考古，为了解各类寺庙坛观、宫苑园署、院殿王府、河湖水系的形制和规模提供了依据。

在玉河遗址清理出元代通惠河堤岸、明清玉河堤岸、澄清中闸、澄清下闸、东不压桥，出土了玉河庵碑等文物，为探讨古代玉河的演变与漕运文化、城市的供排水系统、水环境的变化提供了重要实证。

明代玉河堤岸

惠及于民，增城市文化设施

上宅文化陈列馆是国内首支以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博物馆，还有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山戎文化陈列馆、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辽金城垣博物馆、明十三陵博物馆等众多遗址类博物馆，几乎各个时代都有代表——这在全国也很少见。人们可以亲身感受到北京不同时期的考古发现所带来的魅力。玉河发掘后的整治极大地改善了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金中都、明东皇城墙发掘后，作为遗址公园向大众开放，既保护了古遗址，又为市民提供了集娱乐、休息、学习、参观于一身的新场所。琉璃河、路县故城、圆明园等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大遗址保护的新模式。

金中都水关遗址

传承文化，促文脉绵延续赓

奥运场馆的地下文物保护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对文化的尊重。流淌千年的古代文明在南水北调建设前抢救下来。副中心的文化底蕴随着路县故城的发现而提前了一千年。物质的形象是共通的，精美的文物与悠久的遗址，让外地（籍）游客在游览中，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可以被北京灿烂的文化所征服。考古从物质史的角度实证了北京之“人”的深远历史，北京之“文”的博大精深。

路县故城城外的汉代房址

印证真实，以文化彰显自信

在真实的文物面前，人们感叹历史是如此近距可及，不再流于纸间文字的飞舞，不再怀疑层累造成古史。众多的考古发现成为北京文化自信的金名片。考古充分证明，北京文化本地起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在不断汲取外界优质文化的基础上结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硕果。实实在在的文物在呼唤人们古老记忆的同时，更成为人们团结、凝聚、向心、自豪的有力武器。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罍，上面的铭文记载了西周封燕的史实

北京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几乎每项都与考古密切相关。考古直接促成周口店、定陵、玉河、澄清中闸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故宫、颐和园也因考古有了新的发现。

扩展视野，为学术添补资料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几乎都有交集，使它们的研究面貌为之一新——这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做到的。考古学在供给侧发力，激活、释放与转化其他学科的需求，实现各学科学术史料的可持续增长。持净院辽金塔林遗址，为中国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后英房的元代铜权反映了度量衡史中，政府标准器为中央掌握，由工部向各路颁发。延庆军都山春秋中晚期尖首刀币作为农牧两种文明碰撞的重要产物，是燕国货币史的见证。从汉蓟城到金中都的北京历朝城市分布和变迁是了解人口聚集要素、城市变迁史等城市人类学的重要内容。刻有“乌还哺母”铭文的八宝山东汉石阙是迄今北京最早的石刻，因表现了孝的教育而丰富了教育史。元大都遗址中“元章”紫石砚可能是大书法家米芾所用，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发现。利用墓志探讨唐代、辽代、金代等时期乡、里、村名称及分布情况，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途径。金中都的古环境复原丰富了环境史。北京人用火的痕迹可视为化学史的开端，上宅的复合石刃器表明新石器时期人们掌握了取得和使用胶的技能。

冶金史中，刘家河商代的铁刃铜钺是中国迄今最早的铁器之一。还有金耳环和金臂钏，后者的含金量达85%，是北京目前最早的金饰品，采用了熔铸、锤揲、打磨等工艺制成。元大都和义门瓮城的“鹅台”和防御火攻的灭火设备是消防史中首次发现的实例。

农业史中，东胡林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为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旱地粟类农业起源和变迁提供了关键的标本。大兴旧宫西周遗址发现了迄今北京最早的炭化小麦，大豆是人们有意选种的大粒型大豆品种，反映出典型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西周北京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通州西汉开颅的头骨，是北京至今所见最早的头部手术，为病理学史提供了基础材料。丰台区的金代铠甲是研究军备史的资料。延庆发现的“偏将军印章”对了解军事建制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唐董庆长墓志涉及行政管理史的内容。金代石宗壁墓志记载其管理酒税涉及工商管理史的情况，墓中的铜镜印有关税检验准卖的标记。上宅新石器石雕、陶雕同期罕见，是研究原始艺术史、雕塑史的极佳素材。汉代的杂技陶俑、玉舞人是研究舞蹈史的实物。唐辽金墓葬的壁画为美术史学者所青睐。金陵精美的神道、石雕为雕刻史提供了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