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整理小记

我要新鲜事2023-05-07 04:02:100阅

苏秉琦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高阳，1934年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工作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后改为所）考古组，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主任，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先后参加主持陕西、河南、河北等地考古调查与发掘，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的研究》、《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合著）、《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与《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著作，是新中国考古学的指导者、奠基人、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在先生“六十年圆一梦”的发掘、研究与教学中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科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观点，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2014年4月下旬，我有幸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织的纪念斗鸡台考古发掘80年学术会议，得缘拜见了徐旭生先生长子徐桂伦先生、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先生及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等先生。蒙苏恺之先生厚爱，告诉我在家属向北京大学、陕西考古博物馆等单位捐赠先生笔记、物品之余，家中尚保存着苏先生几十年积存的千余封往来书信。

苏秉琦为任瑞题词

我们都知道，书信是我国的传统文体，昭明太子萧统《昭明文选》收录的先秦至梁一百多位作者的七百余篇作品中就包括3卷24封书信，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均列其间。很多学者文集中，书信也是一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学界珍视。因此得知在苏先生宽厚睿智一生中与长辈同仁、师友晚辈鸿雁往来的大批书信有如此数量珍藏时，就自然地认为其必然是苏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当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其价值自不待言。幸运的是，我冒昧提出加以整理的冀望得到苏恺之先生同意，恺之先生不顾年迈，很快将书信收集到一起交给我，让我有缘开始了前后七年的整理之旅，在郭大顺、苏恺之先生的审定下，于是才有了新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的出版（以下简称《书信集》）。

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全三册）

编著：刘瑞

审定：郭大顺苏恺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定价：980元

《书信集》的主体是苏先生家藏书信952封（包括书信889封、复印信51封，及电子形式提供书信12封）、实寄空封81个，共1033封。在整理书信过程中，在苏恺之先生积极开展“信主”联系外，受苏恺之先生委托，我通过各种渠道同之前与苏秉琦先生有书信往来的先生们取得联系，并在先生们“击鼓传花”式的帮助下，逐渐与越来越多健在的先生或先生们的家属取得联系。先生们不仅积极响应书信的整理，而且纷纷将珍藏书信找出，或拍照、录文，或扫描、复印交给我整理，几年下来从先生们手中征集的书信达195封。此外自己从图书杂志中查找到与苏先生书信等29封，合计收集书信224封。

经与郭大顺、苏恺之先生商定，以如下原则开展信件整理：1、实事求是、全面整理私事外往来书信。2、与书信相关便条、贺信、贺卡、贺词、题词等均作书信整理。3、择要整理家藏会议邀请函、论文征稿函及单位公函。4、与苏先生往来书信的学者本人或家属联系审定书信并收集苏先生寄出信件。5、无法联系学者的书信、学术价值较低书信暂不整理。6、未取得联系但苏先生在书信或附件上加以勾画注记的书信参加整理。以此标准，《书信集》收录书信1047封（家藏823封、征集224封），其中苏先生寄信229封、收信749封、他人信20封、空封49个。因各种原因未联系到的93位先生111封书信及48个单位59封公函、31个空信封等计200封信暂未整理。

郭大顺致苏秉琦信影

从整理看，《书信集》收录最早一封信是1935年宝鸡斗鸡台发掘期间完成的调查报告，最晚一封是2003年郭大顺先生与师母及苏恺之先生通信，前后68年，年均15.4封。从时间看，20世纪30、40年代书信偏少，20世纪50、60年代信量渐多，70年代年均14.7封，80年代年均67.2封，90年代年均19.4封，以1985~1988年4年间384封最为集中。经整理的1047封书信来自于261位个人和31家单位，加上未整理信函，苏先生通信的个人与单位在300位（家）以上。作为通信的重要手段，苏先生与共同生活工作在北京的师友、同事及学生间书信甚少，大部分通信对象集中于北京之外，如与郭大顺先生往来书信最多（114封），占总量的10.9%左右。

从出版看，苏先生书信最早发表于1947年5月1日河南大学《河大校刊》复刊第15号。后是1983年11月苏先生给杨子范先生书信后附《利用“泰山书院”旧址创设“齐鲁考古试验站”设想的倡议》于1984年2月刊登于山东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摘报》11期。在同年文物出版社《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首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后收录李济先生1948年10月25日信，是公开发表的第一封苏先生收信，该信赞《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对于原始材料处理既详且尽，又力求准确，已超乎一般之标准”。1989年为庆祝苏先生80岁生日，陈晶先生将珍藏的17封苏先生书信由汪遵国先生编辑作注，以《考古学简札——苏秉琦先生给陈晶同志的信》名“节选”刊登于1989年第2期《辽海文物学刊》，为此前最集中的苏先生书信发表。经统计，《书信集》前刊发的苏先生往来书信共54封，占1047封信的5.2%；其中苏先生寄出信46封，占229封寄出信的20.1%。苏先生往来书信的价值当然有待阐发。

我们知道，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个体文献，书信则是“点对点”的“双向”交流。书信的读者虽是范围极小的特定受众，但却是反映学者内心世界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苏先生“六十年圆一梦”的学术成就，过去多体现在一篇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和讲话之中，不过因各种原因，不管是文体、篇幅还是时代的限制，很多问题思考的缘由和过程，除偶尔留存的口述对话外，书信中或许就有直接记录。特别是在苏秉琦先生未留存日记的情况下，书信的价值就自然愈加突出。千余封往来书信在长时段上“记录”的先生工作、教学、科研及在中国考古学发展重要节点的一系列思考，想来都应是了解和研究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的珍贵材料。以下面一则为例，就可看出此点。

1950年1月22日，向达先生发表《过去图书馆博物馆及考古工作的检讨》，指出过去包括考古工作在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工作“不免蒙上半殖民地文化、买办阶级文化的色彩”。3月28日，应记者肖离约，苏先生发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指出向先生的意见“多少反映了时代环境对于我们图博考古工作者的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等于是向我们图博考古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改造我们的工作，才能使它成为人民的事业？”为此指出，考古学是一项“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准备工作”、“建立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一种基础工作”，因此“必须使它成为一种科学化的工作”、“必须使它成为一种专业化的事业”、“必须使它成为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有机部门”，努力阐释“如何建立和发展我国的考古工作”。

苏秉琦致林春信影

此时，在《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尚未发布（5月24日）、“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考古研究所还在筹建”，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尚未展开之时，苏先生对考古学“人民性”的论述，就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宣言，后来苏先生一直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从《书信集》看，1987年1月29日李昆声先生向苏先生写信请求为《云南青铜文化》题写片名，使先生得以结识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导演鲁明先生。很快苏先生就介绍鲁明去开展越来越多考古宣传片的拍摄。如1987年4月在向甘肃省考古所岳邦湖、张学正介绍“马家窑文化”摄制，指出这是“为了使我们的文物考古事业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真正是有时代感，而不是干巴巴的‘死材料’堆砌，又不是硬邦邦的‘说教’。即深入，富哲理，又通俗易懂。这一炮如打响，对我们的工作也会起到促进作用，这是我的希望”。1989年5月12日在鲁明先生执导的《中国文明曙光》放映前，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文介绍了其价值所在：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以电影方式，阐述同一题材，这是一个极好的尝试，可以使更多的人来关心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生活在20至21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为了民族振兴，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这套从文物考古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科教片，将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反思和启示。

1989年11月5日在致田广金先生信中更讲，“到现在为止，这项构思，已拍成8部，都是尝试性的。你们可以试看其中的一部分。中心思想是，这是我们考古工作、学科、事业合乎逻辑的延伸、一个环节，它的生命力会从实践中逐步被人们认识。我们也将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开拓前进。关于这一点，望你所能从最近完成的山东‘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制陶工艺’一片，体会到一些我们的意图。不仅仅是通俗化的科教片而已，它还应是对本学科更深入一层的探索”。而这些，也正是1987年5月12日苏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十周年时所写《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中指出的：“考古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它将越来越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这已为期不远了。”

苏秉琦、白万玉致徐旭生信影

魏坚先生说，《书信集》的出版“记载了一段考古学重要的历史，温暖了老中青三代考古人的心”。说起来，因苏恺之先生的信任，使我能获得如此珍贵的机会，通过对近70年积累的千余封书信的整理，反复与苏秉琦先生、与各位业界前辈展开一次次的心灵沟通！在张忠培先生、郭大顺先生和《书信集》中各位与苏先生通信前辈们的支持和鼓励下，让我认真而反复的一次次向苏秉琦先生——我们考古所汉唐研究室的老主任学习，其中收获实难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