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工：“顶级墓葬”源远流长

我要新鲜事2023-05-07 04:19:461阅

视点一

“顶级墓葬”中国特色

何谓“顶级墓葬”？本文是指汉代以前最能反映文明进程核心特色的墓葬。换言之，帝陵、王陵及其祖型都在其中。它们是镶嵌在文明王冠上的宝石，能够折射社会发展的进程。

“顶级墓葬”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特色各异的“顶级墓葬”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层出不穷，传承有序，影响深远。“顶级墓葬”是社会发展的头部平台，追溯其源头，寻找其祖型，探索其历史的必然性，从来都是中华文明研究的重中之重，是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顶级墓葬”是早期中国特殊的超级工程，高踞于遗址等级链的顶端。其设计规划、施工建设都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资资源、技术能力、人力配备和制度保障。不仅有中山国兆域图那种技术含量极高的物质载体，同时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支撑，浓缩着文明进程的精华。普通的村落、墓地、城址绝不能与之等量齐观。其信息含量颇多，社会关注程度很高，与多个学科关系密切，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

不同时期的“顶级墓葬”有不同特点，但精致的设计、巨大的规模，豪华丰富的随葬器物，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却完全相同。“顶级墓葬”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受生产力水平制约，越是年代较早越是简单质朴，但王者的理念与追求万变不离其宗，唯我独尊是根本原则。易言之，“顶级墓葬”凝聚的精神追求是探索其源头必须重视的因素。

中国考古学往往是通过“顶级墓葬”和都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显示其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例如，殷墟、夏墟、有娀之墟。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时代考古学研究游刃有余，在文献所及的年代范围内考古学依然神勇，能让你看到完全不同的历史，目睹壮观、感受震撼、产生联想。显而易见，“顶级墓葬”在中华文明研究中占据特殊地位。

视点二

特征显著纲举目张

从已知推未知历来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主张。对“顶级墓葬”特征的认识，也应循着由近及远的方式进行思考。陕西江村大墓的启发是：

墓葬有夯土墙包围 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合在一起，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同茔异穴，成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的铁证。

墓葬被外葬坑围拱 在江村大墓周围有110多座外藏坑。属于皇帝专享的墓葬礼仪。汉景帝阳陵发现80多座，汉武帝茂陵有150多座。

墓葬呈“亞”字型，系四条墓道 这是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有此制度待遇的享受。

外葬坑的性质明确 出土的明器官印有“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厩廥”等多种，是冥界的地下官署所用，体现着朝廷部门的建制和国家管理机构的系统。是为死者再造的生前景观，使其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昔日的荣光。

汉代帝陵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集大成者，诸多重要的考古学现象，恰到好处地弥补汉代文献对帝王陵墓描述的吝啬，也成就了“顶级墓葬”溯源的具体标准。

汉承秦制。春秋时期陕西雍城秦公陵园规划领先，规模庞大，包含多代国君，但多见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和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顶级墓葬”尚未出现。战国时期带四条墓道的“顶级墓葬”出现。21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周王陵”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这两座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并发现外围沟（隍壕）。研究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秦惠王陵墓。公元前311年秦惠王“改公称王”，秦国始见“顶级墓葬”。所以，简言之，“顶级墓葬”就是王墓。

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发现西周时期四条墓道的“顶级墓葬”10座，其规模远远大于以往所知的西周墓葬。该墓地的东西北三面，还发现长达1500米的环绕于墓地外围的夯土墙，残存墙体高2.5米。

坐落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王陵，分东西两区。西区有7座四条墓道的大墓和1座尚未建成者，东区1座带四条墓道，3座两条墓道及1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墓。8座四条墓道的大墓和1座未建成者被认为是从武丁到帝辛9个王的陵墓。王陵隔洹河与宗庙区相望。被学术界公认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2022年1月18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介绍了殷墟王陵周边发现围沟2个。王陵的东西两区尽在这两个围沟之内，填补殷墟王陵布局上的空白与缺憾。可见，过去没有发现的，未必就是没有的。

资料显示，从殷墟到汉初“顶级墓葬”的发展一脉相承，连绵不断。其丰富的内涵远非寥寥数语便能够概括的。但以下对“顶级墓葬”的进一步说明无疑是追溯其源头的重要抓手：

一是精心规划设计，独处风水宝地。从兆沟到围墙的建设就为创造独自的空间，以体现独处、独享、唯我独尊的理念。此乃“顶级墓葬”的首要原则。

二是提前建设坟茔，预留进入墓道。此乃王权的集中体现。登基伊始便开始营建坟墓可能是古代中国历代帝王的定制。四条墓道是“顶级墓葬”的规格与规制。

三是配置固定纪念场所，专享祭奠荣耀。此乃个人专属，非公莫入。毋庸置疑，殷墟时期的宗庙，春秋战国时期的享堂、秦汉的陵庙都具有专属性质。

四是虽入地下世界，却要带走生前景观。视死如生，不同时期的陪葬、附葬、殉人无一不是要营造生前氛围与环境，而普通常人只能带走生前的用具。

因此，“顶级墓葬”的探索，既要讲基本特征的硬指标，又要分析制度理念的软实力。

视点三

玉器墓葬等级新象

按“顶级墓葬”的抓手追溯其祖型，以玉器名扬天下的安徽凌家滩、浙江反山墓葬最先进入研究的视野。两者均已迈进入文明门槛，但其规格是否达到“顶级”却值得研究。

凌家滩猪翼鹰

凌家滩墓葬的玉器内涵丰富，别开生面。其中，87M1和98M29各出一组三件套玉人，后者的“猪翼鹰”造型奇特，霸气十足；87M4的一副玉龟和八角形纹玉板蕴含的精神内容引出无数的猜想和推测。此墓随葬器物145件，雄踞凌家滩44座墓葬之首，但其身份应是祭司，而非王者。出土玉人的87M1和98M29才有资格称为地方首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该遗址“玉器是从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墓葬又与祭坛处在同一地点”，凌家滩的祭坛面积约1200平方米，大部分墓葬与其发生关系，集体共用祭坛的倾向非常清楚。考虑到墓葬的数量，墓地的性质应该与《周礼》关于邦墓的记载吻合。

反山墓葬的玉器精美绝伦、鬼斧神工。反山本身是座祭坛，其上9座大墓引人关注。M12出土玉器600余件，以重6500克的“琮王”誉满天下。但这批墓葬无论怎样细致划分，有两个基本事实不能改变：一是祭坛不能切割，多墓蜗居共用同一祭坛的事实不能改变；二是玉器的种类以祭司的行头和仪式道具为主的事实不能改变。以往，人们在不知道古礼的情况下往往以为反山的玉钺是武器，从而推断墓主人有王者的倾向。其实，玉钺只是仪仗类的道具，与凌家滩87M4最大的石钺相同，都不是作战的实用兵器，而是“祀”权的象征。反山墓葬的个体既没有独处的环境，又不见个人独享的待遇，完全没有达到唯我独尊的王者境界；带入地下的只是个人随身物件，只能反映其生前的职业。所以，反山是祭司集团家族墓地的认识才更接近历史真实。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治理国家两手都硬的警世名言。考古学论证王权往往多以此为经典。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流域的列器套件制，是解读随葬器物等级和了解“在祀与戎”的依据。套件制与后代的文职相关；列器制以表达军功序列。所谓套件制是3个一模一样的器物为一组，或有发展演变关系的3件器物为一组。玉琮的三件套均用矮体玉琮，分1、2、3级配置，3个三件套是顶配，广州西汉南越王的9件印玺，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9件铜兽面都属于最高配置。良渚反山M12、寺墩M3出2个三件套。福泉山M40、瑶山M10出1个三件套。马王堆二号汉墓、海昏侯墓葬出土印章都属于1个三件套的级别。

列器制的军功级别因文化而异，有多孔石刀，玉人手环，高体玉琮等器物。从目前已知的3节到19节高体玉琮推知，列器的级别当在20级之内。套件与列器可以换算，列器的7节相当于套件的一级。所以，凌家滩三人一组的玉人手环数量，若不是5、6、7，就是6、7、8，都离不开7这个幸运数字。

反山墓葬的玉琮属于套件制系列，与军功系列无关。江苏武进寺墩M3却展示出“在祀与戎”的独特魅力。该墓是目前所知一座墓葬中出土玉琮数量最多者，计33件，是2个三件套对27件高体列琮的特殊配置。后者的节数有3、5、6、7、8、9、11、12、13、15，加上成都金沙博物馆的4节、10节玉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7节玉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19节玉琮，列琮代表的20级军功序列近乎完整。该墓的15节玉琮证明7节约等于1个三件套的推测能够成立。“在祀与戎”绝非空穴来风，果然有物质担当。但此墓显然只是封疆大吏的级别。相形之下，反山墓葬尽显巫觋本色。虽然已进入文明时代，但却不是“顶级墓葬”。

视点四

制度创造红山鹰扬

资料表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至少有三种墓地。赤峰大南沟前后墓葬链接式的族墓地，朝阳半拉山共用祭坛的邦墓地，牛河梁中心大墓统领的山陵墓地。

半拉山的玉器实用朴实，很接地气。该墓地极具特色，是精心规划和精致施工而建。墓地北、东、西三面有石墙，78座墓葬主要分布在南区，它们围绕着1座较大的方型祭坛，祭坛之上有座木构建筑，还有大型人像制品等遗物。是迄今为止首次在红山文化墓地祭坛上发现的木构建筑。显然，祭坛与邦墓共舞是半拉山的重要特色，与凌家滩的情况基本相同。

牛河梁遗址四鹰玉牌

牛河梁遗址鹫雕头饰

最具特色的还是牛河梁遗址。这里遗存分布在两个区域。北区是N1地点，过去称“大平台”。是仪式与集会活动的场所。偶像库、祭器库集中于此，是遗址整体的头部和中枢部分。南区包括N2、N3、N5、N16地点，由不同的山头组成遗址的躯干部分。其中，N2地点距离北区最近，直接面对来自“大平台”的眺望、观察和审视，因此地位最高，且陵园规模雄踞牛河梁诸地点之首。其他地点紧随其后，规模与级别依次而降，尊卑有序，壮观如斯。出土玉器既不同于凌家滩、良渚，又与朝阳半拉山区别显著。N2Z1M26出四鹰玉牌，N5Z1M1出鹰头玉牌，N16M4出鹫雕头饰。

Z1M25、26，Z2M1都有围墙相隔，形成独自的院落空间，其南面还留有阶梯式墓道，表明了是提前建设。Z1M25、26被同一围墙环绕，是同茔异穴的最早代表。其南墙之外排列着20余座玉器陪葬墓，随葬玉器的功能明确指示出死者生前的身份和职业。显然有陪葬或从祀的性质。N5Z1M1、N16M4均打破祭坛，独享祭坛的态势跃然纸上。这些无疑都符合“顶级墓葬”的基本特征，其独处、独享、唯我独尊的理念扑面而来，鹰击长空的雄心与王者归来的霸气浑然一体，不怒自威，王气冲天。

2021年牛河梁遗址再发掘揭示出在第一地点北面的9个不同高程的台地上，都残留着大量建筑基础的考古现象，最顶端的海拔高度为680米，向南望去，第二、五、十六地点的“顶级墓葬”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北殿南陵”的格局非常清晰。其上的建筑虽已荡然无存，但与“顶级墓葬”遥相呼应的情况却总让人想起殷墟王陵宗庙的景观与格局。难道早于殷墟2000年之前，牛河梁就开创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之先河？难道这就是历史传承的文明基因？

牛河梁中心大墓出道即巅峰，发现即丰碑。四十多年前一经发现便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说、满天星斗文明论的摇篮。其“顶级墓葬”所有特点都与殷墟王陵到汉代帝陵拥有染色体意义的相似性，其格局、理念一系相传、伏脉千里。因此，无愧于红山“顶级墓葬”的美誉，就是放在距今5000年前早期中国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也是独领风骚，王者风范。早年苏秉琦先生曾将这些墓葬与山陵并提。若然，秦汉时期的“顶级墓葬”是帝陵；夏商周三代的“顶级墓葬”是王陵；红山时代的“顶级墓葬”是鹰王山陵。“红山”是否进入文明关键看牛河梁，牛河梁的关键问题是中心大墓的性质。不言而喻，只有王权时代的到来，独领风骚的制度创造才能拥抱断鳌立极的崭新局面。

历史上“以鸟名官”的制度因牛河梁而得到证明。玉器从这个时代开始完成了从饰件向证件的转化，再后来，又成为套件制度的证明和精神观念的载体，其制度创造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蝴蝶效应”。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就是说，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在古代东方世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系统中，牛河梁玉鹰南飞不久，1500公里以外安徽凌家滩的“猪翼鹰”便躁动不安，展翅欲飞了。再后来，玉器工艺与礼制传统从余杭良渚、遂昌好川、南平光泽、曲江石峡，英德岩山寨，直达香港大湾、澳门黑沙。良渚礼制与中原农业极大地促进岭南地区的开化与开发。当然，牛河梁的制度创造是一套组合拳，陵寝制度只其中之一，但却又是重中之重，提纲挈领。

从汉代帝陵到殷墟王陵再到牛河梁山陵，历史飘然滑过三千年的时光。但是，牛河梁依然不是“顶级墓葬”的尽头，其青白色玉器大系、积石墓葬的鲜明特征，无不显示出“顶级墓葬”地老天荒，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

3月2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