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兵武：大仰韶与龙山化——管窥史前中国文化格局的关键性演变

摘 要：仰韶文化是中国史前经过北谷南稻两种农作文化融汇后率先实现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支区域性文化。它借助了全新世大暖期的良好时机和黄河中游的区位优势，向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易于开垦的黄土高原地带大规模扩张，从而奠定了早期华夏族群的人口、语言与文化等基础。仰韶文化盛极而衰之后的解体及其引发的龙山化转型，不仅在仰韶故地形成诸多源流复杂的后仰韶文化，而且还因为小麦、牛羊等新经济因素的引入，在其腹心中原地区较早开启了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相互碰撞重组以及交叠融合。正是在后仰韶时期的龙山时代的区域竞逐过程中，各地普遍启动了自己的文明化进程。作为仰韶故地核心的中原地区经过对四面八方各种文化因素的兼容并包和融合创新，加之黄河中下游地区冲积作用加剧，为史前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各区域性文化传统提供了新的逐鹿之地，使二里头文化在区域文化传统间日益强化的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确立了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中的华夏正统地位。因此，仰韶文化的形成与解体，都是早期华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仰韶文化；龙山化；中原地区；区域文化传统；相互作用圈；华夏传统形成

中图分类号：K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1-0000-00

仰韶文化无论从发现之早、遗址之多、空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可以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最，因此其形成是史前中国的一件大事。而仰韶文化的解体与转型同样是一件大事，尤其是仰韶文化解体过程中引发的龙山化现象，更是个早期中国范围内族群互动与文明形成机制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仰韶文化的形成与扩张

最近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新出一本大作，名字就叫《大仰韶》[1]1-728。反思百年中国考古学，仰韶文化在各个方面都确实当得起大之名实。仰韶文化的发掘、发现，已被公认为现代科学的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仰韶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贯穿了中国考古学始终。魏兴涛先生从十个方面总结过仰韶文化在史前中国考古学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性，包括分布地域最广、内涵丰富、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最早文明化、掀起以彩陶为标志的波澜壮阔的史前艺术浪潮、学术研究史最长、调查发掘工作最多、与黄帝和华夏民族关系最密切，等等[2]。尽管其中一些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整体概括仍是十分精到的。一言以蔽之，仰韶文化可以说得上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缩影，也是解开中国早期文化与文明密码的关键性钥匙之一。

仰韶文化的发现，首次以科学手段将中国早期历史从不完全的文献记载与神话传说中追溯到史前遗存的实证，也唤起中国学者以考古学探索早期中国民族与文明之源起的热情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通过包括梁思永后冈三叠层等一系列发掘研究逐步确立的小屯（商王朝的殷墟文化）-龙山（黑陶文化）-仰韶（红陶和彩陶文化）的上溯序列①(张瑞雪. 梁思永先生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J]. 魅力中国, 2018, 000(019):101,114.)。而史前时期仰韶文化的属性给了早期学者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有认为它是古史传说中的夏文化②，也有认为是黄帝文化[3]9或者炎帝文化的[4]；有认为它是通过甘青从中亚传来的（安特生等）③，有认为是中国本土起源的[5]，等等，不一而足。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十年的成果积累，学界对仰韶文化的时间空间格局、文化要素构成、经济社会特征、源流谱系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精细的认识，其中尤以苏秉琦先生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6]和严文明先生的《仰韶文化研究》[7] 1-328为代表。在八十年代时，两位先生先后将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认识扩展到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8]和“重瓣花朵模式”[9]的理论概括，对仰韶和全国的早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及时空框架进行了集大成式总结。

在区系类型和重瓣花朵格局中，仰韶文化只是全国各地史前时期在农业兴起与发展、区域性文化传统孕育与奠基过程中的一支以黄河中上游和黄土高原为主要分布区的地方性文化。但是，无论从距今7000-4700年的存在时间、大约130万平方公里的分布空间，还是从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类型及源流、众多的遗址数量而论，仰韶文化都当得起是一个巨无霸。其以彩陶为核心特征的成千上万个遗址，分布于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黄土地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同时期包括略晚的诸同一发展阶段的兄弟文化。

仰韶文化甫一登场，就有很多亮眼的文化特征：除了独具风格的彩陶和罐盆瓶钵等陶器组合，仰韶文化的遗址规模普遍较大，围绕大型公共建筑的分组房屋、中心广场、规范的墓地规划、人数众多的合葬墓、大量的儿童瓮棺葬等颇能体现群体团结的遗迹，在仰韶文化遗址中非常普遍，充分展现了聚落向心力和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比如发掘与研究比较充分的姜寨遗址，在仰韶文化早期即已形成五组各自围绕自己的大房子安排的建筑群，共同环绕遗址中心的大型广场，并各自在聚落环壕外有对应的公共墓地[10]354。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四座超大型房子环绕中心广场，门道相对，中心广场与大房子的公共活动核心地位与作用空前突出[11]。这类建筑精致、以正对门道的后壁为上位、门道所在部位凸起整体呈近五边形的超大型房子在仰韶文化多个遗址的中心部位均有发现，毫无疑问是仰韶聚落中早期已经普遍存在的大房子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其迎门的大火塘、特别处理的地面和墙面（个别保存较好的房址中发现有类似石灰面的硬化处理和墙壁彩绘，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密集的立柱以及常有饮酒遗痕等内部独特的结构安排，与弗兰纳里等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一书中梳理的现代民族志和世界各地考古普遍存在的早期社会的男人会所等初期的公共建筑颇有共通之处[12]121-152，也是后来中国国家社会中的宗庙、祠堂、宫殿等特别类型公共建筑的重要源头。可以设想，正是在这样的公共性建筑中，村落成员或青壮年男性常常集会，受到社群历史、宗教、仪式、军事等方面的教育，并酝酿了村落发展的重大事件与对外扩张计划。

正是上述这些特征使得严文明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的重瓣花朵结构的花心，王仁湘先生将其称之为生命力最强的史前文化，并冠之以大仰韶文化之名。

仰韶之大，之重要，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仰韶文化乃早期中国第一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黄土地带在当时农耕条件下的易开垦性，农业经济的率先发展，使得仰韶文化占得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先机，在半坡与庙底沟阶段接连进行过两波大的扩张。

距今七千年左右仰韶文化已经形成。幅员如此辽阔的仰韶文化的形成机制、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对外的扩张与联系，也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无法相比的。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在前仰韶时期大体上共存着裴李岗（含贾湖）文化、磁山文化、北福地文化、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能够取代这些不同文化，是经历过区域性的文化整合或融合才得以完成的，这个过程其实从裴李岗文化时即已启动。借助于末次冰期结束、海平面大幅度上升，以及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在人群与生存资源、生活方式的重新布局中，南稻北谷两种分别起源于东南中国与北方中国的农业文化沿着黄河冲出中游奔向东部低地的喇叭口两侧，交汇于中国地理地貌的二三级阶地和秦岭—淮河的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的贾湖等遗址，导致裴李岗文化的崛起与扩张，这是仰韶文化的主源。早期阶段的仰韶文化充分利用全新世大暖期的水热耦合条件和黄土的易开垦性，继承贾湖和裴李岗文化向北向西的扩张势头，融汇黄土高原及其东南缘的诸多本土文化，并沿太行山麓和黄河中游支流诸河谷将复合型的农耕文化与彩陶等扩张到更远的河北北部、内蒙、山西、陕西以及甘青等地，直达童恩正先生概括的半月形地带[13]或者罗森先生所说的中国弧[14]这一纵深、巨型的文化地理喇叭口的西北远端，期间经过农业主体地位的确立、黍—粟—稻被粟—黍—稻—豆作物组合的取代导致农业比重的进一步上升[15]，以及内部其他文化要素与格局的嬗变等，终于在庙底沟阶段又进一步统合仰韶文化诸地方类型，形成了规模空前的一次早期文化统一与扩张运动，基本上完成了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文化整合与一体化，以及对中国黄土分布区的全覆盖，其彩陶等文化观念和因素还对周邻其他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强烈影响。

因此，仰韶文化可以说是通过文化的融合创新而形成的、早期中国第一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史前文化，是第一次农业革命成果的集中体现，因此率先实现了黄土地带的从多元到一体，农业为其人口增长与扩张奠定了基础。仰韶文化融合、扩张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借裴李岗文化南北融合的东风和复合式农业经济基础不断向黄土地带扩张；第二是粟和豆对黍大幅替代，进一步优化作物结构，深化农业经济的重要作用，支撑人口持续增长，在晋豫陕三角的河谷与黄土台塬地带完成半坡与后岗等早期地方类型的进一步融合，实现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文化统一，并启动了第二轮更具深度的整合与扩张；第三是其后期经历大扩张之后的再次地方化离析乃至于解体。

仰韶文化的扩张，得益于其农业经济与黄土地带的环境耦合所支撑的人口增长和文化间空白缓冲地带的大量存在。到仰韶文化晚期，因为扩张势头太猛，分布范围过大，当其他地区也随着农业等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逐步增长而陆续步入区域性文化传统形成和整合阶段时，仰韶文化却逐步走向解体。据许永杰先生的研究和划分，在仰韶文化兴盛阶段分布区内，分别形成了泉护文化、大地湾文化（中晚期）、马家窑文化、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义井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文化等多个可称为仰韶文化地方性变体的考古学文化[16]227-234。但是，即便如此，近年的语言学与人类古基因的谱系研究发现，仰韶文化及其后裔文化已经为汉藏语系的形成起了奠基性作用[17]。比如，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等先生认为甘青河湟地区的马家窑及其之后文化的人群沿青藏高原东缘南下甚至登上青藏高原，乃是包括东南亚地区的藏缅语族形成的主要动因[18]，而汉藏语系中派生的汉语，又成为华夏族群与文明的主要语言文化基础。

因此，正如仰韶文化的形成是史前中国的一件大事，其解体与扩散也同样是一件大事。尤其是仰韶文化解体过程中引发的龙山化现象，更是早期中国范围内族群互动与文明形成机制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仰韶文化的解体与龙山化进程

仰韶文化的解体，大致上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过度扩张和高度定居之后的再次地方化，庙底沟阶段之后的仰韶文化已经扩张至极限，其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稳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文化态势；环境变迁引发经济社会转型，包括距今5000年左右其西北边缘地带一些新经济因素的逐渐引入和环境深度开发引发的人口暴涨与部分人口南下；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及被影响地区文化和人群的分化重组与重新整合。在这个过程中，陶器、生业、聚落与社会组织等文化面貌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引进了麦类作物和牛、羊、冶金等新的文化因素造就的新经济增长点，在罐与尖底瓶等基础上组合出现的影响深远的空三足器斝、甗、鬲等[19]。晚期的仰韶文化不仅地方性逐渐增强，甚至离析解体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故地中原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文化经西王村类型而逐步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进入了广义的龙山时代。大致同时或稍晚，其他地区也普遍启动了类似的龙山化转型历程。

仰韶与龙山一直是中国考古学中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发现后冈三叠层时已经确定仰韶早于龙山，黑陶晚于彩陶，并已经有了龙山文化的命名[20]150-163。之后，严文明先生在《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一文中鉴于在全国除山东地区以外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与龙山文化时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或有联系的文化遗存，并大多都曾经被命名为以省称开头的“某省龙山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等现象，提出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龙山时代[21]。

龙山时代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否定了各地的此类文化就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只是山东地区的一支地方性考古学文化，而其他地区的类似文化则是上述的新发展阶段龙山化的结果，而且龙山化也不仅限于仰韶文化及其分布区。龙山文化得以命名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就位于海岱地区，这里是和仰韶文化及其分布区并驾齐驱的又一个重要的史前文化区系，但是，彩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红陶向黑陶和灰陶的转变——当然还不仅仅是这些④，在这里因为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在时空上的紧密衔接而表现的更为清晰。此后，长江中下游、辽河流域等史前文化发达地区也发现类似的现象。因此，严文明先生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并认为这是一个后仰韶时期的具有普遍性和某种相似性的史前文化发展阶段。这种观察是敏锐而中肯的。

这样一来，龙山化其实是一个比大仰韶波及面还要大的时代概念。即便是仰韶中期以大扩张为特色的庙底沟化，也无法与龙山化这一现象的影响范围相比。龙山化不仅是早期中国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史前文化事件，而且是随着仰韶文化的解体首先出现的，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各地在完成自己的区域性整合之后，开始走向复杂与分化乃至冲突的文明化进程的标志。因此，各地的起始时间、具体表现及背后机理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尤其是由于各区系之间真正竞逐的展开，使整个早期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仰韶文化解体和龙山化的过程中，除了自身发展阶段性、北方地区的环境敏感性、人口压力、外来因素的影响等原因之外，周边地区比如海岱地区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在完成自身的区域一体化之后的强势扩张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芝荃、杜金鹏等很多先生都注意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南下与西进现象[22]。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郑洛地区所谓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大量出现大汶口文化器物，一些墓葬中出土了成组成套的大汶口文化器物，甚至豫西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的遗存中也可以见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魏兴涛指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形成，就是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的因素才得以实现的，中原地区再次显示出其作为文化熔炉的历史特性[23]。

海岱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传统的情况是复杂并具有典范意义的。它是个岛状的高地，既是全新世之初海平面上升时期大陆架人群内迁的理想之地——其中一些人滞留于此继续发展，比如黄河以东的后李文化那种种植水稻并使用圜底器的人群，还有中原在南北交汇之后文化爆发而东扩的人群，比如贾湖—裴李岗之后形成的广布于江淮一带的青莲岗文化部分人群。它们后来基本上为大汶口文化所一统。但是这里的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慢了半拍，明显晚于仰韶文化的形成与扩张，其龙山化也相对发生较晚，尽管因为龙山城子崖遗址的率先发现而获得了龙山的冠名权。相对而言，由于环境丰裕，海岱地区一体化与各文化间的过渡相对平稳、连续，很多遗址或遗址群长期盘踞一地积累性发展，但它们的高峰时期相当璀璨并成为逐鹿中原的有力参与者。张弛先生指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南下也是引发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转变的动因之一，他甚至说与其说有一种龙山化现象，不如直接称为大汶口化更为妥当一些[24]。总之，仰韶文化故地尤其是中原地区一体化和龙山化都开始的相对较早，其转型阶段恰恰给了后发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以某种可乘之机。而大汶口文化的扩张，则加快了引发其他地区向龙山化转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那么，如何表述和认识这一史前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仰韶文化离析解体和龙山化转型现象？

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所谓龙山化转型，是在农业比重不断增加、人口与财富积累膨胀到一定限度的发展模式下，由仰韶文化所在区域率先开启并得到整个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次第响应的各地域性文化传统达到内外饱和或者接近饱和之后的一种文化调适性转向。其对内的表现是人口继续增长，空间更加拥挤甚至压缩，对外是因为空白缓冲地带减少甚至消失，文化间或者是区域间不同族群竞争趋于激烈，普遍发生碰撞甚至是冲突。其实质就是农业发展之后的人口与经济文化的重置，为龙山时代之后超越区域性传统的华夏正统的孕育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背景。

龙山化首先起于仰韶文化的整体性离析解体。过了和平牧歌式对外拓殖的扩张阶段之后的仰韶文化分布区内的地方性逐渐明显起来，原有的相互系连逐步松散起来，甚至由于人口爆炸、环境变化、生存压力而展开竞逐，分化为一系列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进入龙山时代之后则进一步发展为更为零碎也更具竞争性的地方性文化，比如占据晋豫陕仰韶文化腹地的中原地区在北方同源人群包括东方的大汶口和南方的屈家岭异源人群等的强烈影响下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长期被视为是仰韶与龙山之间的过渡阶段，其实就是仰韶故地率先龙山化的结果。其他地区或长或短或隐或显也存在类似的文化发展阶段。

当然，这种龙山化趋势并非仅仅是红陶转变为黑陶、灰陶等，而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化。在《从仰韶到龙山》一文中我曾经从陶器、房址、墓葬、聚落等方面进行过考察，其背后的原因和考古遗存的外在表现体现了区域发展的饱和态，又遇到环境波动以及区域间相互竞争加强、外来文化因素的引入等刺激，在文化内部加快了社会分化转型，在文化之间——包括区域类型之间则转入持续的冲突性竞争[25]22-30。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之交一带由于环境变迁和河流冲积、淤积、堆积作用加强，不断形成新的宜居之地，加上仰韶文化在早中期的大扩张和中晚期的离析解体，引发周边文化纷纷涌入——这可能就是最初的逐鹿中原的考古学表现。

如果我们把各地由仰韶文化率先开启的区域传统形成也称为仰韶时代的话，那么，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也是早期中国范围内走向华夏传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两个大的文化发展阶段——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而导致的区域开发、整合和一体化阶段，和大暖期最佳气候期结束之后由环境和资源压力而导致的区域间互相冲突与碰撞、重组阶段。仰韶时代是地方性的区域化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扩张期，而龙山时代则是一个重大的转型期和互动强化期，也是早期复杂社会和中国文明时代的孕育阶段。各地龙山化转型的时间、内涵各不相同，但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内相对发达的地区基本上都无法绕过这个文明化演进的必经阶段。

对龙山化的这种新理解，也从另一方面突出了仰韶文化的价值——其形成很重要，仰韶文化的形成与大规模向外拓殖、扩张，具有早期华夏传统的人口与文化的奠基性意义；其解体也同样重要，因为经过解体和龙山化，经过龙山时代不同谱系的人群与文化包括源自北方的牛羊、小麦、冶金等新文化因素在晋南豫西和陕东的中原核心区相互竞争、交叠融合，最终在嵩山周边地区化出了华夏正统在诸区域性文化传统中的集大成式脱颖而出，即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此后经过夏商周三代接续定鼎中原，中原的华夏文化传统成为了整个东亚的文明高地。

在上述过程之中，位于黄河中下游之交和黄土高原东南缘的中原嵩山周边因为地理与气候等环境原因，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区间。前仰韶时代南稻北谷两种农业文化已经在此遭遇，为仰韶文化的形成与扩张提供了一个与大暖期和黄土地带非常耦合的复合式农业经济基础和出发点。在后仰韶时代的区域传统竞争中，这里又成为四面八方文化因素和力量逐鹿的焦点地区，经过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叠融合，最终成为集大成的二里头文化登场的理想之地，因此堪称整个东亚历史与文化关键性的地理枢纽，也被传统世界观认为是人类世界的天地之中。

作者：曹兵武

原文刊登于《中原文化》202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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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

①②徐中舒在其早期论文《再论小屯与仰韶》中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后在1979年写成的《夏史初曙》中放弃该观点，同意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③参见安特生著，袁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④可参考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社会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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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社会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M]//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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