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感恩刘绪老师

2021年9月26日，刘绪老师带着未尽的夏商周考古之梦远行了。他的离去，使夏商周考古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也失去了一位问学的老师和学术知己。

初 问

1986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读夏商周考古研究生。导师邹衡先生随即安排我到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接受田野考古训练。刘绪老师是发掘工地的辅导老师，他白天下探方指导学生划分地层，判断各种遗迹现象。晚上在烛光下检查学生当天的探方发掘记录和考古绘图。作为学长，刘老师经常为我排疑解惑，使我顺利完成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室内整理撰写报告的训练过程。

1987年春，我选修邹先生《夏商周考古研究》课程，其中刘绪老师讲授中原地区夏商考古研究，涉及古代文献对夏世系、积年、居邑变迁、历史地理、族际关系、礼仪习俗的记载；夏文化探索历程、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考古学观察、二里头文化阶段诸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商先公活动地域与先商文化的考古学推定，汤亳诸说，早商文化的发现与确定，探讨先商文化的根据与方法。使我初步了解夏商周考古研究需要与文献相结合、相互补证。积累相关材料，从具体问题分析入手，逐渐开阔研究视野，提升研究层次的治学方法。

同年暑假，邹先生委托刘绪老师带领我们几位研究生在安阳殷墟实习，熟悉商代晚期殷墟文化特征。白天，刘老师指导我们整理殷墟出土的遗物。晚上，他挑灯夜读，不知何时休息。实习期间，我曾和刘老师一起踏着雨后的泥泞前往西北岗王陵区考察。我注意到，他总是随身带着小笔记本，随手画出所见遗迹遗物的草图，随时记下见闻与感想。这就是学术积累。

1988年秋，我在郑州岔河遗址找到二里岗下层打破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迹单位，统计数据表明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这是我向邹衡导师交出的第一份夏商考古答卷。刘绪老师对夏商文化分界研究颇有建树，他日后点评这一学术发现为“突破性的进展”，“在以往发表的材料中非常罕见，因而十分难得”。

续 问

从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刘绪老师已经升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他倡导探讨学术问题，要全面收集、认真分析相关资料，靠具体材料说话的严谨学风。他曾经跟我说“咱搞不了空的，玄的”，“咱是个老老实实干活的考古匠”。

他参与山西天马—曲村、忻州尹村，北京房山琉璃河，陕西周原，河南登封王城岗，山东临淄桐林等遗址考古发掘和内蒙古学术考察活动。在田野考古实践中熟悉龙山至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特征，思考相关联的学术问题，力求夏商周考古研究体系的融会贯通。

他以课堂、学术讲座、学术会议、考古工地考察指导等形式传授夏商周考古学知识。

指导研究生分别对中原、郑洛、古冀州、太行东麓、丰镐、商洛、忻定及太原盆地、鲁北、北京等地域龙山至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内涵做具体分析研究，培养出一批薪火相传的年轻学者。

他将源自考古教学实践的诸多感悟和创见结集《夏商周考古学探研》《晋文化》《夏商周考古》等学术著作，为推进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做出卓越的贡献。

在夏商周考古学术领域，刘绪老师以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做到材料全面，分析缜密、见解精到，学成体系著称，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备受学界崇敬。因此被推举为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领域的领军和旗手。

这一时期，我完成了豫南及邻境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期间，我一直以刘老师为榜样，努力学习，悉心钻研。有时在学术会议或考古工地上与刘老师相会，及时交流学习心得。有一次我到北大看望刘老师，恰巧在晨雾中的未名湖畔和刘老师相遇，就这样从湖边聊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聊到学生食堂。午餐，每人二两米饭，一份菜（一荤一素各半份），边吃边聊。我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继续向刘老师问学。

2003年4月，我向邹衡老师交出第二份夏商考古答卷，即在1953年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牛肋骨刻辞上补识出“乇”字，这一学术发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邹先生非常高兴并希望我继续努力，争取有更多的学术发现。刘老师对夏商文化分界有深入的研究，他日后点评“此说是可以成立的”，“为郑州商城为商代亳都提供了直接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郑州商城遗址邹衡先生铜像，2015年7月18日上午

2008年9月，我向邹衡老师交出第三份夏商考古答卷，即在1991年密县黄寨出土二里头文化牛肩胛骨上发现卜辞，并将其中的一个字隶定为“夏”字。我想，邹先生对于这一学术发现一定是满意的。刘老师日后点评“这不是小事”，“有可能会引起争论，不管怎么争，‘夏’肯定是一说”。

心 问

2019年10月19日，我参加在洛阳偃师召开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刘绪老师给我微信表达因病不能参加会议的遗憾。11月15日下午，我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董琦研究馆员、中央民族大学杨楠教授看望住院治疗的刘老师，祝刘老师早日康复，好人一生平安。

2020年7月2日，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夏文化研究专题会议”。为此，我和刘老师通过微信聊起夏文化，他简要写了几点看法：

第一，东西方有差别，文化传承不一样，中国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理论。西方说法有其合理性，即要求当时文字。但有了当时文字，他们也未必相信。如陶寺、你的两处发现。

第二，西方承认晚商的存在，早商都不信。因为晚商有大量甲骨文证明属商。既然相信晚商甲骨文可靠，那么甲骨文中先公先王的记载是否可信？需要他们回答。

第三，引进西学的中国学者没敢否定早商，（他们认为夏与早商）都缺少较多的文字材料。一个不存在（夏），一个存在（早商），双重标准。

第四，从考古学材料来说，前人论证多了。方法如论证早商，何以不能论证夏。

第五，要加强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河南和山西，不能仅限于二里头遗址。

他称赞老一辈学者不管结论对错，还都用具体考古材料说话。批评现在夏文化探讨中存在不用具体材料，空谈理论，可惜没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虚火现象。

2021年6月21日下午15时，我和中央民族大学杨楠教授看望刘老师。刘老师送我一本新著《夏商周考古》并在扉页上题字后钤上红色姓名印章。封面和扉页上的夏商周陶鬲线图是他亲手绘制，印章是他亲手篆刻，这是求真的学术历程与真学者的完美结合。刘老师学术一生不仅做好了自己，也成就了他人，以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学术贡献，将考古人“刘绪”二字永镌于学史。

在我的心目中，刘绪老师虚怀若谷，是大智慧的真学者，是真正继承邹衡先生学术精神和治学之道的夏商周考古学大家。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温温恭人，议道自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刘老师堪称学术君子。

生而不有、为而不争、利而无害、光而不耀、功成不居、终不为大……刘老师近乎学术圣贤。

刘老师远行后，我犹如在苍茫的夜海中失去北斗和灯塔的引领，感受迷茫和孤独。刘老师的音容身影和学术往事不时在眼前闪现，泪水潸然而下。感恩刘老师对我学术成长的扶助和肯定。感恩他远行前用颤抖的手为我书写“做人堂堂正正，治学扎扎实实”的勉励和之前写出“在我结识的重点研究夏商考古学文化的学者中，李维明是同我交流研究心得最多的一位，每次见面，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就当时彼此关心的问题讨论一番。若有较长时间未见，则会在电话里聊上一阵”那段文字表述，重新点亮了我心中那盏问学之灯……

作者：李维明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