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 山西朔州发掘一批东周至秦汉时期墓葬

后寨墓地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窑子头乡后寨村西约2公里，东临恢河，西靠管涔山，北距朔州古城约9公里，南距阳方口约18公里，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为配合朔州市新殡仪馆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朔州市文物局、朔州市文物保护与利用服务中心、朔城区文物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建设项目占地约120亩的范围进行了系统发掘，考古工作共分为三期，共发掘东周至秦汉时期墓葬400余座，其中以东周墓葬为主，秦汉墓葬次之。

地理位置

东周墓葬

东周墓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有少量竖井墓道偏室墓，但偏室墓较为特殊，墓室横向开凿深度一般较短，最大者仅能放入半个木棺，最小者仅有几十公分。绝大多数使用木质的棺、椁作为葬具，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仰身屈肢两种，年代由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中间未有间断。

M64墓室

出土的东周遗物以陶器数量最多，器型种类也较多，文化面貌非常复杂，其中以陶带耳罐最具文化特色，应为本地土著文化器物。这些带耳罐侈口，束颈，鼓腹，上腹部贴塑一个或两个桥形耳，还有部分底部贴塑三锥形小足，腹部均拍印有交错细绳纹。这样的带耳罐目前为止仅集中发现于朔州平鲁井坪南梁墓地和后寨墓地两处，其他地区只有零星出土。

与带耳罐相同为土著文化器物的还有异形壶和长丁形骨器，异形壶呈口小腹大的圆筒形，底径较大，在多座墓葬中与鼎、盖豆作为组合，但形制却与中原陶壶相差明显，且做工粗糙，器身明显可见先拍印绳纹后抹去的痕迹，应为本地土著族群模仿中原陶壶所做之器；长丁形骨器呈细长条形，一端有一圆形丁帽，此前仅集中发现于平鲁井坪南梁墓地一处，怀仁杨谷庄和陕西黄陵寨头河墓地有零星出土。

此类器物年代由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早期，根据以往学者的推断，这一本地族群很可能是战国时期长期活动于赵国北方的楼烦部落的一支。

同时在战国早期与土著文化器物并存的还有陶鬲和侈口鼓腹罐，后寨墓地出土的东周陶鬲以夹砂灰陶为主，侈口，短束颈，鼓腹，裆部下鼓，这些特点与同时期中原所流行的陶鬲有一定的差别，侈口鼓腹罐也与中原翻折沿的罐略有不同，这样的陶鬲曾在陕西清涧李家崖、黄陵寨头河有过集中发现，侈口鼓腹罐则与玉皇庙文化的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常见的陶罐十分相似，因此这些墓葬的墓主很可能与军都山墓地的玉皇庙文化有着很深的联系，根据多位学者的研究玉皇庙文化应与白狄东迁后建立的代国有关。

战国早期开始出现的还有鼎、豆、壶、盘、匜、豆柄小壶等陶礼器组合，所出土的鼎最大腹径非常靠上，尖圜底，这样的陶鼎多出土于太原和忻州地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同属赵国领土，而豆柄小壶更是赵文化最具特色的陶礼器种类之一，因此这批随葬陶礼器的墓葬应为北迁至朔州的赵人墓葬。

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墓葬存在殉牲习俗，经鉴定以猪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羊和狗，马和牛各有1只。而殉牲多以头和四肢用来殉葬，这一文化习俗与内蒙古地区东周时期文化十分相似，显然是受到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但猪的数量最多则体现出农业较内蒙古地区要更发达一些。

M302器物组合

后寨墓地出土的东周器物虽然以陶器为主，但其中部分楼烦文化器物此前在其他地区极少发现，楼烦族群的陶器制作粗犷，内外壁皆可见明显的手指按压痕迹，春秋晚期的带耳罐甚至有器型歪扭的情况，上腹部的桥形耳往往被认为是外出狩猎便于携带的标志，朔州虽为盆地地形，但后寨墓地以西即为吕梁山北麓余脉，是天然的狩猎场所，但部分带耳罐贴塑有锥形小足，显然并不适合携带，因此朔州地区的楼烦人当时应过着一种局部定居农业，兼营狩猎业，陶器制作等手工业较为落后。

鬲和侈口鼓腹罐虽以夹砂陶居多，但制作相对规整，楼烦与代国的器物共同组合也说明战国早期赵国攻取晋北之前，楼烦与代国在此地共同生活，赵襄子灭代后代国文化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一批赵国墓葬，但楼烦人仍在此地和赵人共同生活，并开始模仿赵人的陶礼器组合，但所做之器风格仍较为粗糙，可见楼烦与赵的手工业水平差异极大，楼烦文化的器物最终也融为了赵文化的一部分。

《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二年（公元前297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根据史记的记载，战国中晚期之际赵国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攻灭楼烦，并招降了楼烦王的军队，而后寨墓地的楼烦人显然早已在战国中期就已经融为了赵人的一部分，可见后寨墓地并不是楼烦的核心活动区，但赵人也早已与楼烦有了频繁接触，这也为赵国后来可以收编大量的楼烦军队打下了文化基础。

秦汉墓葬

秦汉墓葬有土坑竖穴墓、偏室墓和土洞墓三种，以土洞墓数量最多，均使用木棺为葬具，部分土洞墓沿墓室土圹构建木椁，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年代从秦汉之际延续至新莽时期。秦汉之际随葬有折腹罐，与临潼新丰墓地秦代墓葬所出的陶罐十分接近，浅盘口陶壶上腹部饰三角形暗纹，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常见纹饰，下腹部戳记有“马邑市”三字，为秦汉之际官府设立的市场监管机构常见的标记。

由此可见秦汉之际朔州地区兼具东周三晋文化遗风和秦文化因素。到西汉中期逐渐演变为以矮领罐、细颈鼓腹壶和灶为代表的汉文化基本组合，直至新莽未有明显的组合变化。西汉晚期墓葬数量最多，朔州地区西汉时期处于汉王朝与匈奴对峙的前沿，西汉晚期墓葬数量大幅增加，不难看出汉王朝在经过武帝到昭宣时期多次与匈奴作战的胜利，南匈奴内附后，北方边郡逐渐趋向安定，人口增多，经济繁荣。

该墓地处于北方草原的南部边缘，东距雁门，西峙偏关，南屏宁武，居三关之中，既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北方的门户，也是历代王朝拱卫京畿重地的屏障，同时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中原政权的走廊，一直是角逐各方集中用武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之汉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使该地区成为战争经常发生的地区之一。

本次发掘为研究为研究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东周至秦汉时期的墓地布局、墓葬等级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材料，同时对探讨战国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朔州市文物局、朔州市文物保护与利用服务中心、朔城区文物和旅游局

执笔：高振华、贾尧、刘元、解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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