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布 | 甘肃唐代吐谷浑墓群考古重大成果,出土墓志有望锁定“大可汗陵”区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项目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项目之一。根据《甘肃省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工作计划(2020-2024)》和《2021年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工作计划》,项目组2021年工作计划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资料整理及综合研究等。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距青咀湾、喇嘛湾15公里的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800余件。同年,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该项目以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力图厘清该墓群的分布范围、墓葬数量、墓葬特征及葬制葬俗,进一步提高对该墓群文化内涵的认识。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陵区分布图
慕容智墓墓室甬道三维影像图
慕容智墓墓道东侧壁龛内仪仗俑群
慕容智墓中出土了一大批随葬品,包括金属类、陶质彩绘、木漆器、纺织品、壁画、纸质等各类材质文物,其中金属类文物43件(套),纺织品146件,陶质彩绘文物106件,木漆器类文物62组(395件),壁画26幅(面积25.2㎡),纸质文物1件、毛笔2件、墨1件。
其中诸如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以铁甲胄为主的成套武备、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造型独特的五谷囊以及类型多样的丝织品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的首次发现。
慕容智墓棺木第二层
慕容智墓棺木第三层(墓主及随葬品情况)
同时,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可能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该墓的发现为研究后期吐谷浑王族谱系、葬制葬俗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是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
慕容智墓墓志及志盖
2020年,在完成慕容智墓出土301件套文物保护修复的同时,在武威地区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
2021年,以解决“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布局特征以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目标,对武威市天祝县长岭1号墓(编号2021TQCM1,以下简称长岭M1)和马场滩1、2号墓(编号2021TQMM1、2021TQMM2,以下简称马场滩M1、M2)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处墓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3座墓葬皆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墓葬构筑方法为先挖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圹,后在土圹内砌筑砖室,形成墓葬。墓葬均由墓道、甬道、封门、照墙、墓室几部分组成。长岭M1和马场滩M1两座墓葬皆于20世纪90年代被盗。
长岭 M1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南北通长16.5米。方向145°。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开口平面呈长方形,长10.0、宽3.15~4.0米,墓壁呈斜坡状,底宽2.3、坡底距现存地表深4.1米。墓道内填浅黄色和灰褐色碎土块形成的混合花土,较为松散,填土中包含有碎砖块。墓道自南端开口向北2.9~3.9米处有一道土坯墙,高约0.5~0.7米。墓道底墓门前殉有整马两匹。
长岭M1全景(西南—东北)
甬道砖结构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多已坍塌,进深2.1、宽1.0、残高1.1~1.35米,于1.1米处起券。甬道口上段原应有土坯砌筑的照墙,已坍塌损毁。墓门两侧,残留有壁画痕迹,甬道内原满砌青砖封门,多已被破坏。
墓室土圹近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四壁呈斜坡状,开口顶端东西长7.4~6.7、南北宽6.5~6.3、深4.1米。土圹内东南和西南角,距地表深约1.5米处,各有一土坯砌筑的土台,用途不明。土圹内为青砖砌筑的砖室,平面呈方形,顶部已坍塌,结构不明,仅存砖室底及部分砖墙。砖室内南北长4.0、东西宽3.8、残高1.9~0.5米。砖室底北侧设棺床,宽1.56米、高约0.4米,部分已遭破坏。
长岭M1墓道殉葬马骨(东北—西南)
长岭M1出土铜铊尾
由于墓室及甬道已遭整体破坏,墓葬土圹内充满黄土与碎土块、碎砖块组成的混合土,填土内散见有人骨、动物骨骼、木块(个别有漆皮)、铁钉、铜泡钉、铜片、铁片、铜饰件、弓弥、陶片、白灰块、开元天宝钱等。
马场滩 M1
该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过道、耳室等几部分组成,通长24.8米。方向148°。墓葬开口距地表深0.2~0.3米,墓道及墓室土圹内填土为黄土与灰褐色碎土块的混合土,土质较硬实,填土中包含有少量碎砖块。有扰坑自甬道北侧顶部向下进入墓室及甬道。
马场滩M1全景(东南—西北)
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开口平面呈长方形,长17.5、宽2.3~3.5米,两侧壁面竖直,墓道斜坡底距现存地表深4.8米。墓道内殉整马3匹。
马场滩M1墓道殉葬马骨(东南—西北)
甬道位于墓道北端,为在土圹内用砖砌筑的双层券顶结构。砖券结构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北侧被扰坑打破,进深2.5、宽1.6米。甬道口之上为照墙,由条形土坯块错缝平砌而成,部分已坍塌。
墓室土圹近呈方形,四壁竖直,东西长6.3、南北宽6.2米。土圹底部为青砖砌筑的砖室,平面呈方形,顶部已坍塌,结构不明。砖室内东西长4.2、南北宽4.1、残高约2.2米。砖室北侧设棺床,高0.5米,棺床西侧向南约0.5米,有一踏步。
墓室东侧有一耳室,在东壁正中垂直开一过洞与之相通。过洞拱形,沿壁用砖砌筑双券顶结构,保存完整,进深2、宽1.1米。
耳室形制、结构与墓室相同,土圹东西长4.6、南北宽4.6米,砖室结构顶部已坍塌,东西长3、南北宽3、残高约2.3米。在耳室东侧设有高约0.15米的置物台。
马场滩M1出土铜杏叶、木靴、彩绘木杆等
马场滩M1出土贴银漆皮
墓葬已遭整体盗扰,墓葬及填土中散见有人骨、木块、漆皮、铁钉、铜饰件、壁画残块及彩绘木器残件、漆器残件、陶器残件、铜饰件、银饰件、银币等。随葬品中以彩绘木器为大宗,可辨随葬品主要有人俑、马、羊以及彩绘木杆、木片等,部分漆木器上贴有金、银箔,做工精美、装饰华丽。
马场滩 M2
该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封门、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方向167°。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开口平面呈长方形,通长15.9、宽1.4~2.4、底距地表深6.1米。两侧壁面基本竖直,填土内散见有木炭及烧过的牛肩胛骨、椎骨等。墓道底面呈斜坡状,底部墓门前殉有整马一匹。
马场滩M2全景(西南—东北)
甬道位于墓道北侧。为在墓室土圹及墓道间挖出拱形空间,后用砖砌筑的双层券顶结构。进深2、宽1.26米。砖结构南端之上为生土照墙,直至墓葬开口处。甬道内为青砖砌筑的封门墙,砌满整个甬道。
马场滩M2出土马具
墓室土圹呈方形,四壁竖直,东西长6、南北宽6、距地表深6.9米。土圹底部为青砖砌筑的砖室,平面呈方形,顶部已坍塌。砖室内南北长4.1、东西宽4.1、残高3.1米。墓室北侧设棺床,宽1.9、高0.8米。棺床西侧延伸出一道置物台,长2.2、宽0.8、高0.6米。砖室南壁底部甬道门口东西两侧,残存有少量壁画,图案模糊不清。
马场滩M2出土彩绘贴金棺木残块
墓室内已遭破坏,墓室填土内散见有人骨、陶片、彩绘木块、铁钉、铜泡钉、铜饰件等遗物,也有如动物骨骼、桦树皮等近代或现代遗物,在棺床及墓室底部,散见有彩绘木器残件、漆皮、陶器、金耳坠、铜饰件、马具、墓志等随葬物品。
马场滩M2出土墓志
其中墓志位于墓室棺床下东侧,保存完好,志盖四披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及缠枝卷草纹,中间刻“大唐故冯翊郡太夫人墓志铭”十二字。随葬品中以彩绘残木器为多,亦出土有铁马镫、铜杏叶、革带等各类马具。
墓葬年代
马场滩M2中出土墓志明确记载,墓主人“冯翊郡太夫人党氏”下葬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由于马场滩M1与M2相隔距离很近,仅隔一个山梁,且墓葬形制、墓室构筑方式、出土文物品类皆非常相近,因此马场滩M1的墓葬年代应与马场滩M2相近。
长岭M1,墓葬建筑用砖与慕容智墓相同,墓中出土有时代较早的武德开元通宝钱,不见玄宗时期钱币。但墓葬使用土坯砌筑照墙的方式与马场滩M1相近,整体来看,长岭M1墓葬的年代相较于马场滩M1、M2应较早,年代与慕容智墓相近,当属武周时期或略早。
墓葬形制
长岭M1、马场滩M1、马场滩M2三座墓葬皆为带长斜坡墓道的砖室墓,此类墓葬形制为典型的唐墓风格。同时,从墓室大小来看,三座墓葬的墓室(或主室)皆4米见方,为唐代三品或以上官员(或官员家属)常见的墓葬规格。
值得一提的是,马场滩M1墓室东侧带耳室,从唐律规定和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来看,唐代官员的墓葬大多数为单室墓,只有少数品级很高的官员或皇亲贵族成员可使用双砖室墓,而且目前发现的双砖室墓多为前后双室,极少存在附带侧耳室的情况。马场滩M1墓葬的发现,能够为唐墓形制演变和墓葬等级制度方面的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参考材料。
墓制葬俗
从葬制葬俗方面来说,属于典型的唐墓葬俗,但同时,在这批墓葬中也能够看到多民族混合丧葬习俗的影响。
首先,这三座墓葬皆营建于南北向山岗之上的做法,与武威地区已发现的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情况相似,符合吐谷浑王族墓志所载“牛岗辟壤”、“马鬣开坟”的基本选址要求,当属吐谷浑墓葬所特有的丧葬习俗。
同时,这三座墓葬以及慕容智墓、肃南大长岭墓葬等河西地区吐谷浑人墓葬,墓道方向皆朝向东南,且皆殉葬整马,另也有殉羊、牛骨以及烧殉的情况。此类殉牲习俗在内亚地区如鲜卑、乌桓、契丹、突厥等游牧民族墓葬中非常常见,应与吐谷浑民族自身的生业模式以及鲜卑族古老的丧葬习俗有关。其墓道朝向东南的模式,可能与吐谷浑人死后魂归阿步干鲜卑山的信仰有关。至于墓葬中整马殉葬的形式,则可能是受到吐蕃丧葬习俗的影响。
总之,从武威地区的这批吐谷浑墓葬中,至少能够看到唐、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民族、西域民族等多个民族或地区葬俗的融合与交流,这一情况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化体现,是从实体端对中华文明“多元”与“统一”概念的完美诠释。
墓主人身份
这三座墓葬,从其墓葬选址、墓道殉马等情况来看,与之前发现的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皆非常一致,总体来说,这三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应当都属于663年迁入武威地区的吐谷浑人或其后代无疑。
就其具体族属而言,根据马场滩M2出土墓志信息显示,墓主“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先祖原属“西戎别族”,后“谷风东来”、“屈膝称臣”归附唐朝。此后“自兹数代,冠冕相接”。墓主党氏“义以和亲”与“蓬子氏”联姻,后“蓬子氏”早亡,留嗣子“处罗恕”。处罗恕战功卓著,官至“云麾将军、右羽林卫将军、河西节度副使”,被唐廷“赐姓李,名守义”。结合该墓选址、形制、随葬特征对照相关文献记载,娶墓主党氏的蓬子氏,应为663年随诺曷钵一同迁至武威并定居在武威的吐谷浑蓬子部落首领。鉴于马场滩M1和M2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密切关系,马场滩M1的墓主人和M2墓主人党氏之间很可能存在亲属关系,该处墓群应为吐谷浑蓬子部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墓地。
长岭M1、马场滩M1和M2三座墓葬,是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重要考古发现,为研究唐代吐谷浑王族历史、吐谷浑贵族谱系、吐谷浑贵族墓葬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是唐墓、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三座墓葬的发掘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执笔:陈国科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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