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研究 | 再议出土玳瑁的特征

玳瑁为一种天然有机宝石，来自于玳瑁龟的背甲，与象牙、珠玉、犀角等皆为古代昂贵奢侈品。玳瑁主要由角质和骨质组成，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和蛋白质。随着蛋白质的自然降解以及层状生长结构的老化断裂，玳瑁在地下埋藏环境中极易腐烂，在考古发掘中较为少见。由于辨识玳瑁主要靠其表面纹样，若不刊登彩色图片，会给研究者辨识玳瑁造成障碍。笔者曾撰写小文对出土汉代玳瑁质文物作了系统梳理（《汉代玳瑁器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21年第2期）。最近一些报告中又公布了数例玳瑁文物，其中不乏精品。然而，报告中依然存在把玳瑁与竹、木、角、皮相混淆的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探讨一下如何简单初步识别玳瑁。

玳瑁具有热塑性，韧性好，可切割，装饰性强。单从表面来看，玳瑁与角器的区别是，玳瑁具有红黑夹明黄的如同云彩一样的纹样即“玳瑁斑”，而角器没有。玳瑁斑为黄底褐斑的半透明至微透明状，表面具有柔和的油脂或蜡状光泽。

江苏扬州小杨庄西汉墓M28出土的漆樽（M28:71），器身镶四道银釦，银釦间间隔嵌入2道玳瑁以及3道卷云纹金箔（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小杨庄西汉墓葬M28的发掘》，《考古》2021年第4期）。此樽采用了银釦、彩绘、金箔贴花以及嵌宝工艺，保存基本完整（图一），是目前所见最为精美的一件汉代玳瑁樽，实属难得。小杨庄M28:71所饰玳瑁黄底上有褐色斑纹，色泽朦胧。玳瑁表面有漆绘云气纹、神兽以及羽人等汉代常见纹样，与此装饰风格类似的有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墓出土的两件长条形墨绘玳瑁饰，可能从漆器上脱落下来的。这些墨绘动物、神兽、羽人在玳瑁云雾般纹理的衬托下，栩栩如生。

图一 玳瑁樽

一般情况下，以玳瑁装饰的器物，往往把玳瑁镶嵌于器物的醒目处，充分展示玳瑁的美丽纹理。新近出版的《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中刊登出3件“皮片花”，2片可拼对。拼对后一片宽15厘米，另一片残宽9.5厘米（图二）。报告撰写者认为革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第114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笔者细审报告提供的彩色图片，器表纹理当为玳瑁斑，片花被切割成卷云如意形，据一面有“脱落的红彩”，棺内又伴出数件漆器，玳瑁片最初可能贴附于漆器的器表。玳瑁作为漆器的装饰材料，笔者在《汉代玳瑁器初步研究》中已有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图二 玳瑁饰

在光照下，漆层不透光，玳瑁微透光。江苏无锡胥山湾晚唐吴氏墓葬M1出土腰带残片7片（图三）。简报撰写者认为是木质腰带，墓葬年代为晚唐乾符二年（875年）。腰带残片分两类，一类前圆后方，另一类为方形，皆有长方形穿孔（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江苏无锡胥山湾晚唐吴氏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承蒙无锡同仁惠允，笔者得以入库细观。这些腰带片由于保存较好，在强光的照射下依然具有一定的透光性，回旋的斑纹，不平滑的断口，皆符合玳瑁的特征（图四）。由于玳瑁在田野考古中较为少见，玳瑁本身具有一定的硬度，纹样与树木纹理确实有点相似，出土时表面又附着一些灰尘，肉眼观之并不透明，所以极易被判为木质文物。

图三 玳瑁腰带片

图四 光照下的玳瑁

唐代玳瑁加工工艺十分发达，据记载，唐代有犀皮漆器，然而目前尚未见考古实物出土。笔者认为犀皮漆器的纹样受到了玳瑁斑的启发。犀皮漆器表面回旋变幻的纹理是用黑、红、黑三色漆制作而成，由于犀皮漆器的胎骨、漆灰层以及漆层的重重阻隔，犀皮漆不具有透光性。漆皮边缘起翘脱落与漆灰层分离是出土漆器常见的病害之一，玳瑁降解断裂后，脱落的屑片由于富含碳酸钙，其边缘不会卷翘。

囿于玳瑁龟甲尺寸，玳瑁饰件的用料一般都较小。常常作为小型装饰品或作为辅助装饰材料。在田野考古中，若出土这类具有黄褐色的回旋斑纹、质地轻盈、断口不平滑且暗淡、脱落的屑片边缘较平整，在光线的照射下整片具有一定透光性的小型文物，发掘者可考虑其为玳瑁的可能性，以撷珠于“木片”“皮花片”“角器”“竹片”或“犀皮漆”之中。

以上仅是笔者不揣浅陋，为田野考古同仁介绍了肉眼识别玳瑁的简单方法。在实验室条件下，开展多种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对推动文物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结合微生长结构，常规宝石学特征及红外光谱可对玳瑁进行精准鉴定（汤超等：《玳瑁与其两种仿制品的鉴别》，《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14年第6期）。近年来，研究者在鉴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玳瑁标本时，发现来源于玳瑁不同部位的样品，其微观结构差异较大。来源于表层角质盾区域的样品呈现层状结构，来源于内部骨密质和骨松质区域的样品，均呈孔状结构（王荣等：《玳瑁璧的无损分析报告》，《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19年）。

小文在撰写之初，受到了南京博物院左骏先生的启发，扬州所周赟老师、无锡所刘宝山所长与邵栋先生慷慨赠予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刘芳芳）

（作者单位：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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