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昭陵博物馆藏品，看历代政府对唐昭陵保护措施及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位于陕西关中地区唐代诸帝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唐以后的历代政府对于保护唐陵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唐文化遗产保护或多或少的作出了一定贡献。唐太宗昭陵是唐代帝陵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地上地下遗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自唐贞观后，到新中国建立，历代政府对昭陵的保护工作都较为重视，昭陵陵园遗留的历代祭陵碑或保护碑便是有力的佐证。

这些碑石作品部分列置于昭陵北司马门遗址，部分于上世纪70年代，移藏昭陵博物馆。本文将以昭陵博物馆藏品为例，浅议历代政府对唐昭陵的保护措施及其对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关中唐十八陵及唐太宗昭陵

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称帝建唐开始，至公元907年后梁太祖朱温篡唐，唐王朝享国289年，共历皇帝二十一位。其中除唐末战乱，最末两位皇帝昭宗李晔葬于河南偃师（和陵）、哀帝李柷葬于山东菏泽（温陵）外，其余十九位皇帝均葬于陕西。这十九位唐代皇帝中，因女皇武则天崩亡后，以李唐皇后的身份与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因而成陵十八座，分布在陕西省乾县、礼泉、泾阳、三原、蒲城、富平6县，东西绵延百余公里，几乎与渭水汉九陵成平行一线。截至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关中唐陵包括献、昭、乾、定、桥、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贞、简、靖等十八座帝王陵墓，即关中唐十八陵。唐代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创造了高度繁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其皇家建筑，无论是宫殿还是陵寝，规模之宏大，气派之雄伟，在中国建筑史上均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以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为最。

唐太宗昭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城东北22.5千米的九嵕山主峰，海拔1224米，是唐代帝王陵墓“因山为陵”的先例。昭陵自贞观十年（636）首葬文德皇后始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葬太宗李世民完成，共营建13年之久。史载昭陵陵园“封内一百二十里”。贞观至开元的百余年间，先后有数百位皇亲国戚、佐命功臣陪葬于此。190多座陪葬墓呈扇形分布于陵山南面偏东方向，陵园总面积200平方千米，周长60公里，是历代帝陵中陪葬墓最多、陵园面积最大的一座，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陵园地上地下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遗存，亦是贞观盛世的真实再现，因而被称为“天下名陵”。明代赵崡有诗云：“遥望九嵕山，古冢何累累！上有名王宫，下藏贤臣衣。”

历代政府对唐昭陵的保护

唐代前期，帝王对本朝陵寝十分重视。每当“先帝”去世，嗣君都要尽力于山陵之事，以表孝心。不仅为其修建宏丽的地下宫殿，营造雄伟的地面建筑，列置精美的石刻，而且在陵区广植松柏，故而时人又把唐陵称作“柏城”。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写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翼亮贞文德，丕承戢武威。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仪凤年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后来还是在狄仁杰力谏之下，权善才得以保命，受到免职的责罚。说明高宗时非常注意对其祖先陵寝的保护和管理，使唐陵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唐高宗、唐玄宗和唐懿宗都曾亲自拜谒过关中唐陵。但是，唐代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国势日渐衰败，对诸帝陵亦是无暇顾及，保护仅流于形式。

五代时，关中发生的一系列战争，给关中唐陵带来了悲惨的命运。这一时期，唐陵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地表建筑惨遭损毁，帝陵盗掘严重。《新五代史·温韬传》载“（温韬）在镇七年，唐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可见当时军阀对唐帝陵的盗掘近乎猖獗。后唐立国十余年，统治者虽然对唐陵比较关注，诛杀温韬，并颁发了《修奉列圣陵寝诏》，但因实力有限，该诏实际上未能真正实施。

北宋立国后，对前代帝王庙宇的修建和陵墓的保护工作也逐步展开。早在建隆四年（963），宋太祖就下诏：“历代帝王三年一飨，立汉光武、唐太宗庙。”北宋政府并于开宝六年（973），在醴泉县城修建唐太宗庙。当时因去昭陵的道路崎岖难行，宋代官方祭祀昭陵和民众凭吊太宗，基本都在宋修唐太宗庙进行，很多文人瞻拜后也有不少诗文传世。

据《宋会要》载，宋太祖时，诏令所属州县检查历代帝王陵寝的存废情况，并遣近户守视，其陵墓有堕毁者加以修葺。其中关中唐陵中献陵、昭陵、定陵、元陵、崇陵、丰陵、章陵、端陵、贞陵、简陵及靖陵等12座被盗，中央遂命当地政府将诸帝陵盗洞予以回填，又在陵表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葺。

明清期间保护昭陵的诏令屡见于各种典籍，但均未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建庙立碑者甚多，一方面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便于时人瞻拜祭祀。明时醴泉县治西迁十余千米，并于县城南门外新修唐太宗祠。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对陕西境内古陵园及重要古建筑，建立标志，并设专人管理。在昭陵及其陪葬墓前，有毕沅题写或树立的标志碑三十通。

昭陵陵园现存历代祭陵碑或保护碑

贞观十年（636年）首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唐太宗亲自撰文赞颂皇后美德及因山为陵节省民力之功，命欧阳询书丹，刻石立于昭陵北司马院外，即《昭陵刻石文碑》。此后，历代都有在昭陵北司马院外立碑的传统。久而久之，在昭陵北司马院外留下三十通祭陵碑，人们也习惯把北司马院成为“祭坛”。

这些祭陵碑部分字迹泐灭难辨，可辨识年代的碑石多为明清各级官员奉诏祭拜昭陵并镌立的。如：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中书省管勾甘桓致奉诏祭昭陵时所立的《御制祝文碑》、正统元年（1436）刑科都给事中贾铨奉诏致祭唐太宗时所立《御制祝文碑》、崇祯元年（1628）前军都督府管府事、太子太保、清平伯吴遵同致祭唐太宗时所立《祭祀碑》、康熙三十五年（1696）都察院左佥部都御史常翼圣致祭唐太宗昭陵时所立《祭祀碑》、康熙三十六年（1697）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三级顾藻致祭于昭陵时立《祭祀碑》、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理寺少卿莫音代致祭唐太宗昭陵时立《祭祀碑》、乾隆十四年（1749）太常寺少卿纪录二次钟衡致祭于唐太宗昭陵时立《祭祀碑》、乾隆二十年（1755）太常寺卿熊学鹏致祭唐太宗昭陵时立《祭祀碑》等。

除昭陵北司马院祭陵碑外，另有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北宋政府在醴泉县城（今礼泉骏马乡旧县村）修建唐太宗庙时，于庙前立有《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地方官游师雄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在唐太宗庙前刊立《昭陵六骏碑》；绍圣元年（1094）又在《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之阴刊刻《唐太宗昭陵图》；金代重修宋唐太宗庙时，亦有《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记载了当时完颜氏重修宋代唐太宗庙的情形。明崇祯五年（1632）年，邠州学正属知醴泉县事范文光在修唐太宗祠后所立《唐祠纪事碑》、乾隆四十九年（1784），毕沅撰文，醴泉知县蒋骐昌在唐太宗燕德妃墓前所立《大清防护昭陵碑》等,以上五通碑石均于上世纪70年代，移藏昭陵博物馆。

昭陵博物馆馆藏五碑情况

1 《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

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碑阴

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

《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于开宝六年（973年）立于醴泉县城唐太宗庙前，通高292厘米，下宽103厘米，后31厘米。碑额正题“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李茔奉敕撰写碑文，孙崇望奉敕正书，共23行，满行50字。宋绍圣元年（1094年），游师雄主持在该碑碑阴刊刻了《唐太宗昭陵图》，并正书题记。该碑于1956年列入《陕西省名胜古迹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名单》，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游师雄所题，刊于碑上段，共41行，满行19字，碑下段线刻唐昭陵图。

游氏题记云，陪葬诸臣165人，其中诸王7人，公主21人，妃嫔8人，宰相13人，丞郎三品53人，功臣大将军以下64人，内含藩将9人；另有昭陵十四国酋长石刻像官名14人、太宗所乘六骏，刻石于北阙之下。其中内容与《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相较，虽有较多讹误，但其对昭陵的热爱和保护工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2 《昭陵六骏碑》

昭陵六骏碑

《昭陵六骏碑》为宋游师雄于元祐四年（1089）刊立，碑身高277厘米，下宽106厘米，龟座圆首，周边浮雕蟠螭纹，额篆题《昭陵六骏》，碑身分上下两段，上段为游师雄题记，正书25行，满行11字，记述刻石原由。下段为昭陵六骏线刻画及马赞、马名和立功事迹，刁玠书，蔡安时篆额，武功游宗道刊，醴泉知县吕由圣立石。碑阴右侧为唐景武公李靖裔孙李宰与唐献公薛收第十四代孙薛嗣昌于宋绍圣四年（1097）题记，左侧镌刻金明昌五年（1194）刘仲游《题唐太宗昭陵》七绝一首。

《昭陵六骏碑》原立在礼泉县旧县宁家村(太宗庙旧址)南门外，1975年移至昭陵博物馆。

游师雄在碑文中申明：“六骏距陵北五里， 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疑缺"像"字)塑于邑西门外太宗庙廷。高庳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览者。又别为绘图刻石于庑下，以广其传焉。”

可见他是很有远见的，不但表明了他塑像、刻碑的目的、意图，而且仿制的态度又是极其严谨认真的。此碑以线刻手法，缩小了六骏浮雕的比例，将六骏刻在一块石碑上，同时记录了六骏的名称、毛色特点、参加的战役和太宗"六骏赞"，成为后人研究"昭陵六骏"的珍贵资料。传世的六骏图形，特别是鞍鞯的细部及被射中的箭，都是以此碑为蓝本。

3 《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

大金新修唐太宗庙碑

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刊刻于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原立于宋、金醴泉县城（今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一带）西门外唐太宗庙院内，后倒仆入土，1975 年复出。碑刻残断为上下两截，螭首，失趺，通高 284、下宽 106 厘米，正书 27行，满行 54 字，字迹颇有漫漶，然可辨识通读，现藏于昭陵博物馆。

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记述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底，“元帅右监军完颜公”巡陕，到辖区醴泉县拜谒唐太宗庙，因庙宇“或倾或颓”“若存若无”，而令地方官重修。醴泉知县康庆乃鸠工修建，天眷元年（1138）三月竣工后，由元帅府骑都尉孙九鼎撰文，康庆立石于重修的庙内以志其事。北宋建隆四年始建唐太宗庙到金熙宗天会十五年，时隔 170 余年，唐太宗庙几近废毁。加之金军攻占陕西，战事频发，对战区文物古迹有所损坏在所难免，但战事过后，地方官能贯彻金政府保护中原先贤祠庙和文物古迹的旨意，或勒文宣令，或聚材修缮，是值得肯定的。

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记述这次重修，“因庳为崇，廓隘为宽。遏乃芜秽，焕以丹漆。殿宇靓深，廓庑宏丽。门阙巍巍，如跂如翬。俨然王者之居也”。可见此次重修规模较大，门阙和主殿均较宋代唐太宗庙更加巍峨宏丽。

4 《唐祠纪事本》

唐祠纪事碑

崇祯五年（1632）邠州学正属知醴泉县事范文光“爰命匠氏扶倾易朽，饰彩涂丹”，又“增起献屋三间”，以太宗功臣李靖、房玄龄、马周、岑文本、温彦博等14人配享。事后，范文光欲立碑记述其事，碑文撰好后，有人从古图册中觅得太宗小影一幅，众人“喜如天授”，一并勒像于石立于太宗祠内即《唐祠纪事碑》。

《唐祠纪事碑》碑高180厘米，宽73厘米，厚20厘米，碑失首、趺，仅存碑身。碑上下分为三段，上段镌刻范文光撰书之《唐祠纪事》。中间线刻《唐文皇帝小影》太宗虬髯，英概卓异，与《酉阳杂俎》记载“太宗虬髯”相一致。关于唐太宗相貌特征，《酉阳杂俎》记载，李世民曾当着众多文臣武将的面，用自己的胡子当弓弦，表演射箭。可见李世民胡子不仅很茂盛有韧性，长度应该也不短。《旧唐书 ·卷二》载：“时李密初附，高祖令密驰传迎太宗于豳州。密见太宗天姿神武，军威严肃，惊悚叹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

《唐祠纪事碑》线刻《唐文皇帝小影》中，太宗头戴幞头，眉眼上扬，虬髯浓密，且鬓发、胡须皆根根分明，身着常服，双肩饰云纹图案，胸前龙纹栩栩如生。《旧唐书·舆服志》载：“太宗又制翼善冠，朔、望视朝，以常服及帛练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又与平巾帻通用。著于令。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己。”（《旧唐书》卷四十九 志第二十五 舆服）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唐太宗头戴黑色幞头，身着黄色常服端坐于步辇之上，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却不失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尽显大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比起《步辇图》中的太宗形象，《唐文皇帝小影》则更多了一份英武神勇和“马上天子”的威风凛凛之气。

下段镌刻范文光撰写之《附说》，草书20行，满行17字。《附说》言“文光居邠，尝走长安，道过谷口，问太宗祠，人不识为太宗也，辄应曰唐王祠。即及昭陵，人亦应之曰唐王陵，”“然至奉天，问乾陵，人亦不知有高宗也，辄应之曰武则天陵。”可见，当时地方百姓对境内唐代帝王及其陵寝已知之甚少，让范文光不由感慨“小民之口，胜史氏之笔多乎”“史外传心，岂知史外传口。民言可畏，过者思之。”为醴泉百姓不明昭陵，不知唐太宗而痛心，从而决定修祠立碑，以助醴泉百姓了解境内历史文化遗存，怀念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开创的贞观盛世之伟业。

范文光在《附说》中不惜笔墨赞扬太宗伟业，议论深远，褒太宗之伟业，鄙高宗之失权柄，对武则天也颇有微词，表达了对唐太宗的崇敬，对大唐时代的向往，同时将其范氏史学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

5 《大清防护昭陵碑》

大清防护昭陵碑

《大清防护昭陵碑》，清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立，原竖唐太宗德妃燕氏墓前，1975年移藏昭陵博物馆。首砆均失，仅存碑身。高170厘米。宽106厘米。厚23厘米。毕沅撰文，钱坫篆书，孙星衍摹勒并撰额，王景桓刻字，碑文28行，満行55字。

毕沅生平在陕西任职时间最长，期间对关中古迹时刻留心，尽力保护，先后请学者名士，助其编书，撰成《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等著。钱坫，清朝著名学术大师钱大昕之侄，通晓地理及文学，尤工篆书，晚年，左手作篆尤为精绝。在我国篆书发展史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孙星衍称其“为本朝第一” 。孙星衍，清代著名书法家、经学家，乾隆时殿试榜眼，翰林院编修，一生好学，勤于著述。其书法精妙圆润，工稳遒劲，篆书与钱坫齐名，袁枚曾称其为“天下奇才”。

该碑集毕、钱、孙三家之功，素有“三绝碑”之称，宋伯鲁在《与祭昭陵》诗中，盛赞此碑“丰碑一片资防护，铁画银钩字字雄”。

历代政府对唐昭陵保护措施

对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自古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为世人颂扬，九嵕昭陵的雄伟气势在历代文人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三百多年前，范文光因谷口、奉天百姓不明太宗祠、不识太宗、高宗者众多，而深有感慨，于是修祠立碑，重新唤起百姓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伟业的追思。人们从古图册中觅得太宗小影之际“喜如天授”，范氏之举在当时的宣传成效便显而易见。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借鉴古人文化遗产保护之经验，做好新时代文化保护与传承。

笔者认为历代政府对唐昭陵的保护措施，对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完善保护制度，强化保护意识。唐时，高宗、玄宗、懿宗亲谒关中唐陵；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斫昭陵柏树而差点丧命，均说明唐政府对关中帝陵的重视非同一般，有着严格的管理和保护措施。目前，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等。相关部门应从法律层面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通过强制力量，及时约束游客的违法行为；群众更应该了解相关法律条款，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和相应法律代价。明白文化遗产具有连接古今、传承文化、融会历史的意义。新时代应该从思想上引导国民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懂得文化遗产对于国家、民族、个人甚至子孙后代的独特价值。从而，加深对文化遗产重要的把握，进而关心、爱护、尊重保护文化遗产。

其二，落实保护责任制度，建立专业人才队伍。宋太祖诏令所属州县检查历代帝王陵寝的存废情况，并遣近户专人守视，其陵墓有堕毁者加以修葺，将前代文化遗产保护责任落实到地方州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很快关中诸帝陵盗洞均予以回填，并进行相应的修葺保护工作。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对陕西境内古陵园及重要古建筑，建立标志，并设专人管理。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规划，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其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目前，基层文化遗产保护人员严重不足，且大多不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基层巡查保护任务重、条件差。各地应加强对一线文保人员的培训，拓宽基层引进专业人才的渠道，提高基层文保队伍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使“基层文保员”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发挥积极的宣传和引领作用。

其四，加大宣传力度，团结社会力量。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对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像范文光那样，明白“小民之口，胜史氏之笔多乎”的道理，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展示、论坛、讲座等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为群众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积极地担负起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我们应该团结社会力量，群力群策，让关中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成为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广阔平台。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灿烂的篇章，也是当时世界贸易中心，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唐代帝陵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唐陵堪称大唐帝国的缩影，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唐以后的历代政府对于保护唐陵有着或多或少的贡献，唐代前期、宋代、明代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明游师雄、范文光、毕沅等有志之士在醴泉修祠立碑，以助醴泉百姓了解境内历史文化遗存，怀念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开创的贞观盛世之伟业，担负起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重任，堪称传统文化宣传和保护的行为表率，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董朝霞）

（作者单位：昭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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