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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青铜文明灿烂夺目 晋史研究再启新篇

我要新鲜事2023-05-07 11:20:471

作者:石磊

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

主编:王京燕 崔俊俊

编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临汾市博物馆、襄汾县文化和旅游局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定价:380元

近日收到由王京燕、崔俊俊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2021年1月第一版)一书,观后甚喜。此书不仅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向大众普及了先秦青铜器的历史,而且对于陶寺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做了深入研究,推断严谨,结论客观,体现出编者深厚的科研功底。古朴厚重的“晋式铜器”,展现出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在耀眼夺目的同时,亦为晋国历史研究再次掀起了新的篇章。今将笔者的一点览后心得,与众君分享。

断代明确

丰富晋国史研究的历史范畴

两周之际,襄汾一带是晋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故相传晋襄公的坟墓就在襄汾,襄汾的旧称“襄陵”,也来源于此。近年来发掘的陶寺北两周墓地,重要考古发现频频面世,为雄浑跌宕的晋国史研究又谱写下新的篇章。

按照学术界主流的研究,晋国的核心区域在晋南的翼城、曲沃、侯马、闻喜、绛县一带,尤其是前三个县市,都做过晋国的都城,留下了很多先秦时期的大遗址,比如翼城南梁故城遗址、天马-曲村遗址,曲沃的凤城古城遗址,侯马的晋都遗址等,此外闻喜的上郭古城遗址、绛县的车厢城遗址也都是重要的晋文化历史遗存,这些都没有争议。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周朝为封国选取建都的位置,通常都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比如晋国的核心区域翼城-曲沃-侯马-绛县一带,东边有翔山,南边有绛山,西边有崇山(塔尔山)三座大山的环绕,北边有响水河(滏河)流入,形成了一个河山环绕、地肥水美的盆地。建都于此,不仅物产富饶,可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而且易守难攻,可以防备戎狄的入侵。而陶寺北墓地所在的襄汾,位于临汾盆地南部,东倚崇山(塔尔山),西榜姑射山,与曲沃、翼城接壤,气候温和,草木茂盛,丁村人很早就在此地繁衍生息。尧帝的国号为唐,史称“唐尧”,而晋国则属于代唐而兴,《史记·晋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遂封叔虞于唐”。而姬叔虞就是晋国的始祖,从这个角度来说,襄汾也属于晋国的核心势力范围。

陶寺北墓地位于崇山西麓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地势开阔。西距著名的陶寺遗址约3公里,南邻陶寺村;北部地势逐渐降低,和王云村相接;东部是沟谷,最宽处近百米,原有河流,现被开垦为农田;西部有一条南北向的沟谷,宽约30米。墓地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在24万平方米,高程为510米,为晋国的一处邦墓。此处共勘探出1283座墓地,还有8座车马坑及数量众多的灰坑,本书图录青铜器则主要涉及Ⅰ-Ⅲ区(由西向东)大中型墓葬(贵族墓葬)14座(1座被盗),收录了从中出土、清理、修复的130件青铜器(共出土修复174件),另有兵器、车马器、工具等28件(套)。此书的作者根据出土器物组合、器型、纹饰特征,通过和周边县市两周之际同类器物的对比,对这批墓葬的年代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行了分期,界定出了这批墓葬的年代范围。其中I区2014M7、II区2018M2007都属于春秋早期早段;Ⅲ区中的2015M2属于春秋中期后段;2015M1与2016M2属于春秋晚期早段,2017M3015、2017M3017、2017M3018、2017M3022、2017M3027属于春秋晚期中段,2017M3011和2016M1则属于春秋晚期晚段。严谨科学的断代和分期,为研究晋国的墓葬制度以及分析晋国不同时期的国力和政治格局,具有重要的助力,丰富了晋国历史的研究范畴。

文物丰硕

延伸先秦史研究的实证资料

先秦史研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开端,也是古代史研究的难点,但是这段历史夹杂着太多神话、传说、典故、纪闻,可偏偏文字记录过少,如《史记》《尚书》《竹书纪年》《春秋三传》等寥寥数种,研究突破往往要依赖考古发掘与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解读。近年来有名的考古发现,比如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绛县横水倗国墓地、余杭良渚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都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产生轰动,很大的原因即在于这些先秦大遗址的勘探发掘,填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空白,对于我国早期华夏文明的断代研究起到重点突破的作用。

本书收录的陶寺北墓地出土青铜器,涵盖了蒸煮器、盛食器、盛酒器、舆洗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印证了先秦典籍上的部分记载,为历史文献提供了实物佐证。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精于金石考据之学,提倡二重证据法,先生认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即指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本书的作者在书中写道:从墓葬分布情况来看,大型墓葬通常沿西北——东南主线排列,墓葬间没有打破关系,墓葬因等级的不同存在小的分区,大中型墓葬居中,小型墓葬集中分布于周围。墓地秩序井然。恰如《周礼·春官·墓大夫》所载:“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可见,陶寺北墓地春秋时是晋国的一处“邦墓”。又比如在编号为2016M1的大墓中出土的一组5件套的列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是周代“列鼎制度”的实证体现,同时显示出这是一位卿大夫级别的墓葬,因为《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周代分封制下王室贵族的生享死葬都以此为标准,人们不能僭越这种规制,因为这种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比如编号为2017M3011的墓葬中出土的2组共13件卫国的青铜编钟,其形制、纹饰相同。其中,11件钟的钲、鼓部可见刻铭,9件钟上刻铭相同,共18字(铭文内容为: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择吉金鈼铸酥钟六堵),另外两件钟上还有长达179字的铭文,这些铭文对于研究编钟的历史以及晋国、卫国双方的政治关系,极有裨益。

造型精美

普及青铜器研究的辉煌文化

此书题名《山右吉金》,“山右”为山西的别称,因为山西处于太行山之右。“吉金”则指青铜,青铜器的原材料主要为铜、锡、铅合金体,我国古代的工匠们很好地掌握了合金的特点和各种材料的配比,把三者结合起来,制造出了既精美又实用的器皿,故称其为“吉金”。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为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涵盖农具、兵器、工具和乐器,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经过商代的发展,到西周时期,青铜冶铸业达到高峰,晋国所处的山西地区,当时非常富庶,不仅拥有大量的铜矿,还拥有技术精湛的冶铜作坊,制作出的青铜器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美轮美奂,如翼城的古暑冶铜遗址、侯马的新田铸铜遗址。青铜器研究专家陈梦家先生非常推崇晋国的青铜器,更是首次提出了“晋式铜器”这一称谓。

陶寺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包括铜鼎、铜鬲、铜簋、铜簠、铜敦、铜鉌、盖豆、铜壶、铜鉴、铜盘、铜匜、铜编钟、铜鼓座、铜戈、铜戟、箭镞、铜鐏、铜斧、铜锛、车軎辖、马衔等,已经涵盖了“晋式铜器”的方方面面,由于这批青铜器主要是春秋时期生产的,所以体现出鲜明的“新田风格”。当然博学而又严谨的作者并没有“一刀切”,而是对这批青铜器做了文化因素分析,进而得出:陶寺北墓地中的绝大多数青铜礼乐器是典型的晋式青铜器,是侯马铸铜遗址的产品,但也有少量呈现楚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器物。比如出自2015M2大墓的一件青铜鼎,口沿处出一周平沿作为子口,与盖边的一周平沿相合,短蹄足跟为浮雕的兽首,盖上及腹部有数周凸炫纹等特征,是鲜明的楚式风格。又比如2017M3011墓出土的卫国刻铭编钟,其篆带纹饰为身体方折、首尾相接的蟠螭纹,鼓部纹饰是由8条身体方折勾连缠绕的蟠龙组成的兽面纹。因有凸出的圆目,躯干和下颌有单面倾斜的小坡等,纹饰表面凹凸不平,具有典型的齐鲁风格。这说明,春秋之际,晋国作为中原霸主,号令天下,南方的楚国、东方的卫国,都曾与晋国会盟,并贡献了一批青铜器作为礼物,因为晋人的“生享死祭”观念盛行,所以陶寺北墓地中才会出土具有鲜明他国风格的青铜器。

众所周知,青铜器上所饰兽面纹和各种动物纹,体现了古人对神灵以及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春秋晚期贵族青铜礼器中出现了复古器物,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刻意选择某些古典器型,或全面模仿,或加以改进,添上些当时流行的花纹。本书的编者在研究陶寺北墓地青铜器之时,亦对具有复古风格的器物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本书作者举出了三件具有复古风格的青铜器物,并指出了各自的特点:2016M1:6、7是在西周晚期流传下来的纹饰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时代元素;2017M3011:8、9是用当时流行的器型,复原出时隔500余年的纹饰;2017M3011:56-58则是利用了早期器物的方座,对器身进行了改造。进而通过实物对比,指出“春秋战国的复古活动,主要目的是强调诸侯国的政治地位,强调他们的权力,利用一些旧东西作为他们权力的象征。”但是晋国的复古器物不同于齐国、楚国那样对商周器物的复原,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变古”,原因则在于春秋早期,晋国称霸诸侯达150多年,至春秋晚期,六卿争权,韩赵魏被周王室列为诸侯后,晋国公室日薄西山,一些旧有的礼制也随同失势的贵族一道被摒弃。这个结论非常有启迪性,为两位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点赞。

结论

整体看来,这本书是一本普及两周青铜文化,扩展晋国历史研究范畴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山右吉金》是一个系列书目,并非只有1本,李夏廷的《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王进、王晓毅的《山右吉金:隰县青铜器珍粹》在业界也非常有名。与之相较,《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全书只有两章(第一章:青铜器精粹,第二章:相关问题研究),虽说设定的章节较少,但是并不妨碍其编写的优良,除前文所说全书共收录青铜器130件,类型涵盖了晋式青铜器的各个方面;全书配有清晰照片340多张,照片旁配有作者简明扼要的文字注释,对青铜器进行讲解宣传;全书收录有青铜器线图29幅,清晰拓片31幅,线图为李夏廷老师绘制,拓片为李永敏老师实拓。最后,谨以志诚之心,祝王京燕、崔俊俊两位老师学术长青,佳作不断,在考古学领域,在晋国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单位:山西省翼城县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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