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考古专题（二） | 探索高句丽传奇——吉林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收获

作者：王志刚 刘晓溪 等

吉林考古专题之二

探索高句丽传奇

——吉林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收获

自清光绪初年桓仁书启关月山在通沟发现好太王碑至今，高句丽学术研究已走过百余年的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代学人筚路蓝缕、砥砺奋进，高句丽学术研究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新中国成立55年来高句丽学术研究进展的集中体现。申遗前后，吉、辽两省对多个重要遗址开展了科学系统的主动性考古调查与发掘，极大推进了高句丽考古研究的发展。取得学术收获的同时，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20年的考古工作也发现了大量具有共性的问题。如高句丽考古遗存堆积薄、遗物少，断代和文化分期难以细化；遗存类型中城、墓数量多，遗址少，类型数量极度不均衡；不同地域遗存文化面貌存在差异等一系列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2016年吉林省文物局委托吉林大学魏存成教授团队，编制了《高句丽考古调查·发掘·科研规划》。为落实《规划》要求，开拓高句丽考古研究新方法、新局面，201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吉林省高句丽山城遥感数据采集和区域考古调查工作规划》，计划对吉林省境内的30余座高句丽城址开展航空遥感测绘和区域系统调查。同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以集安市霸王朝山城为试点开展调查工作。经过2017年的调查工作，在集安霸王朝山城周边，新发现遗址点57个，填补了高句丽考古学史上的重大空白。2018年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又编制了更为详尽可行的《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方案（2018~2023）》，以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高句丽中期王都所在地——集安地区为切入点，计划用6年时间围绕集安市境内9座高句丽时期城址、关隘和哨卡开展区域系统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与此同时，2019年起，为了明确在集安霸王朝山城周边调查发现遗址点的年代和与山城、墓葬关系等问题，又对多个遗址点进行了发掘工作，发现了高句丽时期聚落遗址和与冶铁相关的高句丽遗址。

工作目标与方法

预期目标

吉林省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项目首先选择在高句丽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高句丽中期王都所在地——集安地区开展工作，制定为期7年的工作方案，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引介新的工作理念和方法，突破现有研究瓶颈，为高句丽考古研究夯实基础的同时，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结合城址调查成果的个案分析与多座城址的比对研究，尝试从多个角度和不同层面进一步深化高句丽考古学研究；第二，构建高句丽石构城址和墓葬的调查规范和记录标准，并确立和推广高句丽城址研究的新模式；第三，以城址为核心整合周边相关遗存，并综合考量区域内道路交通网络和军事防御体系结构，在深入探索高句丽时期聚落形态特点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同时，从更大的区域范围阐释集安高句丽中期王都的空间结构。

工作方法

此次调查以集安市境内高句丽城址为单位，将整个集安地区划分为若干区域，逐年分区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每个区域以城址为核心，整合周边同时期相关遗存开展整体调查和研究。

田野工作采用区域系统调查与重点遗址发掘相结合。首先拟定范围，借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进行拉网式踏查，详细记录调查区域内各时期遗存分布状况。在外围调查获取信息的基础上，选择典型的高句丽时期遗址、墓葬等进行重点发掘。

应用多种新技术手段拓宽研究视角。采用航空遥感测绘与地表测绘相结合的方式，获取遗存所处区域的详细地理信息；借助三维扫描与三维影像重建技术，重建各类遗存本体的三维模型；建设高句丽遗存调查、发掘管理系统，对多年连续调查发掘资料进行系统综合管理；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调查范围内高句丽时期的相关遗存进行系联、整合与分析。

开展多学科合作扩展信息来源。与地理学、地质学、建筑学、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等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长期合作研究，深入探索调查区域内地理环境特点、高句丽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模式、遗址和墓群的选址规律、城址建筑理念和技术、石料种类与来源等问题。

项目进展与阶段收获

自2017年以霸王朝山城为试点开展考古调查工作起，集安市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已经历时5个年头。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集安市境内以霸王朝山城为核心的区域、以望波岭关隘为核心的新开河谷地、以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的苇沙河谷地、以国内城为核心的鸭绿江中游河谷等四个大区域的调查工作，累计调查覆盖面积约830平方公里。调查新发现遗址点总计117处，其中明确属高句丽遗址点45处，另有部分疑是高句丽遗址和早于、晚于高句丽时期的遗址。复查和新发现高句丽时期墓群48处。调查的同时，完成了上述区域所有遗址和墓群的调查记录、航摄与测绘工作。

2019年，为明确调查发现遗址点与山城年代、关系等问题，在霸王朝山城外围随机选择6处遗址点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每个遗址点发掘面积50平方米。其中除1处遗址只发现了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外，其余5处遗址点均发现高句丽时期遗存，其中报马遗址发现了高句丽时期居址，北头遗址发现了与冶炼有关的遗物。2020年起，对上一年度有重要发现的报马、北头两处遗址点进一步开展发掘。

除了调查和发掘工作外，还完成了霸王朝山城、望波岭关隘、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的航空遥感测绘与三维影像的采集工作；建设完成了吉林省高句丽遗存调查发掘管理系统，实现了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的电子化与数据化管理。2021年度，丸都山城、国内城、双安古城、七个顶子关隘和湾沟老边墙关隘的航空遥感测绘和三维数据采集工作尚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中。下面，主要将2017年至今的主要调查和发掘工作收获简介如下：

以霸王朝山城为核心的区域系统调查与城址外围重点遗址发掘

霸王朝山城位于新开河与浑江的交汇处，是高句丽中期王都外围的一处重要城址。2017和2018两个年度对霸王朝山城本体进行详细调查与精准记录，山城平面呈西北?东南的近长方形，由东、南、西、北四道城墙组成，南北墙各设一座城门，南墙和东墙还各有一个马面，南墙西侧设有一处涵洞，四角设有角台。城址内部大体可划分为东部区域和西南区域两部分，其中东部区域相对开阔，坡度略缓，呈层级分布的台地，应为城内的主要生活区域；而西南部区域面积狭小且坡度较陡，仅在坡地上发现有十余道挡水墙，坡下正对南墙西侧涵洞（图一）。

霸王朝山城墙体保存情况在吉林省境内诸多高句丽城址中相对较好，其中南墙东部、东墙局部、北墙东部和西墙南部墙体高度尚存有3-4米，外侧立面、上表面均保存较好，墙体附属结构如女墙、石洞皆可辨识。为了便于调查与记录，根据墙体结构、保存状态、地形地势差异等因素，将四道墙垣分为29大段（70个小段），详细记录了墙垣的保存状态、结构，并采集大量的图像和三维信息（图二）。

经观察可知，山城修砌受地形地貌影响较大，多随形就势垒砌，根据所处地形差异，结构亦有所不同，人工修筑的墙体有内外均砌筑较大的双面墙结构，亦有内倚山脊仅筑有外侧立面的单面墙结构，有的区段还有直接借用自然岩体的现象。从营建时序来看，东西两道墙垣所处山脊地势北高南低，故墙体整体砌筑顺序应由坡下至坡上；北墙所处山脊中部低、东西两端高，故应由中部向两端砌筑；而南墙处于三条山脊所夹的两处谷地的南端，为封堵两道山谷，故应分为东西两部分修砌，每部分皆由中部向两端砌筑。从建筑技艺方面来看，主要使用楔形石和梭形石拉结技术，楔形石主要用于墙体外侧立面，梭形石多用于紧贴外侧立面部分，内侧立面楔形石亦有使用，但比例较低；墙芯内部梭形石比例并不高，多以块石和不规则形石为主，间隙用碎石填充。

图一 霸王朝山城遥感测绘图

图二 霸王朝山城东墙第V大段外立面局部

使用载人直升机对霸王朝山城所处区域约16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航空遥感测绘，可知霸王朝山城所处区域为整个地区的最高点，视野开阔，俯视浑江和新开河河谷，其三侧为山脊一侧为沟谷，为筑成提供了天然的地形条件。以测绘成果为基础对连接南北门的道路进行了调查，南门外侧沿沟谷直通新开河谷；门外侧发现一条“之”形的道路连接石场沟，沟口即有一处高句丽时期遗址，向西抵浑江。

在进行城垣本体调查的同时，2017年至2019年对以霸王朝山城为核心的260平方公里范围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在调查范围内新发现遗址点62处，其中大致明确属高句丽时期遗址点27处，还有一定数量的疑是高句丽时期遗址点；复查墓群17处，对墓葬数量、类型、分布都做了调查、测绘和著录。霸王朝山城外围大量遗址点的发现，填补了以往高句丽遗存中多见山城和墓葬而较少发现遗址的空白，同时也表明高句丽时期山城周边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地点是广泛分布的（图三）。

遗址点以霸王朝山城为核心大体呈向心性分布，距离城址较近的区域分布密度相对较大，而距离城址较远的区域遗址点分布相对稀疏，区域内遗址点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应该是以霸王朝山城为核心的行政区划和区域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缩影，可大致确认，霸王朝山城区域为独立于以集安市区为中心的高句丽王都之外的地理和行政单元，从遗址和墓地均呈环围山城分布的特点初步判断，霸王朝山城并不是如以往学界主流观点所认为的，仅是高句丽早中期王都交通道上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军事堡垒，而是这一区域的行政中心，应具有行政建制功能。

图三 霸王朝山城外围高句丽时期遗址和墓群分布图

2019年-2021年对霸王朝山城外围新发现遗址点中的6处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对其中的2处高句丽时期遗址点——报马村北遗址和北头东南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1775平方米。报马村北遗址位于霸王朝山城东侧，报马川河所处的沟谷内，三年累计发掘面积1025平方米，发现有青铜时代、高句丽、金和晚清四个时期遗存，以高句丽时期遗存最为丰富。2019年度清理高句丽时期房址1处、灰坑34个、柱坑7个；2020年清理高句丽时期建筑台基1处、墙体1处、房址3座、灰坑26个、灰沟4个、柱坑110个；出土高句丽时期各类小件500余件，陶器可辨器型有罐、盆、甑、纺轮，瓷器有盘，铁器有镞、甲片、刀、锯钉、鱼钩，另有铜钱和石锄等；报马村北遗址高句丽时期遗存年代与霸王朝山城大体相当，是城址外围的一处高句丽时期的平民居址（图四）。

图四 报马村北遗址高句丽房址

北头东南遗址位于霸王朝山城西南侧，地处浑江东岸，新开河汇入浑江河口北侧，3年累计发掘面积750平方米，发现有高句丽和渤海两个时期的遗存。2019年清理高句丽时期灰坑25个、灰沟3条、灶址1处；2020年清理高句丽时期房址6座（包括多开间的排房式建筑1座）、柱坑78个、灶2个、灰坑117座、灰沟10条、石砌墙体3处；出土高句丽时期各类遗物500余件，陶器有罐、壶、盅、甑、纺轮、网坠、饼等，铁器有镞、铁带扣，铜器有铜钱，遗址内还出土有大量冶铁活动遗留下来的炉渣和炉箅等（图五）。北头东南遗址高句丽时期排房式建筑的发现，大量炉渣、炉箅的出土，都是高句丽时期冶铁活动的实证，表明该遗址为霸王朝山城外围的一处高句丽时期与冶铁活动相关的聚落（图六）。

图五 北头东南遗址F3出土炉渣、炉箅、铜钱

图六 北头东南遗址2020年发掘区航拍照片

望波岭关隘、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区域系统调查

望波岭关隘地处以丸都山城和国内城为代表的高句丽中期王都北侧的新开河谷，介于丸都山城和霸王朝山城之间，是由丸都山城出发，翻越板岔岭后，沿新开河谷通往浑江的交通线路上的一处重要关隘。2018年完成了望波岭关隘的本体调查和外围120平方公里的区域系统调查。望波岭关隘横断新开河谷，仅有一道石砌墙体，西侧部分被三家子水库淹没，可辨识长度约666米。外围区域新发现高句丽时期遗址点8处，复查高句丽墓群5处（图七）。

图七 望波岭关隘外围高句丽时期遗址和墓群分布图

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位于高句丽中期王都北侧的苇沙河谷，是由丸都山城向北翻越老岭后，沿苇沙河谷通往浑江水路的交通线路上的一处重要关隘。2020年完成了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本体调查和外围约300平方公里的区域系统调查。关马山城的性质实则为关隘，由南北两道墙体组成，截断苇沙河谷，所谓的“东墙”经此次调查确认并非墙体，应该与修筑南北两道关马墙的采石活动有关。大川哨卡应为附属于关马山城的一处前哨（图八）。外围区域仅新发现高句丽时期遗址点5处，复查高句丽墓群11处。

图八 大川哨卡航拍照片

由高句丽中期王都出发，向北翻越老岭山脉后通往浑江流域主要有三条交通路线，西侧一条为新开河谷，中部一条为苇沙河谷，东侧一条为大罗圈河谷。望波岭关隘、关马山城分别位于新开河谷和苇沙河谷，再加上地处大罗圈河谷的石湖关隘，三道关隘共同构成了高句丽中期王都北部交通线上的防御体系，同时也是都鄙区范围的北部边界。

结语

吉林省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是近年来我国高句丽考古工作中，采用新的研究理念和工作方法，借助多种科技手段，结合多学科方法开展的一次有益尝试。霸王朝山城外围多个高句丽遗址点和墓群的发现，说明高句丽时期山城周边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地点是广泛分布的，以往工作未能有所发现，一方面源于高句丽遗存较为单薄，一方面因为工作开展细致程度不够。山城周边发现的遗址点多遗存单薄、遗物稀少，与霸王朝山城城内密集分布、大量发现的高句丽时期居址和大量发现的遗物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山城与周边聚落的等级关系，体现了山城的区域核心地位。

霸王朝山城外围区域发现的遗址大体呈以城址为核心的向心性分布，尤其以山城为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新发现的遗址点基本均位于这一范围之内，而在此区域外围，遗址点则明显变得稀少。这一现象，是否与区域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存在某种关联，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与霸王朝山城周边遗址点状态迥异的是，望波岭关隘、关马山城、大川哨卡外围遗址点数量很少，且沿河谷呈线性分布，遗址点数量、分布状态与霸王朝山城外围形成明显的反差，而这种差异应与城址性质和社会功能的差异有关。

作者单位：王志刚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刘小溪 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王晓明、孙立斌、张星翰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玉斌 通榆县文管所；陈明焕 白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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