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史家抉隐，考古探真——明中都历史与考古研究历程

作者：徐海峰 王志

中国历史上名中都者有金中都、元中都、明中都。定名中都，一曰舆地之中，地利之便；一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政治意图，是依托地利形胜而实现对国家有效统治的方略。三都中，金中都以中原都城为蓝本，稽古创制，启一代新元，成为北京城都城规制之发端。金中都历60余载陷落，但城犹在，以“南城”之名终元之世与大都并存，及至洪武元年徐达攻克大都时尚存，延至明嘉靖朝筑北京外城后方逐渐消失。而大元中都、大明中都则命运多舛，皆以都城之名营建，却均未逃脱被罢废之命运，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但其规制、布局、建筑等却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中，大明之中都更是中国古代都城演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但自罢建后，随着都城地位的丧失，中都城日渐没落而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直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重回人们的视线，其历史地位、历史价值才逐渐被挖掘和阐释。

一、“国初三都”

历代都城皆为一国之政权和皇权的象征，而作为都城之中枢更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故定都乃立国之根本，也是“绵国祚于万世”之基。而明王朝立都之议却旷日持久，立都之选游移不定，以致出现“国初三都”之格局，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究其缘由，传统立都思想，政治、经济、自然之条件，统治者的观念等皆是立都之先决条件或制约因素。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攻占集庆（今南京），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在元朝江南行御史台旧址建立江南行中书省。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称吴王，立都建宫提上议程。文献载“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命有司营建庙社，立宫室”。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建国号为吴，称吴元年，同年九月新宫落成，称吴王新宫，虽规模小、规制也不完备，但为后来南京城的营建奠定了基础。次年（1368）朱元璋即帝位，正式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迁入新宫，但并未宣告应天府为都城。此主要是朱元璋“都中原”的执念由来已久，文献载：“当大军初渡大江之时，臣每听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既听斯言，怀之不忘。”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也遂其愿。

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攻下山东、河南，中原平定。文献载：“尝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亲至彼，仰观俯察，择地以居之。遂于当年夏四月率禁兵数万往视之，逆河上，足月，抵汴梁。”朱元璋亲幸汴梁后，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并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意欲都开封。文献载：“诏曰：‘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可知朱元璋欲建南北二京而非恒定国都，立都仍处在犹豫不决中。

就在下诏立南北二京后，徐达攻克大都，形势又发生剧变，随之，朱元璋立都的想法也发生重大转变，“诏以临濠为中都”，并以“会议群臣”的方式讨论定都。文献载：“初，上诏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持，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皆称善。至是，始命有司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这说明朱元璋此时立中都决心已定，虽问计于老臣，历陈诸国都之利，但均以国初民生之多艰否决；而又分析中都地理形胜之便，使众臣循其思路而无不附议，达到其立中都之愿。

从洪武二年（1369）诏建至八年（1375）“诏罢中都役作”，中都营建近6年，文献载罢建时，中都“功将完成”。而罢建后未久，即“诏改建大内宫殿”。至洪武十年（1377），“改作大内宫殿成……制度皆如旧，而稍加增益，规模益宏壮矣”。洪武十一年（1378），南京改为“京师”，正式定都。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卒，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改元永乐，永乐四年（1406）“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永乐十八年（1420）“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同年“以迁都北京诏天下”，自此北京一直为明清两代之京师。

朱元璋自称吴王始有立都之念，即帝位之初，欲都于汴梁，旋又都于凤阳，营建华丽中都城，终复都于金陵；朱棣营建北京宫殿，迁都北京，立都之议持续50余年，客观上形成国初三都。三都中，中都城是明初第一座以高标准高规格营建的都城，其三重环套、方正布局、宫城择中、中轴对称、巧用自然的格局完美地体现中国古代建都规制与思想。其宫城主体架构表现出与京师地位相称的完备的体系，而其宏大的规模、石构件的体量、精美华丽的石雕以及质量上乘的石材等等均反映出它的至高地位。而在改建南京宫城和兴建北京紫禁城时，除规制一脉相承外，又体现了一种“但求安固，不事华丽……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的建筑思想。因此，国初三都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制最终模式形成的重要参照和实例。

二、中都沧桑

洪武八年（1375），中都罢建后，作为都城的中都城使命宣告完结，其命运也随之遽变。

有明一代，对中都城最大的“劫难”是新建和重建龙兴寺。《中都志》载：“大龙兴寺，在府治北，洪武间撤中都宫室名材建，规模宏壮。……正统五年（1440），寺毁于火。天顺三年（1459）……撤皇城内中书省等衙门房五百余间，依式重建。”这是对中都宫城及禁垣内建筑的大毁坏。天顺朝以后，修筑禁锢罪宗的“高墙”，“修垣凿池，岁岁兴工”，“门楼敌台，不减郡县城郭”。景泰五年（1454）修筑中都土城。至此及至明末，历经风雨剥蚀，久废失修，淮水侵袭，中都城日渐没落、破败。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攻占凤阳，毁皇陵、烧龙兴寺、官府等，中都城再遭劫难。

有清一代，康熙六年（1667），移凤阳县治于旧皇城（紫禁城）内，改称县城。乾隆二十年（1755），撤皇城外禁垣、中都城、钟楼台基等，取砖建凤阳府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焚烧龙兴寺、鼓楼等。咸丰十年（1860）地主武装毁殁府城屋宇。抗战期间，侵略者拆毁县中房屋。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凤阳府城拆除，1961年中都皇城（宫城）列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年浩劫”中，中都城再遭横祸。由于错误思想作祟，有组织扒拆城砖，砌井筑坝等触目惊心，甚至出现了“轰轰烈烈”拆卖城砖的“运动”。直至1972年这种大规模拆墙现象才被制止，但是“零敲碎打”式的破坏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延至1982年，中都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都城才迎来新生，科学、有序、有效的保护才开启。

三、中都寻遗

沉睡近600年之中都城，长期被历史、考古学界所遗忘。直到1969年一位年届五旬的老者几乎以一己之力，躬履田亩，不问寒暑，艰辛寻遗，终使这座尘封已久的大明都城重回人们的视线，蜚声宇内。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王剑英先生。

1969年至1975年近6年时间，王剑英先生被下放至教育部凤阳五七干校劳动。彼时，扒拆城墙运动正“如火如荼”，王剑英先生也被派作搬运工运送城砖。当时，这座城除东华门两侧的城墙遭扒拆外，其余城墙尚存。当王剑英先生看到雄伟的城墙、午门内外精美的汉白玉浮雕、巨大的蟠龙石础，震惊不已。当他登上东华门、玄武门、午门城台之上时，极目四眺，江淮间平阔的大地，方正的城墙断续可见，连绵的凤凰山矗立为屏，恢弘广袤的气势，凝重的历史氛围，令其动容。王剑英先生以其精湛的学识，深厚的史学功底，敏锐地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从此，单枪匹马，不辞辛劳，遍寻中都遗存。

明中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标准的三重环套式布局，外郭城、皇城（禁苑）、宫城环环相套，层级谨严，布局规整。王剑英先生访问群众、辨识地面遗存、详细记录信息、测量绘图、完全是一种考古调查的方法。而对于实地调查的成果，王先生又凭其扎实的文献史学功底，对照遗存，征之文献，钩沉史实，辨析遗迹，于1975—1982年先后完成《明中都城考》（历史篇）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两部书稿，成为研究明中都的经典文献，迄今仍是研究明中都之必读文献和极其重要的参考文献。

《明中都城考》（历史篇）（后以《明中都》为名出版），此书是有关明中都文献的系统、翔实的梳理，王剑英先生秉持严谨的考据精神，以其对各种文献的熟稔，广征博引，条分缕析，探幽发微，从其观察到的中都精美石雕为发端，遍览正史、实录、通鉴、通志、图志、会典、方志、笔记、诗文、碑刻等，既究其主干，又寻其枝叶。王剑英先生的精深考据，使中都城的“前世今生”、中都城之立都、选址、建置沿革、备建、营建、罢建、规制布局、建筑变迁等得以完整呈现。王剑英先生还承继“左图右史”“注疏详备”的治史传统，给我们留存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著作，成为今天无论是历史学、建筑学，还是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等可资参证的不可或缺的科学依据。在艰苦条件下，前辈学者之甘于寂寞、沉潜学问的精神，实在是后昆之典范，高山仰止。

相较于以史料为依据之《明中都城考》，《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则是王剑英先生栉风沐雨，不辞辛劳，徒步调查所获第一手资料的全面系统记述。按照三重环套的都城布局，王剑英先生依次对外郭城之城门、城墙、水关；禁苑之城门、城墙；皇城之城门、角楼、城墙、外金水河、护城河、宫殿、内金水河等；午门东西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遗址；圜丘、方丘遗址；太庙、太社稷遗址；城隍庙、功臣庙、历代帝王庙遗址；百万仓、观星台、会同馆、国子学遗址；鼓楼、钟楼遗址等每一处遗迹点给予详尽记录、测量、考证，绘制平剖面图，阐释结构、功能、特点等，并与文献相印证，基本复原了这座被遗忘数百年的煌煌国都平面布局，每一处遗存的现实位置，并拍摄了大量现状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全面、翔实、可靠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同时，王剑英先生还对中都城外围之皇觉寺、龙兴寺、皇陵进行调查与考证，还对明中都城数以百万计的城砖从类别、产地、性质、功能等进行了详尽考证。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种种原因，中都城的许多遗存今天已无迹可寻，王剑英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就成为今天我们可资参照的唯一依据。

王剑英先生在中都奉天殿遗址测量

《明中都研究》书影

斯人已逝，伟业累世。王剑英先生第一次面对中都城时，既惊喜又忧虑，喜的是中都皇城基本完整，景致壮丽；忧的是亲眼目睹了扒拆行为。王剑英先生强抑焦虑之情，冷静、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现状，每读之皆能强烈地感受到老一辈学者的严谨、公正与责任担当精神。今重温仍唏嘘，言犹在耳、警示寓目。

“笔者1969年秋初到凤阳时，中都皇城基本上还是完好的，从砖铺平坦的上城斜道登上东华门时，但觉此处草木青葱，景色幽丽，古建筑的质量很高。1970年再来时，曾亲眼看到正在大规模的扒拆城墙。那时，东城墙已拆得差不多了，到处是砖垛和砖屑，只剩下一个东华门。南城墙东段正在扒拆，砖垛从城根一直码到筒子河边，卡车要在砖垛边的砖屑堆上爬上翻下，午门东翼楼刚开始扒拆，由于城砖是用桐油、石灰、糯米浆砌的，有的还用矾浇灌，乳白色半透明凝冻在砖缝外的浆液，晶莹洁白，好像是刚刚浇灌的一样，可是洋镐抡上去，火星迸发，十分坚硬，是很不好扒的。当时，午门四周白石须弥座上的浮雕还是完好的，北城墙和玄武门还没有动。1973年5月直，笔者为了对明中都城进行调查、勘察、测量、照相，曾不断到皇城去，这时，大规模扒拆城墙的现象已经终止了，但每次去都能发现一些的新破坏，文物古迹继续遭到破坏的现象仍是很严重的。

由于从扒拆地面上的古建筑发展到挖掘地下的建筑和基址，这一方面使我能观察到一些古建筑的内部结构，多看到一些原在地面上看不到的一些古建筑，多测到一些古建筑确切位置及其范围、大小等数据；但另一方面，这究竟不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考古发掘，并没有完整的记录，我仅只是偶然碰上什么，就零星地记录一些，我是以很焦虑的心情写《明中都考》的，我真不敢想象，到《明中都考》完稿之日，中都城又将变成怎么一个样子。这几年来，中都皇城已由完好的古建筑变成了一个留有残存建筑的古遗址，如若破坏文物的现象任其继续下去，很有可能连这个古遗址也会逐渐‘消失’，给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

因此，这里叙述的明中都皇城，并不是一个现状相对稳定的保护管理得很好的古建筑，而是一个正在不断遭到破坏，由古建筑逐渐变成为古遗址的文物古迹。由于笔者亲眼见到了完整的古建筑，又看到了遭到破坏的过程，所以既叙述中都紫禁城的完整时的情况，也叙述遭到破坏后的现状，并叙述一些所能观察到的内部构造情况。1981年3月，我到凤阳参加明中都遗址考察，看到残存的中都皇城已保存下来，扒拆城砖的现象已经制止。”

四、中都探真

在王剑英先生等人的奔走呼吁下，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此明中都的保护工作步入正轨。王剑英先生对明中都城的调查与研究，第一次全面阐释了中都城的历史、考古与社会价值，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迎来空前的发展，中都城的科学考古工作也拉开帷幕。

关于中都城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零星考古（1982年—1995年）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对明中都及皇陵遗址进行尝试性的发掘、勘测和研究，工作较为零星，发掘面积较小，仍以地面调查、勘测为主。

1982年至1983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宫殿遗址进行的勘测和试掘。

1982年至1983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宫殿遗址进行的勘测和试掘。

1984年春，滁县地区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部分门址及金水河故道进行勘测。

1996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皇城及皇陵享殿等遗址进行的勘测和发掘。

（二）局部考古（2003年—2013年）

这一时期随着基本建设的兴起，配合建设的需要推动了更多的与明中都相关的考古工作。并且明中都遗址的科学保护工作也提上日程，随之也开展了一部分配合性发掘。

2003年10月至11月，为配合明中都城皇城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明中都外金水河、御桥和承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

2007年5月至7月，为配合凤阳县政务新区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都城禁垣以西西安门至涂山门两侧及钟楼遗址等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2012年9月，为配合钟楼遗址的保护利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钟楼遗址做了勘探、发掘工作。

2013年7—10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蚌淮高速至宁洛高速连接线工程建设，在凤阳县乔涧子遗址探得窑址34座，发掘清理了其中12座，为明代砖瓦窑，与修建明中都城或皇陵有关。

同年，配合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明中都遗址制订了专门的考古工作计划。

（三）全面考古（2014年至今）

2013年，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国家文物局立项。本阶段的考古工作即以此为契机而展开。2014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安徽省文物局、凤阳县委县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联合山东大学、故宫博物院对明中都开展了有计划、有规模、持续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解决了多个未解之谜，刷新了许多旧有认知。

经过2014—2017年连续的考古勘探，明中都禁垣以内除东南部被城市占压的部分以及武临新河以北区域未做勘探外，其余均完成勘探，基本明确了这一区域内的地层堆积特征、水系走向和主体建筑的分布。相对于王剑英先生早年的调查，此次考古勘探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突破性认识：

1.宫城内总体建筑布局初步显现，宫城内主体建筑分布与王剑英先生的调查颇为一致，勘探则进一步确定了前朝区宫殿及门、庑的位置和基本结构。

2.午门南发现位于御道两侧的若干建筑组群，与记载的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太社稷等建筑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3.宫城外西南侧发现大批窑址，是过去调查时未曾料到的，这些应是修建明中都时的工程遗存，丰富了对明中都营建过程的认识。

2014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则以中轴线为核心，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承天门、外金水桥等遗址，并为探究工艺演进的轨迹和字砖的来源问题，对宫城东城墙、西禁垣外窑址做了解剖和试掘。同时，配合明中都遗址的文物修缮工程开展了东华门、东南角台、东北角台、西华门城台顶部和午门门洞内甬路的清理，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并对各类建筑的具体形制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认识。择要例举：

1.确定了中心宫殿的平面布局为“工”字形，而非地表所见之“中”字形，且是与元大都宫殿较为接近的前后殿加穿廊式的结构，与王剑英先生推测的三大殿布局有所不同。

2.外金水河的走向、外金水桥的位置、数量和结构得以明确，发掘揭示出外金水桥有七座桥基，河道宽度、深度存在分段现象且与桥的规制相对应，河道内还发现地丁及海墁、节水闸等。

3.确定了承天门等建筑的形制、结构。发现承天门城台为“3 2”的城门布局，这在我国古代都城的城门布局中为首次发现。

4.发掘揭示出明中都罢建时的部分状态，如罢建时午门门洞内已对甬路墁砖，东华门、承天门的门洞内则尚未墁砖；禁垣城以内的水系应已完成，但路网尚未完全形成；西华门城台顶部应未建楼；中心宫殿尚未完工等。

5.发掘勾勒出了城址建造的基本过程。发掘依据地层关系、出土遗物、遗迹的内在变化规律，确定了“先宫殿后城墙，先宫墙后禁垣”的营建时序。同时，将铭文砖和夯土形态纳入到时空框架之内观察，发现了砖铭内容与夯土类型的变化规律，反映了工程管理的不断成熟化、规范化之趋势。

6.发掘还了解到了明中都建设中的相关建筑技术情况，如土作、砖作和石作等技术工艺。

中都宫城全景（王志 吴伟）

中都一号宫殿遗址发掘区（王志 吴伟）

五、中都前瞻

由数十年来的考古工作观之，“如京师之制”的明中都虽最终罢建，并未完全建成和使用，但其结构、规制、建筑工艺等皆有迹可循，完整的都城要素齐备，仍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成熟阶段的一个典范，而明南京宫城以明中都宫城为蓝本进行改建，明北京宫城又以明南京宫城为范本，故明中都宫城可谓中国古代宫城终结模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依循，在其基础上改建、增建的南京宫城开一代新制，终使北京紫禁城成为中国都城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因此，明中都城址是中国古代宫城制度的完备总结和中国历史时期晚段都城考古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城市考古的核心领域，都城考古是认识古代国家诸文明特质的重要途径。明中都是在江淮间平阔的地带依高标准、高规格营建的都城，不似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有可资继承的前代历史遗产，凤阳仅为帝乡而非帝都，相当于“一张白纸上绘蓝图”，故而可无“羁绊”、无“负担”之完全依营都之制实现理想的规划和布局。现在看来，中都城基本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近乎完美、全要素之配置。因此，中都考古就要立足都城构成之体系、整体化、“全息化”开展工作，也即“大中都”的理念。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大中都城是一个城内城外为一体的庞大的遗址集群，城内以城墙、城门及宫殿、官署、钟鼓楼等为代表的建筑遗址群；城外以圜丘、方丘等为代表的祭祀类遗址，以皇陵为代表的墓葬区，以皇陵卫、长淮卫为代表的军事设施及寺庵等遗址，以御道、水关、内外金水河等为代表的等大型路网水系等，此外，还有与筑城有关的手工业遗址、一般居住址及府治、县治、街坊等遗址。

鉴于明中都遗址的特点，总结数十年来考古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明中都考古需要秉持“整体谋划、层级推进、主次有序、点面结合”的工作思路。

（一）整体谋划 就是在山川形胜广阔地理背景之上，以大型都城全要素有机统一的集合体的理念，以中国古代都城规制最完备的理念，以三重环套式平面布局为出发点，通盘考虑功能分区，以网格化方式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确保考古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层级推进 就是要区分不同遗存的类别与性质，相应的考古理念与手段有所不同，比如都城标识性遗存城墙、主要宫殿等，基础设施类水系路网遗存，体现国家意志之官署、祭祀类遗存，反映皇权之皇陵等大型墓葬，还有与城市运转有关的遗址及与筑城有关的小型遗址等等。因此，考古工作是分级分步骤实施而非“一概而论”。

（三）主次有序 就是要以大型城市考古的视野，紧扣揭示和复原中都城规制、布局、结构等主要目的，既要重视宫殿等有主有次地开展相关工作，避免盲目、被动地“胡子眉毛一把抓”。

（四）点面结合 就是考古并非全揭露式面面俱到，我们要坚持“全面调查、重点勘探、局部发掘”的原则，在系统的区域调查基础上，以解决学术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节点，以点带面，确保考古工作的学术性和目的性。

尽管明中都在历史上存续短暂，但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却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是研究古代都城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及价值内涵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探究和挖掘。王剑英先生在最困难的特殊年代不辞辛劳的勘查、考证，保护了明中都遗址，也拉开了明中都考古研究的序幕。今日之明中都考古不仅是要承继王剑英先生奠定的良好工作基础，更要秉承王剑英先生问学求真、笃行致远的为学为人精神，将明中都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推向新峰。

（今年是王剑英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为中都城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的王剑英先生。）

作者单位：徐海峰 故宫考古研究所

王志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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