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民国时期的考古社团

我要新鲜事2023-05-07 13:43:330阅

作者：王运良

民国建立之初，面对中国大量古迹古物被肆意盗掘、疯狂盗窃、贩运出境而严重流失的不堪局面，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6月发布了《大总统限制古物出口令》，指出“中华文化最古，艺术最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1915年6月，袁政府重新颁定了一份教育纲要，提出“国立文科大学宜注重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并佐以考古院，以发扬国学之精神”，指出在京师组织考古院，对于所有考古之数据广为搜集，勿使散失，再用科学研究法研究之后，中国数十纪之文化可藉此表彰，所以，设立考古院对于保存国粹、发明国学精神，所关匪细。[1]可见这一时期，随着中西文化日渐交融，尤其克列缅茨、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桑志华、鸟居龙藏、安特生等西人在中国的历次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一方面无疑导致了中国文物的诸多损毁与流失，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得以问世，古代文物的价值与作用日益引起国人的关注，“考古”的概念逐渐被人所认知，相关的论述、资讯也开始不断见诸报端：1905年，观云撰《中国之考古界》一文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发达史，国人应当博考详搜、钩玄发微，以显扬古人之光华，此非独学界当为之事，也是子孙对于祖宗之义务；”[2]1907年，刘师培撰文论述金石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性，点明“考古学莫备于金石”；[3]1909年《图画日报》第75期、1910年《地学杂志》第1卷第1期刊相继登发了一则法国考古学会发掘古代人骨和犀牛牙齿的消息；1912年《教育杂志》第4卷第7期刊载了德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古代都城遗址的信息，并称之为“考古学上大发明”；1922年3月，美国考古学家凯尔教授来中国考察，并到各高校进行演讲，其中六次到南京高等师范做题为“地中海东南岸诸国文化”的学术报告；美国学者禄普洛、威利斯、阿斯保恩、安竹氏等也曾多次组织亚洲考古队来华考察；而早在1908年，由美国亚洲文艺会秘书（书记）马克密发起的中国古物保存会（亦称“中国文艺会”，附属于美国亚洲文艺会）在北京成立，成员多为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学者，董事包括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齐、法使康德、美使芮恩施、意使葛尔、日本公使山座圆次郎，会计为汇丰银行的熙礼，会员多为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总人数超过了200人，活动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并和国人一起促成袁世凯政府颁布了上述保护文物的相关法令，等等。这些可以说都为中国现当代考古学的应运而生准备了足够土壤与环境。

民国时期可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但收获颇丰、成果甚巨，集中表现为“一是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以田野考古为代表的基本知识体系，探索并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二是造就和培育了一支中国早期的考古学队伍，为后来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4]从这个角度讲，民国时期又是中国考古事业和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之所以能为中国考古做出不菲贡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在于普遍建立的考古社团组织及其明确的目标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北京的考古社团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

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大学成立的这一考古学会，当为国人所办中国考古领域最早的社团组织，也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正式以‘考古学’命名的学术团体”，而其在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开办也属情理之中，可谓中国考古社团、学术组织之先河。

1921年底，北京大学调整研究所结构，率先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等五个研究室，并特辟古器物陈列室，考古学研究室同时计划发起成立考古学研究会，以便与校外古物学会机关联络；1923年5月，考古学研究室先行组织设立古迹古物调查会，马衡担任会长，决定先从调查入手，以“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其后在与美国考古界同行毕士博、劳佛等人交往过程中，更感到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待考古发现者甚多，“本会当此时机，更应努力进行，以期对于世界有所贡献”，于是广征成员，以谋发展。[5]1924年5月19日，古物古迹调查会开会，到会的会员共12人，为：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韦奋鹰、容庚、马衡、徐炳昶、董作宾、李煜瀛、铎尔孟、陈垣，与会者一致认为仅“调查”一项不足以包括本会之作业，遂决定更改会名为考古学会，专致力于通过调查、采集、探检、发掘等开展古迹、古器物、古美术品之搜集与研究，并制定、通过了会章，规定：以“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为宗旨，“一切人类之意识的制作物，与无意识的遗迹、遗物，以及人类所间接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排泄物……等均在调查、保存、研究范围之内”；会员除了考古学家，还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等各项专门人才，以及热心赞助者，进行协力合作；会员按各自专长分设探险、发掘、鉴定、修理、保护、记录、出版七组；强调“与国内外同志团体之互相联络”。[6]

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

北大考古学会成立之初，正逢光绪皇帝之弟、溥仪之叔载洵拟拆除大宫山（今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大工村一带）的玄同宝塔等古迹，以建园寝之用，学会随即在继委派顾颉刚、容庚实地调查之后，再次派徐炳昶、李宗侗二人前往调查，并发布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三步发掘计划，同时刊发《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出保护古物古迹的重要性，呼吁“苟国人不急起阻止，则今日失一古迹，异日即缺一史料，其事似微，而所关甚大：长此以往，西山古建筑，将积渐受其摧残；史料缺遗，后来学子，考索无从，我国文化将有沦亡之惧，不亦悲哉。本会有志考古，无力挽救，瞻企文化，惄焉兴忧，所望邦人君子，群起力争，则庆幸者非徒考古界矣。”[7]学会此举在当时旋即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载洵的拆除行动最终未能成功，学会保存古迹的初衷得以实现，其所秉持的实地调查及科学发掘的理念也正体现出了中国考古学的本义。

也是在192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宣布“全国古籍古物古迹，无论何人所有，非经由内务部核准，概不得售卖移运”，同时迅速拟定54条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及说明书，咨呈国务院议决公布。但是此举立即招致教育部和学界的强烈反对，教育部认为，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是教育部职责所在，且“教育部官制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项，都是保存有关文化古籍古物之场所”，甚至其早在1924年3月已先拟定《保存古籍古物条例草案》和《奖励保存古籍古物条例草案》，并呈请国务院颁布；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则为此专门刊发了一份意见书，历数内务部对所辖坛庙保存所、古物陈列所管理不当乃至失职之处的同时，明确指出：“今该部攘夺非分之职权，妄欲尽举所有之古籍古物暨古迹以归于一手，卤莽灭裂，徒重劫厄，则同人不能不辨。夫保存文献之责，言非一端。所以知其当保存者，所以解释而纪述之者，所以运用科学智识以为保存之法者，为从事研索之学人，故学人常负指导保存之责。关于学术之行政，教育部为最高机关，故教育部应负主管保存之责。物品所在非一地，事务之任非一类，故内务农商交通诸部莫不有协助保存之责。证之世界各国之行政制度，内务部协助教育部及教育机关以从事于保存之业，诚为通例，若排斥教育部而独揽保存之权，则旷世所未闻也，”呼吁“邦人君子，尚其助我建言，以取消内务部不合法之条例，更由合法起草机关会同有关之学术机关合商保存古籍古物古迹之法，规定各行政机关协助保存之权限，俾继今以往古代遗留之文物有确实之保障，则学术幸甚。”[8]经此争端，由两个部门拟定的两部文物保护法案最终都未能颁布实施，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俨然为一大憾事，因为毕竟不能为部门权力之争而置国家文化遗产安全于不顾，但经过此次文物保护权属之争，文物保护关乎学术，应由学术人员负责的意见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为促成专业的文物管理机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9]这似可视为北大考古学会之又一贡献。

1928年，在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北大考古学会以刘半农为主又发起成立了北京文物临时维护会，为保护北京的文物古迹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学会持续性进行了如下一系列重要工作：1.考古资料之搜集：包括古器物（金、石、甲骨、玉器、瓦、陶、封泥、壁画等等）、金石拓本、以及古物模型（或接受捐赠或自行仿制）；2.古迹之调查：先后对河南新郑、孟津出土周代铜器、大宫山古迹、碧云寺古冢、洛阳北邙山出土物、圆明园文渊阁遗址、甘肃敦煌古迹、燕下都故址等进行了详细实地调查；3.边疆之探险：与斯文·赫定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学会会员黄文弼以及北大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开启了对新疆为期三年的考察考古，采集古物90余大箱、照相500余张、绘画工作图40余幅、路线图百余幅；4.遗迹之发掘：曾先后计划对河南安阳殷墟、洛阳、河北冀县古墓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皆因时局动荡而未成，最终于1929年开始了对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且收获极丰，大大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的过渡；5.古物形象之流传：通过拓摹文字、器形或拍照影印等方式，整理出甲骨刻辞、封泥存真、古明器图谱、大同云冈石刻、兴化寺壁画、甘肃及易县之古物古迹照片等数种图录；6.审订与编次：编定出版学术专著，诸如金石书目、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艺风堂所藏金石文字增订目录、燕下都考古记、武阳故城内外古迹考等等。由此傅振伦先生评价北大考古学会以往的工作可谓“贡献学术界，颇不浅尠”。[10]

东方考古学协会

东方考古学协会是1926年中外合作成立的一个考古社团组织，中方是两年前成立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另一方则为日本刚刚成型的东亚考古学会。

1925年秋，日方发起的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完毕，但是尚未正式成立，便直接寻求与北大考古学会的联盟，而此前北大考古学会的成立因为从日方获益良多，同时将与国内外的广泛合作列入会章，故对此也积极响应。于是，在两国考古学界多次沟通之下，1926年6月，滨田耕作和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来到北京，中日双方正式结成东方考古学协会；6月30日，以北京大学第二院为会场，召开了东方考古学协会的第一次总会即成立大会，并选举了委员、干事，中日双方还联合举行了公开讲演，并得到中日及欧洲学者的祝贺。《东方考古学学会会则》规定：该会的目的在于交换知识，以谋求东方考古学的发达；研究结果将以中、日、欧三种文字发表；来年于日中两国轮流召开研究总会。7月3日，日本学者归国前在北京饭店设宴答谢中国学者，出席者有沈兼士、沈尹默、张凤举、徐旭生、陈垣、林万里、罗庸、翁文灏、李四光、马幼渔、朱希祖、裘子元、黄文弼、顾颉刚等，多数为与北大相关而热衷于考古事业的学者，当是参与东方考古学协会的骨干。1927年3月27日，在东京大学召开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回总会，马衡、沈兼士、罗庸、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池内宏等分别作了学术演讲。1929年10月19日，东方考古学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回总会，并举行讲演会。

函电东方考古学协会委员朱希祖先生辞职书

东方考古学协会成立之后，中、日两国学者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一是联合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与调查：1927年4月，以东方考古学协会的名义组织成立了“国际考察队”对辽东半岛的貔子窝遗址进行发掘，但中国学者不久就退出了此次考古发掘；1928年10月，东亚考古学会发掘牧羊城，北大考古学会派助教庄尚严参加发掘；1930年北京大学发掘燕下都、老姥台等遗址，也邀请日本学者参加考古发掘。其二，双方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从1928年起，日本每年派一人来中国留学，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三上次男等随即成行，而中国方面则由于经费不足等诸多原因，只有庄尚严于1928年被派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总的看，双方虽有合作，实则十分有限，简言之，合作仅仅是象征性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例如貔子窝发掘主要是由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联合进行，中方的马衡、陈垣、罗庸、董光忠是中途前来参观，并只在其中一处进行了发掘；东亚考古学会在牧羊城的发掘，庄尚严也仅是参加了一周时间的发掘。由此不难洞悉日方向中方寻求合作的真实动机和目的所在，而其后东亚考古学会在中国境内对长城沿线、旅顺羊头洼遗址、内蒙古细石器遗址、元上都遗址等进行的多次非法田野调查、考古发掘等工作及其深厚的官方背景，对此更是表露无遗，以致朱希祖在1929年分别向北大考古学会和东方考古学协会提出辞呈，指出：“本会自成立以来，进行重大事务，如发掘貔子窝牧羊城古物事件，均未经本会公开讨论，正式通过，致有种种遗憾。委员仅属空名，协会等于虚设。希祖忝为委员之一，对于上列重要事件，其原委皆不预闻，谨辞去委员，以明责任。”[11]表达出参与该协会的中国学者对于日方诚意的怀疑和对其行为的强烈不满。不久之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合作大门关闭，东方考古学协会也随之解体。[12]

（中国）考古学社

按照简章规定，学社名称是“考古学社”，但有人也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社”。

1934年6月，容庚与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劲子风、商承柞、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一同发起成立“金石学会”，9月1日在北平大美餐馆召开成立大会，社员到会者有三十五人，并将旧拟的“金石学会”之名改为“考古学社”，选举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和魏建功为学会执行委员，通过了学社简章，规定学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学社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三项，即“1.社刊：内容分著作计划，通讯讨论，考古及出版消息，社务报告，社员题名等项；2.考古专集：内容为古器物照片，拓片等材料及考释；3.考古丛书：内容为会员新着，及名人旧着之罕见者。”其后尽管有多次的的简章修正，但这两点都无改变，从中可以看出，考古学社是一个以纯粹的学术研究、信息交流为主的社团组织，也正因为如此，其成员的来源十分广泛。学社自创立至1937年初停办，三年时间共有三期社员，社员名录均逐个登载于社刊之上，其信息包括每个成员的籍贯、年龄、职业、通讯地址、著述等，第一期为58人（续录26人），第二期为89人（续录13人），第三期为134人（续录7人），六期共登录社员152人（各期均有重复名单，含中途退会者）。年龄最小二十岁（为河南永城的苏玉鑫），最大六十五岁（为河南睢县的蒋藩），而以三十至四十岁为最多。成员来自苏、浙、豫、皖、冀、鄂、粤、湘、辽、鲁、滇、闽、赣十三省，还有两名国外社员：加拿大的明义士（James M. Menizes，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和英国的叶慈（William. P. Yetts，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美术及考古学教授）。成员中：北京学界的学者占据绝大多数，尤以服务于燕京大学的学者群可谓整个学社的基本力量所在；上海（持志书院、交通大学等）和南京（仅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就各有七位和两位学社社员）两地学界的社员也有十位之多，也是考古学社的两个相当重要的阵营。还有许多成员来自各类文化事业等单位，如上海市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河南通志馆、昭通省立民众教育馆、南通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汉口航政局、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等，皆可涵盖当时相当重要的文化、文物资源，对学社本身的建设及内外交流、信息沟通等多有裨益，故容庚等人所言的“交流平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13]也正如其当初所言，考古学社会员有三种类型：“对于考古有相当之成绩者；对于考古有相当兴趣，而致力他种学问，可为吾人之助者；对于考古有相当兴趣，相当研究，而可以深造者”。[14]也因此，有学者指出该考古学社实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者和金石学者的群众组织”，[15]社团性质更为明显。

考古学社以学术活动为主旨，所以在成立的三年时间内，相继召开了三次年会，编辑出版了六期的《考古社刊》，出版考古专集十一种：《古石刻零拾》（容庚）、《楚器图释》（刘节）、《海外吉金图录三册》（容庚）、《《汉代圹砖集录》》（王振铎）、《续殷文存二册》（王辰）、《十二家吉金图录二册》（商承祚）、《殷契卜辞三册》（容庚等合着）、《颂斋吉金图录》（容庚）、《双剑誃吉金图录二册》（于省吾）、《殷契佚存二册》（商承祚）、《善斋彝器图录三册》（容庚），出版考古丛书两编：甲编两种（孙海波《甲骨文编五册》、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四册》）、乙编四种（罗振玉《佣庐日札》、郑业敩《独笑斋金石文考》林万里《生春红室金石述记》、孙海波《古文声系四册》、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三册》）。[16]刘节曾撰文详细阐述了考古学社的使命：通过搜集研究考古材料促进中国考古学，考古学者与器物学者分工合作，集中材料促进学术。[17]综观考古学社几年的活动，也正是围绕其使命开展，并在较短时间内做出了诸多极富成效的努力。

广东的考古社团

中华考古学会

文献显示，关于中华考古学会，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1925年2月，由高剑父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中华考古学会”，并直接向广东省府呈文申请（内容还包括学会的宣言、简章等），明其目的在于“集合同志组织考古学会，搜罗古物，提倡古学，以期研究发挥中华文化”，不久，广东省长（时任省长胡汉民）公署第352号檔批复，赞其“志愿宏大，深堪嘉尚”，“宣言及简章各节，大致妥协”，准予成立，并向广州市政厅发文要求广州市公安局提供保护，随后，时任广州市市长李福林批文广州市公安局遵照执行，且“毋延”。相关信息分别发布在1925年《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71期第22-23页和第172期第19-21页上。不过此后的各种媒体上再也查不到关于这一组织的任何消息与数据。

另一是，1928年3、4月间由广州古玉学会扩展而成的“中华考古学学会”，侧重于古器物学研究。广州古玉学会创设于1925年，又称“岭南玉社”，创始人为国画研究会成员李凤公。扩充为中华考古学学会后，颁布了自己的宣言及简章，强调考古学在西方早已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美国蒙古探险队”、“英法学者组织中国西陲学术搜检会”等已进入中国境内开展调查与发掘，而我国学者未尝获知，“真所谓若存若亡若觉若梦者”，“是亦我国学者之所羞”，故简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史前遗物及有史以后关于典章制度之玉、石、骨、角、陶、磁、铜、铁、图画等物”。另规定：“凡表同情于本会，及愿守本会章程，得会友一人介绍者，得加入本会为会友”；学会设立“古玉器系”、“古角骨陶瓷系”、“古铜铁器系”、“古图画系（含古文字）”、“古建筑系”六个学系；学会“组织搜讨队，前往搜讨地层遗物”，并“设陈列所，将对搜讨所得器物及会友送出借出器物陈列所中以供研究，每月公开一次”。简章还规定学会有如下权责，即“如遇古冢、古城，及古器物等出现，得派员前往参考，及知会该管理地方官吏妥为保护。对于各地方名胜、建筑，及各种古物，既有保护之责，如查有倒卖毁坏等事，得随时呈请政府制止之”。可见，学会也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具有文物保护及监督职责的民间组织。与此同时，作为学会下设六个学系之一的“古玉系研究会”聘任林森为会长、戴季陶为名誉会长，发出了在1928年“4月28日至30日召开第一次古玉系研究会”的通知，而在其会议简章中使用的是“中华考古学会”的名称。[18]随后，在召开第一次古玉系研究会之际，学会也在六榕寺内的国画研究会会址内同期举办了古玉展览会，“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为展览时间；每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三时至五时为演讲时间”，因学会主席谢英伯深厚的政治背景和丰富的人脉关系，以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为首的军、政界要人皆亲临现场，场面异常隆重，使展览轰动一时。学会同时计划组织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科学搜讨队，专事黎族“雷斧”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后因广州市立博物院开建，谢英伯又被聘为广州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并负责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于是学会的考古发掘转归了博物馆。[19]

因资料所限，目前尚不能对上述两个同名抑或有差异的学会进行更为详尽的系统梳理，两者也或许就是一个组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其创立者都是同盟会会员，都为辛亥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也有保护、弘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意识，所以才能积极发动民间各界力量的参与，从而形成相应的考古团体，尽管这两个团体存在的时间很短、活动内容也有限，但无疑都为中国南方的文物考古与保护事业立下了开先河之功。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考古学会

1926年12月，刚从柏林大学留学归国的傅斯年受邀执教中山大学，并接替郭沫若出任中大文史科主任；1927年8月，在傅斯年的推动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大语史所）开始筹备，筹建伊始就十分重视考古学，并邀请马衡、顾颉刚、商承祚、董作宾等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成员加盟。此时也恰逢西北科学考察团刚刚成立并开展活动，于是首期《中大语史所周刊》即以“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为题详细介绍了中外学者首次合作的学术活动概况；1928年1月，中大语史所正式成立，以“作语言与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并以造成此项人才”为宗旨，下设历史、语言、考古、民俗四个学会。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考古学会会员

马衡虽然未能到中大任教，但是为中大撰写了《本校筹备考古学系之计划》一文并在《中大语史所周刊》上刊发。文中指出“今日世界史学家皆感到以前所谓史者，都是少数特殊阶级之史，而非普遍的全人类之史，在数十年中，都努力改造之工作。此工作之最重要者，厥惟考古学。盖考古学者，是从人类的遗迹或遗物中求其进化之过程，是求其真的，是客观的。故欲改造旧史，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现在世界各国考古学之成绩，都已斐然可观，而我国号称东方古国，对于此学，犹在萌芽时代。若能急起直追，努力于我们自己的工作，不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成绩，抑且于世界人类史上有相当的贡献，可断言也。”同时提出了建立历史博物馆的重要作用及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阐释了对遗迹遗物进行调查和搜集的两种方法和形式，从而成为中大语史所从事考古活动的指标。1928年12月14日，中大语史所考古学会正式成立，商承祚担任学会主席，学会以“根据遗物遗迹研究古代之风俗、制度、文物、艺术”为宗旨，工作大纲包括“搜集实物及图籍”、“进行调查及发掘”、“研究土中古物”、“研究外国古物”等四大项；会员有商承祚、顾颉刚、黄仲琴、杨筠如、容肇祖、丁山、于永梁等。中大语史所考古学会刚一成立即开设了古物陈列室，并决定出版考古学丛书，同时开展广东、河南、陕西等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商承祚作为学会主席，提出调查粤省古物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至广州城郊石牌附近调查；派员前往韶关调查宋代木刻佛像，并设法移回学校保存；调查六祖之传说或遗迹。顾颉刚接替傅斯年担任语史所主任之后，进一步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涉及考古方面就多达十项，包括：两粤古代城市宫室及坟墓遗址之搜寻、发掘事业之进行、拓全两粤碑碣、搜罗考古书籍拓片照片、制造古物模型、编制古器物图谱及图案谱、编制考古地图、编印考古学丛书及图片、扩充古物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古物部、养成考古学人才。考古学正式成立后的关注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南越王遗址遗物的追寻，并为此多次开会，准备在曾发现南越王冢的东山进行发掘，为此，商承祚前往实地调查时特请政府严禁市民盗掘，顾颉刚则前往教育局商谈发掘相关事宜，但此后因经费所限未能实施，更可惜的是，1930年12月，担任语史所代主任的商承祚因与文科主任刘奇峰有嫌隙愤然辞职离开中大而北上，考古学会的活动也基本停止。[20]

黄花考古学院

1931年，谢英伯以“中华考古学会”为基础，在广州发起成立了黄花考古学院，吸纳刚从国外学习考古、民族学归来的留学生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加入，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博物馆学的胡肇椿是黄花考古学院在考古实践活动的重要主持人物，有学者认为“胡肇椿对广州早期田野考古工作具有决定性影响，广州的考古学发展中可以明确看到胡肇椿的个人训练以及理论旨趣的影响”。以蔡守（字奇壁、哲夫）、曾传轺等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学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美国留学回国、任两广地质调查所兼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的朱庭祜也是学院的主要成员。

黄花考古学院的成员一致认为，考古学是属于随着社会发展而新出现的“事物”，是促使中国学问从“眼的考古学”到“铲的考古学”飞跃的关键所在，通过新式的技术手段，历史文化的复原才有了绝佳的物质旁证。[21]谢英伯明确指出：“我们中国文化的策源地，为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三地望。……惟西江流域，包含不同血系，不同文化系的民族甚多。形成今日之所谓西南民族，其分布的地域极广。又此等西南民族，多属于汉族和其它民族的混血儿。其固有的本族文化，和汉族的移殖的文化，由接触而混合，复由混合而演化，二千年间，已形成了一种新文化，陆离光怪，璀璨于五岭之南，广州便为其结晶地。因此欲在西江流域，从事搜集文化史料，广州呢？确为其最当注意，和最有希望的一个地域了”。[22]这种认识正是广东现代考古事业起步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黄花考古学院高度重视田野考察，甫一成立就先后对东郊木塘岗、猫儿岗汉冢、教育厅后园清平南王府故址、西郊大刀山晋冢、北部黎元六朝墓群、东部坟头岗汉晋墓群等进行发掘，且有不菲斩获，从而其被视为“南方致力于考古发掘事业的代表”。1932年，黄花考古学院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专业期刊《考古学杂志》，不仅刊登学院成员的研究论文，也有符合规范的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如曾传轺的《南越朝台残瓦考》《铺首》《高棉瓦考》、胡肇春的《戟辨》《杯之比较研究》《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冢发掘报告》、蔡守的《广东古代木刻文字录存》《发掘东山猫儿岗汉冢报告》等均在《考古学杂志》发表。[23]

1934年前后，胡肇椿受邀迁沪，先是任上海市博物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后任馆长。从此之后，黄花考古学院的考古活动基本终止，且未再见于任何媒体。但黄花考古学院学人的理念和考古成果在后续的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活动中部分地被展现出来。胡肇椿强调通过宣传来推广考古的观念，以及“考古学展览会”“出版”和“演讲”等具体的手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1933年和1940年，谢英伯先后主持了“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东文物展览会”，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展示广东本土文物文化最重要的两次展览，也是现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媒介。两次展览，黄花考古学院成员都参与其中。学者评价：通过两次展览会，学界及公众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不断提高，并触发了爱国爱乡的广东精神的形成。因此，黄花考古学院与中大语史所考古学会、中华考古学会一起，共同支撑广州成为当时中国田野考古学及文物保护事业的核心之一。

福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考古学会

1921年，林文庆开始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其“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1925年12月，林文庆动用全校教育资源，成立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亲任主席，文、理科主任及著名教授、外籍学者出任委员，讨论、制订了国学研究院章程，规定研究目标包括：“（一）从实际上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榻之本，及自然科学之种种实物，为整理之资料；（二）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简文字，为考证之数据，并将所得正确之成绩，或新发见之事实，介绍于国内外学者。”为此，在组织上暂设14组，历史古物组是其中之一，足见其对于古物古迹及考古发现、搜集之重视。1926年10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聘任了沈兼士、林语堂、鲁迅、顾颉刚、张星烺和陈万里等一批著名学者，同时决定开设文化古物陈列室、成立考古学会，开展相应工作，对此，沈兼士称“本院于研究考古学之外，并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顾颉刚也明确指出：“我们知道如果不能了解现代的社会，那么所讲的古代社会便完全是梦呓。所以我们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林语堂也说：“今本院成立，聘请国内学者为研究教授，一方调查闽南各种方言社会以及民间一切风俗习惯，一面发掘各处古物。”[24]

1927年1月12日的《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2期刊登公告，称：“本院考古学会及风俗调查会现已成立”。至于文化古物陈列室，则在1926年秋季开学之时已设定所址，1926年9月鲁迅初到厦大就是“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1926年10月开始陈列古物并举行第一次展览，[25]当时的“陈列有二：东则陈列周树人教授所藏拓片，大多数为六朝隋唐造像；又陈万里先生所藏大同云岗拓片、敦煌像片等。西则陈列各种古物，大都为河南洛阳一带所出土者，约百数十件。余则有本校商科所藏古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考古学会成立之后，决定参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发起组织的“东方考古学协会”，组织发掘团。考古发掘预定计划之发掘地点，有河南安阳县小屯殷墟（曾发现龟甲兽骨）、河南洛阳城外朱家疙答魏太学遗址（曾发现石经）、甘肃镇番县（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过渡期间之陶器）、甘肃敦煌玉门古长城遗址（曾发现木简等），拟先从安阳下手，成功后再扩充范围，“网罗地质学、文字学、历史学、人类学、美术史等专家，组织大规模的团体，为远地发掘事业之计划，苟能如此进行不懈，将来继长增高，我国之考古学庶几可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焉”。学会成员先后对泉州进行数次田野调查：张星烺、陈万里与艾锷风于192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即对泉州古迹及关于中外交通史料进行调查，并在回校后向林文庆详细报告；1926年12月15日至24日，顾颉刚、陈万里与王肇鼎又到泉州访古调查，顾颉刚主要调查神祀，王肇鼎主要调查风俗传说，陈万里则负责调查古迹；1927年1月16日至19日，陈万里与厦门大学教育科主任孙贵定教授等第三次到泉州考察。后来陈万里在《泉州第一次游记》中说：“（张星）是为其所专门研究的学问搜寻材料。锷风之游泉州，此实第三次，他所依恋不能忘情的是开元寺的古塔。在我，希望一往灵山，探索回教徒的古墓。”艾锷风在1925年就开始考察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收集佛教雕刻和肖像。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瑞士人戴密微（P.Demieville）则对东西塔故事和肖像进行研究。10年后艾锷风和戴密微将在厦门大学期间对泉州开元寺古塔的研究成果，合著《刺桐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AStudy of Later BuddhistSculpture in China）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6]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停办，学会工作也告终止，但其在现代中国的考古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地位。

河南的考古社团

河南由于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及境内丰富的考古资源，从清末始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中国的考古事业与考古学也由此起步并发展，因此河南的考古社团也频有成立。

开封考古学会

1929年《湖南教育》第14期中的“教育要闻”栏目刊登了一则标题为《开封成立考古学会》的消息，文中说：“河南民族博物院，因新从安阳掘得甲骨甚多，特举行展览会，以引起社会人士研究之兴趣。嗣由考古家讨论成立‘考古学会’，并举出委员六人”。如果真的成立，也是省一级的考古团体，可惜只是做了一次讨论，尽管也选出了学会的6名委员，但此后便没了下文，也再无任何相关消息见诸报端媒体。

河南古迹研究会

这是为解决国民政府中央与河南地方之间的考古资源纠纷而成立的社团性组织，但官方属性较为明显。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其上任伊始即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主张从故纸堆的束缚走出来，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随后就相继派董作宾、李济等赴安阳实地调查，旋即开启了殷墟发掘的序幕，但同时就出土文物的处置等问题与时任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等河南地方人士发生了分歧，前者主张“一切出土物须先假本所以充分整理之机会，然后分送首都本地陈列，”后者则认为“若以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而尽移置于他方，未免不妥”，为此河南省府致函中央研究院主张处置权，但中研院态度暧昧，于是何日章根据省府文件组织考古队赴安阳发掘，并驱逐中研院的殷墟发掘团，双方矛盾升级，引起广泛关注，此后几经协商，双方最终签订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同时决定中央与河南地方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委员由双方分任，费用由双方承担。1932年2月8日，研究会在河南博物馆正式成立，并议定研究会简章九条，委员除了中研院的李济、郭宝钧、董作宾，河南方面的王幼侨、林襄、关百益、王公度、张嘉谋、尹达、石璋如、赵青芳、韩维周等均入列委员，张嘉谋兼研究会委员长、关百益兼研究会秘书。研究会成立后，随即在河南境内展开广泛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除了殷墟发掘，尚有浚县卫国墓地、巩县史前遗址、汲县山彪镇与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等等，所获甚丰，并在开封举办了两次出土文物展览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研究会停止工作，开封沦陷后，日寇将研究会历次发掘所得文物悉数掳走（计古籍300册、古物6500余件）。河南古迹研究会虽然存在时间仅有五年，但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考古工作关系、妥善处置考古资源、丰富河南博物馆馆藏、培养考古专业人才、传播考古知识、促进河南考古学与考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7]

河南大学考古学研究会

由于这一时期河南大学的独特优势，傅斯年非常重视与河南大学的合作，不仅首先提出希望与河南省政府合作组建以河南大学师生为主体的河南古迹研究会，来全权负责河南境内的考古及出土物保存、展览等诸项事宜，而且推动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大学签订合作办法四条，规定：（一）为辅助河南古迹研究会工作之方便起见，河南大学对研究会：（甲）供给办公室、陈列室、研究室、研究员宿舍；（乙）借研究上需用之参考书、仪器及其它学术用品。（二）为辅助河南大学将来考古学之发展，及养成河南大学学生将来继续研究工作之能力起见，河南古迹研究会对河南大学：（甲）指导河大学生之参加发掘研究工作者；（乙）将发掘情形及研究结果，在河南大学以讲演式报告，最少一次，等等。傅斯年还提出在河南大学创设考古学研究所来存放出土文物，其言称：“汴大可设考古学研究所，吾等当时常来汴演讲，并备顾问。其研究完后古物存放之地，吾等本主张以首都及本地（即安阳）为归，然重复品多，正可分置一部于汴大考古学研究所中。其一切布置及费用如玻璃架及古物之装护等……中央研究院愿担任之。”由此成为“河南大学考古学研究会”成立的最大动力。1935年12月3日晚上7时，考古学研究会在七号楼三二（三一一）教室举行成立大会，裴鸿泽、汪志中、胡渭西、赵俊等50余人到会，公推汪志中为临时主席，裴鸿泽记录，会议分别报告筹备经过及创立考古学研究会的意义，并通过了学会简章等事项，决定学会组织以九人为干事，包括总干事一人、下分五股，除文书、事务两股各设一个干事外，其余研究、编辑、考察三股各设干事两人。经选举，裴鸿泽为总干事，汪志中为文书股干事，马役吾为事务股干事，王文奇、郭维新为研究股干事，张希孟、赵俊为编辑股干事，胡渭西、苗树勋为考察股干事。会场气氛极佳。[28]随后的12月13日晚上7时，考古学研究会就邀请到了考古学家孙海波先生在七号楼三一六教室做了题为《金石甲骨之发现及其研究范围》的学术演讲。[29]

山东古迹研究会

中原大战的爆发使史语所在河南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于是傅斯年将新的考古地点转向了他的家乡山东，并致函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表达这一愿望，从而开始了彼此的交流。1930年11月4日，经过中研院史语所和山东省教育厅沟通之后，由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的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正觉寺街（即趵突泉前街）青岛大学[30]办事处（工学院大礼堂）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出席大会的有杨振声、刘次萧、张敦钠、李济、傅斯年、董作宾等，王献唐因病未能参加。大会选举傅斯年为研究会委员会委员长、李济为工作主任、王献唐为研究会秘书，杨振声、刘次箫、张敦讷、郭宝钧、董作宾为委员会委员，研究会办公用房由青岛大学办事处拨借。次日就召开了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并通过了“研究会办事章程”及“研究会与青岛大学合作办法”等四项议题。[31]

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龙山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掘，兹为该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该遗址最初于1927至1928年间由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助理员吴金鼎发现，1930年秋李济同吴再次前往实地调查并决定正式发掘，其后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1930年11月7日至12月11日，即由古迹研究会工作主任李济主持，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为期35天的考古发掘，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王湘等中研院史语所职员参加，共开探方44个，出土文物计有陶片、骨器、石器、蚌器等23879件。1931年10月9日至31日，由梁思永主持，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参加此次发掘的工作人员与上次相比有较大变化，除了参加上次发掘的吴金鼎和王湘外，还有梁思永、刘屿霞、刘锡增和张善，共开探方45个。通过两次比较系统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该遗址的整体面貌，遗址分为上中下三层，中、下层发现有大量史前文化遗物，上层则发现了多处城垣遗址及原始窑址。发掘报告《城子崖》于1934年正式出版，以黑陶和磨光石器为主要特征的城子崖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值得指出的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重新解释在安阳殷墟发掘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对安阳田野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32]李济认为，“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33]傅斯年更是称赞城子崖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昆仑山下一个长源”，城子崖的发掘工作“堪为史前时代考古学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34]《城子崖》也是中国的第一本考古报告，“这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35]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山东古迹研究会存在期间，虽然其办公会址几经变迁（1932年8月被迫搬至济南市西南部省立医院西楼上，1933年10月借用前青岛大学的四面亭和丁公祠等部分房舍存放出土器物，1936年12月又搬入山东省图书馆新建的“奎虚书藏”楼内，终于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36]但其考古工作一直未曾停止，除了城子崖，山东古迹研究会先后开展的其它考古调查发掘活动还有：1931年4月，祁延霈调查了益都苏埠屯出土之商代铜器；1933年10月至12月，李芳兰、王湘、董作宾、祁延霈、牟祥农、潘悫、刘雪蓬以及山东大学刘咸教授、许星园、马维新等师生，计16人参加发掘了滕县安上村遗址、清理了包括“曹王墓”在内的汉墓群，共得遗物20余箱、汉画石33方（但均在抗战期间被付之一炬），在临城发现一处龙山文化遗址；1934年春，调查了山东东南沿海原始社会遗址，在诸城、日照等地发现9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有日照两城镇、丹土遗址；1936年5月17日至7月22日，梁思永、祁延霈、刘耀共同参与发掘了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古墓50余座，倔得古物80箱（抗战期间也损失惨重）。[37]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考古工作中断，同年10月山东古迹研究会解散，寿终正寝。

城子崖发掘是当时中国学者特别是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长期关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并执着寻求和“有组织的设计”的必然结果，山东古迹研究会的一系列其它考古发掘与学术活动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可谓现代学术史上中央与地方为推进学术而成功合作的典范。

上海的考古社团

中国考古会

继1933年3月18日发起成立“艺术考古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后，3月29日，蔡元培、叶恭绰、刘体智、刘海粟、关百益、顾鼎梅、田玉芝、王济远、滕固等在上海拉斐德路海庐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王济远记录，讨论成立学会的意义及其宗旨，议决：1.改名为“中国考古会”，原因在于原名“中国艺术考古会”中的艺术不能包括考古，又与考古性质不同，且范围较大，同时考古学在近代已成为专门科学，而国内研究者颇少，故改为此名，以专门从事考古工作；2.成立日期拟定四月内；3.推请沈兼士、刘半农、傅斯年、沈尹默、徐森玉、容庚、谢英伯等35位知名人士为发起人；4.公推叶玉甫整理会章草案。[38]因种种缘故，时间一直延至6月15下午，中国考古会才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举行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出席的会员有蔡元培、杨铨、叶恭绰、王济远、刘海粟、张凤、滕固、卫聚贤、关百益、顾燮元、陆丹林、丁仲祜、郑师许、王献唐、金祖同、陈志良、吴宜常、张叔驯、马公愚、方介堪、郑尊祥、史陶庐、徐积余、顾鼎梅、田玉芝、黄惕人等30余人。大会通过了章程，规定：学会“以搜考古迹古物、发扬本国文化为宗旨”；会员包括个人、团体两种；学会的主要工作包括：1.搜集考古各项资料；2.发布古物之复制品及关于考古论著；3.举行关于考古之展览及讲演；4.筹设考古研究与博物馆；5.接受政府与公团之委托办理考古的设施事宜；6.协助保存古物。必要时学会可以在国内外各地设立办事处或通讯处；学会设理事会（17至20人）、常务理事会（7至9人），另设名誉理事2人；必要时学会可以经由理事会通过设立发掘、调查、编辑、展览等特种委员会；推举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关百益、顾燮元、张叔驯、李济之、谢英伯、王献唐、王一亭、杨杏佛、狄平子、吴湖帆、马叔平、戴季陶、李即泉、张葱五、张天放、董康等19人为学会理事。[39]当晚七时，在上海霞飞路觉林蔬食处召开了中国考古会首次理事会，推选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顾燮光、杨杏佛、吴湖帆、张天方等七人为常务理事，并决定设立调查、编辑两个委员会，开展相应工作。[40]

中国考古会成立后，为保存国家古迹古物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33年9月14 日，为保护大同云冈石窟，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以中国考古会名义致电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请求其阻止部下赵承绶等人的破坏行为，电文称“山西太原阎百川先生鉴，各报载大同云岗石刻为赵司令承绶部下毁损，以驰名世界古物，如此摧残，实堪痛惜，乞严饬保护复旧，不准侵害，盼甚。”阎锡山慑于舆论压力，随即派部下调查并在《申报》上登载了调查结果。[41]

中国考古会的“全国性”与其前后的社团相较更为突出，学会云集了当时全国金石考古、书画艺术、收藏界的大量精英，并且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各地考古学会的领军人物，可见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考古，更在于保存整个中国之文化，其成立不仅体现了当时学界对于国家危难的承担和对文化的保护传承，更代表着国人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42]

吴越史地研究会

该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始于1936年初，2月23日，由叶恭绰、吴稚晖、丁福保和张叔驯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古泉学会在上海成立，会上，吴稚晖、叶恭绰、卫聚贤倡议在沪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并将古泉学会《简章》修改，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简章》，后印刷《简章》及入会表等分寄各处，经填表入会者数百人；3月8日，吴稚晖、卫聚贤等人在功德林继续讨论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的相关事宜，并计划将来自金山、奄城等地的陶片，分成若干包，请苏、浙两省教育厅分送给下属各县，每县五包，如有发现同样陶片即再定计划，请古物保管委员会发掘。[43]此后，沪宁杭三地开展研究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上海方面加入该会做发起人及赞助者的有蔡元培、吴稚辉、于右任、叶玉甫、吴铁城、张叔驯、吕思勉、郑师许等一百余人，南京方面由卫聚贤、张乃骥、陈志良于4月间主持谈话会共同商讨进行办法，与会代表有腾固、李济、何遂、柳翼谋、朱希祖、缪凤林、董作宾、罗香林等三十余人，杭州由陈万里、董聿茂、胡行之、朱孔扬、孙维奎等三十余人在西湖博物馆举行座谈商讨在杭州设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分会事宜，镇江方面由陆养浩、尹百先生等在省党部讲演，并陈列古物展览，表同情赞助者为数不少。[44]

准备就绪之后，1936年8月30日下午，吴越史地研究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雪赓堂召开成立大会，并陈列古物公开展览。与会代表有蔡元培、叶恭绰为首的学界、政界名流，以及上海、南京、镇江、无锡、嘉兴各地会员，如胡朴安、丁福保、杨凯龄、简又文、张乃骥等六十余人。大会推蔡元培为主席，完成通过简章、推定职员、举行古物展览并征求调查等四项议程。主席蔡元培报告组织之宗旨在于“藉考古发掘工作，研究苏浙两省之古代民族与文化”，会议通过简章，推选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推选于右任、戴季陶、张立夫、张果夫、关百益、胡肇椿等44人为评议，董作宾、梁思永、朱希祖、郑振铎、吕思勉等59人为理事，沈勤庐、董作宾、胡行之、郑师许等11人为常务理事，罗香林、陈志良、金祖同等44人为研究委员会委员，顾蔗园、黄静庵、杨半农等20人为出版委员会委员，柳建、黄桂馥、秦蔓园等43人为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场的古物展览有出土的各类石器、陶器、瓷器，分别来自浙江、江苏、甘肃、山西、福建等省，当时的《申报》、《大公报》、《民报》等媒体纷纷登载。[45]除在上海成立总会外，吴越史地研究会还在江浙各地设立分会。1937年6月18日嘉兴分会在嘉兴中山厅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无锡的筹备委员也已推出，杭州、镇江、南京、苏州、常州、徐州的茶话会也已开过，松江、绍兴、温州等处正在接洽中，分会体系的形成指日可待。研究会也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然正逢此时，“八·一三”事变骤起，各地组会工作随之宣告流产。这样，研究会存在的时间自1936年8月成立至此，仅历时一年。[46]

吴越史地研究会尽管存在仅只一年时间，但对吴越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切实践行了其“吴越史地研究”的宗旨与目标，同时正值国难当头、民族意识日渐高涨之日，故研究会也呼吁肩负起“中国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之使命”。

研究会正式成立后，在江、浙、沪地区掀起了一股吴越古文化研究的热潮。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展开了考古调查：不仅致函给苏浙各县教育局长以及各县中小学史地图文教员，聘其为调查委员会常务委员或专职调查员，对当地古物进行调查，同时派员展开实地调查，如卫聚贤、陈志良、金祖同等就曾先后甚至多次到江苏奄城、上海金山、浙江双桥乃至香港、福建等地探访，发表《奄城访古记》《宝山古城探访记》《袁山松遗迹考》《金山访古记》《双桥访古记》《香港访古记》《福建武平的石器》等多种研究成果。研究会还利用各种渠道积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例如：卫聚贤在南京栖霞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会与西湖博物馆合作试掘的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施昕更以西湖博物馆名义对良诸黑陶文化遗址的试掘，以及慎微之在湖州、林惠祥在福建武平的发现等。研究会还十分重视古代文化宣传与考古资料及历史资料整理：研究会成立前后，在上海文庙大成殿、青年会雪庚堂、青年会大礼堂、杭州青年会、嘉兴中山堂与镇江省党部举办各种古物展览，邀请名家在杭州青年会、镇江江苏研究会、上海青年会、嘉兴中山堂等地举办文化讲演；[47]在上海《时事新报》开辟“古代文化”专栏，每周三出版一期，以资会员研究学术提供讨论阵地。1937年7月，研究会又跟江苏研究社合作编辑出版《吴越文化论丛》第一集，其中收录卫聚贤、吕思勉、陈志良等学术论文24篇（第二集因抗战爆发而未果）；出版卫聚贤主编的《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其中有卫聚贤的《楚辞研究》、金祖同的《段契卜辞讲话》等；出版一系列丛书：何天行的《杭县良诸镇之石器和黑陶》、施昕更的《良诸》、慎微之的《湖州钱三漾石器之发现和中国文化》、研究会和浙江省西湖博物馆合编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编纂《吴越史料类编》等。[48]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上述活动与成果不仅使吴越古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也激励更多有志之士投身进来，可谓影响深远。

陕西的考古社团

陕西考古会

陕西考古会是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作成立的考古社团，官方属性也较为明显。

国民政府于1928年6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与之对应的北平研究院也在同年开始筹备，期初隶属于北平大学区；1929年8月改为独立的学术机关，并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同年9月9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正式成立总办事处；北平研究院下设物理、化学、镭学、药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八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所和史学、水利、字体、经济、海外人地等五个研究会，另附设测候所、博物馆。其中的史学研究会即从事历史、考古两方面的相关工作。[49]

1933年2月，北平研究院决定派时任史学研究会编辑的徐旭生、助理员李至广赴陕西筹设史学研究会西北分会，以通过考古调查，从事周民族、秦民族最初期文化之探讨，但遭到了当地士绅的普遍反对，于是仿照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山东两省合组河南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办法，于6月决定由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11月双方厘定包含八条内容的《陕西考古会办法》，会址定于西安粮道巷，聘委员五人。1934年2月1日，考古会在陕西省政府会议室举行隆重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张鹏一为委员长、徐旭生为工作主任、梁午峰为秘书。决议发掘暂以宝鸡斗鸡台一带为试验区，在春日解冻后正式开始。

陕西考古会斗鸡台遗址发掘工作写真

陕西考古会成立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1934年2、3月间，考古会的何士骥、张孝候等在陕西民政厅前院发掘出土了唐大明兴庆宫图石刻等珍贵文物；4月接收了陇海铁路局移交的在西安车站、米家崖、窑村等地出土的200余件文物；此后的1934年、1935年、1937年，先后三次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收获极为丰富，“揭示了周人、秦人物质文化的若干特点，对进一步探讨周秦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获称陕西科学考古发掘“第一铲”，更被考古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也正是得益于斗鸡台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苏秉琦先生找到了破译“天书”的密码，最终勾绘出中国考古学器物类型学方法论的原始轮廓，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并持续为中国考古学与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陕西考古会还先后对西安莲湖公园汉墓及相关遗迹、西安城南兴隆巷汉墓等进行了考古发掘，赴北平进行文物考古资料收集，在陕西全省开展古代碑碣石刻调查，数量达1300余面，并应于右任委托保护其所藏汉熹平石经残石，调查审理古物案件20余起，编撰出版《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跋文》《吕刻唐长安故城图考证》《唐长安城金石考》《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等研究成果。[50]1938年底，日军对西安的轰炸日趋严重，陕西省政府以财政紧张为由，下令裁撤了包括陕西考古会在内的59个省属机构，但因为考古会所存的“各项古物有关文化”，因此政府依然每月拨发微薄的保管费，以供考古会人员看守所藏文物之用；1943年初，考古会又遭政府裁撤，将其归并碑林管理委员会，但实际上，碑林方面“因考古会内部复杂多艰”，只接收了考古会保管员移交的古物清册，而并未清点实物，考古会埋藏陈放的古物“仍存原地保管”，于是，原保管员和工友继续留在考古会看守文物。直到1944年8月，新成立后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彻底完成了对考古会所藏古物的接收，曾经看守文物的工友周福也转调至历史博物馆工作，陕西考古会的历史才算真正终结。

陕西考古会是陕西文物考古史上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实施文物调查、文物保护以及田野发掘的考古组织，其持续运作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为陕西乃至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陕西考古史甚至中国考古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西北大学考古学会

1947年5月6日晚，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的学生在学校第25教室召开大会成立了考古学会，到会师生30余人，由马玉琪同学担任会议主席，首先讨论了学会相关事务，继之由黄文弼、王子云、冯永轩等教授分别予以指示，会议最后决定了两项工作计划：1.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2.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新石器时代遗址。[51]此后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考古社团组织，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举办者多为大学教授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反映出知识分子先知先觉、忧国忧民的文化文物保护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情怀；

二、组成人员以传统金石学家为主体，具有现代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推动社团对中国近现代考古事业及考古学的产生、发展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三、举办目的：所有社团基本一致，即通过搜集（利用考古发掘、采集等方式）文物，保护并研究民族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也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浓笔重彩；

四、社团分布：以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南京，沿海开放省市上海、福建（厦门）、广东（广州）、山东（青岛、济南），地下考古资源最为丰富的河南、陕西两省等为主，反应举办者的远见卓识与智慧。尽管这些考古社团存在的时间普遍不长，有的甚至仅处于讨论之中或昙花一现或因种种原因并未进行过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但依然不可否认其对整个文物、考古事业做出的独特贡献：是中国近现代科学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推力；为中国考古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使考古理念进一步普及；培养了一大批考古人才；有效发掘并保护了民族文化等。郑师许就曾撰写《两年来之考古发掘事业及其贡献》一文，系统总结1933-1935年间全国的重要发掘工作及各地成立的考古学会，明确表达出考古专门学会对于促进考古事业发展的作用，无疑，“学会的兴起与发达，是学术繁荣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52]所以，张光直先生直言：“要彻底理解今天的中国考古不能不知道中国昨天的考古”。[53]

历史与现实证明，考古事业、考古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有赖于各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丰富留存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与推动，更有赖于广大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辛勤付出，而囊括成员广泛的考古社团、组织的兴办不仅能够有效调动、凝聚考古学家的智慧与力量，更能使考古资源、文物古迹得到积极保护与利用，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等尽管没有成立专门的考古社团组织，但同样十分重视考古材料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也完成了大量且收获不菲的考古工作。正是得益于此，民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实践和理论研究才卓有成效，从而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考古事业和考古学科早期发展阶段的耀彩篇章。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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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国桢：《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洪峻峰：《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泉州访古与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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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考古学会：请孙海波先生讲演》，《河南大学校刊》1935年第95期。

[30] 国立青岛大学的前身是省立山东大学（校址在济南）和私立青岛大学（校址在青岛）。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并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同意。1929年O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又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1932年，行政院决议将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作任校长。

[31] 《准山东古迹研究会呈报该会成立情形……》，《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第2卷第6期，第223-224页；樊庆臣：《城子崖考古发掘与山东古迹研究会之成立》，《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

[32] 《发掘龙山城子崖工作经过》，《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第2卷第6期，第224-225页；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50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3] 李济：《<城子崖>序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34] 傅斯年：《<城子崖>序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35] 傅斯年：《<城子崖>序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36] 魏敬群：《傅斯年、王献唐与山东古迹研究》，《春秋》2017年第3期。

[37] 樊庆臣：《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创建与运作——以山东古迹研究会为中心》（D），山东大学，2011年。

[38] 《中国考古会之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年第8卷第5期，第21页。

[39] 《中国考古会成立纪》，《湖北教育公报》1933年第4卷第10期，教育要闻第4-6页；《中国考古会成立》，《兴华报》1933年第30卷第19期，第42-43页；《中国考古会之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年第8卷第5期，第20页。

[40] 李奕青：《从关百益画像论“中国考古会”的创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9期。

[41] 李奕青：《从关百益画像论“中国考古会”的创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9期。

[42] 李奕青：《从关百益画像论“中国考古会”的创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