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回望长办考古队——参与国家建设的考古学

彭小军

1958年初春，周恩来亲率有关部委、省市负责人及中外专家一百多人，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对长江沿岸实地查勘并组织热烈讨论，形成长江流域规划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央作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为了配合规划中各项建设工程的进行，当年12月，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汉口联合召开长江流域文物考古工作会议，沿江各省的考古部门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下文简称“长办考古队”）。

长办考古队在体制上是一项创新。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江流域设立有湖北队，后因三峡大坝和丹江水库等国家级工程建设的跨省需求，组建长江工作队（王劲：《忆江汉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张云鹏先生》，《江汉考古》2008年2期）。沿江各省则设立有相应的文物考古部门，开展独立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然而，面对轰轰烈烈的建设浪潮，如何迅速落实顶层规划，打破省域限制，集中人员力量，成为长江流域考古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根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组织规程（草案）》，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沿江各省文物考古单位共同组成长办考古队，由长办领导，并为其组成机构的一部分，业务上同时接受文化部及中国科学院的指导（卢兆荫：《长江流域文物考古会议情况介绍》，《考古》1959年1期）。这是长江流域规划行政部门第一次直接参与基层考古队的组建，大大提升了考古部门与工程部门的协作效率，保证了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甚至为考古经费来源提供了保障。同时，长办考古队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为直属队，各省组建分队，并在总队部下设置专门办公室，负责组织经验交流、技术协作及编印《长江文物考古简讯》等工作。这些做法不仅解决了跨省区水利工程建设的考古分工，而且推动了区域考古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效果显著。

1959年冬天，长办考古队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直属队及沿江十省分队长会议，汇报了成立一年来的考古收获（陈淮：《长办文物考古队在汉口召开队长会议》，《考古》1960年2期）。青龙泉、大寺、大溪、马家浜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遗址在这里被提及。亲临现场的夏鼐先生在听完汇报后，充分肯定长办考古队取得的学术收获，认为“大家听了后都很觉得兴奋”，并发表《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有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学术之外，从这次会议的纪要以及印刷的《队长会议代表发言辑录》中可以看出，为了保证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长办考古队采取了多方面的务实努力。

他们怀着守护文物的赤子之心，不仅“主动出击”，联系地方规划部门或基建单位，了解工程规划、施工范围、时间、地区等信息；而且多方协调，积极沟通，邀请地方主管领导参与考古队的日常分工，为实际工作“排忧解难”。例如，湖北襄阳专署领导担任考古队副队长，镇江、扬州、常熟三市的副市长或局长都亲自参加文物普查，永新、修水等县的领导担任调查队负责人。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对于考古工作所需的人员、经费等方面的助推作用毋庸置疑。

联系群众是长办考古队的宝贵经验。为让工程部门和老百姓理解、支持考古工作，长办考古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众考古。他们不仅举办出土文物展览，而且编印大量文物宣传画、手册、标语、图录等资料，分发到相关公社、大队等，取得了不少收获。如，方城县印刷“文物图录”后，供销社就从收购的废铜中，分拣出很多文物送到了文化馆。有的省份利用各种会议的机会，开展文物考古工作的宣传。一些省份还结合当地的情况，编了小剧本，在艺术舞台上宣传文物考古。如桐柏编排了《古铜盆》、方城编排了《古树开花》，深受老百姓欢迎。除此之外，唱词、诗歌、快板、广播等形式也被用于田间地头的考古宣传中。而且，长办考古队结合中小学教师、高校历史系学生等组成的业余研究小组，邮寄资料，积极辅导，引导他们关注附近的文物古迹，为编写地方志与乡土历史教材搜集资料，更为考古调查提供线索。

多种形式的努力和考古宣传促进了文物保护的深度开展。据汉口会议资料，河南、湖南、安徽、江苏等省都成立了文物保护小组。仅在河南省，县、公社级文物管理委员会就有54个，文物保护小组2307个，保护员达一万余人，有力推动了文物普查工作。安徽寿县党委不仅把文物保护工作列为年度三大任务之一，而且在千人以上的县水利劳模大会上颁发保护文物有功者的奖金和奖状，向广大群众进行文物方针政策教育。

技术骨干培养是长办考古队的重要任务。在1958年的成立大会上，各方就约定“要层层办训练班”。在丹江口库区，长办考古队直属队成员采用讲课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白天在工地带徒弟，晚上系统地讲授考古学基础知识，培养湖北分队的年轻队员。而且他们还利用遗址发掘的机会，为丹江所在地的襄阳、郧阳专署，轮流培训了两期基层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四川分队则组织川大历史系学生参与田野发掘，为考古工作培养有生力量。除此之外，各分队均举办有各种形式的训练班，为市县培训骨干，并且教授如何发掘以及编写简报。例如，河南分队在南阳地区，组织县级、公社级文物干部训练班，利用基建工地培训文物骨干，协作13个县市，举办了12个训练班，培训153人；江苏分队在徐州举办文物普查干部训练班，传授业务知识、实习汉墓发掘，效果明显。其实，以长办考古队名义组织的训练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仍有举办，并且印刷有成套的讲义。这些不同形式的训练班为长江流域考古输送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保证了各项建设的顺利开展。

奉献是长办考古队的精神准则。与所有的考古人一样，长办考古队的队员们以奉献国家为行为目标。他们长期扎根野外、远离家人，不计个人得失。面对大小流域成千上万的工程建设，既要开展考古发掘、保护文物，又不能影响施工进度，他们只能一心一意“苦干”、全神贯注“实干”、费尽心力“巧干”；而且必须“抓晴抢阴天，小雨当晴天”，“边发掘边整理”、甚至“战斗在寒夜”。

综上，服从安排、学术意识、依靠当地、公众考古、骨干培养、奉献精神，是我们迄今能够看到的长办考古队品质。以服从国家安排为准则，带着学术思考开展基建考古，在实际工作中依靠当地，在考古发掘中助推公众考古，在田野实践中不忘骨干培养，在日常工作中提倡奉献精神……这些经验和工作模式，并非长办考古队所独创，也不仅见于长办考古队，而是中国千千万万的一线考古队所共同践行的品质。

回望长办考古队，她诞生于新中国治理长江、造福百姓之时，体现出中国考古学人投身建设、服务人民的学科自觉，是考古学参与国家建设的真实写照。长江流域规划行政部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国家考古最高学术机构以及沿江十省区的文物考古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共同组建长办考古队，体现出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势。尽管长办考古队的人员来自多个单位，工作于不同地区，但是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落实顶层设计，实现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的“两利”局面。

考古百年之际，与长办考古队所处的时代相比，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考古工作或多或少面临着新情况和新形势。但我们相信，长办考古队的工作模式和品质没有过时，考古学参与国家建设、服务人民的初心永不改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