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 正视东南大陆架——关于东亚早期文化格局基底的一个蠡猜

曹兵武

现代人源自非洲，因为青藏高原的阻隔，分沿南方海岸和沿北方草原两条通道抵达东亚地区，并成现代中国人的主源，已大致上为基因、化石和其他考古遗存所证实。但是南北不同路径抵达东亚的不同批次现代人、东亚原有近两百万年以来的各种古人类及其文化相互间的作用和关系，都是影响早期中国人与文化进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现代中国人及其文化形成过程尚存在诸多缺环，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尤其是应该高度关注晚更新世冰期期间广泛出露的东亚沿海大陆架地区作为早期人类生存舞台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于走出非洲的现代人来说，南方沿海之路因为环境与非洲东海岸更为接近，也更少障碍，因此出发较早，迁徙更快捷，到达更早，距今5万年左右他们即抵达东南亚并跨海登陆澳大利亚。

欧亚大陆东段大陆架特别发育，幅员广阔。据地质学家估计，在距今1.8万年的玉木冰期最盛期，海平面曾经低于今天约140米，东亚大陆架基本上完全出露，仅中国沿海就达300万平方公里左右，整个东南亚一带出露的大陆架则可达上千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天印尼在内的大片区域曾经是一片与古澳大利亚大陆（古巽它大陆）隔海峡相对的辽阔的古萨胡尔大陆。在以干冷气候为特征的末次冰期期间，长期出露的东南沿海大陆架上水资源与生物资源相对丰沛，肯定是古人类理想的生存区域，为长途跋涉而来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非洲之外的东方伊甸园，也为跨海登陆澳大利亚提供了便捷条件。

同时，多种证据证明这支南路现代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古人类之一，他们率先掌握了航海术——因为整个末次冰期期间澳大利亚都一直独立于欧亚大陆，以华莱士线为界，两边的地质构造与动植物资源等截然不同，而登陆澳洲必须要做跨海航行；他们在印尼多个地方留下了距今4万年左右的岩画，比发现更早也更出名的西南欧洲岩画要早一万年左右；他们还是最早发明陶器的人群，中国南方广义的南岭延长地带上已在多处遗址发现可以早到距今2万年左右早期陶器；他们基于加工木器、竹器可能还包括独木舟等海航载具等需要，较早使用石器磨光与穿孔技术制造特定类型石器……因此，推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东亚东南沿海大陆架上可能存在一个早期现代人的发明创造中心——经过远距离跋涉并生存于近似非洲的环境丰裕地带，这批人在天文历算、时间空间以及动植物等资源的认知和利用方面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经营着一种丰裕采猎生活，定居程度相对较高，这正是他们能够发明陶器、驯化水稻、进行一系列发明探索的技术与文化基础。

这批人及其文化不仅是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早期区域性族群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他们可能在间冰期的气候适宜时期还曾进一步携带制陶相关知识贮备沿海北上，最远可能抵达了今天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一带，那里也发现有可以早至约1.6万年的早期陶器遗存。在此，他们还与经草原之路而来的北支现代人在东北亚遭遇，并发生过基因、技术、观念等交流，碰撞出独具特色的玉文化——草原的石器技术和美石文化，与南方的石器技术、生命意识及相关信仰相结合，在东北亚形成一个涵盖中日俄、超越美石装饰的内蕴及其丰富的玉文化圈，以及又一个早期文化的发明创造中心，从而为新旧石器过渡时期的东亚地区提供了一个包括早期陶器、玉文化、动植物驯化的早期文化引擎中心。

沿海岸与沿草原，以及一南一北两个早期发明创造中心，不仅奠定了苏秉琦先生所称的中国早期文化面向海洋与面向内陆的两大板块的基底，也奠定了东亚两个农业起源与扩散的初始中心。

在冰后期的全新世大暖期到来之际，诸多近海生存的早期族群被上升的海平面所逼迫，不断溯河而上寻找新的宜居之地，使得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大地的人群与文化重新布局，农耕时代的诸多地域性文化传统陆续在中国东部诸多适宜的山前台地、河谷和盆地中落地生根。在此过程中，贾湖、顺山集等遗址体现南方中心的稻作文化曾经快速向北传播，与北方不断向黄河中游地区河谷和山前台地聚集的黍作农业在黄土高原东南缘地带碰撞融合，并充分利用黄土地的易开垦特性，形成率先以多种农作物为特征、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在大暖期气候最佳阶段继续沿黄河中游诸河谷向上游地区的扩散，奠定了早期华夏传统的人口、语言和原始文化即今天以汉族为主的汉藏语系基础。稍晚，随着辽河流域、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也渐次开发并进入农业部落社会，与仰韶文化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张光直先生所称的具有密切联系的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并次第启动了社会复杂化的文明化进程。

除了上述两大板块和两个农耕文化基底之外，环绕青藏高原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地势地理和季风模式以及东亚早期人类的文化适应模式还造成了一个大致沿胡焕庸线分布的东北-西南走向的童恩正先生所称的新月形文化带，这不仅是一个基于地理气候环境的文化褶皱带，其间还保留了较多传统文化要素，包括早期古人类在此地带的长期盘踞与残存，为早期中国人与文化注入更多的多样性，以及融合与演进上的复杂性。尤其是其南部青藏高原外围及横断山地的周边地带，更是一个举世著名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富集地区。这个新月形地带同时大致上也构成了早期中国地理范围内高地与低地之间的文化交流通道，以此为界限或中心、以产业分化或差异分带为基础的文化交叠互动格局，由于小麦、牛羊、冶金等的引进而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初步成型，刺激位居此带与气候上的南北中国分界线交汇处以黄河中下游之交的黄土台塬、河谷、冲积平原为特征的中原地区在区域间竞逐中实现聚合式突破，得以脱颖而出，最终形成了赵辉先生所说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和趋势，直到南方环境资源丰裕地区经过后续的不断开发和持续的农业革命，才渐渐与中原齐平甚至在经济与人口上实现反超，为汉唐之后的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源泉。

但是，深层且深远的影响仍然源自南北两路人群和两大农业基底，其影响与布局不仅波及韩日俄台湾岛和东南亚地区，而且稻作农业的部分人群后来在北方持续不断的压力下选择远徙海外，成为广布于从复活节岛到马达加斯加的太平洋-印度洋诸岛的南岛语系诸族的源头，甚至也是哥伦布之前现代人及其文化跨越白令海峡或通过航海播迁美洲的重要源泉。实际上，在欧洲人发现并殖民美洲重构现代世界格局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东段，包括整个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诸岛的人群和文化，均为这两路人群和两大板块的交叠互动格局所奠定。当然，沿海与沿草原之路后续仍不断有链接两端的人群与文化交往，正是后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早期雏形。被喜马拉雅隆升所隔开的两条通道，犹如人类及其文化的脐带或主动脉，系连起远行的东方现代人与其非洲老家以及欧亚大陆的各处同胞及其文化。

高耸的青藏高原造成的东亚和中国大地的多样化环境，包括大陆架在内的如此广阔的互动背景，加上后来作为东亚地理与环境另一枢纽的支离破碎的黄河中游黄土地带最终成为早期中国农耕文明形成的摇篮，决定了中华民族与文明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的广阔腹地及人群与文化交叠融合既持续不断又很不彻底，使其很早就熔铸出兼容并包等鲜明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