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明神宗的决策：东征御倭援朝

明神宗根据朝鲜使节的报告，得知朝鲜国王处境危险——“存没未保”，向兵部发出指示：“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尽管有一些传闻，神宗朱翊钧还是决定，接受朝鲜国王的请求，东征御倭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

兵部对敌情估计过低，仅仅派“游击”（中级军官的职称）史儒率领少量兵马前往朝鲜。由于不熟悉地理，又遭连日淫雨，史儒兵败阵亡。副总兵祖承训随后统兵三千前往增援，又遭败绩，祖承训只身逃回。

初战失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神宗皇帝决定采取大动作，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蓟州、保定、辽东等处“备倭经略”，任命正在宁夏平定叛乱的总兵李如松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命令他“克期东征”。

宋应昌受命后，立即去山海关整军备战，声称平日讲求一字阵法，需要士兵一万，战车三百六十辆，火炮七万二千门，弓弩二万七千副，毡牌各二千面，弩箭数百万支，火药铅子及轰雷、地雷、石子、神球、火龙、火枪等，要求兵部拨给钱粮，制造备用。狮子大开口，流露难以掩饰的怯敌情绪。御史郭实弹劾宋应昌出任经略不称职。宋应昌乐得顺水推舟，请求辞职。这一下激怒了皇帝，严词谴责宋、郭二人：

宋应昌已奉命经略，只为郭实一言，遂畏避不肯前去，沿海边务责成何人？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倭报已紧，宋应昌可即日择行。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郭实怀私妄奏，阻挠国事，着降极边杂职用。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

神宗所说的“依违观望”者，首当其冲的就是兵部尚书石星。

掌握军事大权的石星，对于“东征”没有信心，寄希望于谈判，美其名曰“招抚”，因此，派遣精通日语的沈惟敬，冒用“游击将军”头衔前往平壤探听虚实。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如是说：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属，少年曾从军，及见甲寅倭事。后贫落，入京师，好烧炼，与方士及无赖辈游。石司马（兵部尚书石星）妾父袁姓者，亦嗜炉火（烧炼），因与沈善。会有温州人沈嘉旺从倭逃归，自鬻于沈……且云关白（丰臣秀吉）无他意，始求贡中国，为朝鲜所遏，以故举兵，不过折柬可致……司马（石星）大喜，立题授神机三营游击将军。

沈惟敬受命前往朝鲜，表面上是“宣谕倭营”，实际上是去和平谈判的。

在平壤城北降福山下，他与小西行长会谈，小西诡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亦不久当还，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于是双方达成休战五十天的“协议”。沈惟敬返回后向兵部作了汇报。朝廷官员议论后，以为倭寇欺诈多变，不可相信，我军利于速战速决，催促宋应昌立即带兵出征。

宋应昌实在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文秉《定陵注略》对他有一段描述，很能说明问题：

宋应昌有口才，酷好术数，为山东巡抚时，倭寇朝鲜，警报旁午。守（宋应昌）檄登、莱两府收鸡蛋数万。或问何用？曰：“倭寇舟来，我以鸡蛋掷之，舟滑站立不住，悉成擒矣。”远近闻者大笑。兰溪（赵志皋）在政府，独奇之，擢为兵部侍郎，总督征倭军务。又有方士张君就者，挟变幻小术，守（宋应昌）延至幕中。既至辽东，则索民间桌二百张叠加高数丈，张披发持剑立桌上，施符演法，号于众曰：“三日后当有天兵十万助我灭倭。”次夜，张潜入娼家宿，与一武弁争，抉其目负伤遁去，宋（应昌）大沮丧，复谬言：“我有神术，当令倭酋自缚来降。”呜呼，朝廷纵乏人，奈何令此辈当一面，亵中国之威灵，而取外夷之轻侮哉！

其实石星也不是兵部尚书的合适人选。当时“倭警告急”，有人向石星献策：可征用江南沙船沙兵。兵部武选司员外伍袁萃向石星道明真相：“所谓沙船者，乃太仓、崇明等捕鱼之具。所谓沙兵，非兵也，即捕鱼之人耳。只能于海滨行驶，不入海洋，不习水战，将焉用之？”希望石星取消此议，石星说，已经得到圣旨批准了，怎么可以中止？后来石星果然征集到一百多艘沙船，全都破烂不堪，随船的二千“兵员”，都是市井乌合之众。石星居然任命一名游击率领这批沙船沙兵出征，行至天津外海，遇上大风，船多倾覆，那名游击溺水丧命。对于石星的此类荒唐举动，当时人感叹道：“朝廷以虚声集事，每每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东征只能寄托于李如松了。十二月，戎马倥偬的他从宁夏赶来，履任蓟州、辽东、保定、山东等处军务提督之职。他是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从小跟随父亲征战，深谙兵机韬略，又熟悉朝鲜情势。朝廷任命他为东征提督，是最佳人选。为了激励李如松所部的士气，皇帝特发十万两银子犒赏，并且宣布重悬赏格，以期战则必胜。

此前沈惟敬已同小西行长和谈，朝鲜国王颇有微词：“小邦（朝鲜）与贼（日本）有万世必报之仇，前日坚守五十日之约，以待天兵（明朝军队），今反有意许和，以堂堂天朝，岂和小丑讲和乎！”沈惟敬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与小西行长会谈。李如松接到沈惟敬的报告：小西行长愿意接受“封贡”，请求退至平壤以西，以大同江为界。李如松不相信这种谎言，怒斥沈惟敬“险邪”，要把他处死。参谋李应试从旁劝说，不妨将计就计，出奇兵偷袭。兵不厌诈，一向骁勇善战的李如松，这番要尝试一下智取的谋略。他派沈惟敬先去平壤，与小西行长约定：李提督即将抵达平壤附近的肃宁馆，举行“封贡”大典。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四日，李如松率部到达肃宁馆，小西行长派遣部将前来迎接“封使”，李如松突然喝令拿下，捉住三人，其余将领逃脱。小西行长闻讯大吃一惊，问沈惟敬：这大概是翻译没有把意思转达明白吧？随即再派亲信小西飞随沈惟敬前往说明。正月初六日，李如松率军抵达平壤城下，小西行长派部下夹道迎接，自己在风月楼观望。明朝军队怀疑其中有诈，没有进城，一场决战不可避免。

正月初八日黎明，激战爆发。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这样描写道：

倭炮矢如雨，军稍却，李将军手戮一人，我师气齐，奋声震天。倭方轻南面为丽兵，承训等乃卸装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将军已督杨元等从小西门先登，李如柏等从大西门入，火药并发，毒烟蔽空。方酣战时，吴惟忠中铅洞胸，血殷踵，犹奋呼督战。而李将军坐骑毙于炮，易马驰堕堑，鼻端出火，麾兵愈进。我师无不一当百，前队贸首，后劲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气夺宵遁。

日军先是退保风月楼，半夜时分，小西行长渡过大同江，退保龙山。

李如松初战告捷，给朝廷的战报称：“斩获倭（首）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千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明军乘胜追击，一气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日军退守王京（汉城）。

取胜后的李如松显然有点轻敌，贸然率领轻骑向碧蹄馆进发，一月二十七日的碧蹄馆之战，遭到败绩，退回临津江南岸。此次战败，明军锐气受挫，李如松在奏疏中向皇帝感叹：“众寡不敌，臣病甚，请以他人代其任。”经略宋应昌本来就倾向于议和，便根据沈惟敬的建议，向小西行长送去兵部的照会：“汝等果能涤志湔非，尽还朝鲜故土，并还两王嗣及陪臣等，归报关白，上章谢罪，本部即当奏题，封尔关白为日本国王。”并且派游击周宏谟与沈惟敬前去谈判。

四月八日，双方在汉城府龙山谈判，达成四点协议：

1. 返还先前加藤清正俘虏的朝鲜王子；

2. 日军从王京汉城撤往釜山浦；

3. 布阵于汉城的明军，在日军撤出汉城的同时撤退；

4. 明朝派遣使节赴日本讲和。

四月十八日，日军放弃汉城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得以恢复。根据协议，明朝讲和使节谢用梓、徐一贯抵达日本名护屋（名古屋），谒见丰臣秀吉。六月二十八日，丰臣秀吉提出议和七项条件：

1. 迎接明朝皇帝之女备为日本天皇之妃；

2. 两国年来因间隙而断绝的勘合贸易应予恢复；

3. 明朝大臣与日本大名之间交换通好不变之誓词；

4. 朝鲜一分为二，北部四道及京城返还朝鲜，南部四道给与日本；

5. 以朝鲜王子及大臣一二人作为人质送往日本；

6. 归还去年俘虏的朝鲜王子；

7. 朝鲜大臣向日本提出誓词。

明朝使节提出三项条件：

1. 返还朝鲜全部领土；

2. 朝鲜王子归国；

3. 丰臣秀吉谢罪。

九月间，日本方面请求“封贡”。所谓“封贡”，有“封”与“贡”两层意思，“封”就是册封日本国王，“贡”就是开通朝贡贸易。朝廷的态度仍然不肯松动，通知宋应昌，不宜允许“封贡”。一向主张“封贡”的宋应昌上疏申辩。积极支持宋应昌的兵部尚书石星也上疏申辩：“近日议论愈多，观听愈淆，其势必至尽没将士血战之劳，大陷经略叵测之谋，臣之狗马愚衷，亦且死不瞑目。”皇帝对于两人的奏疏明确表态：“朕以大信受降，岂追既往！可传谕宋应昌严备，劝彼归岛，上表称臣，永为属国，仍免入贡。”

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伟芳向皇帝提议：为今之计，宜朝鲜自为守，吊死问孤，练兵积粟，其国王可令其“退闲”，另立光海君，或“令众建王族”。皇帝对他所说“宜朝鲜自为守”表示赞许，至于更换国王一事则以为不可。几天后，神宗皇帝致函朝鲜国王，就此次战争向朝鲜国王表明态度：

尔国虽介海中，传祚最久……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庙社为墟。追思丧败之因，岂尽适然之故！或言王偷玩细娱，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盗，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车既覆，后车不可不戒哉！惠檄福于尔祖，及我师战胜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岂不甚幸。第不知王新从播越之余，归见黍离之故宫，烧残之丘陇，与素服郊迎之士众，噬脐疾首，何以为心？改弦易辙，何以为计？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义发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责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火，行复自及。猝有他变，朕不能为王谋矣。

这是神宗朱翊钧对十几天前朝鲜国王“上表谢贺”的答词，虽然以天朝对外藩的“敕书”形式发出，不乏居高临下的口气，但内容并不盛气凌人，而是希望国王好自为之，并且表示了从朝鲜撤军之意。十二月，他下达命令：大兵尽撤。要求蓟辽总督顾养谦代替宋应昌赴朝鲜料理撤兵事宜，蓟镇防务暂令顺天巡抚代理。

本文选自樊树志著《明史十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