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林彪请田余庆讲史的前前后后

2014年底，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教授逝世后，弟子和朋友们纷纷撰文表示哀悼，回顾昔日的受教和交往。我不是田门子弟，又自愧脱离古代史学界多年，不好意思参与这些活动。但是回想起来，我与田先生曾有过一次对话，似可为先生的人生经历增添一些花絮。

那是2002年春节前，我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我当时的兴趣是研究林彪。图书馆中保存的一些史料引起我的兴趣，就是林彪、叶群夫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聘请一些历史学者为他们讲授中国古代史。

林彪苦读史书

林彪怎么会对历史典籍感兴趣？这要从1958年说起。新中国成立后，林彪却选择了退隐，在养病中观察形势。他发现跟上毛泽东思路很不容易。因为毛泽东博览群书，饱读经史，经常在讲话时旁征博引，使大家目瞪口呆。

1958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请林彪出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刚出来工作，就经历了一次深刻教训。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引用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最后他提到秦始皇，称其为“厚古薄今的专家”。林彪不以为然，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料毛泽东严厉地说：“秦始皇算什么！”（胡哲峰、于化民著《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462页）林彪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于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跟上毛泽东的思路，必须刻苦读书。

其实，林彪读书的范围相当广。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政治理论读物、历史、中国传统经典、古典文学名著都有。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给中共干部开列了“干部必读”书系。主要是马恩列斯原著，以及苏联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等等。这些林彪都读了，有些著作他看了几个版本，肯定是读了多次。但读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史书。特别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两大套史书，是毛泽东随时翻阅的，甚至外出视察也随身携带。他不仅在讲话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其中的典故，还经常推荐一些篇章给别人。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我亲眼看见毛泽东推荐林彪两本线装书：一本是《三国志·郭嘉传》，另一本是《宋书·范晔传》。郭嘉和范晔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对主席和林彪有什么重要性？不看不知道，看后如梦方醒。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一名出类拔萃的谋士，他随曹操征战十余载，为曹操出了许多好点子。可惜英年早逝，时仅38岁。而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国的重臣，掌管禁旅，参与机要。他后来因参与谋反而被判杀头罪。两位古人的权位与林彪相似，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张云生：《走近林彪》第176页）

请教专家学者

为了学好中国历史，林彪下了不少功夫。据林彪秘书李德回忆，1960年，林彪与叶群制订读书计划，林读《资治通鉴》，叶群读简单些的《纲鉴易知录》。林彪让秘书去买书，说不上名字，要有贾谊《过秦论》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秘书给他买来一部《昭明文选》，林高兴地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书。”这部书他一连读了十天。但是这些古籍毕竟不容易读懂，林彪想到请教专家学者。1955年解放军授衔之前，彭德怀将军队中一大批女干部转业。叶群当时转业到教育部工作，有机会认识专家学者。林办秘书们在工作笔记上记录：林彪让他们去找专家，如果这个专家不能解决问题，他可以推荐其他专家。

这样，叶群首先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先秦思想史专家杨向奎先生，作为常驻毛家湾的历史顾问。杨先生主要给他们讲先秦诸子思想和典籍。对于秦以后的历史，杨先生表示非己所长，并向叶群推荐了一批国内知名的史学家。林办的工作笔记上记录了秦汉史的王毓铨、魏晋南北朝史的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宋史的邓广铭、元史的韩儒林、历史地理的谭其骧等教授的名字。从1964年到196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先后在毛家湾讲授过魏晋南北朝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在上海为叶群讲过中国历代疆域沿革。专家的讲授，对林彪读史很有帮助。

为林彪讲史

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使我很有兴趣了解具体的情节。这天，我去了北大田余庆教授的府上。与田先生过去有过几面之交，但他只知道我曾是王仲荦先生的硕士生，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我也知道田先生学问高深，又有名士风度，不是人人都能望其项背的。落座后浅浅地聊了会学问，田先生表情平静。我突然问道：“听说先生1964年曾给林彪讲过课？”田先生突然眼睛发亮，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北大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打开了话匣子，田先生一下健谈起来了。他回忆：那是1964年寒假期间，北大党委通知他准备给首长讲课。听者是谁，保密。一天，一辆轿车开到楼下，一位中年军人来接，自称名叫李德。田先生开玩笑：你和红军的洋顾问是一个名字。车上遮着窗帘，拐来拐去开进一个大宅院。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女人出来迎接，田也不认识这是叶群。进了大客厅，才见到林彪站在中央，微笑着与田握手，田才知道是给林彪讲课。但是林彪简单寒暄几句就退出了。他身体不好，不能久坐，请叶群代他听讲。

叶群请田先生一定不要有顾虑，放开讲。田先生讲了两个小时。

我在林办的工作笔记中找到了1964年2月29日田先生的讲课记录，主要内容是：

一、抓全局。战略思想与各方面的关系。如形势力量对比，历史人物有关。

如曹操，主要任务是对付割据势力，当时条件只能起统一北方的作用。

初期（建安时期）：争地位，自己无地位，树立地位。不做士大夫摇头的事情，不同时树立两个敌人。如官渡之战后，刘表和袁绍的两个儿子从南北两面夹击，当时曹操部下意见：1、两方面都打；2.先打袁，后打刘。

曹操初期时，实力弱，对人宽。投降过来的报赏高，叛逆出去的不追究。后期实力强时改严。

曹操做了在最困难情况下的工作，司马懿只做了扫尾工作，曹操给他留下的事不多了。

蜀国：孔明不叫不行。不能巩固军队，不能战就不能守，以攻为守。蜀国的战略是必打，以弱对强，采取攻势，要快才行。

政治号召：要打复兴汉室的招牌，必须北伐中原，孔明的战略不会有大的结果。

魏国：最大的敌人是吴国，曹魏的主力都在淮南。

每次打了以后就撤退。如第一次曹操打张鲁后，司马懿建议再伐蜀国，曹不听。因他内部矛盾很多，陷下去后就不能自拔。

第二次曹真、司马懿伐蜀，半途退回。

第三次曹爽伐蜀败回。

三次都是临时决定，没有大决心。

曹方在关陇战场不能出击的原因：1.地形：双方拉锯的地方。2.没有打头。吴是最大的敌人，不在乎蜀国。3.每次出兵都绕过去了。

魏的力量大，自认为不成问题。

魏吴战场：曹操赤壁战后不敢南下。

曹丕几次想打，过不了江。第三次曾想碰碰运气，但没有水军不行。

司马懿时代更趋于防御了。内部矛盾甚多，必须先给予时间培植司马氏党羽。只能胜不能败。打胜能树立地位，如打公孙渊，地位大大提高了。打败则司马氏全垮掉。

吴国：也有弱点，只防守。只有周瑜有北伐中原的抱负。周瑜曾想分三路大军，一路出秦川，中路出襄樊，东路出合肥，三路伐许昌、洛阳。但吴水兵厉害，骑兵就不行了。吴几次到外面搞马，如到辽东去搞马。每次派将领带兵时，只能给步兵，骑兵很少。因此只能在水上发挥作用，最远只能打到淮南，过不了淮北。

司马懿讲先打蜀，因为打蜀不太难。但司马氏自己内部忙于应付。

司马懿时代的曹魏经济恢复不快，到灭蜀时曹魏经济才转强。

三国经济：

生产经济长期破坏，恢复不是一天的事。

社会经济还很低下（此点可查王昶传），当时洛阳附近都是树木成林，生产未恢复（可查晋书食货志。因三国没有食货志，经济问题全在晋书内）。魏文帝时屯田数目多些，但魏明帝时奢侈太过，经济又逆转。当时洛阳附近的大猎场，鹿食庄稼都不准打，破坏庄稼都很厉害。

曹魏靠屯田，曹操靠民屯。

司马懿搞军屯，只是局部问题，民屯是全社会的问题，是适应兵乱以后的生产方法。

司马懿的战争属于统一战争的范围，打了一些漂亮仗，但从历史长远与社会条件联系看，意义不大。

能不能统一也要从历史条件看。曹操没有统一了全国，只统一了北方。当时只能如此。

西晋统一昙花一现。只是在军事上战胜了南方，南方朝廷垮了。但统一后仍是用南方的原班人马。

东汉后期经济恶化，拥有几百家奴隶的大士族发展起来。谁做了皇帝，谁就是大士族的代表。

大士族的标志：政治上，几世三公。经济上，大地主，拥有很多农奴。意识形态上：儒学。大士族经济到南北朝后期才没落。

史料：南北朝以前资料少，查《三国志集解》，《晋书斠注》，可以基本上掌握线索。

南北朝、秦汉这一段可查《太平御览》，内有曹操的军令。《通典》也有一部分。严可均《全上古两汉三国六朝文》，《汉魏丛书》，《廿五史补编》（多后人著作）。

战争看正史，辑佚中没有专门讲军事的。

后人意见多空论。宋以后论集多，民国以来议论不发达。

田先生用简练的语言，给叶群梳理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发展的基本脉络。指出魏蜀吴三国战略不同的特点，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所以曹操只能完成统一北方，诸葛亮的北伐则难有作为。吴国则是依托长江、淮河，以防御为主。战争的胜负，国力的强弱关键在经济基础。东汉末年战乱对社会经济的大破坏，谁想打胜仗，求发展，关键是粮食。曹操、司马懿用屯田的方式恢复了中原经济，保持了北方的统一和三国中最强大的地位。田先生特别强调东汉三国时期的世家大族的社会基础。谁当皇帝都要与世家大族的利益保持一致，这样才能求得政权的稳固。

叶群写史论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个革命的年代，那时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线，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帝王将相都受到了批判。在当时的大学里，历史课讲的都是农民战争，土地制度。但是田先生给叶群讲课，完全没有投其所好。而是推荐叶群读《三国志》《晋书》等二十四史，《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从第一手史料中去研究历史。特别强调当代的史学著作多是空论，不要受其影响。这种坚持历史真实的态度是可贵的，是要具有学者的严谨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的。

讲完课后，叶群拿出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古代的一位优秀的战略家——陆逊》，请田先生提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在1962年6月2日的《人民日报》，署名叶群。在这篇文章里，叶群通过吴蜀荆州之战和夷陵之战，分析了陆逊诱敌深入、善于捕捉战机、不打无准备之仗的特点，打败了比他年长和经验丰富的关羽和刘备。

文章特别强调了陆逊善于集中优势兵力，从战争全局出发，抓住重点，抓住关键来部署和使用兵力。不受各种意见干扰，不动摇决心。文章总结道：“从大胆的诱敌深入，坚持积极的防御战，从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从高度的指挥艺术和冷静的策略头脑，从顽强的忍耐精神和临机决断的魄力来看，陆逊确实给后人留下了积极的因素和优秀的遗产。”这些观点，与林彪的军事思想和论述有很多吻合之处。今天来看，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实际是林彪的。

我问田先生，这篇文章是叶群本人写的吗？田先生给予肯定的回答。这也可以看出，林彪、叶群学历史是真心实意的，也做到了古为今用。等田先生讲完了，我拿出田先生讲课记录的复印件，送给先生留作纪念。

投笔从戎

我又问先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毕生的兴趣都在治中国古代政治史？田先生又给我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194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赶上战争时期。痛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政治活动。1948年7月，北平的流亡东北学生到政府请愿，遭到军警镇压，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游行，田余庆也在其中。各地学潮和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8月中旬，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向各大学发出传票，并出动宪兵到各学校抓人，再次激起民愤。8月21日下午，当北平军警来到燕京大学，校方表示不与搜查者合作后，开了大门。陆志韦校长对前来的国民党军官愤怒抗议。宪兵虽然进校搜查，但在全校同学和教职员的保护下，他们一无所获。在地下党安排下，一些进步学生脱离学校，投奔了解放区。《观察》杂志有篇报道描述清华的课堂：

教室里的座位愈来愈空了，教授拿着名册叫着：“×××！”“……”“哪里去了？几堂不见上课？”堂下默不作声，相互[视]而笑，仿佛有什么秘密，心照不宣似的。“跑啦！”一句流行的口语，真的不少的人跑啦！这现象其实早在七月大逮捕时便已开始，不过今日更厉害罢了。有的固然由于逼迫，但大半都是为着实现他们的憧憬，他们的理想，暂时搁下书本而出走的。其中包括不少成绩优异，服务热心的高才生，一位只差几个学分便登“学士”宝座的，也忍耐不住最后五分钟了！

北大校长胡适没有做出激烈的表态，但他保护了学生。田余庆离开了北平城，投奔了城外的解放军，成为第四野战军中的一员。平津战役胜利，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2月，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北平，受到人民群众的夹道欢呼。田余庆作为解放军的接管干部，回到了北大。他继续学业，1950年毕业，同年入党。有的学生说他“长相威猛，剑眉虎目，实际上不像学者，更像一个军人”，算是猜中了。

由于在党内，田对政治和各种政策，比党外的教授多了一份理解，成为一位务实的学者。在那个年代，他少有作品问世。那是因为他不愿意写应景的东西，他只是观察、思考、积累。直到改革开放，他的论文和著作如陈酿老酒，给史学界带来一次次的震撼。他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心路时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采取了“宁恨毋悔”的态度，在学术环境不正常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等待。一旦条件许可，他写的论文篇篇都是精品。

当我读《东晋门阀政治》、《释轮台诏》等文章时，说实话，是很费劲的。他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分析，那些异乎寻常的视角和切入点，常常引起我的感叹：“怎么我就想不到这一点？”现在我明白了，你要读懂田先生的文章，首先要了解他的人生。他对古代政治史的理解和研究，首先来自他在当下政治生活中的体验和观察。不了解当下的政治，论述政治史就不得要领，甚至谬种流传。无论是在人生中的冷静沉稳，还是在学术上的纵横捭阖，田先生都是我们值得认真学习的榜样。

来源：南方周末，201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