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的大佛是照着武则天雕的吗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种说法：洛阳龙门石窟最宏伟的造像——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的。最近想起来，就想求证一下。翻完相关研究文章，可以先下结论，这种说法可视为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并没有坚实证据。

这种说法的产生，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目前所见最早提出的，是宫大中在1980年发表的《龙门石窟艺术试探》一文。此后的类似提法，基本都源于此，而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的市侩之言更不足取。

宫氏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北魏将帝王当如来，“政教合一”，造有大佛像对应皇帝。

②建造龙门卢舍那大佛，武则天赞助了“脂粉钱两万贯”。

③梵语卢舍那，译作光明遍照，与武则天后来改名的“曌”字相合。

④史载武则天“方额广颐”，与卢舍那大佛的形象特征吻合。

⑤卢舍那大佛两侧的胁侍、神王，象征朝堂的官员、将军。

我们逐项检讨：

宫氏关于北魏的论据皆出自《魏书·释老志》。

（1）北魏将帝王当如来，政教合一

宫氏所论：

自从北魏道武帝时，綰摄僧人的道人统法果提出帝王“即是当今如来”，至文成帝时，出现了帝王就是佛，佛就是帝王的“政教合一”的历史局面。

法果原话：

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仔细分析，法果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首先，道武帝拓跋珪让他当了佛教首领“道人统”，让沙门听话，是他份内差事。其次，法果“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他能得到好处。第三，最重要的，法果说上边的话，其实是在为自己拜天子做解释，给自己解套。按佛家教义，出家人连父母都不拜，更不可能拜天子。法果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更像是在给别人解释，我这是拜佛，可不是拜人。之所以要解释，说明佛教徒对拜帝王就是拜佛的看法并不统一，而大约同时期的南方高僧慧远还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

“政教合一”这种词《释老志》当然更不会有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道武帝之后，太宗明元帝对佛教也还可以。但之后的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直接干起了灭佛的买卖。先是对长安的和尚下手，诏曰：

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然后扩大到全国，又下诏曰：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毁佛像、烧经书、杀和尚，怎么看都不像“政教合一”的政权。

（2）北魏造有大佛像对应皇帝

宫氏所论：

文成帝又“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结果雕造的佛像脸上脚下都镶嵌黑石，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相似。可见名曰佛像，倒不如说是帝王的模拟像更为确切。

宫氏所引是太武帝后，文成帝恢复了佛教，原文：

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

原文所说，让有司所造的是“石像”，而不是“佛像”。《释老志》中，在关键地方该用佛像、释迦像的都明确说“佛像”“释迦像”，而绝不简陋地说“石像”“铜像”。

文成帝的石像造成后，为什么论者认为“纯诚所感”？最可能的解释，这个石像不是文成帝自己当佛祖，而是以石像代替自己，侍奉佛祖，把自己贡献给佛祖，这才符合论者认为的“纯诚所感”。

而且，这个石像只是如帝身，并没有说雕的相貌一模一样，这跟巫蛊扎小人一样，只需把要扎的人特征表示出来、写上名字即可，别说相貌，连身材都可以粗糙地应付。

宫氏所论：

文成帝兴光二年（454年）秋，又勅有司在京师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即道武、明元、太武、景穆和文成自己）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和平初（460年）开凿的云冈昙曜五窟，当是五级大寺铸像故事的重演。

现在一般认为昙曜五窟是对五级大寺内5座释迦像的继承，5尊佛像象征的是道武、明元、太武、景穆和文成这5个皇帝。但五级大寺内的造像形态完全不知，昙曜五窟，即现在云冈16～20窟，窟内的大佛，没有一个脸上、脚下有黑石。如果真是模拟像，那至少应有一尊装饰黑石，才能代表文成帝。

而且，兴光元年所造的五佛像全部是释迦立像，云冈昙曜五窟的本尊则各有不同，16、17窟立像，18窟交脚像，19、20坐像，16窟是单独的佛立像，其他四窟都是三佛像。这种不统一的风格，并不像是皇帝的家庙，与其说是5个帝王的模拟像，不如说是昙曜利用文成帝的财力，给佛祖、给宏大佛教做的自我变通。

所以，不管是五级大寺内，还是云冈的5尊大佛，都无法排除是文成帝代表先祖做功德，替先祖每人敬造一尊佛像的可能性。要说真正的元首模拟像群，我能想到的只有美国总统山和火影村火影岩，形态一致、相貌逼真。

宫氏所论：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二万贯”营建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作者将大卢舍那佛塑造成一个中年妇女的形象，丰颐秀目，仪表堂堂。

·“卢舍那”译作光明遍照，与武则天称帝那年，以“曌”为名的曌字是一个意思。

·史载武则天“方额广颐”，与大卢舍那佛的形象特征几乎完全吻合，可见大卢舍那佛很可能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或者化身。

·大佛两侧的胁侍、护法象征文官、武将。

（1）武后赞助脂粉钱

现今所见，龙门大佛唯一的史料是其自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要是没有这碑文，恐怕连这尊大佛是不是“卢舍那”都不能肯定。

《像龛记》开头第一句就是“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说的非常明白，这尊大佛是高宗建的，武后只是赞助了“脂粉钱二万贯”。即便要附会北魏，为什么大佛不是高宗的雕像，一定就是武后的呢？

（2）“卢舍那”和“曌”

卢舍那，译作光明遍照没错，武则天造“曌”字是对应佛法、含光明意也没什么大问题。但佛的诸多化身，哪个没有光明的含义？

佛的化身有不同体系，卢舍那是三身佛体系（法身、报身、化身）中的报身佛。武则天为了称帝，自称是弥勒佛下生。而弥勒是竖三世佛体系（过去佛燃灯、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中的未来佛。

武则天改名“曌”对应的是弥勒，而不是卢舍那。难道卢舍那有光明，弥勒就没有光明吗？龙门卢舍那大佛的检校僧、净土宗二祖善导，传说念一声佛号就有一道光明出去，总不能说这出去的光明只能是卢舍那佛。在龙门石窟，武周时期雕凿最多的佛像也是弥勒佛，而非其他佛。

（3）大卢舍那佛塑造成中年妇女形象

这基本是在闭着眼浪漫主义想象，跟历史真实毫无关系。

（4）史载武则天“方额广颐”

其实不管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从没有史书直接说过武则天“方额广颐”。

史书中提到的是“（太平公）主方额广颐，多阴谋，后常谓‘类我’。” 所谓武则天“方额广颐”，是比照太平公主相貌来的。但史书原文武则天说的“类我”，是“方额广颐，多阴谋”类我，还只是“多阴谋”类我，不得而知。

即便武后真的也“方额广颐”，但凭此就能与卢舍那大佛类比也很可笑。自汉魏以降，哪个佛像不“方额”，哪个佛像不“广颐”，这跟是哪尊佛，关系不大。

（5）佛像布局

最后说卢舍那大佛两侧的胁侍、神王象征朝堂的官员、将军。这是中国佛窟造像的特色，不只是卢舍那大佛独一处，其他石窟、寺庙也多有此种布局。总不能一见这种布局，就要指定中间的佛是哪个皇帝。如果指了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那文官、武将难道要指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胖灵狄仁杰、检校千牛卫大将军挂灵李元芳吗？

如果说以上宫氏所论多少还有所出的话，那一些后来人再写的论据简直不忍直视，试举两例。

这就是闭着眼胡说，一个超文学用词，居然能煞有介事、一本一眼地去对照大佛。“龙睛凤颈”出自《大唐新语·记异》“袁天纲”条，《旧唐书·袁天纲传》也有类同记载（《旧唐书》可能转的《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说，袁天纲精通相术，贞观初年，途经利州，碰到了武家，就给他们相面。

则天时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试令行。天纲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侧视之：“若是女，当为天子。”

这种事本就是传说，即便是真事，这时候的武则天还被乳母抱着，或在襁褓中，或比襁褓大不了多少。等到龙门卢舍那大佛雕凿的时候，武则天已是中年、乃至中老年人，两者有何可比性？

还有人认真收集武则天画像，仔细和卢舍那大佛比较。武则天本无准确画像传下。现有最早的版本，据说是唐人张萱画的《唐后行从图》。张萱生卒年不详，主要活跃期是在玄宗开元朝。《唐后行从图》名称是“唐后”，不是“武后”，郭沫若写话剧《武则天》时考证认为这个“唐后”是武则天，但是不是一定是，就不知道了。即便是，画中武则天的脸型，与唐代的仕女像、三彩俑，并无大的区别，怎么看都与卢舍那大佛不像。

再后来出现的武则天像都是明清以后，中间隔了800年以上，鬼知道当时画师是参考什么画的，相隔十年不到的武则天像，画的都不一样，而且清代所绘武则天脸型明显变瘦，肯定受到了当时审美影响。就这样的图像，还要认真拿来与卢舍那大佛对比，简直荒谬。

说完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按照武则天相貌雕凿是无稽之谈，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大佛。如前文所说，关于这座大佛的信息，只有《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文字我不贴了，估计大多数人也不愿细看，有兴趣的自己查一下，或去我公号里找一下）。

从碑文可得到的基本信息为：

①卢舍那大佛是高宗主建的，开建年代不详。

②咸亨三年（672年），武后助脂粉钱二万贯。

③上元二年（675年），大像建成。

④调露元年（679年），在大像南建大奉先寺。

一种观点，认为是高宗建给太宗的。“奉先”即“奉先思孝”，高宗在长安为其母亲造了大慈恩寺（现在的“烂怂大雁塔”），没理由不为其父唐太宗造个更大的，大奉先寺和大像就是造给太宗的。

一种观点，认为是武后为其母杨氏所造。借陈寅恪先生《武曌与佛教》的研究，认为武则天母亲杨氏是隋朝宗室，受家族影响，杨氏、武则天都笃信佛教。咸亨元年（670年），杨氏亡后，武后为其建了多个“太原寺”追福。而建造卢舍那大佛之前，高宗和武后去过太原，可能受到了蒙山大佛的启发，也为其母造一大佛，所以武后才赞助脂粉钱。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像与皇权、皇帝的象征有关。

这三种观点，都是推测，哪种都无法实锤。而大像建成在前，大奉先寺建成在后，也存在最开始只想造像，后来才想起建大奉先寺，才把大像划给寺庙的可能，即大像和大奉先寺的建造动机不见得完全一致。

早期的研究，简单将武后赞助脂粉钱的咸亨三年（672年）当作大佛开建年代，三年建成。

后来宫大中依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结合卢舍那大佛的规模、北魏宾阳洞的工程量，推测工期需要二十年左右，从咸亨三年（672年）往前推十七年，即永徽六年（655年），正是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时间，还是将大像建造与武则天紧密关联。

但依据《释老志》同一段话，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曾怀疑大像龛的建造，利用了北魏景明年间（500-503年）开始开凿、但未完成的石窟。大桥一章认为卢舍那大像龛地面到窟顶的高度与《释老志》所记北魏废窟的高度大体一致。这样，如果大像龛利用了北魏废窟，那工期肯定要缩短不少。

还有研究将目光投向了碑文中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正史有传，年代相对明确的只有“司农寺卿韦机”一人。韦机，即韦弘机，在高宗中后期主持了东都洛阳不少工程。张锴生考证，韦机大约在乾封元年（666年），被高宗提拔任司农寺少卿，管理东都工程，并认为大像龛也大约是在这一时间开凿，整个工期大约十年。

但碑文是大佛建成后凿刻，并非开工时所刻。也就是说，韦机只要在大佛建成时是司农寺卿即可，开工时是不是他没关系。这样的话，韦机任司农寺少卿的时间与大佛开工时间，其实并无必然关系。

大佛的开建时间、实际工期，仍无法得到准确答案。

以上，可知关于龙门卢舍那大像龛的准确信息，真的只有碑文中所说的几条，其他全都是推测。

《旧唐书》《新唐书》的《则天皇后本纪》，都记载“帝（高宗）自显庆（656-661年）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

卢舍那大像龛的准确开建年代虽无法明晰，但主体工程在显庆后应无大问题。这时候高宗为风疾所苦，已不能详察大像的具体图样，说武后赤裸裸将大像雕成自己，恐怕是想象力太丰富。但武后绝对有拍板大像具体图样的能力，卢舍那大佛之所以看起来与其他佛像不同，似乎多了一些女性的柔和，可能跟武后的个人审美有关。

注意，《大卢舍那像龛记》是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补刊的碑文。为什么玄宗要补刊？碑文其实最后说了，“恐年代绵邈，芳纪莫传”。怕传不下的“芳纪”是什么？只能是碑文的开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

从卢舍那大佛建成的上元二年（675年），到唐玄宗开元前，唐朝的政权已脱离了正轨。先是武后与高宗并称“二圣”，其后高宗驾崩，武后大权独揽，此后更是废了唐，改国号为“周”。武后崩后，韦后、太平公主又积极效仿武后，唐的政治传统一团乱。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大型工程、标志建筑的卢舍那大佛，到底是谁建的，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必须得说明白，必须要有一个官方声音，而不能任由民间传说。玄宗要明确告知天下，这样的国家形象工程，是我祖父高宗李治所建，而不是武后，武后只是出了一些赞助。而我，是高宗孙子，是高宗正统的继承人，要将高宗的伟业告知后人。

要是这么看，这研究卢舍那大佛唯一可凭借的碑文，恐怕也不那么靠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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