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万历十五年还典型的嘉庆十八年，一群京郊盲流打进了紫禁城

考的是古，说的是今，欢迎关注“考古学了吗”。

北京故宫隆宗门匾额上，插着一支箭头，据说是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留下的，我们就从这儿聊起。文章分三个章节：第一节，讲天理教如何打进紫禁城；第二节，讲为什么天理教能轻易打进去；第三节，讲当时的大环境。本文有8600余字，若时间有限，可先收藏，慢慢看。

今年以来，《万历十五年》忽然又火了起来，很多人都在聊。聊万历时的大明，无非是藏着说想说不敢说的话。中国的读书人历来是讲“骨气”的，但谁也不会傻到讲“脑气”，骨头打断了，还可以坐轮椅，脑袋砍了，就真的没什么可玩了。虽然黄仁宇在《自序》中说，他不会学古代人，“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但读者可不这么想。

之所以都拿《万历十五年》来聊，最重要原因是它名气大，很多人都读过，聊起来有共同话题；另一个原因是它描述的背景，大明还没亡，但祸根已经种下。但仔细想，历朝历代在灭亡前，都要面临机制失灵的问题，上峰再好的出发点，经过下边一番骚操作，都能变成拆梁拔柱的催命符，干一件失败一件，折腾得越多，死得越快。除此之外，明朝与其他时期并无太多可比之处。明朝紧密抱在一起缠斗的皇权、相权、士权，互相拽着彼此的手脚，锁死方向盘，车门落锁，带着还不到报废年限的大明，径直开下了悬崖，坠崖前一刻，都没给老板座上的朱由检跳车的机会。明之后的朝代，相权哪里还在，士权除了民国时期有过短暂不成气候的活跃外，哪里还能干出车门落锁的事。所以拿万历十五年聊，稍稍是有点情绪化了。“乾嘉学派”作为怕砍头怕得将考据学推向高峰的楷模，他们所处的时代，可能更有聊的价值。

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天理教教徒打进了紫禁城，与官军护卫激战，至今，故宫隆宗门匾额上还插着箭头。这次攻袭，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怎么看，都太匪夷所思。

当时京师由外向内，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警卫巡察层层布防，规制极为严密。外城各门由巡捕营负责；内城设九门提督，由八旗兵分区驻防；皇城内既有满八旗步军营巡逻，又在紧要地点置重兵守卫；紫禁城外由下五旗护军沿城墙分段警卫，四座城门和内卫则属上三旗护军营。人数上，京城八旗兵、绿营兵不下11万，紫禁城内每天值班兵士就有680名，还有随时可调动的装备精良的健锐营、火器营。

紫禁城位于核心中的核心，怎么就被一小撮未经系统训练的乡野村夫攻破了？而且谋逆是要祸及满门的大罪，这些乡下人，又是为了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策划指挥攻打紫禁城的天理教首领叫林清，据《啸亭杂录》《靖逆记》、还有林清外甥董帼太的供词记载，林清祖籍浙江绍兴，后来住在京南大兴县黄村之宋家庄，可能出门坐地铁比较方便。他的人生，前期是很典型的穷困屌丝、不务正业形象。

（此段跳过阅读也无妨）林清的父亲是黄村巡检衙门抄写文书的小吏，17岁时，林清在西单牌楼南面的九如堂药铺当了三年学徒，后到三里河一个药铺内做伙计。据说因为嫖娼，身生疮毒，被药铺逐出。接着到顺城门外街道上打更。其父死后，他家将书吏缺职顶给别人，顶缺的每年付京钱五千（跟租车牌差不多）。后来顶缺的不给钱，其母上诉控告，将补缺又给了林清。当了一年差，在浑河办工私折夫价，被查出开除。然后又跟他姐夫合开茶馆，据说因终日赌钱，亏输折本，半年后又被撵出。接着跑到热河，干工程，赚了些钱，回到黄村吃喝嫖赌，钱花完，又上了苏州，辗转丹阳、江宁谋生。后来不能存活，就给运河上的粮船拉纤，才随船回到通州，又步行到宋家庄，据说当时“面皮黑瘦，头发未剃，身上衣裤都不全了”。再后来挑着鹌鹑在街上卖，与人合伙开了个雀鸟铺，仍旧混花，本钱花光，又被撵了出来。在宋家庄租房住，然后跑到张家口讨鹌鹑账，到嘉庆十一年才回，住在他外甥家。

之所以不厌其烦，详述林清前期活动，是因为从他的经历看，实在是太屌丝，甚至是有点泼皮无赖。而他加入的天理教，教徒大部分也是同他一样出身较差、生活无着落的底层人群。但就是这么一撮人，搞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买卖。

林清入教，一开始只是为了些钱财，据他说“先前入教，原希图敛钱”，这也是很多人入教的原因。嘉庆十三年（1808年），红阳教在保定府被人告发，教派头目、林清都被抓，最后头目被充徒当了苦力，林清挨了顿板子放了回去。因为这次机缘，林清阴差阳错成了教派头目。当了头目后的林清作风大变，董帼太说“自从掌教，据说他不嫖赌了”，可见有事业干，心气是不一样的。这一年，林清给人说：“这教本名三阳教，分青、红、白三色名目，又名龙华会。因分八卦，又名八卦会，后又改名天理会。每日朝拜太阳，念诵经语，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乱时候，并可乘时图谋大事。”此时，林清已有了利用宗教“图谋大事”的想法。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清和河南滑县八卦教首领李文成、冯克善开始秘密联络，准备起义/造反。十七、十八年(1812、1813年)，南直隶、鲁西和豫北多县发生严重旱灾，“人心未定，饥民逃亡，相继困厄万端”，“思乱者众”。林清们认为时机到了，十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在河南道口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约定九月十五日动手，“各带徒弟于本县起事”，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冯等人“半月内到京”和林清会合。

七月十八日，嘉庆按照惯例，自圆明园起驾前往热河行宫避暑。嘉庆一走，紫禁城宫禁警卫松弛下来。

九月十四日，京畿地区的天理教教徒约200人，由宣武门潜入内城。九月十五日清晨，混入北京的教徒兵分两路。

午时，在宫内太监的接应指引下，两路分别攻打东华门和西华门。

在东华门，教徒与送煤人因争道发生摩擦，推搡时露了兵刃，送煤人大声报讯，守门官军急忙关闭宫门。天理教徒只有十余人冲了进去，其余被关在外面，只好逃散。闯入的十余人在协和门下与闻讯赶来的护卫展开搏斗，后悉数被擒。

攻打西华门的一路在太监杨进忠的接应下，全队80多人顺利进入禁城，并反关了城门。但杨进忠急于报私仇，便将这拨人先引到了内务府，一通打砸抢，然后又血洗了尚衣监。教徒们还洗劫了文颖馆，杀死了几个校书的编修。等他们赶到隆宗门的时候，守卫早就关闭了大门。隆宗门位于紫禁城乾清门广场西端，门内就是军机处，往北百米就是皇帝住的养心殿。此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二皇子旻宁（后来的道光帝）闻变，传令关闭四门，组织太监把守内宫，并召官兵入禁城围捕。然后他赶到养心殿，护卫皇帝住所，亲用火枪击毙二人。

申时(15点～17点)，在京王公调集准备去镇压滑县暴动的1000多名火器营官兵、带着家仆进入紫禁城平乱，大部分天理教徒被消灭，其后两天，官军在城内又搜捕抓获30多人。

九月十七日，在黄村等候消息的林清也被清军诱捕，此次天理教起义/造反失败。事后统计，宫内侍卫死40多人，伤60多人；教徒死31人，被俘41人。

另一头，河南滑县李文成部因赶造兵器，九月三日被查获，只好九月七日提前起事。其他直隶长垣，山东曹县、金乡、城武等地的天理教徒也先后因头目被抓，纠约不及而皆于九月十日前提前起事。起义军攻占了滑县、曹县、定陶等县后，被清军大部队围困，不仅无法北上支援林清，自身也是难保。至十月下旬，清军四面包围滑县，李文成“举火自焚”，数千部众悉数阵亡，起义彻底失败。

历史上底层群众造反的不在少数，但能直接打进宫闱，搞斩首行动的可能只有这一次。是天理教计划周密，得到了神的庇佑加持吗？显然不是。对比清廷一方的表现，会让你觉得，天理教真的只是贩夫走卒组成的乌合之众，如果他们多少能有点能耐，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太监

太监本应是皇帝最贴近的奴仆，但在“癸酉之变”中，太监居然充当了天理教的领路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太监地位卑贱，常受欺辱，被压迫又改变不了。其出身多在河间诸县，正是天理教的大本营，往往全家入教、整村奉教，起事前，林清又许了好处。带着教徒杀进皇宫的太监，一心想报旧日仇怨。东路本来就不多的教徒攻打协和门时，刘得财却带着两人向北穿过苍震门，要去杀太监督领侍常永贵，结果被擒。西路杨进忠把教徒先引到内务府，再引到尚衣监，就因为他曾想补衣服不给钱，被尚衣监拒绝，因此怀恨，结果隆宗门关闭，坐失良机。

侍卫

想象中护卫森严的大内，实际上防备十分懈怠。苍震门只有一人在岗，其余的都去逍遥玩耍。护卫所持刀剑有的锈迹斑斑，有的连刃都未开。这些人多数怯懦避战，至为紧要的景运门和隆宗门，无人敢挺身杀敌，只是仓皇把大门紧闭。明珠后人、侍卫那伦在太和门当值，闻变赶去，竟有劝他慢慢走的，因他迂直、跑的快，到了熙和门，门已关，其他人看着他被围杀。最匪夷所思的是守午门的策凌，闻变竟率兵开门首先跑了。还是旻宁派人巡查时才发现午门无人值守，赶紧调人补上了漏洞。

大臣

天理教策划攻打紫禁城并不机密，但知道的大臣怕担责、怕被认为信谣传谣，皆隐匿不报。到最后，搞得全世界都知道天理教要去打皇宫，只有皇帝自己不知道。

事变前一年的夏天，远在台湾淡水的一个天理教徒被抓获，竟交待出该教次年要攻打紫禁城，时间和首领名字都很准确。淡水同知急忙上报，台湾知府却认为这种话属于胡说八道，将之一刀了账，根本就没有奏报朝廷。

事变前数月，祝现的弟弟祝嵩庆向豫亲王裕丰举报其兄谋反之事，裕丰开始时打算上奏，后来想到祝现是他王府管事庄头，经其介绍，自己去年还在林清家住过，思来想去，匿不敢奏。

事变前数日，早有所闻的步军统领吉伦在西山喝酒吟诗后，以前往白涧迎驾为名，率大队部伍离开京城。属下左营参将拉住马缰，诉说京师潜伏乱党，苦劝他留下。吉伦佯装大怒，厉声说：“近日太平乃尔，尔作此疯语耶？”接着将他推开，领兵浩浩荡荡而去。

事变前一天，卢沟桥巡检已飞报顺天府尹，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定于次日午时攻打皇宫，现在党徒已经进入城内。府尹将他一通训斥，警告他不得冒昧乱讲，也不作任何预备。

事变当天，诸王大臣有日落才到的，也有“逍遥雅步于御河岸者”。《啸亭杂录》感叹：“以天潢贵胄之近，而漠然如越人之视，亦可谓无心肝人矣。”

看完这些人的表现，嘉庆皇帝的心情可想而知。太监作为底层，受压迫无处发声，被裹挟利诱还可以理解。那些护卫、大臣，平时一个个忠心耿耿，跪呼万岁，拿封赏拿到手软。临到事头，个个保命，出卖主子。皇帝可能没意识到，这些人平时的听话、忠心，不是对着皇帝，不是对着家国大义，而是对着皇帝可以赐予的官爵封赏，而这些总得有命才能消受。卖忠心可以、卖听话可以、卖膝盖都可以，但卖命绝对不行。卖命？这辈子都不可能卖命。

“癸酉之变”（即天理教事件）后，嘉庆回京，立即下了《罪己诏》，认为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比明末“梃击案”还令人发指。自己“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但也没有坑害百姓的暴虐之事，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老百姓要砸自己家。只能自责，认为是自己“德凉愆积”。这么说也没错，权力和责任是成正比的，自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遇到挫折的普通人，才不管是皇帝想欺负自己，还是某个低级官吏、街头村霸想欺负自己，只要想往根上追，都能找到皇帝那。皇帝也郁闷，虽说是他的天下、他的臣子，但他哪能每个人、每件事都看的过来，老百姓才不管这些。

凭良心说，嘉庆不是个懒惰、奢靡、没有追求的皇帝。但他运气实在不太好，就像他说的“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嘉庆作为大孝子，他这一朝干的事，基本都在替“十全老爹”花式擦屁股。

（1）“咸与维新”

嘉庆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归天，他终于可以亲政时，已经快40岁了。长期处于中枢的他，对乾隆时期的吏治腐败是很清楚的，处理的心情也很迫切。乾隆正月初三驾崩，第二天，嘉庆就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的职务，第五天就将和珅下狱，足足列了和珅二十大罪状，到正月十八，和珅就自挂了白绫。

以此为开端，嘉庆开始整顿朝政。首先，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对之前因弹劾和珅专权而遭迫害的曹锡宝、尹壮图恢复名誉、嘉奖重用，并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要求官员“事君之道，首在毋欺”，进言时“均当剀切直陈，毋有隐讳”。其他，还力戒官员欺瞒粉饰、怠惰偷懒之风；下诏罢免各省贡献，带头崇尚节俭，遏制奢侈之风。为防止八旗子弟整日征逐歌场，奢靡颓丧，甚至降旨永远禁止内城开设戏院……等等，不可谓不殚精细思、竭虑为国。

但嘉庆收到的进言，很快就超出了他的接受度。翰林院编修洪亮吉给军机王大臣上了一份大几千字的书，全是痛陈时弊（有兴趣的可以翻下《清史稿·洪亮吉传》）。大意是说，皇帝你这新政实施的好，但是在表面的好，下边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完蛋了，老百姓投告无门，往往激起民变，你还得下点猛药。这封上书转到嘉庆那，皇帝看完就火了，判了洪亮吉“大辟”的死刑，又改为流放伊犁。第二年，京城大旱，嘉庆求雨，上天也不回应。嘉庆说，“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便有，也就说些无关紧要的，休戚相关的事绝没有再言的了。嘉庆下诏放了洪亮吉，说自己不是“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诏下，雨就来了。

面对腐败的吏治，嘉庆是两难的，为了稳定局势，为了儒家的“仁政”“以德治国”，他选择“不欲株连”。和珅同案的福长安，长期与和珅共事军机处，嘉庆也认为他“虽不及和珅金银珠宝数千逾万，但已非伊家之所应有。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对他的判决本是秋后处决，还让他跪着看和珅自尽，但几个月后，就加恩释放了。

从“咸与维新”最初的政策看，皇帝还是有心气儿的，但洪亮吉案、福长安案一处理，这个心气儿恐怕就只剩皇帝那份了，整个大清该怎么样还怎么样，都在换着法应付皇帝。后来，嘉庆在诏书中屡屡表示气愤、委屈，朕已经这么努力了，下边的奴才为什么一个个都像没长心肝一样。

（2）白莲教

乾隆末年白莲教跟朝廷的对战，你叫它起义也好、造反也罢，反正它是民变。不同于清之前在西北、西南的用兵，白莲教的民变主要发生在汉族地区，不是简单的民族、地区问题，更多的是统治问题。

白莲教起事的湖北、陕西交界的汉水上游地区，在民变前，有一套复杂的耕地系统。一个大的地主通过政治关系，得到大片丘陵土地的所有权，再将这些土地分给开发者。开发者招募移民来耕种，早期移民又常常招募更晚的移民进行实际耕种。每一层所有权都层层收租金。（这个体系似乎有点眼熟）

这套体系只要土地生产力能应付人口增长就没问题，但到了乾隆晚期，随着人口增长到封建顶峰，土壤肥力下降、丘陵植被破坏，再加上地方腐败，人群矛盾不断增加，民间宗教出现了。

宗教吸引信徒，无外乎威逼利诱，信，有各种好处，不信，末日来临等着宣判。信众大部分并无造反之心，但当首领有众多信徒后，找个时机，就能裹挟教众闹事。而官军平叛不问是否主动造反，一概诛灭，断了教众投降的路。再加上搜查教匪时，任意勒索、抢劫、杀戮，将更多平民逼成教匪，平叛越平越乱。

军队风气的败坏，自和珅、福康安起，就开始了。当时得一个军营差使，无论怎样赤贫，出征回来，没有不买田、买地，成为富翁的。乾隆引以为傲，列入“十全武功”的平定大小金川之战，花了七千万两甚至八千万两白银的军费。白莲教之乱，对于将领来说，就是捞钱的机会，他们变着法儿拖延战事，导致动乱长年无法平息。

另一方面，清军把当地百姓武装起来，发明了“乡勇”这种组织。正规军禁军八旗有人战死，得上报战死者姓甚名谁，绿营兵战死也得上报人数，不容易弄虚作假，乡勇战死则无需上报。自从有了乡勇，将领可以随意捏造临时招募的乡勇人数。等到作战时，乡勇在最前，后边跟着绿营，再后边跟着禁军八旗。乡勇败退想跑，绿营斩之，绿营想跑，禁军斩之。

后来白莲教也学了清军，每战将被掳的难民居前，“胜则乐得再进，败亦不甚受伤”。最后两边打头阵的、遭遇最惨的都是当地民众。再加上匪和官兵，都要杀掠，人民无家可归的，归不了官兵，都不得不从匪。

直到1799年，太上皇归天、嘉庆亲政、和珅伏诛，清廷才惩办首祸官吏、优恤乡勇、严核军需、许匪徒投诚，又实行当地人发明的坚壁清野。最后真正奏效的可能是坚壁清野的战法，而不是军队战斗力。到1802、1803年，白莲教之乱基本平定。而遣散的乡勇无家可归的，又流而为盗。又花了一年，才最终平定。

白莲教之乱，清廷前后花了九年，才算勉强打平，但所花财政之巨已动摇了朝廷根基。而且发明的“乡勇”也难免给人一种暗示，即官军不足为惧，只要手持武器，人民亦可作战。此后，乡勇在“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有更大的舞台。

（3）财 政

清乾隆之前，国力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为了施行仁政多次减税，还是军事行动花费巨资，乃至下江南这种娱乐消耗，朝廷的钱包似乎都能奇迹般地重新鼓起来。

雍正时，国库岁入约4600万两白银，每年都有结余。雍正末年，国库结存6000多万两，但蒙古、新疆等地用兵花去一半。乾隆初期，国库只剩2400万两左右。乾隆时，多次大规模用兵。新疆用兵，花了3000万两，之后，国库仍然存余7000万两。1776年，平定大小金川，花了7000万两，可同年的上谕中写道，支出这笔军费后，国库存银仍有6000万两。到1781年时，清朝国库存银更有7800万两。而且乾隆年间，朝廷曾先后四次免除全国地税，每年本该上缴朝廷的3500万两白银被免除了四次。此外，清朝每年都会从南方七省往京城运送粮米，这项税收也曾两次免除。算下来，朝廷因免除而少收了2亿余两白银，即便如此，国库仍很充裕。

但到了嘉庆时期，清朝的银本位就告急了。一方面，因为朝廷的贪腐没有根本肃清，镇压白莲教花费了巨额费用；另一方面，进出口被反转了，清朝由贸易顺差变为了贸易逆差，钱包没法再神奇鼓起来了。

贸易逆差最大的原因自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另外出口也受到了阻力。晚清时，欧洲在当地发现了黏土矿藏，再加上耶稣会教士殷弘绪等商业间谍从中国偷去的技术，清朝陶瓷出口市场开始大量萎缩。西方的工业革命，加上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发动的欧洲战争，也导致西方对来自中国的奢侈品、丝绸、棉布的需求降低。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拉丁美洲革命，白银减产，全世界银的供应量都紧缺。

据西方测算，19世纪最初10年，清朝仍然有着约2800万银元的净流入，然后突然反转，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咸丰六年（1856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大约为3.84亿元，平均每年800万。在最严重的19世纪40、50年代，每年的平均外流量超过1700万元。

赚的少了，但盛世积攒的开销一点没少。乾隆帝为提高兵力，每年增加的士卒薪俸300万两不能少；之前搞的大规模基建、防御工事得修缮；受灾地区的紧急救助不能不管；庞大的朝廷体系得运转……乾隆盛世多次减免的中央税收，当时老百姓就没得到实惠，而是转移到了地方手里，到这个时候，百姓压力更大了。财政缺口加大，朝廷各级官员的实际收入下滑，士气也跟着下滑。成本增加、通货紧缩，又进一步导致制造业生产下降，更多人失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再后来，不仅要面临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还要面对国内爆发的抗税抗租、各种起义，清廷的财政已经基本处在崩溃中了。

（4）读书人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近代的中国，秀才却唱了不少主角戏。18世纪，清朝主体区域长期稳定，人口达到了封建时期顶峰的4亿人。教育系统也迅速扩展，受教育人口的增长不仅快过整体人口的增长，也远超朝廷所能提供的职位，造成了“人才过剩”。

有下层功名的人，从1400年约4万人，到1700年约60万人，再到一个世纪后超过100万人。而朝廷授予的科举功名是有固定限额的，再加上儒家“仁政”思想，朝廷并不想增加百姓赋税来扩张整个官员队伍。到了1800年，朝廷大约只有2万个官位，而进士、秀才则超过了140万名，每70个取得功名者只对应1个官位。封建时期读书人的主要出路被堵了。

没工作的秀才们各显其招，典型如洪秀全，多次落榜后，直接搞了“太平天国”，之后的读书人不“医人”而“医国”的有，武装讨薪的也有。其他平凡一些的拮据读书人，搞不成大事，也能憋着口气，没事批判批判，老板不加薪，自己加，边加薪、边添柴。再有一些读书人，还没来得及“开眼看世界”，就自信地将矛头对准了列强，在后来清廷历次仓促对外宣战中都发挥了相当作用。

总之，不是每个没工作的读书人都会搞事，但搞事的总有没工作的读书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第五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二十二日，道光帝在召见即将上任的四川布政使张集馨时，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

道光说的没错，拆旧盖新是件代价极大的事，但他肯定没搞过古建保护。古建最怕的生物危害是白蚁，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的大厦，内部可能早就朽糟不堪，一阵风吹过，也许就塌了。如果主动翻建，还能有计划地把屋里的人、贵重陈设搬出来，也能给重要的构件编上码，修修补补再拼回去，但毫无准备地忽然坍塌，多半只能从残垣断瓦中捡些破瓷片，不仅房子没了，翻建房子的本钱也砸没了。

跪安而出，听懂皇帝教诲的张集馨“即日进城拜客”，“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有别敬一万五千余两。”从上到下，好像只有军机大臣赛鹤汀一人没收张集馨的孝敬，也许是与他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