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情境中专门化生产的判识

如何通过考古材料来探讨手工生产中的专门化现象？换句话说，手工生产的专门化将以何种方式体现于考古材料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专门化(specialization)？莱斯(P.M.Rice)、斯塔克（Stark）认为专门化意味着一小部分生产者向一大群消费者供应产品[1]；而布尔（C.A.Pool）则强调，专门化标志着将大量时间、劳动及其它资源投入到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中[2]。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握专门化，或在多大规模上或比例上才可以称之为专门化？为此，莱斯认为存在着个人、社区、单一的或特殊的产品三个层次的专门化[3]。

就个人而言，专门化意味着只有少部分人从事某项生产而其它大部分人都不从事这种工作。如果专门化发生在社区层面，则表示只有部分社区从事某项手工生产而其它社区没有这种生产活动，以制陶为例，这意味着只有部分聚落生产陶器而大部分村落不生产陶器；或者不同的村落专门生产各不相同的、品种相对单一的陶器。

需要澄清的是，手工生产的专门化并不一定表明生产者必须将全部工作时间投入到专业活动中去，它与专业化（即将一个人的全部工作时间投入到某项工作中）有关系，但并不完全等于专业化[4]。一些民族志表明，既使在专门生产陶器的村落也只有部分人利用部分时间制作陶器[5]。

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存在争议，但大多数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特别是陶器民族考古学(Ceramic Ethnoarchaeology)观察表明，专门化生产一般会在生产的强度(production intensification)、生产规模(large-scale manufacture)、产品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或统一性(uniformity)等方面有所反映[6]。专门化生产的强度、规模一般超过非专门生产，其制作工艺的标准化程度和形制的统一程度也相对高于非专门化生产。具体反映在考古遗存上，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下面五个方面对手工生产中是否出现了专门化以及专门化的程度进行判断：

（1）生产设施的有无及永久性程度。在此，需要考虑生产工具及其它设施是否成套？是否复杂？重新配置这些工具与设施的难度如何？从遗留痕迹与现场情况推断这些工具与设施的使用频率如何？是否长期使用？这些设施本身是否经久耐用？一般来讲，生产设施的永久性程度越高，使用时间越长，其专门化程度越高。

（2）是否有集中的专门的工作场所。手工生产区一般不难判断，因为它们一般有与其生产活动相关的遗迹与遗物，如窑址、作坊，陶瓷生产区通常以大量废品堆积为特征，玉石器加工场通常可见原材料、半成品与废品。在一个聚落或遗址内，是否存在专门的手工业生产区？手工业生产场所在聚落内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同一生产场所只生产单一产品还是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生产地点是否有专门的储藏室？生产场所的集中程度越高，特别是单一产品的集中生产，标志着较高程度的专门化生产。

（3）生产规模。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生产规模只指发生在某一具体地点的生产规模，而不是整个社会总的生产规模。按常理来讲，专门化生产的规模应远远大于非专门化生产。生产规模可以从生产场地的大小、设施的多少、产品的大量集中等方面来判断。

（4）制作工艺的标准化程度以及形制与风格的统一性程度。在一些民族考古学例子中，陶器通常是由多人协作共同制造的，不同的人只负责其中部分工序；合作的基础在于制作工艺实行某种程度的标准化；大量单纯的重复劳动以及在这种劳动中形成的熟练技巧将使制作的产品形制具有连续性[7]。在一般情况下，专门化生产的标准化程度与产品的统一性程度相对高于非专门化生产；但是，反之却未必然，因为在社会互动网络较发达，技术交流较频繁的情况下，非专家也有可能生产出标准化程度高、形制风格较为统一的产品；这使得考古学家利用器物的外在表现来推测专门化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5）产品制作的难易程度。这是考古学家论述专门化生产时最喜欢采用也比较保险的证据。一些技术复杂，制作难度非常大的器物，如果没有长期专门化生产所形成的协作氛围以及熟练技巧，无疑是很难制作的。但若深究下去，难度在于，考古学家需要弄清这些器物是本地生产还是舶来品。如果属舶来品，就不能作为本土文化生产专门化的论据。

【说明】本文摘自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