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等：海南岛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发现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海南岛四面环海，北望华南大陆，东、南、西三面环视东南亚岛屿诸国，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通道。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自史前时期起就与华南、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人群的基因和文化交流，还是技术的传播都非常频繁，构成了一幅复杂多样的图景。诸如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岛屿东南亚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等一些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国际前沿课题的解决，均离不开海南岛的考古工作。海南岛的考古工作，亦需要面向环南中国海及南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的学术支点。

海南岛的考古工作，长期以来以史前考古为重点，迄今已有70余年的研究史。2012年以前，广东与海南本地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较多的史前遗址，并发掘了三亚落笔洞［1］(P1-129)、陵水移辇［2］（P116-120）和石贡［3］（P388）、东方荣村［4］（P300-311，P385）等遗址。尽管资料发表有限，但已发现的史前遗址大致可分为洞穴、台地、沙丘和贝丘四种类型。

海南岛史前生业经济的探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多位学者根据出土器物，结合海南省的民族志材料，认同海南史前文化以采集渔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体现了明显的海洋适应性。郝思德等认为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存与两广地区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化进程，但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存在早晚的差别并体现出海南的地方特点。这些遗址的经济面貌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原始农业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开始发展［5］（291-299）［6］（P28-34）。

颜家安认为海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生业经济重心由海域采集开始向陆地采集转移，同时出现了采集加工谷物的高级阶段。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业工具开始出现，原始农业也开始发展［7］（P123-130）。丘刚认为海南岛已发现的史前沙（贝）丘遗址主要以贝类和鱼类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食物来源。早期原始农业的发展则受到海南岛特有的热带气候影响而有所限制［8］(P100-103)。

上述研究对了解海南岛早期人类生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互动性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受限于海南岛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保存和获取的困难度，生业经济中植物资源利用的相关问题一直缺乏植物考古的实物证据以供研究。这一局面已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有所改善。

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以万宁、陵水、三亚东部沿海一带为核心的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迄今已发现了60余处史前遗址，重点发掘了三亚英墩、陵水莲子湾和桥山等遗址，初步建立了这一地区距今6000—3000年间以“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序列［9］(P3-18)。

为了解该区域当时的生业经济模式，我们在田野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将出土丰富的贝壳和陆生动物遗存全部搜集，同时采集了浮选土样。本文主要探讨海南岛史前生业经济中植物资源利用的实际状况，以进一步了解早期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的互动性。本文选取了2012年以来海南东南部沿海田野工作中采集的部分植物浮选样品，并以万宁湾仔头遗址试掘采集的部分植物浮选样品为重点，以复原该区域史前遗址植物资源利用的具体状况。

二、样品来源及工作方法

本研究共采集浮选土样10份，来自陵水桥山、九所南和仁兴、万宁踏头、湾仔头5个沙丘遗址（图1），土样均来自史前时期的地层。

（一）样品来源

桥山遗址，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桐海村北约2公里，包含莲子湾文化和桥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9］(P3-18)。本次采集的土样来自桥山文化时期的地层，共11L。

九所南遗址，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九所村，受房地产开发破坏严重。地表所见的遗物仅有夹砂红陶片，采集土样4L。

仁兴遗址，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仁兴村东约500米，受房地产开发破坏严重。地表采集到的遗物包括夹砂红陶片和磨制石斧，采集土样6L。

踏头遗址，位于海南省万宁市神州半岛踏头村，受房地产开发破坏严重。地表所见的遗物主要是夹砂绳纹陶，采集土样9L。

湾仔头遗址，位于海南省万宁市神州半岛湾仔头村，保存较好，地表所见的遗物主要是夹砂绳纹陶，与踏头遗址相似，采集土样190L。

（二）工作方法

采样法包括针对性采样法和剖面采样法（表1），除九所南遗址采用剖面采样法外，其余4个遗址均运用了针对性采样法。剖面采样法是指从遗址揭露或者自然裸露的可确认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取土样，针对性采样法则是指从已判明的考古学遗迹单位中采取土样［10］（P80-87）。

浮选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陵水大港村驻地进行，所用方法为小水桶浮选法，收取轻浮和重浮样品的分样筛，孔径分别为80目和10目。重浮样品在现场进行处理，没有发现任何植物遗存。轻浮样品阴干后被送到中山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植物种属分类、鉴定、拍照和统计分析。

鉴定所用设备为尼康SMZ-1270体式显微镜，拍照所用设备为尼康DS-Fi3数字照相系统。

三、浮选结果

5个遗址共采集土样220升，本次浮选所获得的可鉴定植物遗存可以分为木炭、农作物和野生植物资源（图2）三大类。经浮选后共获取木炭(>1mm)0.914g,炭化植物种子119粒，炭化植物种子出土概率为100%（见次页表2）。其中，炭化的农作物种子全部来自水稻，共计101粒，占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的86%。平均每升出土木炭由0.023g到0.0014g，平均每升出土炭化植物种子0.54粒，最丰富的样品每升含0.67粒，最少者平均每升0.33粒。与其他地区浮选样品的出土植物遗存量相比，海南史前遗址的植物遗存出土率较低，可能与保存环境和遗址特性有关。

（一）农作物

在这5个遗址中，只有万宁湾仔头遗址发现了农作物水稻（Oryza sativa L.），出土遗存只有炭化的稻米颗粒，没有其他水稻相关的遗存（如小穗轴和基盘等）。在采样探方TN05W11的第③层出土有炭化水稻，共101粒，占所有发现农作物种子数的99%（见次页表3）。

湾仔头遗址的水稻遗存碎块较多，这可能与沙丘遗址的保存环境有密切关系。根据水稻颗粒形态可以明显地看出籽粒较为饱满，厚度较大，呈现出成熟籽粒的特征。我们挑选了第③层样品中较为完整的稻米（共5粒）进行了测量，平均长为4.49mm，平均宽为2.19mm，平均厚为1.82mm。

（二）野生植物资源

5个遗址出土的野生植物资源主要为豆科、疑似块茎碎块和一些无法鉴定的未知炭化植物种子。

1.豆科

豆科（Fabaceae）是常见的野生植物，现在广泛分布于海南全境各处。除万宁踏头遗址未见炭化豆科种子外，其余4个遗址的炭化豆科种子十分细小，基本为圆形，尺寸不超过0.7mm。由于缺乏特别明显的形态特征，只是根据脐部的大概位置和特征判断为豆科。出土的豆科种子尺寸极小，数量也不多，所以其在生业经济中具体作用也不易判断。

2.疑似块茎碎块

块茎类是指拥有变态地下块茎来储存营养的植物，这类植物在中国南方热带地区也是比较常见的。此次仅在桥山遗址的样品中发现了疑似块茎碎块，尺寸较小。通过碎块表面的细胞结构判断为疑似块茎碎块，可能是海南当地常见的野生芋薯类植物根茎，这类植物根茎直到现在还被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食用。

3.未知炭化植物种子

见于陵水桥山、九所南、仁兴及万宁踏头4个遗址。这些未知炭化植物种子大多为圆形，尺寸小于0.7mm，缺乏可供鉴定的形态特征，可能为遗址周边常见的杂草类植物。

四、相关思考

（一）海南岛植物考古研究工作相关方法的探讨

本研究是海南岛史前考古研究中首次系统性的植物考古相关工作，采取的浮选样品来自5个不同的遗址，采样方法也有所不同，每升样品的平均出土木炭量和炭化植物种子数量远低于其他地区植物浮选样品的数据［11］(P3-70)。这5个遗址均为海南沿海地区常见的史前沙丘遗址，地层土壤含沙量极高，出土的陶器碎片表面也有明显的长期磨损痕迹，所以炭化植物遗存也应该受到相当的影响而较难保存。

对植物考古而言，由于炭化植物遗存的保存多为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遗留，所以从与生活垃圾相关的灰坑采取的土壤样品一般会产生较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但沙丘遗址的一个特性是遗物的分布多以层状出现，常见的灰坑遗迹在沙丘遗址是较难判断的，这一点或与古人的生活模式相关。针对这种情况，在此次工作中，我们基于肉眼可见的炭屑密度和地层颜色深浅原则，分别采集了不同土量的浮选样品，根据出土概率的情况（100%）来判断，这种方法被证实是比较有效的。

除万宁湾仔头遗址外，其他遗址都是自2012年起历年工作中保留的土壤样品，所以土量较少。在湾仔头的浮选工作中，我们有意识地提高了取样量作为对比。万宁湾仔头的两份样品均发现了史前时期稻米，出土数量也远远多于其他样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认为出土的史前稻米遗存可能还是和遗址位置、遗址的形成过程以及年代有重要的关联，但是取样量提升的重要性在湾仔头的样品中得到了体现。

我们在第③层的样品中采取了190L的土量，同时尽量涵盖了该层可见的包含炭屑位置，共获取了101粒炭化水稻碎块。第③层样品的平均每升出土炭化植物种子0.54粒，和其他4个遗址的数据相仿，但是远低于其他地区的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率。由此可见，沙丘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的保存比起其他类型的遗址可能存在更大的偶然性。本次工作对海南岛乃至环南中国海地区其他沙丘遗址的植物考古浮选相关工作是一次很好的参考，如何在发掘前和发掘过程中制定合理的取样方法和取样土量，应该是值得继续研究和探讨的。

（二）海南岛史前植物资源利用

本次浮选工作中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除水稻外，数量十分稀少，同时水稻也只在万宁湾仔头遗址被发现。除农作物外，只有桥山遗址发现的一块疑似炭化根茎碎块和日常的植物食用资源有较明显的联系。遗址内发现的豆科和未知炭化植物种子由于缺乏明显形态特征，无法做进一步的种属鉴定，对于这些野生植物资源在生业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只能做有限的判断。

根据过往的研究，结合出土器物、遗址周边环境以及遗址表面散落的遗物，渔猎采集在史前时期的海南应是最为核心的生业经济模式。本研究的5处遗址都地处内海或者后海湾周边，时至今日，内海和后海湾仍然是周边居民进行捕鱼和采贝的重要地理资源。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对于未知遗址点的重要判别标准也是结合地理位置和地表散落的贝壳或者贝壳堆积，而单纯的植被分析或者植物资源的分布和已知遗址的具体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从现生环境来看，这些遗址基本位于海岸边，由于含沙土壤不利于植物生长的特性，遗址环绕的野生植物资源缺乏可持续性提供食物来源的种属，可供采集的野生食用性植物资源如芋薯类大多来自离海岸较远林地和坡脚位置，通过遗址位置来判断，水生动物资源可能是在生业经济中最重要的考虑。对于生业经济中野生植物更具体的利用状况，需要更系统性的发掘结合浮选工作才能更准确地进行下一步的探讨。

赵志军认为中国除北方的旱作农业系统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系统外，还可能在南方地区存在以种植块茎类作物为特点的华南热带地区原始农业系统［12］(P73-84)。由于根茎类植物大多易于采集，并且可以整体食用，遗弃在遗址文化堆积中的概率会相对较低，因此通过浮选法获取炭化块茎类遗存的可能性也较低［13］(P52-59)。对于南方块茎类植物遗存的发现主要还是集中于淀粉粒的研究，在这次工作中我们也提取了相关样品以供研究。这次发现的疑似炭化根茎类碎块尺寸较小，也是海南地区首次发现史前时期的块茎类碎块，对于这种植物资源的具体利用状况，也寄望于我们后续在海南地区更多的植物考古相关工作。

（三）海南岛史前农业的相关探讨

万宁湾仔头出土的炭化稻米是海南岛初次发现的史前炭化农作物遗存，对于探讨海南岛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史前稻作传播路线等学术问题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海南岛的史前稻作农业究竟始于何时？我们选取了浮选获取的部分炭化稻谷，送至BETA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年，以获得更加精确的年代信息。湾仔头遗址炭化稻米经校正后的测年结果为距今3696—3550年（Beta-625681），这是迄今海南唯一的依据具体考古的炭化稻米的测年数据。

近年来，吴妍等学者根据在万宁某地提取的岩芯中发现的稻属植硅石遗存并结合同层位其他测年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海南的稻作农业早在距今5600年前已经出现，但是稻属植硅石数量极少，推断在当时没有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14](P120-125)。

有别于岩芯样品提供的有限信息，我们的浮选工作选取了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选取了5处遗址作为浮选工作的采样地点。一方面是为了系统了解该区域内不同遗址生业经济对植物资源利用的异同；同时也是希望综合分析不同遗址的地理位置分布与周边自然环境，从而进一步探究史前时期人类生业模式的发展规律。

5个遗址中只有万宁湾仔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稻米籽粒，而其他遗址没有发现任何农作物及农业相关的遗存。这一结果显示在同一地区的史前遗址内，稻作农业可能只是可供选择的生业经济模式之一存在于部分遗址之中。这一点和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有重要的关系。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热带岛屿，海南岛拥有丰富的海洋类食物资源，从最早的洞穴遗址到沙（贝）丘遗址的出土遗物来看，渔猎可能才是其生业经济的重要支柱。

海南岛虽然拥有大量可供采集的野生稻资源，但是在当地的自然环境中，这种植物资源的回报率和收获率相对较低，而可能并未进入史前人类的生业经济系统。事实上，吴研等也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和植硅石鉴定发现，在距今约2640—1880年左右的岩芯层位中的稻属植硅石大量增加，认为海南地区的稻作农业成为生业经济的主要支柱可能要晚至距今2000年左右的南越国时期［14］(P120-125)。

一般而言，从早期驯化到相对成熟的农业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同时也会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不同时期的遗存。以稻作农业为例，长江中下游作为稻作起源地，出土的代表不同阶段稻作遗存包括了形态持续变化的稻谷籽粒，出土比例相互增减的驯化和野生形态基盘，尺寸和形制不断增长的稻田遗迹等等。湾仔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形态饱满，基本是成熟籽粒，从测量数据上来看，属于驯化稻，这两个特征都显示湾仔头的稻作农业相对成熟，而不属于前期的驯化栽培阶段。从湾仔头遗址炭化稻成熟籽粒的特征来看，是否还有更原始的栽培稻？如果有，可早至何时？这是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和突破口。

环南中国海地区史前稻作农业的传播路线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也是探讨岛屿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形成、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绕不开的内容。目前福建［15］(P1-19)、广东［16］(P1-11)、台湾［17］(P1-15)沿海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稻作农业可靠年代均不早于距今4800年，越南北部沿海地区最早的稻米约距今4200年［18］(P1-14)，印度尼西亚最早的稻米约距今3500年［19］(P1-9)，菲律宾则为距今3000年［20］（P848-867）。从环南中国海的沿海地区及南太平洋地区这一大区域的整体视野来看，关于传播路线的讨论仍然存在大量空间和年代上的缺环，对于具体路径的推断仍有待更多考古学上的证据支持。

囿于考古工作的匮乏，海南岛以往并未被纳入环中国海地区史前稻作农业传播路线的讨论中。考虑到遗址的位置及炭化稻谷的具体年代，万宁湾仔头遗址首次发现的早于距今3500年的稻米遗存，是探讨环中国海地区史前稻米传播路线，特别是海上路线有实证性的重要突破，也为后续探讨海南岛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台湾海峡两岸地区及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等东南亚岛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植物考古学证据。

五、余论

海南岛史前时期生业经济的植物资源利用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在具体的谈论中一直缺乏植物考古相关的实证研究。为此，我们挑选了海南岛5个史前遗址进行采样和浮选工作，浮选结果中的炭化种子数量虽不多，但所获取的植物遗存却极为重要。首次发现的史前炭化稻米遗存为探讨海南岛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史前稻作传播路线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实物证据。

除此以外，出土的炭化块茎碎块和其他野生植物种属的种子代表了海南岛史前生业经济中的采集类资源利用状况。囿于现有材料，目前还难以对海南地区史前文化先民生业经济的植物资源利用做更加细化的历时性分析或区域性比对，留待将来更多考古工作加以证实。作为海南岛史前遗址初次的有系统性植物考古采样和浮选工作，本次研究也反映出对于沙丘遗址，需要更有针对性的采样规划和取土量。这些经验为未来在海南岛还有南方地区同类型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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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传仁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王明忠 海南省博物馆；原文刊于《农业考古》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