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迅：从商文化的分布看商都与商城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6:11:362阅

王迅老师于日本东京创价大学（1995年）

商都与商城的研究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研究者们曾围绕这一课题挥毫泼墨，发表了不少重要论著，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以往的研究，多从商都与商城的规模、形制、布局、建筑特征和年代分期等方面考虑问题。这里，我们以商文化的分布为主要着眼点，具体分析考古发掘所见商都与商城在商文化分布区域中的位置，进而结合其他情况，对这些商都与商城的作用与性质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商文化分布区域的变化概况

商文化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分布范围是不相同的，因此要讨论商文化的分布，就应该考虑到商文化分布区域的变化情况。本文从所探讨问题的实际需要出发，分三个阶段来考察商文化的分布。

在商文化二里冈下层期偏早的阶段，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还较为狭小。材料较集中的遗址主要有郑州二里冈[1]、郑州南关外[2]。陕县七里铺[3]、辉县琉璃阁[4]、磁县下潘汪[5]、邯郸龟台寺[6]等遗址也发现了相当于本阶段的商文化遗存。根据现有考古材料来看，这一阶段商文化的分布区域大体在今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其南界大部分约在今郑州至陕县一线。

从二里冈下层期偏晚至二里冈上层期，是商文化分布区域显著扩展的阶段。本阶段内涵丰富的典型遗址数量甚多，其中为考古工作者熟知的黄陂盘龙城遗址[7]就位于此时商文化分布区域的南部。本阶段商文化的西界约抵陕西岐山境[8]，北界已达拒马河一带[9]，东界靠近山东潍河[10]。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阶段商文化虽然在陕西境内有所分布，却只限于关中地区，耀县以北与山西相毗邻的地区尚未发现商文化遗存，看来，商文化西部北段边界是在山西境内，夏县东下冯遗址[11]和垣曲商城当邻近这一边界的南端。

殷墟文化时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没有明显的扩展。据《汉书•贾捐之传》：“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氏、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这里的江、黄实际是商代后期至西周初年的东南疆界。当时中央王朝的西部疆界没有达到氏、羌分布的甘、青地区，南部疆界也难以向蛮荆地区推进，北部疆界则未能扩展到今陕北和内蒙伊盟一带的北方地区，这是与考古材料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的。商文化分布区域与商王朝的疆域虽然有区别，但还是大致相近的，只是西北部地区的情况差别较大：晚商时期的商文化不仅没有进入甘、青地区和陕北，而且也未能覆盖今山西全境，在山西北部和西部，当时分布着与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据郭沫若考证，甲骨文中所见土方的地望即在今山西北部[12]，有的学者结合古地名、方位、考古发现、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说明土方在今石楼县一带，

方也应在其邻近，若依王国维、丁山等释“

”为“吉”的意见，则其地可能在今山西吉县[13]。由此看来，山西省的西部在殷墟文化时期，可能是商王朝与土方、

方等异族交锋的地区。

二、各商都、商城的年代及其在商文化分布区域中的位置

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所见的商都与商城遗址有六处，其中有城垣、可以称为商城的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黄陂盘龙城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商代王都所在地之一的安阳殷墟未发现城垣。

郑州商城的年代“是属于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的”[14]。在十三条探沟内，发现有二里冈下层文化层压着城墙的夯土层，但城墙夯土内包含有少量二里冈下层陶片，因而此城的始建年代应属商文化二里冈下层期偏早的阶段。

偃师商城已公布的部分发掘材料，可以大体反映出该城的建造和使用年代。由于城墙夯土内的陶片“年代晚的稍晚于二里头四期”[15]，应该相当于二里冈下层的年代，所以城墙的上限年代最早也只能是二里冈下层偏早的阶段，而城墙夯土被二里冈下层墓葬打破[16]，说明其建造的年代不会晚于二里冈下层的年代，最晚也只能是二里冈下层偏晚的阶段。

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孰早孰晚，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因为两城的始建年代均属于二里冈下层期这一范围内，所以早晚的差别不会太大。从两座城址已发表的二里冈下层期的材料来看，郑州商城有一定数量属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的遗存，而堰师商城基本属二里冈下层偏晚阶段，因此后者的始建年代可能比前者稍晚。

盘龙城商城的年代显然比上述两座商城晚，据该城的发掘者介绍：“到二里冈上层时，商文化的居民把这里建成为一个重要的居住地，先后建筑过上、下两层大型建筑群，古城的城垣是和上层宫殿建筑群同时营建的”[17]。据此，该城的始建年代属二里冈上层期。

东下冯商城的夯层和保护城墙的斜坡内出土的陶片中，最晚的是该遗址第Ⅴ期的矮领大口尊和卷沿鬲，“斜坡被属于商代二里冈期上层的3A层覆盖”[18]，根据第Ⅴ期陶器的形态判断，属于第Ⅴ期的城墙修筑的时间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期偏晚。

垣曲商城的发掘材料尚未公布，其年代大致属早商时期。

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都，已为多数研究商都的学者所承认，但也有人认为这里是“从武丁开始建都的”[19]，无论是前说还是后说，都将殷墟作为商都的年代置于殷墟文化期之内。

把各商都、商城的始建年代与商文化分布情况相联系，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始建时，商文化的南界大部分约在郑州至陕县一线，偃师商城始建时，商文化的南界可能稍向南推进。这两座城皆位于当时商文化分布区域的南部边缘。

盘龙城商城始建年代较晚，当时商文化分布区域的南界已达长江沿岸，盘龙城商城当时也恰好位于商文化分布区域的南部边缘。

东下冯商城和垣曲商城均建于早商时期，皆位于今山西省南部偏西处，邻近当时商文化分布的西部北段边界。

殷墟作为商都，处于当时商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还发现：凡是商城（包括建有城垣的商都）始建时都位于商文化分布区域的边缘，没有发现城墙的商都则处于商文化区域的中心。

三、考古所见商都与商城的作用与性质

城垣是因军事防御的需要而出现的，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了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城堡。这些城堡并不一定建于某一文化分布区域的边缘，可能是由于同一文化区域中还没有统一的政权，当时的城堡既用来防止其他文化的使用者攻袭，也用来防御本文化的使用者的武装侵犯。

夏代产生了国家，国家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0]。位于夏文化中心区域的二里头遗址虽然发现了宫殿，却并未发现城墙，可能就是当时建立了缓和冲突的“秩序”的反映。

但是，在一个文化分布区域的边缘，和相邻文化的冲突却并没有缓和，夏代末年，商族南进，今郑州一带成为商族与夏王朝及其与国交锋的前沿阵地，因此，商族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了郑州商城。此后，商人便以这座城为基地，踏上了灭夏的征途。

偃师商城是建于夏人故地之上的，建城时间自当在灭夏以后。此城与郑州商城同样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建造的，有的研究者指出其“形制规整、布局严谨，军事防御色彩极为浓厚”，“宽厚的墙体配以窄狭的城门”，城南宫殿区及拱卫小城的夯土围墙，通往西城墙的马道，都应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夏王朝覆灭后，商汤为了镇抚夏遗民，也为了巩固西方的疆域，就在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21]。该城所处的位置，正是当时商文化南界的附近（湖北境内虽有二里冈下层遗存，但由于商文化是二里冈下层偏晚时才由中原地区向南传播的，所以其年代应晚于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可以想见，在它的附近还有大量夏遗民存在，特别是其南方还有夏遗民中重要的一支——南阳夏人聚居，因而建立这座军事重镇是十分必要的。

后来，商王朝的疆域有了较大的扩展，南部疆界抵达长江沿岸部分地区，在商族与荆楚的接触地带营建的盘龙城商城，应该是商王朝在南土的重要军事据点。

商王朝西北方的土方、

方，晚商时期与商王朝经常交战，早商时期有无土方、

方虽不得而知，但可能为土方、

方之地的今山西石楼、永和、吉县一带当时也并非商文化分布区，与这一地带相距不远的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则处于商文化分布区域的西北边缘，应该是商王朝针对其西北邻境敌对国家或部落建筑的军事重镇。

盘庚迁殷，是在商王朝疆域内的徙都，殷都又位于商王朝的地理中心，与汤都亳时的形势全然不同。这时军事上的热点远离王都，统治者处在四方商族武装力量的拱卫之中，在殷都兴建大规模防御工程的任务并不十分迫切，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当时，人力和物力理应更多地投入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这或许是殷墟至今没有发现城垣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商代五座建有城垣的城址始建时无一例外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不仅是为了防御，而且也为了建立对外进攻的基地。其中，有的在建造的同时就成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如郑州商城即是。规模较大的城，又逐渐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它们应该是城市，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属此种情况。随着商王朝疆域的扩展，它们的位置从边缘地带变为腹地，其作用也就不再是以军事目的为主了。前者的规模和文化内涵表明，它曾长期作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是最早的商都；后者可能是别都，两城并兴，开我国历史上两京制的先河。其余三座商城，可能自始至终都是商王朝的边防重镇。

处于商王朝疆域中心地区的殷都，始建时较多地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考虑其规划，而从军事方面考虑得较少，因而并不一定建有城垣。

目前发现的商都与商城数量还较少，本文根据这有限的材料所作的一些分析和推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程度如何，还有待验证。但我们相信，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与发表和考古研究工作的进展，关于商都与商城的研究也一定会逐渐深入，取得新的突破。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2]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1期。

[3]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1期。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6] 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7] 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1期。

[8] 王光永：《陕西省岐山县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7年12期。

[9]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126，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 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