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福林：文明起源研究三题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明起源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宏大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考古学的重要地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在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方面，也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些学科对于文明起源研究所发挥的作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对“文明”本质的理解未能进一步深入。笔者不揣浅陋，今试就其中的三个问题提出一些浅见，谨供专家参考。

一、“文明”的本质是什么

关于文明的本质，一般认为，文明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的总和，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这个说法范围太大，可以说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如此定义，尽管并不为错，却是说了等于没说，因为这并没有接触到“本质”这一问题。

经典作家曾将文明定位于“实践”中的“社会品质”。将文明与实践结合起来考虑，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毕竟不能替代文明的本质，我们还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探寻“实践”何以产生的问题。唯有如此，才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人”的出现与实践密切相关。“人”是如何走出动物界的呢？马克思曾经指出：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①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人的生产活动，认为只有生产活动(即“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才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界标。但是，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有所保留的。马克思的手稿中曾经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句话之后，删去了以下这句话：

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②

这句话的重心，旨在强调人走出动物界只在于“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一点，而将“思想”完全逐出了这一过程。马克思之所以删掉这个表述，是为其构筑唯物史观的思想体系所必需的。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马克思注目于将“文明”的产生植根于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实践当中。然而，这个论述并不是孤立的。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很强调精神生产的重要意义。显然，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必须是人的有思想支配的实践，而不可能是无意识的活动。按照所删去的这段话的意思，人和动物的区别只有生产实践这一个方面，而没有“思想”存在。马克思之所以删去这句话，表明马克思是肯定“思想”这一因素也是判断人与动物区别的一个重要标识。而一定的思想的出现，则是人走出动物界这一过程中所不可缺失的条件。在马克思所保留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十分重视生产活动，但又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这实际上就是对于“思想”因素的肯定。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与所删去的那段话的意蕴所不相容的。

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物质与精神两者的对比。离开了这一对比，单纯而绝对地强调物质与实践的意义，便会失之偏颇。在强调物质实践活动的同时，唯物主义也强调人的社会品质，强调入的思想面貌。文明的产生既是物质生产的实践，也是精神活动的“实践”。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③。笔者以为这种实践的社会品质，应该是既包括了物质世界的实践，也包括了精神世界的实践。我们只有如此认识，才可以真正体会到恩格斯这个论述所包含的唯物史观的丰富内容。

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与社会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两者既一分为二，也合二而一。实践产生思想，思想指导实践。这里面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只存在着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某些高级灵长类动物(如类人猿)，已经具有了相当可观的意识活动④。在人走出动物界的过程中，这种意识活动无疑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一定程度上的指导。“人”走出动物界的时候，其所具有的动物界的意识也就转化为人的精神活动。西方哲学家关于“人”的定义，多曾与动物相对比而得出。如谓人是能够获取知识的动物、是有选择能力的动物、是最善于摹仿的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而这些定义的核心无不与人的思想有关。简言之，人是拥有思想与精神的动物。如果再进一步说，那就是人是文明的动物。我们可以说，人的出现与思想、精神密不可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当然是正确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文明赖以产生的基础，这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然而，这些毕竟都不是关于“本质”的事情，文明的本质与文明的基础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文明”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关于它的定义，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表述。然而，其本质内容却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人的思想与精神的实践。作为“文明”的本质与内核的部分只能是思想的、精神的，而不可能是物质的。物质层面的内容可以是文明的表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明的本质，但它并不能代替这一“本质”。

二、精神之树常青

关于“精神”，先秦时代的思想家曾经以为它是“天”赋予人的思想，道家理论则认为它是“道”的表现形式。《庄子·田子方》篇谓：

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

这里以为精神是由“道”所产生的，它能够来无踪、去无影，无物可以阻挡⑤。庄子所说的这种“四达之皇皇”者，可以说就是思想的表现形式。简言之，精神就是一种思想。关于文明起源的探讨、文明本质的研究，应当重点放在精神领域，缕析思想的进程。然而，不少专家则仅仅关注思想与精神的表现，在“形而下”的领域流连忘返。关于文明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探讨，在离开了物质生产领域的时候，专家的视线或又投向阶级斗争领域，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起源，是从两种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开始的，文明时代开启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阶级开始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用阶级的产生和剥削制度的出现来解释人类文明的起始问题的。这个认识据说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一段论述中引申出来的：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⑥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强调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了两个分离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两个分离就是：城乡之间的分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虽然这两个分离贯穿着全部文明史，但既然有“分离”，那么，在分离之前必定要有一个没有分离(乃至没有完全分离)的阶段。肯定这两个“分离”贯穿了全部文明史，并不影响我们到这个没有分离的历史时段去寻找文明的萌动与起源。而且，这段论述还告诉我们应当到这个时段去寻找。这不正启发我们考虑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鸿蒙一体及其“分离”，对于研究文明萌动与起源问题的重要意义吗？特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加的一个边注：

真正的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⑦

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精神是进入文明时代的人(即“真正的人”)的首要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精神，“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有与此相近的说法。《孟子·离娄下》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里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仁义之类的伦理道德，而禽兽则没有。伦理道德属于精神范畴的内容，孟子之语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思想、精神、意识等的重要作用，他说：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于它的权力。⑨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在认识文明的“本质”这一问题时，是否也应当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念呢？答案应当是完全肯定的。人走出动物界必须具有语言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语言的实践也就是思想意识的实践，既然“语言是一种实践的”，并且又是一种“现实的意识”，那么，意识也可以说就是思想(亦即“精神”)的实践，而语言只是实践的工具(或者说环境)。正是这种意识的实践，人们才可以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思想观念，构筑起精神、道德的神圣殿堂，成为具有“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的“真正的人”。就人的集体概念而言，思想、思维、意识等是永远不会止息的，思想永远都在考虑着实践中的问题，永远都在思索着前进的道路，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中构筑起属于自己的主体的主观世界，同时，也从自己对于客观外界的认识出发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客观世界。总体的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可以有休整或停息，而思想则永不停息。我们可以说，文明就是常青的人类精神之树上的硕果。

三、文明萌动于何时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专家们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剖析，提出了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各个要素(或者说标准)，例如城市、文字、农业、礼仪，等等，应当说都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这只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和文明的萌生，其间还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段。我们不妨将这个时段划分为文明萌动——文明萌芽——文明出现——文明形成——进入文明时代这样几个不同的时期。道理似乎并不难解释，一个历史时代的出现，需要长时间的准备，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就拿专家所提出的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来说，可以说每一项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没有一项是短期行为。由居民点的出现，到村镇再到城市的出现，其间所经历的时间绝非以数百年可计。至于文字的、礼仪的形成，以及农业的发展，皆可以作如是观。平实而论，现在许多专家所研讨的文明起源问题，实际上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及时代的问题，并不是文明何以萌动以及文明萌动的时间问题。显而易见，文明的萌动到文明时代的降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段，而且，要真正弄清文明时代来临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由文明萌动到文明时代出现这个时段的情况。

文明与思想同生，文明与精神同在。既然文明的“本质”是人们的思想与精神的实践，那么，文明萌动的时间就应当到思想与精神出现的时候去找寻。这应当是我们认识文明萌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人刚刚走出动物界的时候，其思想的特点可以用“混沌”来概括。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将自己与自然物相区分，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尚未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动物或植物的“人”。只是在经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之后，人们才逐渐对自己与自然有了初步的区分。但就是在鸿蒙初判的时候，人们还经常以为某种动物或植物就是自己，而他自己则又是某种动物或植物。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质，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用“互渗律”进行概括，他认为在原始思维中，原始人常常在“集体表象”中觉得“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他们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⑩。这种情况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人神杂糅，不可方物”(11) 是接近的。无论是“互渗”，抑或是“杂糅”，都是人尚未具备自主意识的表现，思想与精神的萌芽应当是在早期人类思维处于“互渗”或“杂糅”的时候产生的。文明的本质既然是人的思想与精神的实践，那么，它的萌动应当也在这个时间。从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古人类的岩画资料看，“互渗”与“杂糅”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岩画资料的时代上限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岩画的发现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若历以时日，人们当会从中发现更多的早期人类思想与精神的奥秘。

如果说直接表达原始人类思想的岩画比早期人类思想应当晚一些的话，那么，人类思想与精神的出现可以推测是在旧石器时代前期。“互渗”与“杂糅”所表现的人类思想，虽然在今日看来是完全幼稚可笑的事情，在认识上也是错误的，但它毕竟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开始，是人类具有自主意识的开始。就其正确方面而言，这个阶段的人类思维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有了自己与自然物的朦胧的区分，就其错误方面而言，可以说这种区分还很不全面，以致于很快又复归于“混沌”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12) 我们可以推测文明不仅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一个矛盾的“恶性循环”的运动，而且在其萌动的时候就已经如此。远古人类思维的起始阶段，其运动轨迹本来指向了人与自然物的区分，但实际运动中却复归于“混沌”。人类思想与精神的发展并不总是走在光明大道上，有时候也会跋涉在泥淖之中，表面上的“恶性循环”中却萌动了人类的思想与精神，孕育着文明的萌芽。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