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发言摘要

按：作为新版《中国通史陈列》学术研讨系列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编辑部、《历史研究》编辑部、《文物》编辑部于2000年7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近30位学者围绕中国文明形成的基本要素、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进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等问题，以及未来《中国通史陈列》对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阶段适当的表现形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等到会致辞。这里刊登的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集的与会学者会后整理的发言要点（未提交发言要点整理稿者未能收入），按当时发言先后为序编排。（此为原“编后记”）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也是难度最大的课题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分界最为重要：第一，人类的起源，即人与动物的分界；第二，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界，即国家的形成。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就是第二个分界。

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要明确“起源”与“形成”学术概念的区别，对二者的界定要从“量变”和“质变”的角度去认识，前者研究的是过程，后者探讨的是结果。“文明”课题要归结于后者。

文明起源与形成涉及对文明因素构成的研究，目前大多认为，它们应包括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反映社会分层的各类墓葬等。就考古学探讨“国家形成”而言，其学术切入点应为“城址”。这里要把具有国家政治中心性质的“城”与军事性质的“城堡”、大型居民点的“村寨”等区分开来。文明社会的“城”就是“卫君之城”，此城亦谓“国”。“君”在“城”中的物化载体以宫庙等大型建筑遗址最具代表性，这是其政治舞台。在宫庙大型建筑中，其形制和布局结构是最为重要的考古学研究对象。这些可从已知推断未知，从而判定宫庙遗址及其外之城。

中国有着优秀的历史学传统，关于历史时期有着大量文献记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还留下丰富的“传说历史”。代代相续的“口传”之“传说历史”，尽管有“不科学”的地方，但它们保留人类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重要信息。它们在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空框架的建立往往离不开这些“传说历史”资料。科学地、全面地利用“传说历史”是古代文明研究中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中国学术界多年讨论的问题，也是世界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有过重要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剑桥大学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提出了文明的三个标准：文字、城市（5000人以上）、大型的礼仪建筑。作者认为，在以上三个标准中，如果有两项标准成熟了，就可以算是进入文明社会。不过两项标准之中，必须有文字。

其后，英、美等国家的学者出版了不少关于文明起源的认著。如美国的塞维斯在其所著《国家的起源》等书中提出了“酋邦”的概念，代表了美国人类学界的水平。英国则有牛津大学《文明的起源》，其中有沃森《关于中国的城市》等。

张光直先生在这股热潮中，组织了一套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张光直写了《商代文明》，许倬云写了《西周文明》，我写了《东周与秦代文明》，王仲殊写了《汉代文明》。

西方学者的著作引用中国的材料很少，以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修正，如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了冶金术，贝塚茂树也提出类似意见。我认为对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提出更准确的标准，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人类都能适用。

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历史来看，我们提出新的标准是有出发点和科学依据的。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使我们对商代文明的认识确认不疑。而且我们还进一步证明，商代并不是中国文明的起点，甲骨文单字超过4000字，这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王国维《古史新证》指出，《殷本纪》是可靠的，《夏本纪》也应该是可靠的。因此，从商文化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正确的，必要的，有条件的。

世界上有人不同意我们这样做，说商是野蛮，夏是传说，问我们探讨夏代的文明意欲何在？这至少是最大的误会。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第一条要求就是要科学地研究，实事求是。我们国家比别人文明的历程短，就是短；但比别人长，也没有必要说不长。如果说夏代或夏代以前中国已进入文明时期，那也仅相当于埃及的中王国时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示应该把这些体现出来。一方面，要普及科学，普及考古知识；另一方面，也要发扬历史博物馆爱国主义基地的作用。通过对我们国家历史的展示，告诉人类，我们的祖先曾经做出过哪些贡献。实事求是是最好的科学普及，是爱国主义。

法国有一个国立的历史博物馆，类似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做得非常细。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地区都有标本；青铜器时代分早、中、晚期，文明的起源、发展，都通过考古发现详细地表现出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学习它的长处。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

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文化交流加速、规模扩大，激发了竞争基因，加快了历史进程，进而跨进了文明的门槛。主要表现为：1.单偶制家庭在社会基层单位——父权家族中的地位增强。2.劳动与分工在家族中展开，同一氏族内的家族，在权力、财富的占有及身份诸方面，均已存在明显分化，家族分为富裕者、掌权者的权贵家族和贫困无权的家族，权贵家族已控制了氏族的权力，居民相应地分化为穷人和富人、无权者和掌权者、平民和贵族。3.聚落已出现分化，拥有强大权势和雄厚财富的聚落，成了一定范围内聚落群的中心。先进技术、社会财富以及军事、宗教、政治权力，乃至对外关系逐渐集中于中心聚落，导致部分村落的城镇化。聚落的分化已初具城乡分野的规模。4.祀与戎已发展为神权和王权。担任祀与戎职责的人已形成为阶层，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社会的权贵。史前的氏族组织已蜕变为国家机器，掌握神权和王权的人物成为控制国家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

邵望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于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动力有许多答案，我同意“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这一观点。需从农业出现说起。农业发明的重大后果首先是生活的改善，同时出现“相对剩余”，积累的结果导致私有制的出现。但为什么有了剩余就必定出现私有制？盖因人有贪欲，贪欲就是私有制出现的动力。贪欲使社会分裂，走向野蛮，最终面临全社会同归于尽的危险。社会发展只有动力不行，正如汽车，有发动机还要有方向盘和刹车，否则车毁人亡。而王权、国家就是贪欲的制衡器。“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国家出现的进步意义在于，当氏族制度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社会呼唤一个最硬的拳头，使社会得有轴心地正常运转，走向秩序。国家应运而生。国家无疑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是贵族整体利益、根本利益的最高、最集中的代表；但王权又必须制约贵族个人的一己私欲，以各种法规、名分、礼仪、礼器等制约、规范各社会集团、阶级，特别是贵族内部各阶层的行为、权力、义务，协调各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使之限定在秩序的范围内。礼与刑是王权的左右手。王权还通过强制性手段聚敛社会剩余财富，“有秩序”地进行再分配，主要流向当然是社会上层。不过，在生产力还相当低下的古代，如果不这样，所有的、不多的社会剩余财富，便会在野蛮的争抢、掠夺中消耗殆尽，社会就不能有什么进步。考古学上所能见到的一代比一代更辉煌的物质文明成果，绝大多数出自“王室经济”“官工业”，就是这个道理。

文明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王应该代表秩序，但王又往往就是最大的贪欲者。礼制保护贵族阶级利益，但贪欲又促使“非礼”的篡杀、无度剥削、野蛮战争不绝于史。历史上，凡是法制严谨、吏治清明的朝或代，社会上层的贪欲、私利能够制约在王法的范围内，往往就能够国泰民安，庶民百姓也附带着得到喘息机会。文明是在对野蛮因素不断斗争、不断替代中发展的。

孙机（中国历史博物馆）

目前，历博正准备修改通史陈列，以求更正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国家博物馆陈列本国的历史，当然必须面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一课题。本来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久已引起热烈关注，各家的论述胜义迭出。修改陈列时自应广征博采，将已形成共识的观点尽量以博物馆的语言在陈列中加以反映。

最近在东京和横滨参观了NHK主办的世界四大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中国）展，深感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它的不间断性，这一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在共和元年之后，中国古史以其明确的连续纪年显示了这一特点，即便在原始时代，中国古文明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从仰韶演进到龙山，然后到二里头、到二里岗，前后传承，脉络清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是多少学者挖田野、查文献，辛勤工作而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其实，如果二里头二号宫殿后面的大墓未被盗掘一空，它所提供的信息或许足以平息今天的若干争议。

另外，由于近年在黄河流域周边地区的重大发现，使中原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显得平静，从而出现所谓中原空白论。这一见解或有其偏颇之处。因为无论坛庙、玉敛葬或祭祀坑，均属与宗教相关连的文化现象；而从陶寺到二里头，表现出的却是礼乐文明。在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志时，不仅要看到其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丰富、社会的稳定和为持续发展提供的可能，同时还应看到群众之理念的更加健全、生活处境的更加宽松。从这方面说，礼乐文明比神权政治应是一种更优越的体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三代文明，当然也就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只有一个——国家的建立。在中国，可追潮到的最早的国家就是文献所载的夏王朝。从文献中可看到，夏代已经出现公共权力，即凌驾于众族邦之上的一种强制性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已在一个家族内世代传承，形成传统所谓“家天下”的国家权力结构。这种“家天下”国家权力结构的产生，正是中国国家产生的具体标志。不过，夏代这样的国家还只能叫做早期国家，因为它尚建立在众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上，应与春秋战国以后建立的地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区别开来。

上述中国国家的产生，我以为是在众族邦联合为共同体的过程中，由对族邦共同体进行管理与控制这一途径实现的。这不仅事实清楚，而且有理论依据。那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国家产生的两种途径的论述：一种是我们熟知的由公社内部私有财产的积累、阶级分化导致氏族解体并奴役与压迫产生的途径（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另一种是由对公社联合体进行管理的职能无限制膨胀，以至最终发展成为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权力机构的途径；或者借用《反杜林论》中的术语，是由一群“社会公仆”发展成为“社会的主人”的途径。显然，这后一种途径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正相吻合。

谢维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

近年来，随着众多反映古代复杂社会个体存在的新石器遗存的发现，对于考古学证据含义认定问题的讨论变得越来越重要。

考古学证据作为物质性的遗存，对于一个早期复杂社会个体在社会规模、社会权力结构特征、社会控制力水平、社会分化程度、工艺和生产力水平以及文化统一性程度等方面的表现有说明意义，但在直接发生导致国家制度形成的事件的时段内，在一个社会个体的上述表现方面，我们并不一定能观察到足够明显、意义确定的变化。所以即使获得了这些物质证据，也不等于能对国家形成与否的问题作出连带的判断。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仅依据有关社会个体的复杂程度或工艺和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来下结论。如果我们期望单独依靠考古学证据来作出判断，那么，有关考古遗存要能够确切地反映出有关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正规的或正式的，即达到一定的形式化水平。而对这一点，在考古学证据方面如何确认一些基本的关系，还是需要研究的。至于以往被当作“标志”的某些考古遗存（如古代城址等等），其对于社会的分化程度和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以及工艺水平等等是有其明确的说明力。但这同说明国家制度的存在仍然不是一回事。

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早期文献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为我们了解早期历史的诸多细节从正面提供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讯，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文献料总合在一起，为我们讲述古代国家的历史给出一些不支持非法通过“底线”；当我们的研究可能超出这些“底线”时，在方法上应该有更严厉的要求。在古代国家的问题上，传统文献总体上不支持在夏代国家进程以外，在中原和周边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国家进程的说法。同时也没有理由说已知文献总体有一个系统隐匿的问题。这就是古代文献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核”，是否能“通过”它，需要研究。现在有些学者对周边若干具有复杂内涵和较高发展程度的新石器文化人群的政治组织形式估计很高。如果这些提法只是不具有严格定义的某种描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如果这代表某种严肃的理论的话，作为证据学的要求的一个方面，应当考虑同古代文献“内核”的衔接问题。因为如果周边地区早于中原形成国家，那就不仅仅是文献有没有失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仅周边地区，而且中原地区的历史都应该不大一样，由此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是需要认真回答的。

朱凤瀚（中国历史博物馆）

现在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所讲的“文明”，是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基本上可以作为共识的是，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即步入文明阶段，国家是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这是从理论的层面来理解文明。但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考古学的手段去发现中国阶级社会与国家形成的物化表徵。世界各古代民族步入文明阶段的历史、地理条件不尽相同，所以其早期文明的物化表徵也就有所差别，确实不存在着绝对的、普遍适应的物化的文明标志。但完全否认物化表徵的存在，对于从考古学角度去探索文明起源即会失去可操作性。所以还是应该从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较早期文明的实际出发，归纳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物化表徵。商文明是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中国较早期的文明，所以商文明所具有的以下几项重要的文化特征，似可以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步入早期文明的物化表徵：1.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较广泛的使用；2.以宗庙等大型夯土台基宫殿建筑群为核心的都城的出现；3.独立于一般族墓地外的大型陵墓（王陵）区的存在；4.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以上几项文化特征综合起来昭示了一个复杂社会的建立与社会分层的显著。如专制君主（王）、多阶层贵族阶级、王朝常备军、服务于王室与贵族家族的专职手工业者集团、脱离生产的知识阶层的形成，表现出能够有效地大规模调动与控制人力、物力资源的行政组织的成熟。当然，以上诸项文明的物化表徵在出现的时间上可能是有先后的，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是否进入文明，应该看其是否同时集中了上述诸项物化表徵。有了其中一或两项，虽可能反映了该文明所属社会文明化（指文明从起源到形成的过程）的程度较高，但未必已步入文明阶段，亦即未必形成了国家。

王冠英（中国历史博物馆）

关于文明的起源，许多专家都主张以城市、青铜器、文字和大型的礼仪建筑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这从方法论上说是可以遵循的。礼仪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重要。

中国古代是在基本保留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的，因此，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在政治架构上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夏后氏和殷王朝“用国为姓”、“以国为姓”、“赐土姓”，都反映了血缘结构关系的遗留。商周的宗法制度实质上是父家长大家族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在贵族阶级内部的改造形态，这也是商周礼乐制度的内核。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和确立的时代，学者的意见分歧很大。我以为这里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1.文明的缘起和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文明的形成是文明因素的积累和质变。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重要的标识和特点，这里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不能把二者统而论之。2.以田野考古的成绩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是科学建立中国古史体系的基础，但也要重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结合，注重用“双重证据”立论。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明社会的形成，或者说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变革。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的实质是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因此，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国家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概念。国家起源与国家形成紧密联系，但它们是不可以等而视之的两个概念。国家起源是从国家诸要素的发生到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国家形成则是国家的真正出现，标志着国家阶段的开始。

国家的本质是社会的分层、公共权力的产生、各社会阶层之间及各自内部强制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国家诸要素的发生和发展，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基础的，并通过一定的物化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考古学是国家起源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学术界之所以把诸如城市、文字、冶金术等作为文明要素进行国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究，其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是国家要素的物化形式。因此，我们的视野不必仅仅局限于“三要素”抑或是“四要素”上，而是有必要拓展到物质文化遗存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尤其应根据我国史前文化演进和古代国家的特点，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国家要素的物化形式，从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国家的起源和形成逐步加以阐明。在我看来，如果说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那么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国家的真正形成。

国家起源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和结合。就目前来说，究明早期城址的内涵和性质，寻找早期的王陵和文字，是考古学的首要任务；我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的特点，环境、战争、贸易、宗教等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中外国家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态比较等的考古学研究，也都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如何起源与形成的？在其起源与形成过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古代文化曾发挥怎样的作用？黄河中游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文明在中原地区形成以后对周边地区文化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述问题是研究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纵观夏商文明的诸文化要素，可以发现，这些要素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黄河中游地区“土生土长”，而是首先出现于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之中，后来被中原地区的文化所吸收。如玉琮、玉璧和动物形玉器，白陶、印纹陶和原始瓷、兽面纹饰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如百川归海，汇聚于中原，与一些源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一道，共同形成了夏商文明。

夏王朝建立后，特别是继其后而出现的商王朝时期，汇聚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中原地区的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形成文明的中心。青铜的冶炼，青铜礼器、兵器及玉戈、玉刀、玉戚、牙璋等礼仪用玉器的制造与使用，陶鬲、斝等三足器的使用，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等先进的文化因素，随着夏商王朝势力的扩张而向四周传播、辐射，从而极大地促进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来看，夏王朝建立前主要是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夏王朝建立以后，中原地区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夏商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及其他先进的文化因素向四周辐射；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中原夏商文化对周边文化因素的吸收。从这个角度来看，汇聚和辐射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要模式。探索这一模式形成的背景、原因、机制和动力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唐际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我仅谈谈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论问题。

过去研究文明起源，从方法论上可以概括为：纯理论的探索，历史文献考证法，文明要素追溯法，考古学文化谱系法。

纯理论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但解决不了具体课题。历史文献考证法受到文献不足的严重制约。以某些“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硬性标准，是西方学者在西亚和欧洲的考古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文明起源有其自身特点。“要素法”是否能够适应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还需进一步讨论。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的角度研究文明起源，其重要性众所周知，这种方法我们过去用得也最多。其最明显的不足是比较重视考古学文化的整体内涵，而对单个遗址，特别是对同一文化内和不同文化间诸遗址关系的研究重视不够。

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我们需要多种方法，多个角度，相互补充，共同探源。

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一些方法，例如西方考古学中比较常用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urvey)法。这一方法特别重视某一地理单元内诸遗址间的关系，以及诸遗址与区域环境的关系。因而，它在研究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以及社会管理体系方面颇具成效。西方考古学中有关墓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值得重视。墓葬所包含的有关古代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等方面的信息，是其他类型的考古资料所不具备的。当然，无论是区域研究法还是墓葬研究法，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们可与传统方法相互补充、印证，但不能取代传统方法。此外，这些方法具体应用到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必须与中国考古的实践相结合，而不能盲目照搬。

缪雅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世界文明比较，中国文明有其更重要、更具内涵的特征，那就是血缘集团的长期存在及在中国文明形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中国文明从产生、发展到形成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到了其最后阶段，正是血缘集团的剧烈冲突，最终打破了氏族社会的平衡。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就可以理解考古学上诸多文化现象的出现，为什么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不长的时空领域内，我国大地上会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夯土小城堡；也可以理解，中国最初的王朝命名为什么叫夏商周，夏就是以夏部族为首建立的国家，商就是以商部族为主建立的国家。夏商周时期建立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国家。这一特征是维持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的重要因素。

关于原始社会末期夏部族崛起的原因，目前学术界主要有文化中心说、地理位置居中说和治理洪水说等等，笔者赞同这些看法，但同时又认为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能率先完成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根本原因当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夏部族在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中均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在原始社会末期，在当时特殊的环境现象大洪水时期，夏部族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在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变革中，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血亲关系向阶级关系转变时，夏部族也较其他部族领先了一步。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明社会的本质是剩余财富的增加、集中和再分配，使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而从事专门性的管理、制度建设，以及文字、思想、艺术、大型建筑等各种文明标志物的创造和建设。

文明象征物的创造和建造是为维护国家组织服务的，并保持其有效运转。国家组织使剩余财富增加和集中，部分地用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上。

从考古学实物资料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特征，我们有以下几个初步认识。

首先，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血缘组织长期存在，并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

其次，用于祭祀的礼器系统极发达。礼器不仅是宗教祭祀用品，还是特权、等级的象征，拥有者等级、权力与其宗教祭祀权是一致的。

第三，三代聚落一般以宗庙类宗教建筑为核心。宗庙即是王和贵族的祭祀场所，同时也是行政场所。

第四，商代文字与宗教占卜活动密切相关，而商代政治与宗教占卜、祭祖又密不可分。

总之，宗教活动，尤其是祖先崇拜在等级划分、剩余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及国家的形成和维护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剩余财富的主要消耗对象。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具有以祖先崇拜为主旨的神权政治特征，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之处。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连续”演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断裂”。

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在燕辽地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域曾出现若干高度发达、有显著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些处于国家化进程中的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在代表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文明的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夭折”。这种文化上的中断或可称为“文明的断裂”。这些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若干文明要素为中原文明所吸收，它们只是为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养分，而不是其直接的前身。因而，对这种作用的评价不应过分拔高。

如果说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那么应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应是多元的，而最早的国家、文明社会的形成则是一体的。具体说，处于文明化或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与龙山时代，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时期，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而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依据现有材料，是始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国家，这一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这两大阶段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断裂”现象，因此，不能认为中国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一种直接演进的过程。

戴向明（中国历史博物馆）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仍然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加以深究。

1.对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内涵及产生的标志，尚颇多歧义。文明起源诸要素说遭到众多非议之后，许多人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对此仍可设问：文明的出现就意味着国家的诞生吗？在前国家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文明吗？我以为，文明是对人类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高度繁荣发展状态的一种综合概括，而国家是专指政治结构而言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们是有联系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此，若要重新界定早期文明的本质特征及标志，只有从世界上诸原生文明中去概括总结。

2.20世纪60年代塞维斯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经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的理论，影响颇大。即便我们不冒然将这一理论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但它至少提示在氏族部落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还可能存在着一个过渡性的复杂社会。而酋邦和国家在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只在于政治权利结构方面。所以从理论上讲，文明既可以出现在国家阶段，也可以形成于酋邦或其他形态的复杂社会阶段。依照上述认识，在公元前3500～前2000年，中国大地上应该存在着若干具有不同模式和形成机制的区域文明；至于是否已经产生了国家，何时何地出现了早期国家，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这涉及到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形态划分的重大课题。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应该从人类进行食物生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探索食物生产出现以来的一切发明与创造；而探索中国文明化进程，则应从社会出现分层分化的现象开始，大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约距今6000年。

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以前的各种文明因素的遗存，表明中国文明化进程出现较早。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亦即建立了国家这一政治实体，考古学上目前能够说得比较清楚的、我国进入了文明社会的最早个案，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由二里头文化向前追溯，目前从考古学上可划作一个发展阶段开始的界线，大概是公元前2600年前后，即龙山时代的开始。这时期逐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同现象。从考古学上看，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应是始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在这时期，在黄河下游正经历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在江汉地区正经历着屈家岭文化向石家河文化的转变，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则开始了良渚文化第二个高峰发展时期。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大体是同步的，而各自的特征则有所区别。这充分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但是，各地区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是中原地区。

龙山时代应是夏商周文明的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特点，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影响深远。我个人认为中国文明的诞生应在龙山时代，但目前对这时期的各个个案的考古学研究，尤其在“王室”文化因素等关键性素材方面，还不能说的很清楚，这也就是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索的原因之一。

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与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讨论比较，可以发现，在中国，是考古发现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在西方，则是理论突破推动实证研究。更有一个大的区别是，总体上，西方世界的讨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范围内进行的，我们在起源问题上的工作，却是相当孤立地进行的。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需要国际学术背景的课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近几十年国外新的理论，同样需要了解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否则容易形成闭门造车的局面。

比如，王和先生刚刚提到，夏启的世袭不能作为中国国家开始的标志，十分有道理。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世袭制早在游团阶段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又比如，斯巴达国家根本就没有城市。印加是一个巨大的帝国，人口一度达到数百万，这个国家却没有使用文字。

关于阶级与国家起源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塞维斯认为国家的起源与阶级无关，王和先生刚刚提到，凉山彝族奴隶相当发达，却无国家产生，这一现象就需要认真探讨。又比如，传统观点认为，阶级关系首先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产生的，而廖学盛先生研究希腊罗马早期社会之后却证明，早期的奴隶主要来自于血缘关系之外。由此是否足以推论，如果阶级的确是国家起源的基础，那么，早期国家产生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一个社会内部的斗争，而是来自于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支持。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形态，也有一个重要问题，常常有人将大型建筑视作中国专制政治的标志物。可是，如何解释阿兹特克的大型建筑与非专制政治并存的现象呢？

这类问题还可以提出不少。总之，我以为，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不能孤立地进行探讨。

李季（中国历史博物馆）

考古学家对于史前的人类文化难以直接运用古代文献的话语去梳理，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一直在使用自己的语言编译系统，另外构筑了一套逻辑运算关系。例如，由不同遗址出土的遗物（特别是陶器）和遗迹的型式与组合所界定考古学文化，还可细分为考古学文化类型或者归并为考古学文化区。这种系统是为考古学遗存的归纳演绎而量身度作的，只是学者研究的工具。这种虚拟的逻辑系统侧重顾及对考古材料的适配性，权且搁置了从历史层面的再解释，所以缺乏公众的解读性。

现在，这个系统的末端与文献明确记载的“国”或族等概念的对接的问题得到了学界有限度共识，例如，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与关于夏的记录有吻合的部分。但是，当两者的接口不能令人满意或信服时，有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公认的、传统的古文献的“底线”不允许非法“通过”的命题。那么，作为无权合法对接的那部分考古学的系统，是继续自说自话，还是削足适履？既然是“史前史”，就注定了相当程度的非文献性，虽然大家都坚信文献的追溯决不会捕风捉影。其实，即使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不合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到底应该修改哪个呢？

董琦（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新石器末期的中原地区，率先发生国家进程的演化，相继诞生了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史称三代。成为中国早期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的探索是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而推进的。不少考古学家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观察，把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统治地域作等同对待，认为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均是统一的中央王朝。其实，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有很复杂的原因，它可能是政治实体扩张的结果，也可能是族群大迁徙的反映，还可能是文化因素的传播，与王朝统治地域不能等同对待。中国早期国家从原始社会直接演化而来，处在发生国家进程的最初一些阶段，远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只是邦国林立中的姣姣者。

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以下四个方面应特别引起关注：1.夏商西周时期，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数以万计的三代青铜器，渗透到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青铜时代”成为三代文化特质的代名词。2.井田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讨论的话题，因为它涉及到夏商西周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决定三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以至三代社会的性质。3.夏商西周时期井田制的确立与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奠定了三代王朝封建社会的基础。4.夏商时期巫史文化的兴起，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形成，构成了三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质。

来源：《考古》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