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灿：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

所谓历史气候是指“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尚无仪器观测的历史时期的气候”。①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史气候的研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逐渐成为“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②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气候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尤其近年来在国际PAGES(过去全球变化)和CLIVAR(气候变率与可预报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历史气候研究的高潮。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对20世纪以来历史气候的研究工作进行一番全面的回顾和深入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20—40年代：研究工作的发轫与起步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严格地从科学角度研究历史气候的论著极为罕见。随着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历史气候问题开始逐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1925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了《南宋时代中国气候之揣测》(《科学》第10卷第2期)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两篇论文，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推测了我国南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与现代气候的差异，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为我国的气候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竺先生又相继发表了《中国气候上之脉动现象》(美国《地理评论》1926年第4期)、《中国历史之旱灾》(《史地学报》1928年第3期)、《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地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4年)等文，开创了我国气候变迁研究的先河。与此同时，胡焕庸先生1929年发表《气候变迁说述要》(《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1929年)，从理论上介绍了气候变迁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谢义炳先生的《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第17卷Z1期，1943年)、张汉松先生的《明代水旱灾周期的初步探讨》(《气象学报》第18卷1—4合刊，1944年)，对明清旱涝灾害的周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丁文江先生发表了《陕西省水旱灾之记录与中国西北部旱化之假说》(《地理学报》第1卷第2期，1934年)，吕炯先生发表了《华北变旱说》(《地理》第1卷第2期，1941年)，周廷儒先生发表了《从自然地理现象证明历史时代西北气候变化》(《地理》第2卷第3、4期合刊，1942年)，对我国北方气候逐渐变旱这一地理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我国历史气候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问题不仅引起了地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同样也引起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1930年，蒙文通先生发表《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一文，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我国气候变迁研究的较早文献。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加上资料的相对贫乏，蒙先生的论述尚存在不少有争议之处，甚至“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错误判断”，如竺可桢先生后来曾经对蒙先生的论点提出批判：“近三千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仅仅根据零星片段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③但蒙先生的研究毕竟拓宽了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为历史学界在古史研究中自觉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以后，蒙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等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总的来说，蒙先生的研究还是对以后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后史学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这一问题更为重视。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与田野发掘工作的开展，新的考古学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殷墟发掘工作的开展与甲骨文研究的深入，从而为商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商代气候的研究成为该阶段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在蒙文通先生《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发表的同时，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徐先生根据殷墟甲骨文“获象”、“来象”之记载，并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的传说和对“豫”、“为”二字的解析，以证“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他还根据西方地质学家在华探险所获资料以证“旧石器时代，中国北部曾为犀、象长养之地。此种生长中国北部之犀、象，如环境无激烈之变迁，决不能骤然绝迹。”徐先生从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的角度研究古代气候的变化，视角颇为新颖。徐文发表不久，一些古生物学家就对根据殷墟动植物状况推测气候的看法提出了怀疑。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一文。此后杨钟健先生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5月)、《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与刘东生合作发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5月)等文。他系统地研究了殷墟的哺乳动物群，将其分成几类，认为象等是“由他处搬运而来”。安阳古今哺乳动物的不同，可以“人工猎逐，森林摧毁，人工搬运以及气候变异诸原因解释之”。得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

继徐先生之后，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充分利用殷墟历次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文资料，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材料，对商代气候问题进行了较深刻系统的探讨。从20世纪30年代起，胡先生即对中国古代气候变迁问题予以关注。1934年，他发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7月)一文，“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以后，胡先生陆续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两篇文章都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1945年。)等文。《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专门论及农业环境，他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等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一文更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气候状况。该文被学术界誉为是一篇研究殷代气候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另外，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发表一文④，引用甲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等记有月份的三百多条记录，得出了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结论。

胡先生的“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暖”的观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如李济先生曾讲到，殷代时安阳的气候“胡厚宣的论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⑤。然而该观点一提出，即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以董作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殷代黄河流域的气候与现在并无差异。董作宾先生先后发表了《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记录》(《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943年)、《殷文丁时卜辞中一句问之气象记录》(《气象学报》第17卷Z1期，1943年)、《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殷代气候与近世无大差异说》)(《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717—722页)、《再谈殷代气候》(《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5卷，1946年)等文，对魏特夫和胡厚宣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批驳，他在《再谈殷代气候》一文中认为，“我所感到的殷代的气候，表现于卜辞中的：同现在的黄河流域的气候，并没有什么差异”。董作宾与胡厚宣先生在商代气候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完全是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差异所致。

综上所述，自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问题已开始关注，竺可桢、胡厚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历史气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总的来看，学术界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尚为有限且缺乏一定的深度，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以复原气候变化的史实为主，缺乏对其变化原因的分析。区域研究也集中在北方，而断代研究也只涉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朝代。研究领域尚为狭窄，研究方法和所作结论缺乏科学性。

二、50—70年代：研究方法的赓续、转型与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

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的老一辈科学家不断地收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并对我国古代文献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我国的历史气候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自1955年起，徐近之先生对中国地方志、史书等各种史籍中有关历史时期气候的记载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至70年代编印了宁夏等18个省(区)、市的历史气候记载约70万字，使中国历史气候序列向前延伸至千年以上。他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黄河中游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旱》(《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是他的代表性成果。1959年，文焕然先生《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依据文献资料，从冷暖和干湿两大气候要素方面对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进行了探析，着重探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他指出，汉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变迁，“和蒙文通、胡厚宣等所称日趋干寒不符合，也和竺可桢的脉动说有些不同；实际上是与现代相差不很大。”但他又同时指出，由于文献、地域性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秦汉时期局部地区的气候与今天的差异大小也是不同的。唐锡仁、薄树人《河北省明清时期干旱情况的分析》(《地理学报》1962年第1期)一文试图通过对县志、府志及《清史稿》等文献资料中干旱总数及频率、大旱百分比等的统计分析，探讨河北历史上干旱分区、受旱季节、干旱周期等一些规律和特点。萧廷奎、彭芳草、李长付等先生《河南历史时期干旱的分析》(《地理学报》1964年第3期)依据史书、地方志、调查资料和碑刻、奏折及民国以来的报章资料近300种，将明确的干旱指标划分不同的干旱等级，对河南历史时期尤其是元、明、清时期的河南干旱出现的情况、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并对干旱形成的因素及干旱与太阳活动的关系加以讨论。蒋德隆、严济远先生的《长江下游地区夏季旱涝演变趋势的研究》(《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在广泛搜集古今气象资料并进行各种数据处理和鉴定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序列，运用气候学分析和数理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江下游地区夏季旱涝演变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旱涝形成的各种物理原因。以上论著突出气候变迁的区域性特点，为该阶段区域性气候研究的代表作。

60年代至70年代初，竺可桢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人民日报》1961年5月7日)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气象学报》第31卷第4期，1962年)等论文。《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阐述了20世纪上半期世界气候变暖的事实，并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波动的历程，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从而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寒冷期与欧洲的“小冰期”是一致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是竺可桢先生气候变迁研究的总结和精华，可以称得上地球古气候史研究领域的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该文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成功地描绘了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的学者称，“竺先生的这篇论文利用我国考古、文献和其他材料建立了五千年来气候变化大势的连续系列，并且与格陵兰冰芯用氧同位素推算的温度变迁相对比，为有史以来全球气候变迁提供了证据，这是他对世界气候变迁研究作出的贡献”⑥。此后的研究表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⑦。

自70年代起，张家诚先生致力于气候变迁原因和气候寒暖阶段划分及气温变化幅度的研究。他除了和朱明道、张先恭、王雷、徐端珍、杨蕴华曾共同编著《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外，还陆续发表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与朱明道、张先恭合作，《科学通报》1974年第4期，又载《气象科技》1974年第6期)、《气候变迁现状的几个问题》(《大气科学》1977年第3期)、《近五百年我国气候的几种振动及其相互关系》(与张先恭合作)(《气象学报》1979年第2期)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一文在对我国近500年气候寒冷期(欧洲现代小冰期)内四次气候变冷与太阳活动强度及太阳磁周能量平衡进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近代气候变迁的特点。《近五百年我国气候的几种振动及其相互关系》根据近年来整理出来的大量气候史料，特别是近500年来干湿、冷暖的变化。在此期间，张丕远先生亦曾发表《同位素在气候变迁研究中的应用》(《气象科技》1975年第4期)、《16世纪以来中国气温变化的若干特征》(与龚高法合作，《地理学报》1979年第期)等文。《16世纪以来中国气温变化的若干特征》一文对农业生产有严重影响的寒冬、霜冻、大旱、大涝等灾害性气候条件为指标，将我国近500年的气候划分为若干个气候时期，讨论了气候时空变化规律和特点。此外，吴祥定、林振耀先生的《西藏近代气候变化及其趋势的探讨》(《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根据树木年轮资料和若干自然迹象的变化等，对西藏地区历史时期尤其是近数百年来的气候变迁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可能趋势作出了判断。龚高法、陈恩久、文焕然先生的《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地理学报》1979年第2期)通过对历史资料和树木年轮的分析，考察了17世纪以来黑龙江省气候寒暖变化的状况，结合水旱灾害的变化、湖泊水位变化和雨量记载，对18世纪以来该区域内的气候湿润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郑斯中、张福春、龚高法先生的《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载《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对我国东南地区2000年间气候湿润状况进行了探讨。王绍武、赵宗慈先生的《近五百年我国旱涝史料的分析》(《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以根据史料分析旱涝的方法，着重分析近五百年间旱涝空间分布的特征。以上研究，已经注意运用气候学的原理来解释气候变迁的规律和特点，已触及历史气候问题的若干实质性问题。

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仍在继续。陈梦家先生对根据殷墟发掘情况进行的古气候研究持存疑态度。他认为，根据卜辞推测雨量以推测气候“不很准确”⑧根据殷墟出土的动物来推测殷代的豫北气候较今的豫北为暖“尚无坚强的证据。”⑨张秉权先生力图从材料上驳倒胡厚宣等人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看法的正确。⑩后来他又撰文，在“殷代的气象之殷人的天文历象知识”一节中，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证。(11)继张先生之后，丁骕先生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殷代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12)

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文献记载的气候资料逐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竺可桢利用我国史料中丰富的物候记载，说明我国5000年气候变迁的事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然而，竺先生研究气候冷暖波动的方法，学术界称为物候评价方法，这一方法与前一阶段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最基本的历史文献研究法颇为相似。其研究气候干湿状况，基本上采用的就是前一阶段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历史文献研究法。例如他曾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和清九朝《东华录》等文献中有关中国历史时期水旱灾害的记录进行统计分析，求出其比率，在此基础上作出结论。事实上，这种研究方法明显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李长傅先生即曾批评竺可桢、吕炯为代表的气候脉动论者，认为他们的学说是建立在两个错误观点上的：“一是以历史文献记载的水灾、旱灾作根据，判断雨量的丰歉”，“二是以水旱次数的多少与比率来论定气候的干旱与湿润”(13)。

同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在研究方法上拓展了资料范围，运用新的资料，并且对资料的解读更加全面和深入。同时，引入了同位素、孢粉分析以及模拟方法等全新的研究方法，表明该阶段历史气候研究方法已逐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该阶段更加注重区域性与阶段性研究，区域研究已经从北方扩展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另外，该阶段已开始注意对气候变迁原因进行探讨。

三、80—90年代：研究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与研究工作走向深入

80年代以后，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的研究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徐近之先生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探索以定量分析方法进行历史气候研究，建立千年以上气候序列，并以此作波谱分析，这在国内还属首次。1981年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由地图出版社出版。该图集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地图集，其中全图120个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旱涝等级序列也被作为反映我国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资料而被广泛引用。张德二先生的《中国南部近500年冬季温度变化的若干特征》(《科学通报》1980年第6期)和《近五百年我国南部冬季温度状况的初步分析》(与朱淑兰合作，载《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根据史料建立了中国长江及其以南8个区的10年冬温指数序列，对我国南部温度的变化作了定量研究。其建立的把气候事件按一定的规律拟合成指数，从而分析冷暖变化的气候指数拟合方法和竺可桢先生建立的物候评价方法的，成为研究气候冷暖问题的两种基本方法。曲建和先生《我国1470—1984(515)年温度等级序列的初步探讨》(《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一文利用1470—1984年县志中的史料及全国分区温度等级资料，初次建立了逐年冬季温度等级序列(南方区和北方区)和华北夏季逐年温度等级序列，得到若干有意义的结果。1987年，文焕然、徐俊传先生发表《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地理集刊》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一文，根据新的材料将竺可桢提出的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更具体地修正为“距今约8000年—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距今2500年前—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的新认识。龚高法、张丕远、张瑾先生的《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根据考古、植物花粉和历史文献等资料，探讨了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其与动物分布界限之间的关系，认为距今8000年的全新世中期是我国全新世最温暖时期。以上观点都是对竺可桢先生气候学说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该阶段有关区域性气候及旱涝雪冻灾害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代表性成果有吴达铭先生的《1163—1977年(815年)长江下游地区梅雨活动期间旱涝规律初步分析》(《大气科学》1981年第4期)、龚高法、张瑾瑢、张丕远先生的《应用史料丰歉记载研究北京地区降水量对冬小麦的影响》(《气象学报》1983年第4期)、郑斯中先生《1400—1949年广东省的气候振动及其对粮食丰歉的影响》(《地理学报》1983年第1期)、谢焕强先生的《16世纪以来广东气候的变化》(《地理研究》1984年第4期)、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先生的《十八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地理科学》1983年第2期)、冯丽文、郑斯中先生的《重建豫西近五百年分季水旱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85年第4期)、林镇耀、武祥丁先生的《历史时期(1765—1980年)西藏水旱雪灾规律的探讨》(《气象学报》1986年第3期)等。此外，张天麟先生的《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王开发、沈才明、吕厚远先生的《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均从区域角度对竺可桢的观点作了局部的修正和补充。

对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探讨，也是该阶段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领域。1983年，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撰著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探讨大体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郑斯中先生的《历史时期气候的研究方法及气候序列的建立(摘要)》(《地球科学信息》1987年第6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历史时期气候的研究方法和建立历史气候序列所采用的方法。此外，该阶段郑斯中先生还先后发表《我国历史时期冷暖年代的干旱型》(《地理研究》1983年第4期)和《我国冷的时期气候超常不稳定的历史证据》(《中国科学》(B辑)1985年第11期)(与冯丽文合作)等文，试图利用我国15世纪以来的历史气候资料，采用1471年以来的26个水旱等级序列和一个合并的冬温指数序列作为数据，提出经过统计检验的历史气候变率变化的证据。张德二先生的《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辑)1984年第3期)根据我国史料中的降尘记载、历史气候资料和现代气象记录，系统地讨论了历史时期以来降尘的时空分布、气候背景、天气过程和沙尘源地等问题。

90年代的十年间，历史文献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历史气候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盛福尧等先生的《河南历史气候研究》(气象出版社1990年版)、吴祥定先生的《树木年轮与气候变化》(气象出版社1991年版)、施雅风先生主编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张兰生等先生的《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文焕然等先生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张丕远先生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牟重行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等专著相继问世。其中张丕远先生重建中国东部地区45个站点过去2100多年旱涝等级序列和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深入分析，吴祥定先生对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探讨，施雅风先生对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深入研究，张兰生先生等对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考察，牟重行先生对近5000年气候变迁的考证，文焕然先生等对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迁的探讨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重建华北、华东气温序列的探讨。王绍武先生对应用史料恢复历史时期气温序列进行了系统研究，同以往相比，主要作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是不仅考虑了寒冷事件的频率，也考虑了强度；二是分四季建立了华东与华北10年平均气温距平序列。《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1期)(与王日昇合作)根据历史记载恢复了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秋、冬四季的10年平均气温均平。《近500年我国东部冬季气温的重建》(《气象学报》1990年第2期)(王日昇、王绍武合作)利用近500年(1470—1979年)我国东部冬季河湖结冰和大雪、冰冻以及有关寒冷灾害记载，重建这一时期的气温序列。王先生的《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根据现代气象观测记录，建立起1380年以来10年平均气温距平序列。他推算的两个寒冷期比竺可桢根据我国南部史料定出的提前70年和40年。除以上所举以外，20世纪90年代初，王先生关于气候冷暖波动的文章还有《近百年我国及全球气温变化趋势》(《气象》1990年第2期)、《根据史料恢复历史温度序列》(《气象》1990年第4期)、《近千年我国冬夏温度的变化》(《气象》1990年第6期)、《中国小冰河期》(《科学通报》1990年第10期)(与王日昇合作)、《中国小冰河期的气候》(《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与叶瑾琳、龚道溢合作)等，其中关于建立历史温度序列的方法及其依据的讨论及建立古气候序列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自70年代，对气候冷暖波动问题，竺可桢等学者已经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满志敏先生的《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阐述了复杂的气候评价方法中的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及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影响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牟重行先生对竺可桢先生的主要论据几乎逐条进行讨论后指出，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在分析使用历史文献资料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有：(1)对文献误解或疏忽；(2)所据史料缺乏普遍指示意义；(3)推论勉强等。”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选择的气候证据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以致据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上难以成立。”(14)于希贤先生提出地理环境突变与渐变相结合的理论。他据《徐霞客游记》等古文献对竺可桢先生提出的17世纪冷期的理论进行了补正，他认为大雪奇寒出现的时间比竺老的结论早半个多世纪，17世纪冷期冷暖变幅也比竺先生提出的“摆动范围只有1—2℃”大得多。(15)满志敏先生通过对黄淮海平原历史气候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气候变迁模式。他将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划分为仰韶温暖期、西周至西汉降温期、魏晋至五代寒冷期、北宋至元中叶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特别是唐代寒冷期和南宋温暖期的看法，与竺可桢先生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16)有的学者依据敦德冰芯录，指出隋唐温暖期的证据不足，有力地支持了满先生唐代寒冷期的观点。(17)然而，满先生的唐代寒冷期的观点，也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怀疑，如吴宏岐等人从唐代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唐代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前后，即8世纪末期，而不是在8世纪中期，唐后期(8世纪以后)至五代这一时段气候的转冷，只能视作是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大温暖期的波动，传统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18)以后，吴先生等人又继续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对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重新进行深入分析，再次肯定了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研究的基本结论。(19)在此阶段，从不同角度对满志敏先生的气候变迁模式提出质疑的还有王子今先生。王先生曾结合传世文献和居延汉简资料，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秦汉时期气候由暖而寒转变的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20)他还就淮河冬季封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指出满先生的气候变迁研究对“资料的理解似乎值得商榷”，其推论“似乎也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其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21)

区域性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除前面提到的满志敏先生对黄淮海平原气候变迁的研究外，蓝勇先生对西南地区各个时期气候冷暖状况进行了探讨，对影响气候变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22)于希贤先生依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材料等，对云南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23)邓辉先生结合《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试图对辽代燕北地区的气候状况进行复原；(24)；朱士光等先生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初步建立起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迁的完整的序列。(25)此外，李平日等先生对珠江三角洲500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26)何业恒先生对华南地区5000年来气候冷暖变迁的研究，(27)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气候变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邹逸麟先生探讨了明清时期气候变化与北方农牧过渡带推移及对农业经济的影响。(28)此外，王会昌、王子今、陈家其、李伯重等也就气候变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陆续发表了相关文章，所有这些正昭示了90年代历史气候研究的这一学术发展趋势。(29)

综上所述，80年代至90年代末，历史气候的研究更加深入。通过对资料的重新解读与新资料的发掘，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各方面研究成果进一步增多，涌现出一些突破性研究成果，区域研究呈现出更加活跃的局面。相关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且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显示了历史气候研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些，必将把历史气候研究工作推进到逐步深入的新阶段。2000年以来，历史气候的研究成显出以下新的特点：研究地域全国与区域并重、时间尺度的长短结合、研究方法的多指标综合分析、实证研究多于理论总结、研究人员的多学科化、研究视角的全球化、关注气候本身与气候影响的并重、传统历史文献的再利用，等等。限于文章篇幅所限，该阶段的历史气候研究最新进展情况，将另有他文，专作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