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波：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述评

考古学被公认为是近代学术史最辉煌的学问之一，对文史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有关考古学史的研究也是牵连甚广，纷纭复杂。但每一个时代对考古学史的认识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并且这种认识还受到研究者个人立场、学识和个性的影响。下面就按照时代来回顾一下对于民国时代考古学，特别是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学的研究史。因为涉及到的人物和著述十分浩繁，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述之，其中特别侧重能够反映思想史的资料。

一、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涉及民国初年中国考古学直接催生因素的文章，有两篇特别值得重视。第一是王国维发表于1926年6月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①，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古来新问题，大都由于新发见”，并肯定“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当世论及出土材料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者甚众，然而王国维的意见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是以甲骨文字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实践者。王国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在这种舆论导向之下，出土甲骨文字的安阳殷墟，成为所有具有发掘能力和意识的学术机构以及个人心目中的向往之地。

第二是陈寅恪所作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②。这篇短文发表于1930年，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埋藏在中国知识界心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体现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际汉学学术潮流的体察。此文虽为论敦煌学，但这种由敦煌学的经历所引发出来的民族感情和对于现代学术的认识，对于以田野发掘和调查为特点的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实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民国初期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一篇著名文章是梁启超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发表于1926年秋。梁启超认为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起自北宋，中国传统学术中就有考古学的成分，只是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欧美的新方法新技术可以对中国既有的考古学有所裨益，并代表了今后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梁启超作为学界领袖，他对考古学的这些认识，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大多数人对考古学的认识水平。

清华国学院毕业的卫聚贤作有两部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③ 和《中国考古学史》④。这两部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但却得以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这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两部考古学史专著。前者详细记述了民国前期中国考古的情况，包括中国各个机构所做的大多数发掘，以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详细记录了这些发现。另外还附有作者认为重要的考古论文、国民政府关于古物保存的法规，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后者发挥了梁启超关于考古学的认识，对中国自周代以来的考古史作了系统的梳理，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与现代科学考古的观念不甚一致，但是由于受现代考古观念的影响，作者对考古学的认识显然比金石学大有突破，例如不但关注遗物，古人对古迹的调查研究也纳入了作者的视野。

民国前期，西方人在中国从事了不少探险和考古活动，大多留下了专门的著作，这些著作很多也翻译成为中文，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知识来源。比较著名的如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⑤、《甘肃考古记》⑥、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⑦、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⑧ 等。

关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裴文中作有一本精彩的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⑨。这本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周口店的发掘史，包括北京人的发现经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周口店发掘从古生物学到考古学研究的逐步转变。这本书与众不同的是，还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状况，是了解那一段时代背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史语所”考古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主体，“史语所”发表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了这时期考古学的最高成就。而且“史语所”考古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刊发资料的速度特别快，往往当年的发掘和调查，当年或者次年就能够整理发表出来，而且对于连续性的发掘活动，能够不断予以阶段性总结，使得人们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到这些重要信息。自“史语所”1928年成立以来，包括15次殷墟发掘在内，所有的重要考古发掘和调查，在“史语所”早期出版物中，都有较全面完整的反映，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⑩。

“史语所”出版物中有关考古学史的文章，比较重要者有如下几篇。

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11)。这是“史语所”的立所之纲，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中反映的科学主义治学精神，民族主义爱国情怀，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能够发出的最强音。通贯全篇的这种“史语所”精神，在“史语所”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始终贯彻之，当然强烈反映在“史语所”的主要成就——考古活动中。《旨趣》中对考古活动做的一些具体设想，后来也逐渐得以落实——这种落实的过程，甚至一直到今天仍然表现出来(12)。

研究“史语所”考古的学术思想，有三篇文章十分重要：傅斯年的《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13)、李济的《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14) 和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15)。这三篇文章集中起来，作为1930年12月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的附录发表，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在第三次殷墟发掘之后，中央发掘团与河南当地人士发生冲突而难以继续工作，傅斯年认为之所以受到地方排斥，国人对于考古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挖宝”上，对其现代学术意义不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于是他和李、董便作了这三篇文章，广为散布，一方面是与河南方面辩难，另一方面是普及科学考古知识。另外李济还作有《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在社会报刊上刊布(16)。虽然这几篇文章是普及读物，而且有强烈的目的性，但是却集中反映了“史语所”的考古思想内涵，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现代考古学认识的最高水平。

关于“史语所”各阶段考古活动的总结和叙述，在“史语所”出版物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以下数篇：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17)、李济《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18)、《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19)、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20)、《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后记》(21)、《城子崖》(22)，等等。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具体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由草创到壮大、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二、解放后大陆学术界的民国考古学史研究

解放后，甚至到改革开放初期，对民国考古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史语所”考古的研究，是一个政治上的雷区。20世纪80年代形势渐缓，开始有了一些较客观的评述。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变，考古界学术风气和潮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民国时代中国考古学的思索和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考古学界和史学界都出现了大量论著，对这一段学术史加以梳理和评说。

1.20世纪50至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十年，是一个人们意气风发建设新社会的年代，学习的对象是苏联老大哥，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前提是与旧社会的一切彻底决裂，包括考古学，也要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因为很多专家权威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所以必须要对过去彻底清算，以避免对现在造成流毒。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奇特的现象，不但青年向老一辈开刀，即使老一代学者自己，也开始向自己的前辈以及自己开刀。至50年代后期，民国时期的考古学在政治上被彻底打倒，李济等人被定为反动派（被毛泽东点名的傅斯年更是彻底成为敌人）。但是，实际上，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考古界遭到的冲击相对不大，老一代学者，除了个别人如陈梦家被定为右派，成为革命对象受到过去师友学生们的猛烈批判，并在肉体上毁灭之外，大多数人都基本过关。经过这场猛烈的革命风暴的洗礼，大家的思想基本上都转移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来，工作指导方针有了彻底的转变。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传统还在延续，这集中表现在各位专家为考古人员训练班编写的教材上，后来结集为《考古学基础》(23) 出版。这本书的各部分为各位老中青专家分别撰写，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后来成为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为代表的“左派”青年学生批判的靶子。

该书的《考古学简史》部分为徐苹芳所写(24)。徐苹芳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代，对“史语所”只字未提，只以前中央研究院的名义，轻轻带过。这种写史方法，可能受到卫聚贤的影响，也可能有避免政治麻烦的考虑。但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徐苹芳却表露出自己的倾向：

近代考古学，初期仍是继承了宋、清以来金石学的成绩，在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整理和研究，扩大了金石学的范围，考古学的某些基本内容得以成立。1927年以后，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展开，突出了金石学的狭窄范围，考古学已经发展为独立的科学(25)。

新中国改天换地之后，对前代及其流毒的彻底否定和批判成为必然，考古学领域当然也是如此，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当事人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未必没有与过去的人和事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以求自保的原因。这类文章比较典型者如：

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1955年第3期）、阎文儒《谈谈考古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考古》1955年第4期）、夏鼐《用考古工作方面事实揭破右派谎言》、《斥右派分子陈梦家》（《考古》1957年第5期）、《考古工作的今昔——两条路线的对比》（《考古》1957年第6期）、尹达的《考古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考古》1958年第10期），等等。

这些文章的基调在于对民国时期考古思想和方法进行不同程度的否定，但仔细审视不乏违心之论和皮里阳秋之语。事实上，老一代考古学者们在背离传统方面并没有走得太远(26)。

正因如此，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考古学界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左派”力量的批判对象。对旧社会怀有莫名仇恨，而又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考古学强烈影响的新一代考古人，挟时代潮流之威，几乎完全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他们的目标就是将以往和现存的资产阶级考古学思想批倒批臭，而以苏联考古学为楷模，反对“为考古而考古”，倡导“厚古薄今”(27)，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后世的定论就是丢掉了类型学等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走上了“以论代史”的岔路。

这方面的典型文章包括：刘启益《清除考古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考古》1955年第2期）、苏联考古学家A·蒙盖特《陷于绝境的资产阶级考古学》（《考古》1956年第3期）、张云鹏《由湖北石家河遗址的发掘主要错误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考古》1957年第2期）、《苏联考古四十年》（《考古》1958年第1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资产阶级学术批判小组《论资产阶级器物形态学的伪科学性——批判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1958年第11期）、《从辉县发掘报告看考古界的资产阶级方向》（《考古》1958年第12期）、《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考古》1959年第1期）、曾骐的《评裴文中先生在“考古学基础”中的“石器时代总论”》（《考古》1959年第1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学们将这场考古学革命付诸行动，在短时间内就突击编写出了一部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教材，体现出这场革命的战果(28)。

应该说明的是，这场以苏联考古学为榜样的中国考古学革命并没能走多远，因为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考古学很快就从学习的样板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历史在这里成为一场悲剧和闹剧。而更加可悲的是，“反右”余波未定，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从此陷于长时间的停滞之中。直到“文革”后期，才因为偶然的机缘得以复苏。

这时期也出现过一些相对客观叙述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厚宣的《殷墟发掘》(29)。胡厚宣作为史学大家和殷墟发掘的亲历者，写作的这本书很受欢迎和重视。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大家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慢慢放松下来。这个时候，对于考古学史的回顾开始提上日程，而其中不可避免的就是对民国时代考古学的认识和评价。1979年的时候，夏鼐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开始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的原因，虽然本文连李济的名字都不敢提，但却开始明确把“史语所”的活动当作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体。

这一阶段的政治气候变化很快，《考古》1982年3期即发表了王世民《李济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明确指出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这与1981年以来中共中央对台政策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这在该时期夏鼐与张光直的通信交往中有明确的体现(30)。

20世纪80年代虽然苏秉琦所代表的“中国学派”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官方话语权却是掌握在夏鼐手里。特别是借助主持修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全面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的看法。有关考古学史最重要的条目包括《考古学》（夏鼐、王仲殊撰）、《中国考古学简史》（王世民撰）和《中国考古学年表》。对考古学史的看法，与50年代已经有很大不同，将数千年来的金石学只是看作是考古学的前身，而将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殷墟发掘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这时候苏秉琦也有一些关于考古学史的论述，如《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31)，提到中国考古学产生之时的三个不同寻常之处：1.对金石学的继承；2.考古学创立早期代表人物的传奇经历；3.创立之初即有马克思主义应用。表现出对民国考古学史一些与众不同的认识。

历史学界也有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历史开始好奇，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是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为被广为引用。

2.90年代以来

90年代以来，是中国考古学发生飞跃的时期。这既是政治环境宽松、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高的结果，与对西方考古学的交流和学习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以及21世纪的走向等等重大问题，在考古界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了探讨这些问题，一些学者展开了对于中国考古学历史传统等重大课题的深入探索，涌现出了大量的考古学史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以下篇章。

首先是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考古学史如何分期，是考古学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方面的观点众说纷纭，主流观点以前文提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王世民撰写的《中国考古学简史》为代表，基本上以时代进行分期，这实际上也是夏鼐的观点(32)。而张忠培对此做了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但这种发展只能从民国时期考古学的顶端起步，并依考古学自身规律向前运转。可见，尽管政治环境对考古学状况有着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它不能改变这一学科的运动规律，所以，不能以它作为考古学分期的标志。

社会思潮对考古学的作用，基本上和政治环境与考古学的关系相同，即：被考古学接受的适应考古学自身运转规律的社会思潮，将促进考古学的发展，反之，则起阻滞作用……

依据以上讨论所得出的认识，观察中国考古学产生以来至今的过程，可认为以下事件表述了中国考古学前进与发展的主流，它们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是1941年写成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一文的摘要，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5.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6.1985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讲演（《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

这样，以往的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五个时期，今天正经历着它的第六个阶段(33)。

张忠培的这种认识，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深入了解学科本身的内在发展，为考古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是对传统认识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时期关于考古学史研究的另一重要作品是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34)。这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以考古学史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虽然本书只是以民国时代史前考古学的研究为对象，但因其资料丰富，分析精到，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考古学和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这一时期其他关于考古学史的重要文章还有：张忠培的《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严文明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1997年第11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执笔）《中国考古学和历史的重构》（《文物》2002年第7期）等等。通过这些讨论，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是逐渐达成共识了的。例如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定位，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关系，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的时代意义等。

但就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的研究而言，这段时期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然更为丰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是考古学在近代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及史学界比考古界更为开放的研究风气。其中代表性作品包括：

王宇信撰写《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的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35)。在张岂之主编的这部总结近代史学学术史的重要著作中，考古学占到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代表了史学界对于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认知以及重视态度。王宇信将近代考古学史分为三个时期：酝酿时期（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萌芽时期（五四运动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时期（1931～1934年），除了科学考古学本身发展过程之外，对于考古学诞生的历史背景、思想资源（如金石学、古器物学、地质学、西方汉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都有详细的评述，表现出一个历史学者更为宽广的视野。

还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沈颂金的《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6)。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其中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新创见，但他关于考古学的研究，就其涉及人物之全面，研究面向之宽阔，记述评析之详细，却是一个包括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前所未有的工作，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成就。

一批新锐近代思想史学者对于民国考古学史的专门研究和涉猎具有更大的创新性意义，其中包括桑兵、罗志田、欧阳哲生等这些现在史学界如日中天的人物。这些人或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者深受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响，以全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将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社会史做了新的解读，实际上是引入或者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范例。这些耳目一新的成果，给长期以来沉闷的近代学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空气，从而赢得了大批的喝彩者和追随者。

桑兵的专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37)，其中很多篇章曾经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影响巨大。涉及到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主要见诸《东方考古学协会》，对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的始末，有非常透辟的论述，其中关于该协会与日本的交往，令人印象极其深刻，这段经历，足以让后人引以为戒，体现出该文的特殊价值。还有一篇是对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分析，对于史语所的治学精神深有洞见。桑兵、罗志田、欧阳哲生写了不少这类文章，对于认识中国考古学兴起阶段思想史的真实状况有极大的帮助。

三、1949年至今台湾和海外学者的民国考古学史研究

实际上，关于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重镇始终是在大陆之外，特别是在台湾。美籍华人张光直的研究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949年，总人数只有十几个人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分道扬镳，海峡两岸大约各占一半，但是“史语所”历年来发掘的主要资料都运到了台湾。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人，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整理殷墟发掘资料，后来陆续得以出版。同时，这些学者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撰写了不少有关1949年前考古学史的文章和专著，其资料的丰富性和客观性，较同时期大陆的相关研究要好得多。其中最重要者包括：

李济的专著《安阳》(38)，详细回顾了殷墟发掘的历史背景、过程和收获，这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亲笔撰写的关于科学考古学形成的最重要的一本参考书。李济撰写的考古学史重要文章还有：《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口述，由李青来笔记。）、《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传记文学》4.3，1964年）、《大龟四版的故事》（《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1966年）等。这些文章后来收入各种文集中。

“史语所”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石璋如也撰写了大量的考古学史论著。包括专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年表》（杨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35，1952年）。论文有：《董作宾先生与殷虚发掘》（《大陆杂志》29，10（1964年），331～335页）、《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中华复兴月刊》8，5（1975年），6～16页）、《高去寻先生与殷虚发掘》（《田野考古》2，2（1991年），3～10页）、《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353～366页）、《田野考古第一——吴金鼎先生》（《新学术之路》，631～637页）、《我在史语所》（《新学术之路》，639～654页）、《刘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贡献》（《新学术之路》，655～662页），等等。石璋如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中最长寿者，享年104岁，晚年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对他进行专门访问，撰成口述历史著作《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39)，这是研究中国考古学史极其宝贵的资料。

如果说台湾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撰写的考古学史著作偏重于史实的记述，那么第二代学者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理性的思考，写成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考古学史研究文章。

首先是李济的得意门生，后来去美国求学工作的张光直(40)。张光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罕见的奇才，他学兼中西，博古通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作为一个台湾出身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以一己之力推开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大门。如果要问谁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的走向影响最大的话，这个人的名字无疑是张光直。因为他的视野、经历和学识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其他学者，所以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往往极其深刻独到。张光直最著名的一篇关于考古学史的论文是《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41)。文中观点似乎受到自梁启超以来的影响，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从北宋算起(42)。张光直其他关于考古学史的重要论文还有：《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历史月刊》1988年（9）：4～7页。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6月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之《编者后记》（《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977～993页。后收入《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考古》1997年第9期）、《20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古今论衡》1998年（1）：38～43页）等等。

史语所的新一代学者，包括杜正胜、王汎森等人，对于考古史的研究也有独到建树。

杜正胜本是一个历史学者，由于其为史语所所长的特殊身份和条件，在治历史学的同时，对考古学和考古学史很有兴趣，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载《新学术之路》）、《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对于史语所精神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有生动细致的叙述和总结。特别是后一篇文章，对史语所考古学的学术特征，以现代眼光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

王汎森与罗志田在普林斯顿大学同学受业于余英时，二人现在各自成为两岸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翘楚。王汎森从研究傅斯年入手，对于“史语所”早期档案和傅斯年档案十分熟悉，从而在民国考古学史的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涉及考古学史的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是《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新史学》8:2（1997年），93～132页。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中以殷墟发掘为例，细致分析了当时社会各个层面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冲突的深层原因，这种研究范例在考古学界是从来没有过的，也许足以“示来者以规则”。

台湾“史语所”新锐诸君自认为是傅斯年开创的“新史学”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在这方面的归属感和使命感非常强。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史语所精神”或者说“史语所传统”有一个较一致的认识，而且对此还有一个不断反思和推进的过程，例如王道还的《史语所的体质人类学家——李济、史禄国、吴定良、杨希枚、余锦泉》（《新学术之路》，163～188页）就是一篇很典型的文章。

四、西方学者对中国考古学史的认识

中国的科学考古学起步很晚，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西方考古学界对于中国考古学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

在格林·丹尼尔的名著《考古学一百五十年》(43) 中，为中国辟有专节，这里面记述了安特生在中国的杰出成就、梁思永的贡献、学者们对仰韶、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等等。除了安特生之外，顾立雅的著作似乎是作者了解民国时代中国考古的主要来源(44)。

布鲁斯·特里格的名著《考古学思想史》也对中国民国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有所关注，他认为这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而李济是代表人物(45)。

以上简要介绍了关于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研究的主要人物、作品和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史本身，也有一个清晰的随时代和环境变迁的过程，但总的来说，对过去历史的认识，总是在不断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