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

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早期的考古工作，包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和殷墟发掘在内，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英美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1950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西方考古学界的联系被隔断。与其它诸多学科一样，前苏联成为学科建设的样板。中国学者对西方考古学越来越陌生。西方发生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变化很少为中国学者所知。如6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70年代以后新考古学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中国学术界了解很少。但中国考古学在自行的道路上，逐渐表现出下述特色：

考古研究的史学取向〔1〕——强调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复原历史被视为考古研究的最终目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因而特别强调遗迹遗物的分期研究，并将类型学研究由单纯的器物分析推广至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探讨。进而发展出区系类型理论〔2〕。由于狭义史学观的影响， 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都城遗址、贵族墓葬往往成为首选发掘项目。普通聚落的考古工作常常被置于从属地位。这与美国“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有着重大区别。

金石学传统——殷墟的考订最初就是金石学的成果。1928年董作宾殷墟调查之前，罗振玉、王国维等已经从古文字学角度对殷墟的性质作了正确的结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金石学传统仍然不时左右着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例如中国学者在对青铜器作考古类型学研究时，自动承袭金石学中的鼎、簋、爵、觚等命名原则。

长期的隔绝（当然并非绝对意义的），使得中西方学者都有强烈的相互交往的意愿。1975年，美国人类学代表团访问北京，开始了中西方考古学重新交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西方考古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

充满自信的西方学者渴望用最新的资料亲手勾划中国历史上的聚落、部族和国家画卷。中国学者最希望的，则是了解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如何进行考古学研究。抱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景仰，不少中国学者，尤其是年青学者对美英考古学理论的学习如饥似渴。许多学者开始着手翻译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或者研究实例。一些大学也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指定题目也大都是考古学理论、方法方面的。

199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从实质上改变了中国与国外交流的现状。按新的文物法规，国外机构已经可以与中国有关文物考古机构进行学术研究合作，包括从事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

尽管条件很严格，但中外考古学家都受到鼓舞。纷纷申请合作研究。近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开展的考古合作研究已达20余项〔3〕。重要的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豫东地区先商文化探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的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与美国、以色列等国专家开始的关于周口店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发掘河南班村遗址，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多夫考古基金会合作进行农业起源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与四川联合大学以及成都市文物队合作开展成都平原古代聚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进行以安阳殷墟为核心的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等等。

国际合作，不仅使资金限的中国考古学界缓解了科研经费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双方增进了了解。

合作过程中，中国学者得以有条件尝试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如利用卫星影像和航空照片进行遥感考古研究，运用地质雷达（GPR ）勘探地下遗迹，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处理考古数据等。并进而了解到西方考古学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围绕所选择的研究课题组织一个考古队（课题组）。西方学者则通过合作逐渐熟悉了中国古遗址埋藏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个性，并开始对中国考古研究的既有特色表示理解。因而开始抛弃成见，改变以往学术交流中居高临下的态度。

合作研究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得一部分国内学者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不加选择的吸纳中清醒过来。西方考古学理论界派别林立。法国与美、英不一样。美国国内也存在认同不同理论的众多派别。而且几乎所有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盛极一时的美国新考古学派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派的批评下，缺陷暴露无遗。就方法而言，一些看上去很严谨，并在西方被认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具体运用到中国考古实践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例如美国学者根据中美地区考古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套被称为“全息调查”（FULLCOVERAGESURVEY）的方法，曾一度被认为应该在中国推广，但这一方法可能适合中南美洲印第安文化遗址，却并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野外作业。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历史悠久，往往一处遗址包含有不同时代的堆积（可以是单纯的商代遗址，但也可以从仰韶文化延续到汉代）。而且中国人口稠密，千百年来对地貌的破坏也非常严重，全息式调查所获数据很难准确反映遗址的规模与性质。

因此，西方考古学中并没有现成的可以轻易解决中国考古学问题的至上法宝。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说，重要的决不是单方面吸纳现成的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而应该注重在国内考古实践中立足于本土文化进行学术创新，力求对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然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在研究取向及技术手段方面的确有许多优于中国的地方。因而中国考古学界在国际交流中仍然获益匪浅。从目前情况看，随着中国考古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考古学在近年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可能在以下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

一是考古学理论的多元化。过去中国考古学界较少进行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总结。由于受西方考古学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将有所加强。

二是考古研究走向多重取向。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随着科研视野的拓广，今后将更加全面地考虑问题。以陶器作为分析问题的核心对象的状况将有所改变。文化遗物之外的各种自然遗物也将受到应有重视。考古资料除了继续服务于传统史学目的之外，还将更广泛地用于古代生态研究，美术史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其中古代遗址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能会成为新的科研重点。现代意义的区域研究将逐渐取代过去的文物普查。

三是研究过程中将运用更多的现代技术手段，学科之间将更加易于沟通，交流语言更加丰富。地质学（特别是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生物学（动物学、古基因技术）、化学（分析化学）、地球物理学（物探技术及遥感技术）等自然科学学科将在考古学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考古队的人员组成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然而，国际化不等于单一化。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中国考古学不会以彻底牺牲自我为代价。

尽管中国考古学研究将走向多重取向，但通过古代遗迹和遗物复原历史，仍将是中国考古学的首要目标。中国考古学的重史传统是由中国古代遗存的特色所决定的。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形形色色的考古遗存，首先必须确定其时位，方有可能探讨不同历史截面的人类活动规律，进而为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规律做出贡献。

时至今日，以金石学为背景的古代遗物分类原则已为广大中国学者所接受，并且被证明有益于理解历史。以强调资料的翔实为特征的考据传统在中国被认为是学风严谨的表现。因此，金石学传统与考据传统在国际化趋势中将作为中国考古学不可缺少的要素得以保存。

参考文献

〔1〕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aphical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Antiquiry,V67n257p839（11）,Dec.1993

〔2〕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物》1981年5期

〔3〕 Robert E.Murowchick The state of Sino- foreigncollaborative Archaeology in China,Orientations Vo.28,PP26～34,June,1997

来源：《中国文物报》1998年第06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