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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中国人口变迁的若干问题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8:38:141

■ 一个有待突破的人口研究难题

1983年8月,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西汉人口地理》。当时担任答辩委员的老师认为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应该顺着时代做下去。我当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认为我西汉做了,应该可以做下去。但是开始撰写后,发现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西汉可能说是一个特例,一到东汉就感到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研究西汉也好,其他时期也好,主要依靠的数据是当时的户口资料。但是因为当时户口登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赋税和劳役,所以统治者关心的重点是那些能够承担赋税劳役的人,不可能包括全部人口,所以户口数字基本上不符合实际人口数字,有时与实际人口的差距非常大。那么你怎么能简单地根据这些数据复原出、重新构造出整个中国人口的变化?但我总是希望能够做下去,关键是如何突破这个难题。承担这个课题后,到1988年完成了一本《中国人口发展史》。因为人口史涉及的问题太多,所以从1988年起我先选择从人口迁移的研究入手,与合作者一起在1997年完成了6卷本的《中国移民史》,此前还出版了一本《简明中国移民史》。完成了这些以后,又回过头来搞中国人口史,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人口史。

■ 我们的“新发展”为什么曾经不被承认

1985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作访问学者。此前我就知道何炳棣教授《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出版于1959年,很重要,但当时在国内就找不到。在哈佛看到了以后,我发现,国内1980年代称为“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实际只是重复他已经作出的结论,还没达到他当年的水平,至少落后20年。

研究水平不是你自己关起门来说的,要与国际上作比较。像明清时的“丁”基本不等于实际人口,历代户口数大多只是赋税额度,而不是实际人口数字,这在西方汉学界已成定论,我们国内却还在浪费时间重复讨论。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一位美国教授说中国人的论文根本不用看。这个人之所以如此狂妄,就是因为中国人在学术上不争气。在好多领域,我们的确没有什么成果,有的成果也得不到人家的承认。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次经历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写一本像样的中国人口史。

■ 对中国人口状况的正确估价,是了解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在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在中国人口史方面没有任何中文的专著,外文里也只有一些论文或其中某一阶段的专著。当时正好有人口普查,看到一些文章也讲到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变化,也引用一些人口数据,稍一查就发现这些数字很不可靠,根本没有经过基本的研究。所以从学术上讲,我觉得人口史研究有它的必要性。这些年来,国内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已有几部中国人口史问世。当然,不能说我们做的这部就是最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有益的成果都汲取了,对不正确的部分也尽量做了更正。从数量方面,从时间的跨度,覆盖的范围方面,也尽量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这也就是学术上的需要。

学术上的需要还包括一点,就是因为人口跟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中国以前是农业社会,人口数量就反映出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反映这个社会的力量,比如兵力,有多少劳动力。你能够养活1亿人口和养活几千万当然不同。在农业社会,人口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果对人口没有正确的估价,也就无法对历史作正确的把握。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过去说宋朝积弱,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宋朝人口比唐代还少。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宋代户口数中“口”的误解。将这个“口”真当成人口了。但实际的研究证明,北宋人口已经达到1亿,这比以前以为不足5000万要增加很多。说明宋朝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了。另外,过去非常强调金军入侵对北方的破坏,但是后来金朝统治地区的人口又超过了北宋时期,宋金人口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录,这说明金人对北方是有破坏,但以后还是恢复了。这些人口数字对全面认识整个社会就很重要。又比如,明代的人口以前认为始终保持在6000万上下,中期起没有增长反则下降,其实这也是错误的。明代的人口一直在增加,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亿,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当然关系到对明朝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可见,人口对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有很重要的关系。此外,还有人口的迁移、分布,人口的素质等各方面,都值得研究。所以,人口史应该讲是研究中国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人口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 中国历史上户口登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 历史上户口登记的人口数字与实际人口数字相符吗?

● 如何认识人口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中的“丁”和“口”指的是实际人口吗?

● 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

● 中国人口研究中的“新发现”为什么曾经不被承认?

● 对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 了解人口发展的规律,才能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

关于马寅初人口论的那段公案,我曾经说,即使当时允许大家自由讨论,马寅初的观点就一定会被大家接受吗?也未必。什么道理呢?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过程都不清楚,对历史事实都不了解。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前夕,18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4.3亿,而1953年人口普查有6个省的人口数量还达不到当年的数量,其中包括相当发达的浙江省。要不是天灾人祸的话,中国人口早就超过10亿了。就是因为一次次的天灾人祸,推迟了人口高峰的来到,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放松了警惕。实际上早在清朝就有人提到了人口太多的危机,但是从孙中山开始还是认为人口太少,强调要大量增加人口。为什么这样?对马寅初的批判有武断的一面,但就是平静地讨论,是不是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不了解人口发展的过程和事实,包括基本的数字,就必然会影响了我们认识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

世界各国中能像中国那样,把历史上一两千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人口历史基本上复原出来,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如果能把中国人口发展的过程、变化有关的内容弄清楚的话,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的发展规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世界人口的研究也是一个贡献。

比如说,大家有很多误解,以为古人多是多子多福,现在则是计划生育。人口的控制,历史上是通过天灾人祸实现的,现在是通过计划生育。了解了历史真相,认识了历史规律,就比较容易制定正确的政策,增加自觉性。

■ 在中国,研究人口史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我们所知,全世界的人口史研究,有条件进行数量分析的大多是西欧国家,但最早也不超过16世纪。这些国家主要是根据当时教区留下的数字,如婴儿出生后的受洗记录,基地的死亡登记等。这些记录一般不会遗漏,客观上就成了人口出生和死亡的统计数。

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类似资料,但是户口登记则早在公元前就已开始,目前还有公元2年的全国和分政区的户口统计数。还有家谱族谱的记录,有的家族的人口数据可以复原到公元十二三世纪,明清以降的更详细。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尽管户口数字与人口统计有很大出入,但毕竟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如公元2年的西汉大致有6000万人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有些地方,像古埃及、罗马帝国等,也有些当时的人口数字,但它们只有几个年代,不是延续的,或者只包括一个不大的范围。而我们呢,大多数时代都能估计一个大致的数字。历代进行户口登记的范围很大,如西汉已经达到近400万平方公里。

■ 引用数据之前必先了解数字背后的真相

何炳棣教授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方法,就是认为要了解历史上的户口数字,首先就是要了解这些数字是如何来的,要了解当时的制度。比如他对“丁”的内涵的认识。他提出,明清户口数中的“丁”已不是它的原意,即指成年的男子,研究后他发现“丁”其实已是一个物化的概念,根本与人无关,只是一种赋税单位或财政指标,一种额度,可以相当于多少斤粮食,所以,才有了所谓“半丁”,才可能出现15位小数点。

对此我们受益匪浅,这也成为我们处理户口数据的基本原则。拿到数据后,不是马上用,而是来看它们是怎么来的,特别注意从制度上考虑它的真实意义,从它产生的过程来分析它的准确性。我们的数字可能仍然不是最准确的,但是比较真实的,有来历的。这一点是以前其他学者做得不够的地方。这部人口史是一部原创性的著作,不是编编弄弄的。每个人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且研究了很长的时间,对这一点,我们问心无愧。另外一个呢,大多数作者能量力而行,就是承认历史有它的局限性,承认人口史有它的特殊的局限性。我们没有哪个人认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尽管我们有缺陷,有遗憾,但我们尽量接近真实。此外,应该说,这本书受惠于历史学的进步和国际的交流,使我们有了更宽的视野。这部书不是就人口论人口,它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也是因为我们对吸收国外先进成果方面都是相当重视的。这就是一种良性的相互的促进。

■ 还有哪些人口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在中国人口研究中,确实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比如,社会的治乱,也不是人口多就乱。相反,中国历史上,凡是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往往经济越发达,社会最繁荣,也是最稳定的。比如,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部分,从五代到现在,一直是人口全国最稠密,数量很多的地区,却从来没有什么动乱。

还有,人口多是不是就一定是国力强盛?对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明清时中国人口大幅度增加,并不是因为政治清明,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又找到了新的食物——来自美洲的玉米、番薯、花生、土豆。南方的山地、坡地就都被利用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来认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力量的发展,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增加;另一方面,也是从那时开始,森林被毁坏了。影响历史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有这样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概念,就能对历史有一种宏观的把握。

■ 人口史研究期待新的突破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全世界只要有100个人能真正从头读完这部人口史,我就满足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需要。第二,要有一种能够满足非专业和专业人士读的人口史。这需要一个中等篇幅的书。第三,是普及性的书,这也非常重要。

应该说,我们的认识也有不够的地方。因为原始资料还太少,或者也是因为我们研究不够,没有掌握新的驾驭资料的方法。另外,人口史应该包括的范围很大,而我们还没有完全涵盖,主要还是停留在人口数量的研究。有人认为一定要精确,要量化,但我觉得,其实在缺乏精确数据的前提下,量化不是惟一的目标。片面追求数据有时离真理更远。(葛剑雄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北京日报》2003年第0908期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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