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光：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

在当今兴起的研究、传播中华文化的热潮中，海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古都，特别是古都文化之活动，又异军突起，成绩斐然。这不仅于近些年来促使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中国古都学，而且还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化研究活动的蓬勃开展。

一、中国古都与古都文化研究概况

论及对中国古都之研究，固不自今日始。司马迁著《史记》就曾记述了“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建国各数百千岁”[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的史实，还从它们所处地理位置阐释了“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这一原因。同时，对前代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国家及嬴秦之故都咸阳有关情况也作了记述[1]（《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自那以来，除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郡国志、地形志与地方志、笔记、游记等史籍著述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前代都城的资料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事研究、著录古代都城的著作。内中著名的就有西晋陆机撰《洛阳记》、北魏杨衔之撰《洛阳伽蓝记》、六朝（另一说为中唐以后）人撰写的《三辅黄图》、唐韦述撰《两京新记）、宋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与张礼撰写的《游城南记》、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与李好文撰《长安志图》、明刘侗撰《帝京景物略》与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与周城撰写的《宋东京考》等。真可谓硕果累累，代不绝书。

迨至近现代，自20世纪初起，许多中外学者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手段，跳出单纯记述的窠臼，对广布于中国大地上的古代都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的是通过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探寻到一批历史上已湮没了的古都遗址，如河南偃师市二里头夏代初年都城斟｛｝鄩[2](P169)与尸乡沟商汤都城西亳遗址[3](P191)，以及近年来为一批专家学者认同的商汤所建另一座更重要的都城——郑州商城遗址，四川成都市三星堆与金沙古蜀国都邑遗址[4](P112)等；更多的则是参采史籍文献与实物遗迹等多种资料，通过考证与考察以及综合分析等方法，对有关古都的问题开展了三个层面的研究。第一层面微观复原性研究。这是基础性研究，就是考定复原古都之墙垣城门、殿堂楼阁、寺庙陵寝、街巷里坊、市廛馆驿等具体的建筑设施，也包括考定古都中曾发生的重大事件与人事活动。这方面研究成果甚多，真可谓不胜枚举，故不赘列。第二层面宏观综合性研究。这既包括对有些古都所作的综合系统研究，也包括对中国古都所作的整体全面研究，内中有些还进行了理论概括与总结。这方面的论著也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有侯仁之著《历史上的北京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以及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及与朱士光主编的《古都西安的变迁与发展》（即将由西安出版社出版）、王仲殊撰《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载《考古》1982年第5期）、叶骁军著《中国都城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第三层面则是在前述两个层面研究基础上，深入探析古都文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前述两个层面的论著中，有些学者实已有所注意，并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论析时也有所涉及。近年来随着古都学研究的深入与中华文化研究的持续开展，对于古都文化的研究日益成为古都学领域一个主导方向，正蓬勃深入开展。这方面近年来问世的成果可举作例证的有：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以及笔者所撰《论汉唐长安文化之内涵与特征》、《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先后刊登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国古都研究》第12辑与三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古都研究》第14辑）等论著。

近20年来，中国古都学会作为国内直接从事古都学术研讨活动的社会民间团体，在组织国内外学者开展上述三个层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发挥了促进作用。这个学会自1983年在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西安市建立以来，已先后在西安、南京、洛阳、杭州、开封、安阳、江陵、北京、银川、大同、偃师、曲阜、新郑、莒县、徐州、赤峰、成都、鹤壁、太原等古都所在城市举行了21次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论文集17辑，另有3辑也即将出版。在近年来的学术活动中由于关注古都所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对这批城市在开展现代化建设中做好保持古都风貌与开展有特色的古都历史文化旅游方面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受到有关地方政府的欢迎与支持，学术研讨活动也得以日形活跃，这一现象又反过来促进学会更加注重古都文化的研讨活动。笔者作为学会现任会长，曾多次进行具体的研究并在学术研讨会上阐释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倡导深入推进这一层面研究。如1998年10月曾为在新郑市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第15届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新郑古都文化研究与古都文化资源之开发》一文；2000年3月29日至31日在受邀参加山西省临汾市举行的祭尧暨海峡两岸尧文化研讨会上，曾作了以《关于尧文化与尧都研究的几点初步意见》为题的发言（后据发言要点整理成文，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上）；2001年7月，在参加内蒙古赤峰市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时，提交了《有关辽王朝历史、文化、都城问题之管见》一文（该文已收入《中国古都研究》第18辑上册，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同年10月在应邀参加中国秦汉史学会在陕西咸阳市举行的秦文化研讨会上，作了《关于秦都咸阳及秦文化研究的几点见解》的大会发言。2000年11月，在为江苏徐州市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2000年学术年会暨中华古都徐州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所提交的题为《中国古都学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思路》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将古都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里中国古都学应着重开展研究的三个方向之一（该文收入《中国古都研究》第17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正是因为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已成为古都学界的共识，所以近几年来由中国古都学会主办或参办的古都学术会议，均将相关文化的研讨列入会议议题，甚至在会议名称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当然除中国古都学会外，还有一些与古都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如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等以及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加强了古都文化的研究。

二、古都研究与中华文化研究的关系

1997年初笔者在为安阳古都学会与安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中外学者论安阳》一书（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提交的题为《中国古都研究与古都之现代化建设》一文中，在论及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应注重中国古都文化的研究时，曾写了下述一段文字：

历史上历代列国往往都是以自己的都城作为中心区域创造出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平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当时是支撑各该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还是构成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气象的重要因素；同时古都文化还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广义的古都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在有关古都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并不单指文学艺术，所以看似抽象，实际很具体，而且抓住古都文化研究可以统领有关古都研究的总体内容，推动有关古都的深层次研究。

上引论述十分概括，对之还可作下列引申。

——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时代文化的缩影。如安阳是殷商文化，西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文化，开封是北宋王朝文化，杭州是南宋王朝文化，北京是辽、金、元、明、清等王朝文化荟萃之地，因而这些古都地区的文化当然是建都之王朝，甚至是一个时代文化之缩影。

——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文化的中心。按时下学界划定的我国几个主要文化区域论，如齐鲁区域，其文化中心自然是齐国故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与鲁国故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荆楚区域，其文化中心也当为楚国建都历年最长的郢都（在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岭南区域，其文化中心也应首推曾在历史上作过南越（赵佗）与南汉国都之广州；巴蜀区域，其文化中心则当属曾作过古巴国与蜀国都城的重庆、成都；等等，不一而足。

——古都文化内涵丰富，规格甚高，举凡历史上物质文化方面的墙垣、宫殿、宅邸、园林、道路、渠剅等建筑与陶瓷、木石、金属器皿以及服饰、食物、舟车等用品，精神文化方面的典章制度、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古代都城中均应有尽有。有的还是都城中所独有，如皇家宫殿园林等；有的虽然其他城市也有，但惟都城所具规格最高。

——古都文化空间辐射力、时间穿透力强劲。正因为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文化的代表以及它所统治区域之文化中心，内涵十分丰富，且规格很高，所以它们的文化，在当时就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或借重朝廷官府力量，或凭据自身之品味魅力广泛传播，有的甚至远传域外。在王朝或政权被更替之后，经历时代沧桑的洗涤，这些古都所积淀的历史文化，有的也会发生程度不等的嬗变，但也有不少精粹融入新王朝或新时代文化中，并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综上而论，古都文化可以说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深入至中华文化之核心，也渗透进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除前述它是历史文化的代表、区域文化的核心之外，还在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社会职业文化与社会阶层文化以及行为文化（即衣、食、住、行文化，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民居文化、行旅文化等等）等方面均有突出体现。由此可见，古都文化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华文化离不开古都文化；通过研究古都文化，可以集中而又深入地认识与把握历史上一个王朝或政权的文化以及由它们统治过的一个区域的文化之内容及其特质，同时还可通过研究古都文化推进对中华文化多个层次多个侧面的深入研究。中国古都文化研究与中华文化之研究二者之间密不可分，且相互促进。

中国古都研究能在中华文化中发挥出如此重大的作用，除与前述古都文化具有的品性有关之外，还与中国古都数量多、分布广有着一定的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通常说法是拥有5000年文明史，近来有学者认为我国文明史应自新石器时代初期起始，应有8000年，甚至10000年的悠长历史。当然文明史之起始时间与古代都城最早出现年代不同步。一般而论，中国古都学界将经考古学界通过发掘研究论定的夏禹之子启建立的夏王朝初年所都之斟鄩（遗址在今河南偃师市二里头），作为中华大地上最早之都城。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5](P86)。自那以来的4000余年间，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经过众多民族的艰苦缔造先后建立了多个王朝与政权，在它们彼此不断分合更迭的历史大潮中，也出现了一大批古都。由于学者们判定古都的见解与标准不尽一致，导致统计出的古都数量相差颇大，但都数以百计。即以较晚期发表的研究结果论，叶骁军在其《中国都城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之附表中列有219处；丘菊贤与杨东晨合著的《中华都城要览》（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更列叙了400余处。中国古都学会前会长史念海在他撰写的《中国古都概说》[6]一文内，则具体论证有187处。依笔者之见，第二个统计数字过多过泛；后一个数字考定较严，但却偏少。史念海先生1998年编订《中国古都和文化》论文集交中华书局出版时，收录了该文，并作较大修改。主要修改处是增补了一批古都，经他考定确认的古都数达到217处，与叶骁军教授所定古都数字接近。但两者所考定古都之具体名单有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史先生考定的较为严密，但仍有需作增补与修改处。如陕西省应将咸阳（秦孝公所建都城）单独列出；河南省还应增加偃师市（夏都斟鄩与商都西亳所在地）、三门峡市（虢国都城所在地），赵都中牟所在地应将原定之汤阴县改为鹤壁市；山西省也应增加平陆县（虞国都城所在地）；山东省应增加莒县（莒国都城所在）；安徽省应增加凤阳县（明中都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应增加宁城县（辽中京所在地）与正蓝旗（元上都所在地）；河北省应增加张北县（元中都所在地）。因此我国古都所在城市与遗址至少应在220处以上。此220多处古都在我国分布甚广，可说除海南省与上海市、天津市外，其余的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这一分布上的广泛性，也使对我国古都研究在推进中华文化研究上之覆盖面可及于全国。

此外，从这批古都目前状况及在我国现实中的地位看，尽管其中一些已长期湮埋于地下，如今发掘出来，只是考古遗址，或者沦为废墟，且远离当今之城镇；但大多数经过后世发展，重又焕发生机，或成为各级政区行政中心，或更具经济与文化功能。特别是一批古都所在的城市，由于在历史上曾作过都城，当前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被各级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内中被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即有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南京、杭州、江陵、广州、大同、成都、曲阜、苏州、扬州、大理、拉萨、银川、敦煌、邯郸、淄博、咸阳、重庆、福州、隋州、钟祥等30多座。从上列名单中即可看出这些古都所在之城市，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与在当今研究中华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尤有甚者，这批列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以及另一些古都所在城市，大都有千年以上甚至3000多年的建城史，有数百年甚至逾千年的建都史。如西安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汉更始帝刘玄、亦眉、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黄巢大齐等16个王朝与政权建都，历时长达1133年。洛阳作为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朝代以及李密、王世充等政权之都城，历时也逾千年。其他都城，据史念海先生研究，北京建都历时为903年，南京为450年，开封为366年，安阳为351年，成都为249年，银川为226年，江陵为224年，杭州为210年，巴林左旗辽上京为202年。有百年以上建都史的城市为淄博、成县、新郑、邯郸、濮阳、广州、曲阜、敦煌、福州、徐州、重庆、朝阳[7](P137-142)等。建都王朝与政权多，历时长，其文化积淀必定丰厚。然而也有一些古都，尽管历时不长，但因为历史的原因，却在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具有特别的作用。如大同，作为北魏政权前期都城历时96年，虽然不足百年，学术界咸认定是研究北魏前期历史与文化的中心。陕西靖边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壤处的统万城，虽然作为公元5世纪初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都城仅15年，但却是研究这个历史时期虽昙花一现却又威震一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这一政权之历史、文化必到之处。

综上所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古都文化的研究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必经之途，也是推进中华文化研究深入开展的基点。

三、今后古都文化研究的取向

前文述及，中国古都数量既多，分布又广，且历史内涵深厚丰富，因而与中华文化研究关系密切，作用重大；从古都学界近来研究动态与趋向看，在日益深广地对中国古都之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开展研究的推进下，也已进入到重视古都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当然，由于起步时间不长，学术界的力量整合协调不够，所以古都文化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今后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开展。那么究竟应如何着手方可有效地加以推动？笔者认为，除学者本人作出努力外，有关的学术团体应该有意识有组织地加以引导与协调，政府相关部门也当积极给予支持。至于研究取向，笔者认为可从学术研究方面与应用研究方面考虑，现谨就这两个方面发表一些初步想法，供学界同仁考虑。

（一）学术研究方面

有关古都的各种学术问题，因为均沾溉了历史的风雨，有的甚至蒙受了消逝岁月的尘埃，披拂着隐秘的面纱，所以在进行考证、辨析、复原、重构工作的基础上，均可深入到文化的层面进行阐幽发微，揭示其深藏于物象内核的历史文化意蕴，因此在这一方面可以全面推进。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对古都所在城市或地区不论建都时期或非建都时期历史文化源流、内涵与特征均加以研究。固然建都时期之文化状况应作为古都文化研究重点，这是由古都文化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决定的，前已作详细陈述，道理很明白，自不待言。但建都前后时期当地的文化状况与建都时期的文化状况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废不为都后迄至当今的文化状况，有时还可作为探索、研究建都时期文化状况的重要线索与回溯起点，因而不能弃之不顾。那样做，势必限制了研究的思路与范围，不利于古都文化研究。

2.对涉及古都文化的问题，不论大小都同样重视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大到古都整体文化，如古都制度文化等，小到对古都中一些具体而微的遗迹遗物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均可进行研究。前者究竟因牵涉的内容广泛多样，虽有学者进行尝试，但成果尚不多，今后还需着重努力。后者则量大面广，甚而有些平常看起来不起眼的物件，也有研究的价值。如日本学者岩本公夫对北京、西安之门礅的研究[8](P20)就是一例。

3.对古都所在城市或地区不论地上、地下之遗存、文物都要开展研究。一般而言，学者们对地面之遗存、文物进行研究的较多。因为它们有目共睹，容易获得资料，虽然成果也较多，但今后工作量仍不小。比较而言，地面下的遗存、文物更为丰富。西安、北京等大古都如此，一些建都朝代不多，历年不长的古都也如此。如河南新郑市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与韩国都城所在，历时175年。但在那里，继1993年在建筑施工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窖藏之后，近来据媒体报道，又在郑韩故城内发现多位郑国国君大型墓葬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车马坑以及3000多座墓葬，其规模超过了秦始皇兵马俑。当然，对地下遗存文物的研究，首先有待考古学家们的发掘与研究，但是相关学科专家也当密切关注，积极配合，从多个专业角度展开研究，以便及时增添古都文化研究的新内容。

4.对古都史籍文献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是整个古都文化研究工作的基础性建设，还当进一步加强。过去中华书局曾组织专家对一批有关中国古都的典籍进行了点校注释工作，以“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为名，先后出版了几种。如元代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的《类编长安志》（1990年出版）；清代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的《唐两京城坊考》（1985年出版）；清代周城撰、单远慕点校的《宋东京考》（1988年出版）等。只是以后没有继续下去。实际上尚有一些古籍需作这类研究。此外对散存于史籍文献中有关古代都城资料，也可分类辑录、出版，以丰富古都文化研究内容。这项工作可以单座古都为对象进行。这样做一方面较易着手，另方面使用起来也较为方便。

5.加强对古都文化整体系统的研究。这包括两类研究：一是对单座古都之文化源流、特征做整体系统研究。在内容上，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在时间上，则做到贯通古都所在城市形成、发展、变迁整个历史过程。二是对整个中国古都文化进行综合研究。这项研究工作量较为浩大，也可先从单项入手，再整合集成。现在有些研究机构与出版社准备组织力量撰写、出版多卷本的《中国古都通史》或《中国古都丛书》，中国古都学会也有意推进这项工作。这些都将对中国古都与古都文化整体系统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6.重视中国古都学与古都文化理论建设。中国学者对古都的研究虽然历史已很长久，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中国古都学，其形成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迄今尚不到20年。虽然成果丰硕，但究竟起步晚，学科理论建设尚不很完备、成熟。目前在有关中国古都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还只是对中国古都的定义与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任务与目的以及主要的研究内容开展了较具体的研讨，取得了一些基本认识。至于对更深层次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开展得还很不够。其中许多问题与古都文化有关。所以着力加强中国古都学基础理论建设，也将有力促进古都文化研究。

（二）应用研究方面

古都文化研究除具学术品性与价值外，还有着多种应用功能。主要有下述三端。

1.城市保护、规划、建设与管理。当前中华大地上，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开展，大、中、小城市建设速度也日益加快，一批古都所在城市更是走在前列。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城市中有不少文物古建遗存及传统建筑街区被作为阻碍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障碍或影响城市现代化形象之陈迹遭到拆毁破坏，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损失。后经学者专家与有识之士的批评，这一现象有所制止。但另一方面，在如何进行建设与管理方面又遇到新的严峻问题，也即当前古都学家与城市规划建设专家们所说的“城市特色危机”。许多富有丰厚历史文化遗产与民族、地域特色的城市，通过现代化建设，都成为高楼大厦林立、火柴盒式的居民楼遍地竖起的模式，这种千城一面的外观，毫无个性特色可言，既泯灭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又对城市营建自己的文化氛围与城市形象极为不利，连带着又对城市对外宣传及发展经济不利。前一种现象可称为“建设性破坏”，后一种现象可称为“破坏性建设”。当然这都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也都是对古都之历史文化缺乏认识，甚至有意忽视造成的，是对历史文化无知，甚或是愚蠢的一种举动。由此可见对古都文化加强研究，确实对这些古都所在城市之保护、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是这些城市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急需开展的一件要务。有鉴于此，西安市政府已于今年初，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开展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通过专家学者研讨，确立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一项政府行为，政府要起主导作用；是一项长期性工作；要全方位进行保护；要实行法制化管理；要科学研究先行，依靠科技创新；专家要参与决策等原则。并具体将西安市历史文化资源价值评估及开发利用研究、传统历史街区及言城风貌考证研究、世界五大古都与西安古都保护发展比较分析研究、传统特色文化继承与发展研究等与古都文化有关的内容作为子课题列入这一战略研究之中，并期待依托这一将持续不断进行下去的研究，推动古都西安城市建设工作顺应历史发展固有轨迹进行。即既能继承传统文化，保持古都风貌，又能实现现代化，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北京市也于近日宣布，由专家学者、人民群众、领导干部通力合作完成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已于日前出台。该规划明确提出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对历史水系、传统中轴线、明清皇城、旧城“凸”字型城廓、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建筑色彩、古树名木等10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已经确定的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础上，又新增1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还规定旧城内兴建的住宅必须用坡屋顶部形式，还将传统地名列入保护范围，严禁随意修改传统胡同、街道的历史名称[9]。上述规划的出台，与中国古都学会顾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等一批专家学者长期对古都北京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等进行的卓越研究分不开。以上事例说明，结合城市现代化建设对古都文化开展深入研究，对城市文物古建及古都风貌的保护有着重大意义。因此今后凡古都所在城市均可循此路径深入开展起来。

2.古都文化旅游。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兴起，中国各地之古都也日益成为中外人士旅游的热点。事实上，中国古都旅游资源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还具有旅游功能的多样性与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等特性[10](P99)。如果将古都旅游与名山胜水旅游结合起来，则将大为增加旅游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2002年8月5日《光明日报》记者高平据内蒙古旅游集团总裁高建国之呼吁著文指出，我国北方草原尽管景色秀丽，但文化内容单调，除了广袤的草地及零星散布的牧民毡房外，由于对历史文化旅游要素的开掘和利用不够，正遭遇一种尴尬，因而急需填充文化内容。并认为位于正蓝旗境内之元上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突破口。由此可见古都文化研究不仅可推动古都文化旅游，还可丰富古都所在城市与地区的自然风光旅游。根据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多样，各地景色多姿多彩以及各区域古都分布状况，笔者曾在《发掘古都文化遗产，发展古都旅游事业》一文中，设计了“七大古都游”、“中原大地古都游”、“黄河沿线古都游”、“丝绸之路古都游”、“北方草原古都游”、“白山黑水古都游”、“荆楚区域古都游”、“江南运河沿线古都游”、“东南沿海古都游”、“西南丝路古都游”、“青藏高原古都游”等11条古都旅游路线。这些旅游路线，将各具区域特色的自然风光与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中国古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很具吸引力与经济效益的。其中有的已成旅游热线，但大多数尚待组织开发。而要付诸实践，虽然需要有眼光与魄力的旅游公司来积极实施，但也十分需要古都学家与旅游专家相配合，先行开展古都文化等专题性研究，以打下良好的基础。

3.古都所在城市与地区名特产品之品牌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也随之攀升。人们对产品之文化含量要求也有所提高。所以一些精明的企业家也很注重在古都所在城市与地区，借重古都这一金字招牌，开发生产一些具有古都文化份量的名特产品与旅游商品，营建企业文化，增加经济效益。目前用某些古都名作为产品商标的不断增多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体现。当然这方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有赖古都文化研究作为先导。这也是值得古都学家与企业家们联手共同开展的一项有实用价值的研究工作。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