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金辉：中国磨制石器起源的南北差异

人类文化经历旧石器早中期的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许多新的特征，生产工具、生活方式、文化艺术、人类意识等方面出现较大变化①，其中重要变化之一就是磨制石器的出现。中国在距今20000年前后也已发现磨制石器，而且南北皆有。虽然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呈现南北二元分布格局，表现为以细石器为主的北方系统和以砾石工业为代表的南方系统，但磨制石器的出现则是其共同趋势。然而中国南北的磨制石器仍然有所不同，二者的起源机制也可能有所差异②，因此探讨中国南北何以在同一阶段出现磨制石器并表现出一定差异性成为本文的关注所在。

一、中国早期磨制石器的考古发现

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的转变是人类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技术工艺的一次伟大跨越，这种变化的技术表征在于是否磨制。从动态发展(操作链)角度来看，磨制石器则是“剥、琢、砸击、磨、钻孔、雕刻等多道程序的综合体”③，因此磨制石器制作过程中或可有不同阶段的产物，因磨制阶段之前的产物很难与打制石器辨别，故本文不作涉及。目前中国已经发现了大量早期磨制石器(图一)，概况如下。

1.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是指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目前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代表性的遗址有龙王辿、柿子滩、于家沟、南庄头、东湖林、扁扁洞、李家沟等。

目前中国北方地区所知最早的磨制石器出土地点是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发现刃部有磨制加工痕迹的石铲，还发现有石磨盘和砺石。几个木炭样品的校正年代为距今25189～25854、24683～25232、24771～25498年，出土磨制石器的年代当在距今25000年左右④。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一地点上文化层发现有磨盘两件和磨石一件，其中一件磨盘和磨石上有赤铁矿侵染的红色痕迹，为晚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阶段⑤，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6000～10000年⑥。第九地点也发现石磨盘和石磨棒各2件，还发现表面有赭色颜料的研磨石一件，距今约1万年⑦。

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发现3件磨盘和1件砺石⑧，具体土地点不详，年代范围在距今25000～15000年⑨。据称还发现有石磨棒(原文称磨锤)，其年代应在距今24000～13000年⑩。

河北阳原虎头梁73101地点发现3件尖状器上有磨过的痕迹，磨面较粗糙，可见深浅不一的纵横条痕，其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11)。

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③a层发现有磨制石斧1件，还发现有两件碎陶片，其年代为距今9700～6600年，在③b层发现2件(研)磨盘。第④层发现有局部磨制石矛头和(研)磨盘各1件，还发现有3块陶片及磨制饰品，年代为距今11900～11500年(12)。

河北玉田孟家泉遗址发现一些锛状器腹面经过磨光，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13)。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第一次发掘发现石磨盘和磨棒各1件，据对第⑤～⑥层遗物的测年为距今10510～9690年，所发现的石磨棒和石磨盘的年代应该早于或大致相当于这个测年(14)。第三次发掘发现磨盘4件，磨棒3件，均出土于G3，距今7900±1400年(15)。

北京怀柔转年遗址发现少量磨制石斧、锛状器、磨盘、磨棒和石容器残片，其年代约为距今10000年左右(树轮校正)(16)。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前后经历四次发掘，成果丰富，是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要遗址(17)。据统计，共出土磨制石制品约260件(不包括装饰品，磨制石器崩片)，包括端刃工具(斧锛凿)、边刃工具(刀镰)、磨盘、磨棒、未命名石器和半成品等，其年代为距今10500～9500年(18)。磨制石器一般只是局部磨光，器身仍保留打击疤痕，少数器物通体磨光。值得注意的是，在M2还发现随葬磨制石斧。

图一 中国早期磨制石器主要出土遗址分布示意图

1.龙王辿 2.柿子滩 3.于家沟 4.虎头梁 5.孟家泉 6.南庄头

7.转年 8.东胡林 9.扁扁洞 10.李家沟 11.仙人洞 12.吊桶环

13.独石仔 14.黄岩洞 15.牛栏洞 16.白莲洞 17.鲤鱼嘴 18.甑皮岩

山东沂源扁扁洞遗址第4层发现有1件磨盘和2件磨棒，C14测年为采集人骨数据，具体层位不明，为距今11000～9600年，可供参考(19)。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下层发现局部磨制石锛1件，其年代为距今10500～10300年。另外在该层还发现有陶片2片，在中层还发现局部磨光石磨盘1件，其年代为距今10000～9000年(20)。

河南舞阳大岗遗址第4层发现一件磨刃石片，据发掘者推测，该遗存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遗存，年代可能为距今12700±1000年(21)。

另外山西朔县峙峪遗址也曾发现一件磨制装饰品(22)。陕西大荔沙苑遗址也曾发现2件磨制石器，因标本为采集而来，原报告认为其年代可能稍晚(23)。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也发现有局部磨制的石斧，但具体年代无法确知(24)。

2.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涵盖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目前的主要发现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代表性的遗址有仙人洞、吊桶环、独石仔、白莲洞等。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第一次发掘共发现磨制石器22件，3B甲层发现有锥形器8件，石凿1件，穿孔石器1件，砺石6件，并有陶片伴出。第2层发现石锛2件，穿孔石器4件(其中1件采集)(25)。第二次发掘磨制石器19件，下层发现梭形器(与锥形器相似)9件，穿孔石器5件，砺石2件。上层发现石凿、石铲(？)、锥形石器各1件。另外下层还出土未穿透砾石3件，上层发现未穿透砾石1件(26)。据对仙人洞遗址的研究来看，仙人洞遗存可分上下两层，一、二次发掘所见磨制石器均出土于上层。上层又可分早晚两段，早段已有局部磨制石器和通体磨制石器，并有陶片出土，原认为属距今15000～12000年，晚段也发现有磨制石器，属距今12000～9000年(27)。据新的测年数据，上层早段大致为距今22000～17500年，上层晚段应为距今145000～12000年，二者之间有一段空白期(28)。

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也发现有磨制石器，但具体情形不明。该遗址分A—O共15层，人类文化遗存为A—K层，可分3个阶段。下层，距今约23000年，未发现磨制石器，但发现1件磨制角器，制作精美。中层，约为距今20000～15000年，出现穿孔石器。上层早段，约为距今15000～12000年，晚段为距今12000～9000年，已有磨制石器(29)。

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早期文化层可分四层，共出磨制石器16件，包括切割器7件，穿孔器9件(30)。据研究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年代为距今14000±300、13200±130年，下层年代为距今16680±570年(31)。后经系列样品测年，最早第4层的年代为16205±570，最晚第2层的年代为距今12845±130年(32)，可推测其年代范围大概为距今15000～12000年。

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前后四次发掘共发现磨制石器3件，其中石斧(？)1件，穿孔石器2件，经1989～1990年发掘证实这些磨制石器皆出自第2层。但第2层因杂质太多未经测年，第三、四层测年为距今11930±200、10950±300年，原报告推测第2层的年代为距今30000～20000年(33)，其后还测有两个数据为距今11580±300、10640±300年。这些磨制石器的年代当在距今11000～10000年之间。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共发现磨制石器9件，磨制粗糙，基本为局部磨制。其中切割器4件，石斧2件，穿孔石器1件，砺石2件，属二、三期。与穿孔器T1⑥：25同层的螺壳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8105±200年，与切割器T1①：3同层螺壳的测年为距今11870±100年，与石斧T5③：1和切割器T5③：2伴出骨骼的测年为距今7910±100年，与砺石T9③：33伴出的动物骨骼测年为距今8150±120年，这些磨制石器的年代集中于距今11000～8000年左右(34)。

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共发现磨制石器9件，多为局部磨制。洞穴内部分东西两侧，东侧剖面可分1至8层，西侧可分1至10层，其下都未见底(35)。后经研究重新划分为5层(36)。第四文化层(原西4层，包含原西2层和原西3层)发现磨制砾石切割器1件，穿孔砾石1件(37)，原报告认为约距今27000～20000年。经新的测定，西2层顶部的钙板样品年代为12780±150年，西2层底部的钙板样品年代为19145±180年(38)。第三文化层(原东6层)发现穿孔砾石1件，还发现赤铁矿研磨石1件。第二文化层(原东4层)发现磨刃石锛(锛形切割器)1件，东4层的测定年代为距今13165±590年。第一文化层发现双刃切割器1件，穿孔饰品2件，穿孔砾石1件。四个文化层所处磨制石器的年代在距今20000～12000年之间。

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该遗址前后经历两次发掘。第一次发掘遗存可分两期，第一期(下文化层)出土石斧1件，穿孔石器1件。石斧为单面刃，较小，已残，刃部磨制，早期还出土陶片8片。第二期(上文化层)出土石斧2件，石锛3件，砺石1件(39)。下文化层的测年数据为距今22670±250年，上文化层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2520±220年(40)。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出现锛状器，原报告推测在此期应出现有磨制石器，年代距今10000～9000年(41)。

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广西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北门D洞，在苞桥A洞和腾翔C洞都发现有穿孔砺石，苞桥A洞和芭勋B洞还发现有磨石(42)。在武鸣山洞内还发现有2件石磨盘和1件石磨棒(43)，推测其年代与柳州白莲洞第四文化层相当(44)。在广东英德黄岩门3号洞采集局部磨制石器2件，砺石1件，青塘采集穿孔器1件，时间也可能较早(45)。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有磨制石凿、石锛，还有石磨盘、磨棒，上山遗址已发现有制作较好的陶器，其年代约在距今10000～8500年(46)。浙江嵊州小黄山也出土有磨制石器，尤以石磨盘、石磨棒为多，其年代与上山遗址相当(47)。

二、中国早期磨制石器的种类及阶段划分

从上述发现来看，这些磨制石器年代主要集中于距今25000～9000年(48)，而且种类众多，包括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锛、石凿等，还有磨制石铲、磨制石镞(石箭头)、磨制石矛头、石容器、穿孔石器及其它许多不明的磨制石器。

石磨盘、石磨棒基本都发现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在广西武鸣、浙江上山和小黄山也有发现。石磨盘的出现可早至距今25000年左右(龙王辿遗址)，其后一直持续发展，种类逐渐增多。多为砂岩制作而成，制作方法不尽相同，部分磨盘上可见研磨赤铁矿所侵染红色痕迹。其平面形状有近圆形，如东胡林T4⑧：1(表一，5)；近长椭圆形，发现较多，如柿子滩S9：448；近方形，如东胡林T9H8⑤：532(表一，7)；不规则形，发现较多，如柿子滩S9：1084(表一，4)。平面形态基本从不规整向规整方向发展。

石磨棒则多与石磨盘伴随发现，其年代早至2万年甚或更早，其后一直沿用，材质多为砂岩。形态多样，其横截面形态多为近圆形或椭圆形，如东胡林T8③：1(表一，11)；也有横截面形态近方形者，如东胡林HD14：1(表一，12)；或为三角形或扇形，东胡林T3⑦：1079(表一，13)；以及不规则形，发现较少，如柿子滩S9：426(表一，10)。

磨制石斧南北皆有，南方地区在距今15000年左右即有发现，北方地区出现时间在距今12000年左右。数量不多，形态多样，材质有砂岩、灰岩、大理岩等。部分磨制石斧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或近椭圆形)，横截面近椭圆形，刃部呈弧形，如东胡林端刃工具(石斧)T4⑩：618(表一，15)，于家沟遗址石斧YJG③：259(表一，14)，数量最多；也有平面呈三角形，刃部平直，如东胡林端刃工具(石斧)T9H8④：561(表一，16)；平面近长方形，横截面为矩形，刃部平直，如东胡林端刃工具(石斧)T4⑥：1386，(表一，17)；平面形状不规则，刃缘呈弧形，如牛栏洞石斧T8②：14(表一，27)。

磨制石锛发现数量不多，也是南北皆有，南方地区在距今20000年左右即有发现，北方地区出现时间则稍晚。一般平面形态近椭圆形，弧刃，如仙人洞石锛T3①：1(表一，24)；也有的平面形态近方形，刃部近平直，如仙人洞T2①：2(表一，25)。

磨制石凿在南北方都有发现，南方地区也可早至距今20000年左右，北方地区出现时间则较晚。有的平面形态近方形，刃部平直，较为规整，如东胡林端刃工具(石凿)T9③—7：256，(表一，18)；有的平面形态近椭圆形，刃部呈弧形，如仙人洞石凿T4①B：2(表一，26)。

穿孔石器则基本见于南方地区，出现时间可早至距今2万年左右。如仙人洞T1③：56(表一，29)，其后一直延续使用，如牛栏洞T1⑥：25(表一，30)、甑皮岩DT4(31)：164(表一，31)，北方地区仅在东胡林有发现，如T9F1：32(表一，22)。

其他石器还包括磨制石铲，如龙王辿05I④：1126(表一，19)，李家沟10XL：0282(表一，20)；磨制石镞(石箭头)，于家沟YJGA④：40(表一，21)；石容器，如东胡林T9H8②：122(表一，23)及其他许多不明的磨制石器。

据目前所见磨制石器出现的早晚关系，大致可将中国磨制石器的起源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表一)。

第一阶段，约距今25000～12000年，目前在距今25000年的发现仅为个别地点，不排除发现年代更早磨制石器的可能性，在更多的考古发现后应可进一步细分。这一阶段磨制石器的数量、种类都较少，形制极不规整，石器原料多以砂岩为主，制作较为简单，都是稍加磨制。南方地区可见石斧、石锛、石凿及穿孔器等，北方地区这一阶段的发现要少于南方地区，石器种类多为石磨盘，而且石磨盘上多有赤铁矿侵染痕迹，在龙王辿发现有石铲。

第二阶段，约距今12000～10000年，磨制石器的数量、种类增多。北方地区多见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磨棒棱角减少，已经出现了新石器时代常见的椭圆形，并开始出现斧锛凿类工具，南方地区相较前一阶段变化不大。磨制石器原料选择也更为广泛，磨制石器制作技术也有所进步，有的经过琢制再加磨光，已有通体磨光工具出现。

第三阶段，约距今10000～9000年，磨制石器的种类与数量更多，形制更趋规整。北方地区仍旧多见石磨盘、石磨棒，斧锛凿类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而南方地区仍与前一阶段相似。石器原料种类增多，包括砂岩、灰岩、大理岩、斑岩等，磨制石器原料中“优质”原料增多。磨制石器制作技术已经有了较大进步，通体磨光石器更为多见。

从磨制石器的种类及出现早晚关系看，北方地区在第一、二阶段的磨制石器种类基本都是磨盘、磨棒，斧锛凿类工具迟至第三阶段才有所发现，三个阶段间的变化较为明显；南方地区则基本以穿孔器及斧锛凿类工具为主，斧锛凿类工具在第一阶段已经出现，三个阶段间的变化则不大。可以看出南北方磨制石器的种类差异显著，而且斧锛凿类工具出现的时间也明显有区别。

南北方的磨制石器制作技术差异不大，总体来看磨制石器的制作技术都在逐渐进步，不过要从技术阶段进行划分则仍需更多的材料。从磨制石器的原料选择来看，中国南北差异并不明显，都以遗址附近原料为主，但原料的选择渐趋“精致”。如从岩性发表较全的东胡林遗址来看，从早到晚的五组中砂岩虽都占很大比例，但大理岩、白云岩等的比例且在逐步增加(49)。

三、中国早期磨制石器的功能特性

中国磨制石器的技术基础可追溯到更早阶段，在周口店山顶洞、海城小孤山遗址已有磨制骨器，其年代可早至距今30000年甚或更早(50)。磨制石器的产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文化长期发展的自然积淀，但更多的应是功能需求所致，磨制石器相对于其他工具所不具备的特定功能，当是其产生并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在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北方地区，细石器在工具中所占比重最大，骨角蚌器等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磨制石器虽业已出现，但数量不多。磨制石器种类主要以石磨盘、磨棒和斧锛凿类工具为主。

石磨盘和石磨棒一般配套使用，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磨盘、磨棒是谷物加工或是坚果加工工具(51)，即便也可用于皮革加工，或者研磨颜料，但总体上仍是少数(52)。而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除了一些用于研磨赤铁矿的石磨盘、磨棒功能比较明确外，对另外一些石磨盘、磨棒的功能仍在探讨之中。许多证据表明石磨盘、磨棒应与植物加工有关，如对柿子滩第九地点的几件石磨盘、磨棒可能用于禾本科植物种子加工(53)，下川文化中的一件石磨棒也可能用于植物加工(54)。虽然中国早期石磨盘、磨棒的功能仍需探讨，但有理由相信其中很大一部分应用于植物加工，这种情形在同时期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在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西南亚地区，碾磨石器工具也主要应用于植食加工(55)，欧洲的意大利也发现有植物加工所用的磨石(56)，日本地区也开始利用石锤及石砧加工七叶树、橡子等坚果(57)。如此，世界许多地区当在末次冰期后都存在广谱采集经济。可能由于环境与人口的双重压力，这些地区的人类已开始利用植物资源，主要包括根茎、坚果、豆类、谷物、果实等。而研磨可以降低坚果中的丹宁酸、给谷物脱壳等，并能提高其营养价值，是植物资源利用的一种“强化方法”，因此磨盘、磨棒得以出现并大量应用，不过不同地区、不同地点、不同个体的加工利用对象可能有所区别。

对于斧锛凿类工具，或是包括一部分切割器，已有学者认为其起源可能与建筑为核心的木作加工需求有关(58)。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磨制斧锛凿类工具的功能可能具有多样性，或也可用于屠宰、肢解动物、皮毛加工，甚至是礼物或炫耀资本等(59)。在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斧锛凿类工具虽是新生器类，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锛状器等雏形。据对虎头梁一些打制锛状器进行微痕分析，发现它们已经用于木材加工(60)。但东胡林的微痕分析表明石斧除用于木材加工外，仍可用于松土和熟皮子。因为标本的限制，目前通过石器功能研究常用的实验考古和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总是个体差异明显，最终的认识多是斧锛凿类工具的功能是多元的，或许这正是个体研究的局限性所在，而与其他工具的对比分析或可为寻找斧锛凿类工具的功能特性提供一些线索。

在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细石器在北方地区最为普遍，而且数量巨大。虎头梁的微痕分析结果表明细石器绝大部分用于加工动物，包括软性动物和骨肉类(61)，东胡林细石叶工具中有68.2%的加工对象与动物有关，用于切割肉类、刮削皮革，仅9%的与植物有关，用于采集禾本科植物(62)。从这两个遗址的研究可以初略的看到细石器的主要加工对象应是动物类遗存。相对于时间成本较低的细石器，斧锛凿类的优势应不是加工动物类遗存，而是木作加工。

在这一阶段的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虽与岭南地区略有区别，但石器主要以砺石工具为主，也有部分石片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有穿孔石器和斧锛凿类。穿孔石器在南方地区发现较多，有的仅是穿孔而未加磨制。据民族学的资料，穿孔石器可能与木棒结合，用于掘土(63)，这种利用方式或可与夏商时期农具“枪”或“耒”相类似(64)。而在甑皮岩确已发现过块茎类植物遗存，一些石器和骨器刃部也发现有数量丰富的芋类淀粉粒颗粒(65)，因此穿孔石器与木棒结合用于挖掘植物根茎资源是有可能的。而斧锛凿类工具正好可用于加工木棒，与穿孔石器相结合组成复合工具。不过砾石尖状器也可用于挖掘，因此上述推测仍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来证明。

四、植物资源利用与磨制石器的起源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末次冰期的来临，人类取食以广谱采集为主，许多地区加强了植物资源的利用，但因环境的差异，在利用对象上则不尽相同，中国南北地区即存在此种差异。

在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北方地区整体较冷较干，植被类型以温带草原为主，虽有变化但波动较小。通过柿子滩的孢粉分析，在距今35000～9000年都以草本植物草原为主，植被以蒿属为主，兼有藜科和禾本科(66)，东胡林在距今11000～9600年的植被也以蒿属为主，藜科或禾本科次之，间有阔叶落叶树出现(67)。这一时期除了利用陆生动物为主的肉食资源外，另一方面也逐步加强了植物资源的利用。在长期的植物资源采集经济中，人们可能逐渐认识到某几种植物资源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逐渐产生具有倾向性的采集经济。据对柿子滩、下川以及稍晚的东胡林、南庄头石磨盘及磨棒的淀粉粒分析表明(68)，这种倾向性的采集对象应以禾本科种子为主，或也有坚果类，东胡林的浮选结果也发现有包括粟、黍在内的2000余粒植物种子(69)。据这些发现及其后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来看，此时中国北方地区植食的主要对象应是禾本科植物种子，也可认为石磨盘磨棒在北方地区的最早出现，也应同禾本科植物资源的利用有关(70)。

细石器是肉食资源利用的主要工具，但也有部分细石叶工具用于采集植物。不过细石器大多轻薄短小，虽可以直接使用，但大部分需要制作成复合工具，才能用于高强度或专业的狩猎，因此一般多配以木柄或骨柄，在东胡林即发现有此类石刃骨刀。虽然打制石器亦能用于木作加工，但其效率远低于磨制石器，而斧锛凿类木作加工的功能正有助于高效地获取和制造柄把(71)，这可能是其产生的原初动力。

与此同时倾向性采集经济也使栖居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定居需求日益剧增。由于环境压力的增大，在加强利用植物资源的同时，不同人群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增大，很有可能已有了“领地”意识，也即人群被迫集中于自己的“领地”。而强化利用禾本科种子或橡子的过程中，石磨盘、磨棒类工具也逐步增多，这些工具相对比较笨重，不易携带，这就需要他们减缓流动性，寻求相对固定的栖居之所。然而就目前北方地区早期磨制石器出土地点来看，除扁扁洞遗址外都为旷野遗址，显然缺乏可以穴居的天然洞穴、岩棚，因此人工建造栖居场所的需求日益突出。在缺乏建筑材料的中国北方地区，木质建筑或许是较好的选择，因此促使了斧锛凿类磨制石器的普遍发展(72)。在南庄头遗址G3内就曾经发现有两个长200余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木杆两端交叉叠压在一起，木杆周围有大量木炭碎屑、动物骨骼、鹿角、石块等，G3很可能就是利用自然沟与人工加工木杆形成的定居场所。

但是应注意到，只有在倾向性采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可能有定居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从上述磨制石器发展阶段来看北方地区斧锛凿类工具的出现时间明显滞后于石磨盘、磨棒。据对虎头梁的打制锛状器微痕分析来看，部分已有装柄痕迹(73)，因此木质装柄及复合工具出现的时间也很早，也应早于木作建筑需求。而伴随着倾向性采集经济与定居的开始，农业种植经济可能逐渐产生并发展，狩猎采集经济的比重逐渐降低，反映在工具上即是石磨盘、磨棒及斧锛凿类工具的逐渐增多而细石器的逐渐减少。由此我们推测北方地区磨制石器起源的过程可能如下。

在广谱采集经济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禾本科及坚果类利用价值较高，与之相伴的是石磨盘、磨棒的出现及增多，并逐渐发展成倾向性采集经济，而且人口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在肉食资源利用过程中，细石器及其他工具的强化利用逐渐产生复合工具的装柄需求，这是斧锛凿类木作加工工具得以出现的原初动力。在广谱经济逐渐发展后定居需求日益剧增，在缺乏天然穴居的北方地区出现了以木作建筑为代表的人工栖居方式，最终促使了斧锛凿类工具的普遍发展。

这一阶段的南方地区则较热较湿，植被类型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生业经济也以广谱采集为主，主要利用一些哺乳动物、水生动物以及植物资源(74)。工具以砾石石器为主，磨制石器业已出现。据南方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相关发现来看，利用天然洞穴的穴居仍是主要栖居方式，这些遗址旧新过渡阶段的堆积一般较厚，而且具有连续性，可以推测基本形成了以洞穴遗址为中心的“定居”形式。这种广谱采集经济下利用天然洞穴的“定居”在日本列岛也大量存在(75)。在此种穴居状态下，斧锛凿类工具用做建筑木作加工的可能性应该很小。结合前述穿孔砾石与木棒结合的推测，斧锛凿类工具很可能用于制作木棒，与穿孔石器相配合，形成复合工具，用于挖掘植物根茎类。不过现在不易确定植物根茎类在南方地区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且长江中下游与岭南地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所差别。

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上山、小黄山遗址也发现有石磨盘、磨棒，它们除了研磨植物根茎外，更多的可能用于研磨橡子、菱角、薏苡等(76)，而且及至更晚的田螺山遗址中橡子的比重依然很大(77)，同时长江中下游对于水稻的利用也在不断增强，并最后发展成稻作农业体系。而此时岭南地区则很少发现水稻、橡子类遗存，植物资源利用对象主要为根茎类，资源晓锦和顶蛳山直到距今6000年左右才发现有水稻遗存，因此岭南地区在稻作农业传入之前可能存在着以块茎类植物资源利用为主的阶段(78)。至于长江中下游与岭南地区生业经济模式出现分化的具体时间则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在出现这种分化之前，南方地区可能都存在对于植物根茎类资源的利用，这也正是穿孔砾石存在的原因，而斧锛凿类工具则用于制造木棒，二者组合成复合工具的形式与北方地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上山、小黄山发现的柱洞类遗迹，或可表明此时斧锛凿类工具已用于人工栖居的木作加工。至于是否有斧锛凿类工具用作独木舟等其他木作加工，则未可知。

虽然南方地区磨制石器起源的相关证据并不十分清晰，我们亦可大致推断出其起源的过程。在广谱采集经济下，植物根茎类是重要的利用对象之一，为了加强对于根茎类的利用促使穿孔砺石与制造木棒类的斧锛凿得以出现。而在广谱采集经济的发展中，长江中下游与岭南地区逐渐出现分化，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不断发展并最总走向定居，斧锛凿类木作加工的功能也得以延伸。而岭南地区早晚的变化并不大，直到稻作农业的传入才发生转变。

图二 中国早期磨制石器起源的南北差异简图

五、中国磨制石器起源的南北差异

在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国南北普遍出现强化利用多种资源的广谱经济形态，尤其是加强了植物资源的利用。由于中国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在植物资源利用的种类上又有所区别，从而导致植物资源利用工具也有所差异，磨制石器即是其中一例。

北方地区在广谱采集中逐渐强化了对于禾本科、坚果类的利用，因之石磨盘、磨棒得以出现并发展。与此同时，小型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也使得复合工具日益重要，斧锛凿类木作加工工具应运而生。同时随着倾向性采集经济的不断发展，定居需求也日益增长。在无合适天然洞穴的北方地区，以木作建筑为主的栖居形式成为最好的选择，并因此促进了斧锛凿类工具的普遍发展。伴随采集经济的发展与其后种植农业的发生，狩猎经济比重不断降低，斧锛凿类工具的主要功能可能也随之集中于建筑为核心的木作加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北方地区磨制石器的起源先是基于“食”的压力，在“食”的压力缓解后开始考虑“住”的需求，其后“住”与“食”之间共同促进，相互发展。

南方地区的资源相对丰富，植物资源种类众多，植物根茎类是利用对象之一。在利用植物根茎中逐渐发展出穿孔石器与木棒相组合的复合工具，并因此促进了斧锛凿类工具的产生。但问题之一是植物根茎类在此时南方地区广谱经济中的比重仍不可知。我们推测植物根茎类的比重应不是很大，正如南方地区虽发现绝对数量较多的穿孔石器，但各个遗址中的比重并不很大，当然这仍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进一步证明。在其后的发展中，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岭南地区生业经济形态逐渐分化。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强化了水稻的利用并最终发展成稻作农业体系与定居形态，促使斧锛凿类木作加工功能的延伸。而岭南地区则延续前一阶段的生业经济方式直到稻作农业的传入。总体来看，南方地区磨制石器的起源仅仅是基于“食”的压力，而区别于北方地区。

在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磨制石器、陶器、定居、农业的产生是一个系统性的伴生现象，本文虽将磨制石器与生业经济相联系，解读中国南北磨制石器与植物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但未免有所局限，四个要素之间是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发展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①Ofer Bar-Yosef.The archae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Diogenes,2007,54:3-18; Ofer Bar-Yosef.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2,31:363-393.

②朱乃诚：《中国新石器时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第89～1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③K.Wright.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Ground Stone Tools from the Prehistoric Levant.Paleorient,1992,2:53-81.

④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宜川县龙王辿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b.Jiafu Zhang et al.The Paleolithic site of Longwangchan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China:Chronology,paleoenvironment and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 1,38:1537-1550.

⑤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⑥原思训、赵朝洪、朱晓东等：《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年代与文化研究》，《考古》1998年第6期。

⑦柿子滩考古队：《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0期。

⑧王建、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史前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4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⑩石兴邦：《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第15～46页，南天书局，2002年。

(11)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4期。

(12)梅惠杰：《泥河湾盆地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阳原于家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所、玉田县文保所：《河北玉田县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1年第1期。

(14)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所、徐水县文物管理所：《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16)郁金城：《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第37～4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17)a.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b.赵朝洪，郭京宁等：《北京市东胡林遗址的发掘及其意义》，《北京文化史研究》，第29～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

(18)、(49)、(62)崔天兴：《东胡林遗址石制品研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石器工业和人类行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19)孙波、崔圣宽：《试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2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

(21)张居中、李占扬：《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2)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3)安志敏、吴汝祚：《陕西朝邑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24)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旧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5)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6)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文物》1976年第12期。

(27)彭适凡、周广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个案研究》，《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28)吴小红、张弛、保罗·格德伯格等：《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29)a.刘诗中：《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遗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b.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c.彭适凡，周广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个案研究》，《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30)a.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文化遗址发掘简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3期；b.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两篇描述略有出入，本文依照后文为准。

(31)原思训、陈铁梅、高世君等：《阳春独石仔和柳州白莲洞遗址的年代测定——试探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时间》，《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第40～4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2)a.Xiaohong Wu,Chaohong Zhao.Chronology of Transition from Paleolithic to Neolithic in China.The Re view of Archaeology,2003,2:15-20;b.Chaohong Zhao et al.Early polished stone tools in South China evidenc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Palaeolithic to Neolithic.Documenta Praehistorica,2004,31:131-137.

(33)a.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b.宋方义、张镇洪、邓增魁等：《广东封开黄岩洞1989和1990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34)、(45)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第1～10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35)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第143～16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36)周国兴：《再论白莲洞文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3～264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

(37)第一次发掘报告认为穿孔砺石BLWS③：102出自西侧第3层，后认为应属于西侧2层。

(38)原思训、高世君：《白莲洞遗址年代的再测定》，《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5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

(39)a.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b.傅宪国、蓝日勇、李珍等：《柳州鲤鱼嘴遗址再度发掘》，《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4日。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216～217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42)W.C.Pei.On a Mesolithic(?)Industry of the Caves of Kwangsi.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935,3:393-412.

(43)安志敏：《关于我国中石器时代的几个遗址》，《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44)焦天龙：《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岭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4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47)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

(48)部分遗址年代系列的数据可参见Tongli Qu et al.The Chinese Upper Paleolithic:Geography,Chronology,and Teohno-typolog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13,21：1-73。

(50)据AMS C14测定，山顶洞遗址年代为距今3.4～2.7万年(陈铁梅、Hedges R.E.M.、袁振新：《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年代的加速器质谱法再测定与讨论》，《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3期)；据C14和OSL测定，海城小孤山年代为3～2万年(黄慰文、傅仁义：《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第148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另悉，河南栾川庙坡遗址发现距今4.5万年的磨制骨锥，但具体资料尚未发表。

(51)a.吴加安：《石器时代的石磨盘》，《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b.刘莉：《中国史前的碾磨石器和坚果采集》，《中国文物报》2007年6月22日。

(52)a.赵世纲：《石磨盘、磨棒是食物加工工具吗？》，《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b.曾慧芳，朱宏斌：《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石磨盘用途的几点思考》，《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c.Li Liu et al.What did grinding stones gring? New light on Early Neolithic subsistence economy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Valley,China.Antiquity,2010,84:816-833.

(53)Li Liu et al.Plant exploitation of the last foragers at Shizitan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Valley China:evidence from grinding stone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1,38:3524-3532.

(54)Lu Liedan.Transition from Foraging to Farming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BAR International Series,1999,774:28-66.

(55) (英)凯瑟琳·莱特著，潘艳译，陈淳校：《西南亚磨制石器工具与狩猎采集者的生存：向农业过渡的含义》，《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56)Biancamaria Arangurenl et al.Grinding flour in Upper Palaeolithic Europe(25 000 years bp).Antiquity,2007,81:845-855.

(57)(日)桥口尚武著，刘恒武译：《七叶树果实的食用习俗与石锤及石砧》，《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58)钱耀鹏：《略论磨制石器的起源及其基本类型》，《考古》2004年第12期。

(59)黄建秋：《国外磨制石斧石锛研究述评》，《东南文化》2010年第2期。

(60)张晓凌、沈辰、高星：《微痕分析确认万年前的复合工具与其功能》，《科学通报》2010年第3期。

(61)、(73)张晓凌：《石器功能与人类适应行为：虎头梁遗址石制品微痕分析》，中国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63)周国兴：《石器时代的“万能工具”：穿孔砺石或穿孔石(重石)》，《农业考古》2007年第1期。

(64)李根蟠：《先秦农器名实考辨——兼谈金属农具代替石木骨蚌农具的过程》，《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65)赵志军：《甑皮岩植物遗存研究》，《科技考古(第一辑)》，第173～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6)夏正楷、陈戈、郑公望等：《黄河中游地区末次冰消期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气候背景》，《科学通报》2001年第7期。

(67)夏正楷、张俊娜、刘静等：《10000 a BP前后北京斋堂东胡林人的生态环境分析》，《科学通报》2011年第34期。

(68)Xiaoyan Yang et al.Early millet use in norther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10:3726-3730.

(69)赵志军：《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证据》，《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1期。

(70)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考古学研究(九)》，第260～315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71)陈宥成、曲彤丽：《试析华北地区距今1万年左右的社会复杂现象》，《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

(72)钱耀鹏：《资源开发与史前居住方式及建筑技术进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9卷。

(74)张弛、洪晓纯：《中国华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文化》，《考古学研究(七)》，第415～43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75)(日)堤隆著，岳晓桦译，赵辉校：《日本列岛晚冰期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陶器起源》，《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第65～80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76)Li Liu et al.The exploitation of acorn and rice in Early Holocene Lower Yangzi River,China.Acta Anthnopologica Sinica,2010,29:317-333.

(77)傅稻镰，秦岭，赵志军等：《田螺山遗址的植物考古学分析：野生植物资源采集、水稻栽培和水稻驯化的形态学观察》，《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第47～96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78)Zhijun Zhao.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Current Anthropology,2011,52:S295-S306.

来源：《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