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沄：说“貊”

古籍中的族名“貊”，也写作“貉”。东汉郑玄注《周礼·肆师》“祭表貉”说：“貉读为十百之百”，可见貊和貉本是同音字。但貉字的读音分化颇甚，所以本文取貊字作为该族的正式称谓。

传世古籍“四书”除《大学》之外，都提到过貊。汉代以降的文献中仍用这一族称来称呼当时实际存在的民族集团。所以貊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可是古籍中貊的记载多为片言只语，且互相矛盾。历代注家对它的解释也很分歧。现代民族史论著对这一族称更是新解叠出，莫衷一是。也有人试图从考古学角度来解决这一疑团，但考古资料的运用要以有关该族的文献记载为基点，在对纷纭的记载有不同取舍和不同理解的前提下，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反又增加不少新的纠葛。

古籍中有关非华夏族的记载往往是零星、片断，甚至互相矛盾的。只凭一两条史料立论，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使是收集了有关某一族的全部史料，之所以仍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一、对不同记载形成年代的先后和可信程度未加充分的考虑。二、同一族称的实际含义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注家，对同一族称的理解也有差异。这一点更是往往被忽视了。所以，面对纷纭的文献记载，一定要作必要的历史性的分析。否则，一视同仁地引用各种异说，一味调和，只会陷入迷魂阵而难以自拔。

因而，本文想对有关“貊”的文献记载，作一番历史性的梳理和分析，希望对重新考察先秦时代的这一重要古族的历史真相，能有所帮助。

一

提到貊的先秦古籍有十多种，但大都是貊和其他族并举的。单称的貊，只有以下两例有较具体的内容：

“韩侯受命，王亲命之。……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诗经·韩奕》）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如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

《韩奕》是西周晚期的作品。诗中说韩侯的先祖便已受周王之命统治貊和追，而为北国之伯（颇有似文王曾为商之“西伯”）。韩侯的都城为燕国的军队所建。则诗中所提到的貊，其地亦当近燕。其存在之年代当可追溯到周初。所以，传世的西周早期的貉子卣铭：“王令士道归貉子鹿，貉子对扬王休。”“貉子”有可能是貊族中的首领人物。

关于这个周初以来近燕之貊，还可参照以下的记载：

“（周）王使詹桓伯辞於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貊的假借字），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

“史伯对曰：‘……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也是貊的假借字）。’”（《国语·郑语》）

貊、亳、蒲古音都是铎部唇音字，故可通假。这个近燕的貊，故地大概在战国时被北扩的燕国所占领，所以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按：疑“燕”字下原有重文号，传抄时脱去）。”这条记载虽错入《海内西经》，所云“汉水东北”也未必可靠，但在燕国史料很贫乏的情况下，还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能印证貊故地近燕并被燕所占的，是燕国又被称为“燕貊之邦”。齐国陈璋在破燕所虏获的方壶和圆壶上都刻了“内（入）伐郾（燕）亳（貊）邦之获”，燕国被蔑称为“燕貊”和楚国被蔑称为“荆蛮”相仿。《汉书·高祖纪上》“四年，……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也是貊、燕连举，可作参证。

《孟子》的记载，一方面表明战国时的貊人尚未建成与中原同一水平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证明它们已经有了“二十取一”式的公共积累制度，至少应该出现了“准国家”（或“酋邦”）。从“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来看，他们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种植业。但据《战国策·秦策》“大王之国，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可谓貊人也养马。据《水经注·河水》引《竹书纪年》，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举记述为“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或可以推论貊人在服装特点上和善骑射的胡有一致性。所以，把貊人的生业设想为亦农亦牧亦猎的多种经济，是比较妥当的。

另据《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可知貉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族群，内部还可分为多种分支。《周礼·司隶》所属有罪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各百二十人。其中貉隶除和其他诸隶一样“守王宫”、“守厉禁”外，还专门从事“养兽而教扰之，掌与兽言。”这也许反映了貉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开发程度较低而野兽众多。这和《韩奕》诗中专门描写“孔乐韩土，川泽许许，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以及“献其貔皮，赤豹黄罴”，可以互相印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说“貔，豹属，出貉国。”“鲜，鲜鱼也，出貉国。”

此外，西汉杨雄《方言》：“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也许是先秦貊人所创。《说文解字》：“繜，薉貉中女子无绔，以帛为胫空，用絮补核，名曰繜衣，状如襜褕。”“

，水虫也，薉貉之民食之。”如果许慎说的“薉貉”是指薉和貉两族，也可以视为有关貊族的民族志记录。

二

在先秦文献中，常见“蛮貊”连举。如：

“至於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诗经·閟宫》）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也。”（《论语·卫灵公》）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中庸》）

“汤武置天下於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育蛮貊四夷。”（《大戴礼记·礼察》）

显然，以上的“蛮貊”是用一南一北两个有代表性的族名泛指一切非华夏族人。《閟宫》中的“淮夷蛮貊”实际所指是淮夷，要翻成现代汉语，应是“淮夷这样的异族人”。所以毛传解释这句时只说：“淮夷，蛮貊而夷行也”，不再对蛮貊另作说解。至于《礼察》中的“蛮貊”下面又加了“四夷”，其实是同义重复，是为了和上句中的“禽兽草木”一样凑成四个字。像“四夷”一样泛指一切非华夏族的“蛮貊”，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很流行，成为固化的合成词。伪古文《尚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就是典型的例子。

和“蛮貊”连举略有不同的，还有《墨子·兼爱中》引古传中周文王告祭泰山文的“以祗商夏，蛮夷丑貉”。“丑”为众多之意，即是用蛮、夷、貊三者并举来泛指一切非华夏族。晋张湛注《列子·汤问》“性而成之”引先秦慎到之言：“治水者茨防决塞，虽在夷貊，相似如一。学之於水，不学之於禹也。”，则是用“夷貊”并举来泛指一切非华夏族。总之、夷、蛮、貊都可用来代表其他异族。所以“蛮貊”、“夷貊”和“蛮夷”都是同义的。只是“蛮夷”后来最流行，“蛮貊”次之，“夷貊”则不大流行。这三个族也可以单举一名便代表一切非华夏人，如前引《韩奕》中用“百蛮”表示一切异族。《汉书·礼乐志》：“奸伪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是用“四貉”表示一切异族。后来最流行的则是用“四夷”泛指一切异族。

但是，古人既然用“蛮貊”、“夷貊”、“四貉”指称一切异族，毕竟表明了貊是在中原人心目中很有份量的异族。

三

先秦文献中还每见貊和胡（包括代、狄、戎等）并举的现象。

“古者禹治天下，……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之民。”（《墨子·兼爱中》）

“虽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间者，亦以攻战也。”（《墨子·非攻中》）

“（秦）北与胡貉为邻”（《荀子·强国》）

“大王之国，北有胡貉代马之用。”（《战国策·秦策》）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伤害。”（《宴子春秋·谏下》）

“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赏罚弗能禁。”（《吕氏春秋·义赏》）

“干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大戴礼记·劝学》）

胡和貊连举是在较晚的战国时代才出现的现象，是因为都处于北方而相提并论。《墨子》中除胡、貊外还提到了燕、代，这和第一节中已提到的貊故地近燕是一致的。

战国开始流行的“胡貊”并举，到汉代更加流行，也固化为一个合成词。而且几乎成为“胡”的同义词。这是因为中原的文人对北方各族缺乏实际知识，把一切北方民族都想象为同一经济类型和文化面貌的大族团。如西汉初年晁错上书言边事：“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贪戾而欲广大也。……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汉书·晁错传》）其中的“胡貉”显然是说的匈奴，所以文中又把“胡貉”省称为“胡”。由此可知，《史记·李斯列传》所记李斯从狱中上书的“……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胡貉”其实也是指匈奴。又如《汉书·天文志》；“中国於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其中的“胡貉”也是指胡而言。如误以为胡貉之间可以加上“、”号，就会错把貊族安到西北方去了。

而且，汉人有把“胡”扩大到泛指一切北方民族的倾向。如《汉书·天文志》在谈到破朝鲜时说；“元封中，星孛於河戍。占曰：‘南戍为越门，北戍为胡门。’其后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朝鲜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把朝鲜半岛也归入“胡之域”了。无怪乎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东夷传·秽》中写道：“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以后胡、汉稍别。”把该地的非汉族都称为“胡”。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时，引汉末应劭之说有“胡真番、朝鲜胡国”、“古句丽胡”等提法。另一方面，汉人也把“貊”（包括戎、狄）笼统地理解为北方异族之称。例如：

《诗经·韩奕》毛传：“追、貊，戎狄国也。”

《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郑众之说：“北方曰貉、狄。”

《孟子·告子下》赵岐注：“貉在北方。”

《说文解字》：“貉，北方貉。”

所以，“胡貊”（或“戎貊”）一词便有了泛指一切北方民族的性质，不一定非指匈奴不可。

本来是并举的“胡貉”之固化为和“胡”同义的合成词，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像《荀子》说秦国的北方有“胡貉”，也可能是战国时人已经开始把“胡貉”和“胡”混用。未必可用以论证战国时貊确实向西分布到秦国以北。至于《秦策》说秦国之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因代的分布实际在燕赵之北而并不在秦之正北，所以连举的貊也不见得必在秦之正北。《史记·匈奴列传》有“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史记·赵世家》中保存的一则神话故事提到，赵襄子得到一只竹筒，剖开后发现其中有朱书：“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也许可以此推论赵国和貊相邻。但这两条记载中的“胡貉”和“貉”也可能已泛指北方异族，所以并不能使人确信貊曾分布到赵国以北。

四

汉代以后的文献中仍有单称的“貊”，专指高句丽及其“别种”。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於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尉（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貊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悦，下书曰：‘……今岁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城。……’於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汉书·王莽传中》）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有力气，习战斗，沃沮、东秽皆属焉。又有小水貊。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太平御览》七八三引《魏略》略同）

《汉书·王莽传》表明高句丽被称为“貉人”。所以《后汉书·东夷列传》抄录《三国志》对高句丽的记述时，在“……沃沮、东秽皆属焉”后，插了一句“句骊一句貊耳（耳字可能是衍文）”，这可以使下一句“又有小水貊””更便于理解，是加得不错的。《后汉书》中还有其他用“貊”来指高句丽的例子。如《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五年“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和帝纪》和《耿弇传》元兴元年“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貊人寇郡界，夔追击”，与《东夷列传》高句丽条对照，可确知都是指高句丽的。

大水指鸭绿江，叆河尖古城出土“安平乐未央”瓦当可确定为汉时西安平，因而小水是叆河，都是汉代貊人分布区的自然地理标志。《三国史记》中还有三处提到“梁貊”。故不少人认为梁水（今太子河）也有貊。但这样晚的书中出现的“梁貊”是否可信，有一定疑问（注：《三国史记》为南宋时高丽史官金富轼监修，多取中国史书的记载改写。其卷十三、十六、十七均有“梁貊”。卷十七“东川王二十年，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毌丘俭将万人来侵。王将步骑二万人，逆战於沸流水上，……又战於梁貊之谷，……”，显然与《三国志·毌丘俭传》所记“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有关。但裴松之对“梁口”注曰：“梁音渴”，其实梁字历来无读渴音者，所以疑是它字之讹。因而《三国史记》的“梁貊之谷”也不能无疑。）。

汉以来被称为“貊”的高句丽，和先秦时近燕且被燕所灭的貊，是什么关系？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说周初近燕的貊就在鸭绿江流域颇难令人信服。因为周初的燕的都城在房山董家林古城，西周燕文化的影响只到达大小凌河流域，鸭绿江流域还没有发现和西周燕文化接触的任何证据。可以设想三种假说：一、周初貊人分布很广，在大小凌河流域或更西南的地区和燕相邻。到战国燕国疆域向东北扩展后，才缩小到只局限于鸭绿江流域的一隅之地。二、先秦貊人起初在以大小凌河为中心的地区，战国时原地被燕国占领后，一部分不愿丧失独立的人迁移到东北方的山林地区。成为后来高句丽的重要组成成份。三、高句丽和先秦的貊并无人种和文化上的联系，只是醉心于复古的王莽时代的人们把古代族称“貊”硬派给高句丽而已（注：此说曾见于三品彰英：《濊貊族小考》，《朝鲜学报》4，1952年。）。要弄清真相， 只有靠东北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的充分开展了。

五

汉代文献中出现“秽（或作“濊”、“薉”）貊”连举的现象。除上举的《汉书·王莽传》外，还有：

“（冒顿时）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

“（元封四年），汉东拔秽貉、朝鲜。”（《史记·匈奴列传》）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史记·货殖列传》）

“彭吴穿秽貉、朝鲜，置沧海郡。”（《汉书·食货志》）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高句丽蛮夷。”（《汉书·地理志》）

“孝武皇帝躬仁政，厉威武。……东定薉貉、朝鲜。……”（《汉书·夏侯胜传》）

应该指出，秽本是个单独使用的族称。

“东夷薉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汉书·武帝纪》）

“（安）上书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汉书·严安传》）

“

，

鱼也，出薉邪头国。”“

，

鱼也，出薉邪头国。”（《说文·鱼部》）

“其（按：指夫余）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三国志·东夷传》）

1958年在平壤贞柏洞土坑墓中出土“夭租薉君”银印（注：此印文朝、日、中学者过去都读为“夫租薉君”，其实据原篆看，“夫”应改释为“夭”才对。详见拙文《夫余史地的再探讨》，不日将在《北方文物》发表。），应为汉夭（沃）租（沮）县境内的秽人之君。沃沮是单单大岭（今狼林山脉）以东的七县之一，可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的“自领（岭）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是可信的。如果相信《逸周书·王会》是先秦文献，则其中的“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秽人前儿，……”是秽人最早的记载。《吕氏春秋·恃君》“非滨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也提到过秽。所以，以上各例中的“秽貊”，其实都可以点读为“秽、貊”，秽可理解为夫余以外的秽人，貊可理解为高句丽或其别种。

单称的“秽”分布于邻近高句丽的广大地区。夫余在高句丽以北，其印文为“秽王之印”，故城名“移城”，表明高句丽以北原为秽的分布区。岭东七县的秽则在高句丽以南。《汉书·武帝纪》记当时“东夷薉君南闾等”共有二十八万口，合五至六万户。比《三国志》记高句丽以南的秽“户二万”，多出很多。故推想秽人的分布本来不止上述两区。汉代人“秽貊”连举，乃因两族相邻甚至交错分布所致。

本为两族的“秽貊”连举，也逐步变成一个合成词，被用来泛指东北方各族。试举例如下：

“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於瓯骆；左将军伐朝鲜、开临洮，燕齐困於秽貉。”（《盐铁论·地广》）“秽貉”显然泛指秽、貉、朝鲜等异族。

“移檄告郡国曰；‘……故新都侯王莽，……西侵羌戎，东摘秽貊。”（《后汉书·隗嚣传》）“秽貊”实际主要指高句丽。

“是时孝武，……东攠鸟桓，蹂辚秽貊。”（《后汉书·文苑列传》引杜笃《论都赋》）“秽貊”包括朝鲜在内。

“六国擅权，燕赵本部。东限秽貊，羡及东胡。强秦北排，蒙公城疆。”（杨雄《冀州牧箴》）追述战国时代冀州以东有“秽貊”，所指颇宽泛。

“鲜卑、秽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后汉书·东夷传》转述汉安帝诏书之语。）此为高句丽归还所掳生口后下的诏书，“秽貊”显然主要指高句丽。

“乃祖慕义迁善，款塞内附。北捍

狁，东拒濊貊。”（陈琳《为袁绍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濊貊”和西周古族名“

狁”对仗，虚指东方异族。

“秽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曹丕《典论自序》）这里的“秽貊”其实是“貊”的代称，以求在修辞上和“燕代”构成对偶句。

所以，以上各例的“秽貊”不宜用“、”号隔开，正是“秽貊”逐渐固化为合成词的先声。

《三国志》中“秽貊”已固化为一词。陈寿主要用它作为秽的代称。《乌丸鲜卑东夷传》秽条中说“秽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但在高句丽和沃沮条中却说“高句丽……南与朝鲜、秽貊……接。”“东沃沮……南与秽貊接。”用“秽貊”取代了“秽”。在夫余条中，则在“其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之后，紧接着就说：“盖本秽貊之地”，也是说“秽”即“秽貊”。《三少帝纪》“（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讨高句丽，夏五月，讨秽貊，皆破之。”按本纪中的七年讨高句丽，《毌丘俭传》作“六年复征之”。集安的毌丘俭纪功刻石上也记“六年五月旋”。而《鲜卑乌丸东夷传》中所记“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秽属高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正好和毌丘俭复征高句丽是同一年。《毌丘俭传》在总结他的战功时说的“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即兼及不耐侯举邑降。可见《三少帝纪》中的“讨秽貊”其实就是指伐秽之役。但是，《文帝纪》“延康元年……三月，……秽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此“秽貊”似难以解释是高句丽以南的秽人，因为秽人好像没有独立朝献的政治地位。究竟是借以指高句丽，还是别有所指，待考。

南朝宋人范晔写的《后汉书》中，“秽貊”的含义很混乱。他一方面学陈寿把“秽貊”作为秽的代称，如《后汉书·东夷列传》秽条中说“自单单大岭已东，沃沮、秽貊悉属乐浪”，记述辰韩时说“其北与秽貊接”，“秽貊”都显然是指秽。但他在该传开头所说“於是秽貊倭韩万里朝献”，似乎也可以点读为“秽、貊、倭、韩”。该书转引前代文献时，“秽貊”更有不同含义。所以，在读他写的本纪部份时，就颇难确定他写的“秽貊”究竟是何所指了。和高句丽、马韩并举的“秽貊”大概是指高句丽以南的秽。但是和乌桓或鲜卑并举的“秽貊”，就很难说是指高句丽还是其他族了。

在魏晋以来文人的观念中，“秽”、“貊”和“秽貊”其实都混同为指称东北异族的概念。颜师古注《汉书·严安传》“略薉州”时引晋人张宴曰：“薉，貊也。”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海内西经》的“貊国”时说：“今夫余国即秽貊故地”。而唐人李贤在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时说：“貊人，秽貊国人也。”颜师古在注《汉书·高帝纪上》的“北貉”时说：“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皆貉类也。”总之是把东北各族都搅成一锅粥了。在高句丽把夫余、沃沮、秽等古族都熔铸成新的民族统一体后，对于已经成为纯历史名称的“秽貊”，不同的学者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里再举宋代的两个例子比较一下：

《新唐书·渤海传》说“秽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认为秽貊故地只有渤海的一个府大。但《武经总要》却说“渤海，……本秽貊之地，其国西与鲜卑接，地方三千里。”则认为整个渤海都是秽貊故地。《新唐书》因被奉为正史而信从者较多。其实，东京龙原府是现今珲春的八连城，其属下的盐州是现今俄国滨海州南端的克拉斯金诺古城，都已是学术界的定论。而《新唐书》所说的“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目前虽不能确指其地，却必须在朝鲜半岛上，方能合于它是“新罗道”的作用。这样，《新唐书》所说的沃沮故地竟在秽貊故地之南，和《三国志》、《后汉书》记秽貊在沃沮之南正好相反，可见欧阳修的这种见解貌似精确，却并不足信。

总之，我们不能把汉代以来文献中习见的“秽貊”一词当作一种有确定含义的族称，只能说它是一个内涵一向不稳定而可以泛指东北地区异族的族称。

六

最后，着重分析一篇容易使人误入岐途的文献。

《管子·小匡》有记述齐桓公武功的大段文字，其中三处提到“貉”，“於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南据宋郑，征伐楚，……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束马，踰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

柯、……”其中“卑耳之貉”，《国语·齐语》作“辟耳之谿”，《说苑·辨物》作“卑耳溪”，《管子·封禅》作“卑耳之山”。足证《小匡》的“貉”实为“刜”字之讹，非族称，可置而不论。而“胡貉”和“秽貉”同见于一篇，是罕见的现象。

这段文字明显和《国语·齐语》的如下文字有关：

“（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南城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帅诸侯而朝天子。”

从对比可以看出，《小匡》所述实由《齐语》衍成。《齐语》所述和《春秋》、《左传》多不合，如对东南用兵“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等等，均显属夸诞之语。而且既渡西河，又逾太行，和实际地理相矛盾。所以不能视为春秋时代之史实。《小匡》不但袭取《齐语》的内容，又增加新的夸诞之辞。其中“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就是《小匡》新增。“北至於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等语中的“秽貉”是《小匡》作者凭空添加，“拘秦夏”由西征之文中窜入。所以其史料价值还不如《齐语》。《小匡》中有“南至……

柯”，据《华阳国志》，“楚顷襄王时，遣庄蹻伐夜郎。……既灭夜郎，以且兰有椓船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则此地名要到战国晚期才出现。而《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要到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才听说南越西北有牂柯。然后才有“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才“平南夷为牂柯郡”。《小匡》篇的作者能编造齐桓公到达牂柯的事迹，其时代不可能早于战国晚期，很可能是在汉开牂柯郡之后。因而他在编造齐桓公战功时，不但用了战国时已有的“胡貉”之称，还有汉代出现的“秽貊”之称。我们决不能据此以为齐桓公时代真有这两个族称，并据以考证它们的地望。

以上，我们把古籍中有关貊的记载全部梳理了一遍。可以看出，先秦的貊一定是实际存在过的一个重要的族，但要弄清先秦的貊主要分布在何地，及其历史真面貌，还需要在东北南部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然而目前已可以断言：过去有的学者因为没有考察“胡貊”连举的实际历史，便断言貊曾远布于西方，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还有不少学者对汉代才出现的“秽貊”连举现象未作充分的历史分析，便信从东北自古以来有所谓“秽貊系”民族或“秽貊系”考古学文化的谬说，这一迷信是亟需破除的。

来源：《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