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江：“买东西”考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20:11:460阅

清人顾雪亭《土风录》卷九“货物浑称曰东西。案宋小说载：神宗问王安石：市中贸易何以不曰南北而曰东西？答云：当取东作西成之意，言东西则南北可该。是宋时已有此称。明莲池师答虞平园云：南为火北为水，水火无求于人，故不言南北。”又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买东西考》：“明崇祯时曾遣中官问词臣：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货，何也？词臣莫能对。辅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夜叩人之门求水火，无弗与者，不待交易。故但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帝善之。”本事载明季《兔园册》：“崇祯中思陵忽命中官问词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词臣猝无以对。辅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中官以其言入奏，思陵善之。”[①a]“买东西”一词究竟起于北宋还是明季，成为该词语源学、语义学、社会学考察的前提。

一、宋代说与明代说

首倡“宋时已有此称”的顾雪亭所据“宋小说”未揭书目，今无可稽。考顾氏前引宋人“东作西成说”抄自明张叔行“春始秋成说”[②a]，其后又录明隆、万间仁和（今杭州）僧莲池“水火说”，有明显删削讳改痕迹。盖因清初文网酷密，动辄成狱，乡儒俗贾或假托“宋小说”朱冠赵戴、宋明互易以远祸避灾。顾氏所案坊肆伪刻小说家言“宋神宗问王安石”实为明崇祯君臣廷对派生的翻版故事。《明史·周延儒传》：“延儒宜兴人……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君臣相得，宠信无间。史载崇祯“二年三月召对延儒于文华殿，漏下数十刻乃出，语密不得闻”[③a]。三吴乡党龚、顾二氏笔录的明宫逸事或流传于宜兴故里，或亲闻于周氏后裔，乡谭家乘，必有确据。

《宋史·职官志》：“枢密本兵与中书对掌机务，号东、西二府。”宋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与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俗号“东、西”二府，市井俚语宜自回避。所谓“货物浑称曰东西”当为宋俗讳忌。查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四，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食店》，南宋遗老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九，及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均称“买东西”为“买物”、“买物货”。又南宋西湖老人《西湖繁胜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两宋俗语俚言“东西浑称曰物货”，载记多颐，无庸絮举。由此可知，“买东西”一词起源于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晚明，而与北宋君臣风马牛不相及。

清康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崇祯初，大官庖开应支物价簿，帝诘内侍谓太浮，且曰：‘灸鹅、腌鲥、肉酢在某肆，市之钱半百耳。’内侍惊愕……（明）长益《闻内臣述往事》诗云：‘潜邸曾亲到市廛，民间物价每留连，西华鹅灸前门鲊，一箸才消半百钱’。足以征思陵留心民事之一端。”[①b]明季内侍遗臣，口碑诗史，坐实崇祯帝确“曾亲到市廛”，故市肆物价耳熟能详，数如家珍。其“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之问原非空穴来风，必出自“留连”市廛的亲历亲闻。

今考明洪武十五年编《华夷译语》及收录材料截止明嘉靖二年五月的薛俊《日本国考略·寄语略》等，均无“东西”一词。至嘉靖十一年，陈侃《使琉球录·夷语》载：“买：吾利。卖：高叶。买卖：亚及耐。西洋布：尼失木绵。东西：加尼尼失。”[②b]共载日常用语407条，始见“西洋布”、“东西”等音义相关的市肆交易语。又薛氏原书曾经“金陵王文光增补”[③b]，材料载止期应上延，“买东西”一词流行上限当在明嘉靖初年，其载入文献的绝对年代可考断在嘉靖十一年。

二、玉东西与酒器说

明人张叔行《雅俗稽言》卷一三：“东西、酒器也……山谷诗：佳人斗南北，美酒玉东西。”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古有玉东西杯”。又《武林旧事》卷九载：“宝器……玉东西杯。”宋俗可倒称为“玉西东”。虞祖皋《鹧鸪天》：“丁宁须满玉西东。”辛弃疾《临江仙》：“画楼人把玉西东。”又常倒呼为“东西玉”。蒋捷《贺新郎》：“鸳楼碎泻东西玉。”秦观《次韵宋履中》：“疾来怕饮东西玉。”此典当出自东王公、西王母寿事的玉质酒具。明人方以智《通雅》卷四九：“齐豫章王嶷传：‘嶷谓上曰：愿陛下极寿百年。上曰：百年亦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则谓物曰东西。”而未详所指。清人翟灏《通俗编》卷二六：“古有玉东西乃酒器名。《南齐书·豫章王嶷传》：‘上谓嶷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翟氏力赞明人“东西酒器说”，强牵“东西一百”为“玉东西”附会成明俗语证，文理窒碍欠通。

史载感叹“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的齐武帝萧颐“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临崩又诏：凡诸……珠玉玩好，伤工尤重，严加禁绝，不得有违”[①c]。显然，“不喜游宴”的齐武帝欲得之“东西一百”与“严加禁绝”的“玉东西”酒具无涉，而必与“于事亦济”之“事”有关。检《南齐书·豫章王嶷传》：“永明末……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细审史文，其“东西一百”当系与百年、万岁偶称骈举的时、寿隐语。《南齐书·武帝本纪》：“永明十年夏四月，大司马豫章王嶷薨。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长懋薨。夏四月壬午诏：东宫文武臣僚，可悉度为太孙官属。甲午立皇太孙昭业。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戊寅大渐。是日上崩，年五十四。”纪、传对勘，萧齐君臣兄弟间“东西一百”之叹必发于永明十年夏皇弟豫章王死前，次年春皇太子死，夏立皇太孙，秋武帝崩。十五个月内萧齐皇弟、太子、武帝相踵弃世，皇室危殆，知“东西一百，于事亦济”事关谋立嫡孙以固皇统的社稷大计，非徒武帝君臣兄弟间同病相怜的互慰语。《南齐书·郁林王本纪》：“昭业字元尚，文惠太子长子……十一年文惠太子薨，立昭业为皇太孙，居东宫。世祖崩，太孙即位。”但太孙甫立数月，武帝尸骨未寒，“高宗有异志，定谋废帝……杀之，时年二十二”[②c]。武帝兄弟预谋事虽终不济，但确证萧齐皇室争嗣秘事为“东西一百”底蕴。唐《艺文类聚》卷一引东汉《五经通义》：“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又引《广雅》：“日一名东君，亦名阳乌。”汉唐典籍习称太阳为东乌、月亮为西兔。《全唐诗》卷六八三韩偓诗：“东乌西兔似车轮，劫火桑田不复论。”《全宋文》卷九北宋雍熙二年陈搏《京兆府广慈禅院新修瑞象记》：“乌、兔分照于东、西。”在萧齐武帝兄弟、父子生死大限已进入以日倒计时的“永明末”，武帝忌日的迟速对年轻的皇太孙能否安全继大统有决定性意义。其“东西一百”当系“东乌西兔”省略语，为“百日”的讳饰词。所谓“百年复何可得，止得百日，于事亦济”。文通义贯，相证成史。清儒不谙萧齐宫闱秘事，不通南朝讳忌隐语，聋

立论，引证失稽，不足信据。

三、两京说与水火说

明《雅俗稽言》卷一三：“又世俗凡称物曰东西。或曰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春，木，震位，东也；秋，金，兑位，西也。故曰东西，亦通。”《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买东西考》：“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亦太穿凿。愚以此语定起东汉，其时都市之盛侈陈东、西两京。俗语买东买西，言及卖买者非东即西，沿习日久，遂以东西为货物替身。”史称周氏信口雌黄欺君之说“特一时捷给之对，未见确凿”[①d]。龚氏“东汉两京说”虽一洗张氏“木金说”与周氏“水火说”，却无据可依，暴露出明清士人对“买东西”俗语流行圈市民文化极端的隔膜与无知。

崇祯帝“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货”命题，传递出四条信息：（1）明季市肆交易通行“买东西”俗语，其流行上限必不早于明中期。（2）“东西”为明中晚期商品市场货物俗称。（3）“买东西”流行前市肆交易只言“南北货”而无“东西”货名。（4）明中期已风行市井坊肆的商业行话“买东西”，迟至明季才渗入封建上流社会正统文化圈语言文字系统，引出崇祯君臣间楚王宋玉“雄雌风”式诡辩及明清文人见仁见智各类浅尝辄止的猜想。

“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滥觞于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期新兴市民阶层市场经济的实践，与相对滞后的封建传统文化体系通行话语系统“东王公西王母”、“东京西京”、“东乌西兔”、“东作西成”、“春木震位东秋金兑位西”又“南方火北方水”诸陈词滥调皆无语源、语义的有机联系，与封建士大夫尊夏攘夷、重本（农）轻末（商）的思维定势更大相径庭，故学富五车、皓首穷经、专以咬文嚼字、寻章摘句为能事的明廷“词臣莫能对”。

四、东西与物事

宋、明年间，“买东西”习称“南北货”为“物”、“物货”、“物件”，使用率最高则为“物事”。

北宋《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已见“物事”一词。又明崇祯元年凌蒙初《拍案惊奇》卷二二：“买物事。”崇祯五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二：“买了物事”。宋、明间市肆“买东西”皆称为“买物事”，例繁不具。迄明嘉、万年间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发育，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新的商业市场和商业城镇兴起，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市民阶层、市民文化、市民语言也从传统封建文化及其语言文字体系旧壳内脱颖而出，蔚成风气。天启元年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五：“三百贯钱物事……钱物东西。”卷三六：“库中东西……物事那里来的。”又天启四年《警世通言》卷一五：“送些小物事……东西与他。”卷一六：“与你物事……许多东西。”卷三六：“取一件物事在盒内……见一件东西入于盒内。”又天启七年《醒世恒言》卷一三：“若干物事……稀奇作怪的东西。”又《拍案惊奇》卷一：“一件海外物事……是一件希罕东西。”卷三一：“买些东西……许多物事。”又《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京师庙市凡百般货物……好东西、旧物事。”卷一八：“盛出两件东西来……将两件物事吃尽。”卷三四：“见一件物事抛将出来，却是一条软梯……是接引人进来的东西。”明嘉、万年间语义重迭的旧语词“物事”与新生语词“东西”共行，但“物事”的使用率逐年下降，“东西”的使用率则逐渐上升。根据笔者统计，《古今小说》共计出现“物事”28次，“东西”50次；《警世通言》“物事”34次，“东西”52次；《醒世恒言》“物事”19次，“东西”137次；《拍案惊奇》“物事”16次，“东西”112次；《二刻拍案惊奇》“物事”45次，“东西”157次。这反映了市民文化不断扩张，封建文化日趋衰退，新旧交替，互相消长的客观历史进程。嘉靖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剧变导致文化风气巨变，而尤以其中最革命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因素——语言文字的变化为巨。封建文化的载体“科甲之辈”竟也谂熟“时套而世故疏阔”了，虽经嘉、万年间辛、吴辈封建卫道士百般设防，“鄙亵丑秽之语”已屡叩大雅之堂[①e]。《三言》、《二拍》等市民文学卷中“物事—东西”俗语的演变即是晚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五、东西与南、北货

《通俗编》卷二六：“谓某事曰东西：物产四方，约言东西，犹史记四时而言春秋。”以“产物四方”诠词诂句，与龚炜“东、西两京说”暗合，言颇近理，惜未能跳出旧史藩篱，解析明“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货”之谜。

明《型世言》卷三：“姑苏一个孝子……在南货店中立惯了。”“南货”之名始见《北史·魏收传》：“南、北初和……求南货于收。”史载“南货业……皆大江以南之产”[②e]。南、北货之称，源于汉民族自秦汉大一统迄宋明近二千年国内南、北两大自然地理板块及其社会政治构架合久分、分久合的历史地理、经济地理、民俗地理环境。以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为体内循环主动脉的南、北两大经济文化圈，西阻沙，东隔海，东西向（秦汉前）被动闭锁为“东王公西王母”原逻辑思维的神秘世界和（宋明前）自动禁锢为西筑长城、东严海禁亚细亚模式的封闭空间。落后、保守的封建宗法制自然经济体系与东西向自我禁锢、南北向局部流通的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结构紧密契合，以南桔北枳、水土各异的两大农业—小手工业经济生态圈的互利互补为动力，长期、短效地维系着以运河漕运为纽带的南、北方资源物产双向对流、简单交换，形成分工协作、互通有无、自给自足的国内统一市场。这一超稳定、低活力的自然、社会双重框架的二元地理格局陶铸了汉民族望洋兴叹、守土靠天心理结构的塑性形变，积淀为西汉《易林》所谓“东西行走，丧其犬马……南行北走，延颈望天”的平庸、消极、趋吉（南北）避凶（东西）的惰性的社会集体潜意识。这一根深蒂固的历史性格外化为政治、军事史上的“南、北朝”、“南、北宋”、“南、北京”及秦汉间“北走胡南走越”、明中叶“北虏南倭”现象；宗教史佛教南顿北渐的南、北禅，道教南符箓、北丹鼎的南、北宗现象及文化史南昆北曲的千古绝唱，山水画南、北宗的千古佳话。《明史·选举志》：“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又明陆深《科场条书》：“宣德丁未……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至明前期科举、官制仍分南、北，汉民族文化心态底层“南北情结”之狂热已臻病态。这一自然地理—人文心理结构性裂变形态衍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南、北对应法则及其内部平衡机制，对南船北马、南稻北麦模式的封建经济影响尤巨。《东京梦华录》卷三：“巷内南食店甚盛。”南宋《都城纪胜》：“南食店谓之南食，以备南人不胜北食者……酪面、北食。”南宋《梦梁录》卷一六：“汴京开南面食店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南北之分矣。”宋、明前凡以南人、北人饮食结构、生活习俗差别为利薮的市肆百货土产万物恒以南、北概之而不涉东、西。所谓“物产四方，约言南北”。明季“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货”，应与嘉、万年间资本主义萌芽期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热潮中东洋、西洋舶来品大量涌入有关。

六、东西与东、西洋

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波帕尼亚·梅拉最早称太平洋和大西洋为东洋、西洋。这一概念被中世纪阿拉伯、波斯学者接受并迅速传入元代中国，史家考其时为波斯人札马鲁丁在元大都制作天文、地理仪器的至元四年（1267年）[①f]。元大德八年（1304年）陈大震、吕桂孙《南海志》残卷：“三佛齐国：小西洋……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已确立东、西洋海域概念。元至正九年（1349年）汪大渊《岛夷志略》昆仑条“舶泛西洋者必掠之”。古里佛条“亦西洋诸番之马头”。马鲁涧条“西洋国悉臣属焉”。详载汪氏随商船二次远航海外见闻，为明永乐初年“郑和七下西洋”官方海外贸易之嚆矢。

明人张燮《东西洋考》卷五云：“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约将东经110°以东、赤道以北海域划为东洋，以西以南概称西洋。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云：“迩者佛朗机来自西海。”东、西洋又号东、西海。《东西洋考》卷一——四《西洋列国考》载交趾、暹罗等十五国。卷五《东洋列国考》载吕宋、猫里务等七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六《福建·洋税考》：“海夷有别种号红毛番，饶财宝。其人非东、西洋种人。以船为家，于海岛诸港门贩鬻为生……利中国罗绮、缯布、器皿诸货。”皆为狭义的东、西洋概念。广义的东、西洋则将《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载“日本、红毛番”等海外万国统称为东洋、西洋。明中叶东、西洋概念进一步宽泛。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五：“天顺七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奉特旨遣使臣下旱西洋：曰哈列地面，曰撒马儿罕地面，曰哈失哈儿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鲁番地面，曰哈密地面。”[①g]卷六：“成化辛丑岁西域撒马儿罕进二狮子。”[②g]西域诸国“旱西洋”雅号反映其在明中晚期水陆并举的海外贸易中屈居从属地位，终明之世执海外贸易牛耳者为东南沿海地带。

万历四十五年萧基《东西洋考序》云：东南沿海“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闾左儿艰声切而惯译通……西产多珍，东产多矿。”以江南徽商货币资本为龙头的东南沿海商民集团“岁张艎赴远夷为外市”[③g]的远洋贸易活动，冲决禁锢千年的封建经济，交通东、西洋“远夷”，开拓海洋贸易“外市”，刺激了国内南、北市场更新发展。嘉靖末年随着江右严蒿官僚集团与江南徽商资本集团政治同盟失势，虽一度受挫[④g]，但开放海禁、开发外市的势头已无法遏止。《东西洋考》卷七：“隆庆改元，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

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⑤g]。《广东新语》卷一五云：“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又云晚明海舶输入品有“西洋铁”、“洋锡”、“番盐”、“西洋细布”；卷一六云有“红毛西洋诸刀”、“西洋铜铳”、“西洋舶夷所造日影海图、定时钟、指掌柜亦有裨民事……风琴、水乐之类”。争奇竞异，多如繁星。甚至有“西洋莲，其种来自西洋，广人多环植庭除”[⑥g]。东、西洋舶来品已渗透江南地区社会生活所有角落。互市出口除瓷、漆、铁器、“南药”等南北货外又“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①h]。形成隆、万年间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期。晚明《三言》、《二拍》等市民文学卷载东、西洋“市肆交易”舶来品俯拾皆是，例烦不具引。

东、西洋舶来品在打破千年封建商业壁垒的同时，也打破了千年封建文化、语言壁垒。当娴于“声切”的晚明士大夫仍束缚在“南库”、“北贡”的僵化语言规范中时，东南沿海地区商民阶层“闾左儿艰声切而惯译通”已游离于封建语言程式之外。《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屡载“丢向东洋大海”；《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型世言》等频见“买东买西”。真如《东西洋考序》所云“商民……新语，霏霏不绝”。堪称汉语言文字发展史的革命性转折。

宋曾慥《类说》卷四引元澄《秦京杂记》：“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折语，通名市语。”明代药铺、茶馆、妓院、绿林、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各有其自成体系的圈内行话“市语”。且三吴七闽，因地而异。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云：“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清儒曾考列，“市语如米行、丝行、绸绫行、线行、铜行、药行、典当、故衣铺、道家星卜、杂货铺、优伶、江湖杂流。”凡数十种，号称“江湖人市语尤多……事事物物，悉有稳称”[②h]。这种新造的、排他的、迅速变化着的、仅供社会特定阶层或行业集团内部交流使用，而为局外人不解的新潮俚语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行业性、稳秘性，是封建经济模式下作坊式家庭手工业向家长制工场手工业转化期行业帮会等级制度狭隘特性的客观反映。而晚期“市肆交易”圈称货物为“东西”的洋泾浜“市语”，经“东、西洋”海外贸易浪潮洗礼降生伊始，即摆脱封建地域经济、行业经济羁绊，具备高度开放、兼容的特点。不胫而走，风靡南北，成为明“市语”孑遗至今的活化石。

通过对单个语言单位“东西”一词在限定的即明中晚期的语言环境中使用频率的定量、定性分析，及对语义重叠的“物事—东西”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的考察，可知得名于东、西洋舶来品“好东好西”的“市肆交易”稳称“东西”，本为明嘉、万年间地区（东南沿海）性、行业（海外贸易）性方言，随着东、西洋商品大量输入并流通南北各地，明季已扩展为全帝国尤其是“农贾杂半”的东南沿海地区社会方言，经市民阶层口耳相传，市民文学推波助澜，融入汉民族语言文字系统，取代农业社会内部诞生的“农家呼……为物事”的本土方言，由“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演变为市井百姓、话本说部趋之若鹜的时髦“商民新语”，开明清以降大量舶来语侵入中土之先河，成为最平凡却历史内涵最复杂，最简单却使用范围最广泛，流行400余年不衰的日常用语。

七、结语

“在农耕和工业还没有应用资本时……商业已是经济中唯一的革命因素”[①i]。明中叶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触发了大规模东、西洋海外贸易狂热。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分市东、西。《东西洋考》卷五：“（往猫里务）贩珠可享利数十倍……舶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与当代致富民谚“若要富，须修路”或“须种树”甚至“须挖墓”何其相似乃尔！对东、西洋舶来品的疯狂追逐与崇尚动摇了土黄色农业文明田园诗般的南北平衡旧格局，建立了向“东西洋——旱西洋”蔚蓝色海洋文明东、西向倾斜的动态平衡新格局。西风东渐，风靡南北。东南沿海开风气之先，依托地理优势率先“下海”，史称“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②i]。“东西”一词由市肆交易行业方言向社会流行方言演变进程，与东南沿海地区市民文化由历史的地理的双重边缘文化向社会中枢文化演变进程重合互动，激活了先天不足的市民语言的文化张力。最终戏剧性地侵入封建末世的心脏禁区，所谓“入于深宫……北上玉堂”，出现于“猝无以对”的崇祯君臣之口。发端于东、西洋海外贸易商品拜物教的市语俚词“东西”遂由海舶洋货“东矿西珍”稳称，引申为市肆交易“四方物产”专称，又泛化为“世俗万物”通称，具备了历史性的文化符号意义。

通过本文的论证，希望能尽量展示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期社会文化群体演变趋向及其语言文字系统化演变过程，给予“东西”一词科学的历史定位。拾遗补阙，或能对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有所裨益。

注释：

①a （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六。

②a （明）张叔行：《雅俗稽言》卷一三。

③a 《明史·周延儒传》。

①b （清）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三一。

②b （明）邓士龙：《国朝典故》一○二。

③b 《国朝典故》卷一○三。

①c 《南齐书·武帝本纪》。

②c 《南齐书·郁林王本纪》。

①d 《通俗编》卷二六。

①e （清）翟灏：《国朝典故》卷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