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泓：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思考

一

1996年山东省青州市发现了龙兴寺遗址，据报道寺址位于青州古城西门南部，占地近3万平方米。过去在该寺遗址范围内曾多次发现过北朝时期的贴金绘彩石造像（注：1.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发现北魏彩绘造像》，《文物》1996年第5期；2.青州市博物馆夏名采等《山东青州出土两件北朝彩绘石造像》，《文物》1997年第2期） ，这次更在寺址中轴线北部大殿后5米处，发现一处面积近67平方米的窖藏坑， 从坑中清理出佛教造像约200 余尊，其时代自北魏，历经东魏、北齐、隋、唐，直至北宋年间，但以北朝时期的贴金绘彩石造像最吸引学者的注意（注：1.参见本刊本期简报；2.青州博物馆王华庆等《佛教艺术的奇葩——龙兴寺遗址及窖藏佛教造像》，《中华文化画报》1997 年第2期）。这批资料公布后不久，台湾省台北市故宫博物院于1997年举办了“雕塑别藏——宗教篇”特展，并于同年7月出版特展图录， 其中披露有由石愚山房、静雅堂、震旦文教基金会等收藏的北朝时期青州石造像多件，有的贴金绘彩保存颇好（彩色插页贰：1～4；图一、二），显系近年出土而流失出大陆的文物，均系罕见精品（注：〔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雕塑别藏——宗教编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年7月版）。上述两批佛教造像精品， 自然使人忆及此前在南北朝时青州地区的多次重要考古发现。

南北朝时青州地区出土的佛教石造像，除上述青州市龙兴寺遗址的发现外，最重要的一批发现于诸城市，1988～1990年诸城兴修体育中心时，发现一处古代佛寺废址，出土的石造像残体超过300件（注：1.诸城市博物馆《山东诸城发现北朝造像》， 《考古》1990年第8期；2.杜在忠等《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其次是1976～1984年在博兴县城东北龙华寺遗址的发现，先后获得石造像、铜造像和瓦当等文物，出土石、铜等造像已达200件， 主要为北朝时期所制作（注：1.常叙政等《山东省博兴县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年第7期；2.山东省博兴县图书馆李少南《山东博兴出土百余件北魏至隋代铜造像》，《文物》1984年第5期；3.山东省博兴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6年第9期）。有学者据博兴铜造像的特征，得出这一地区地处滨海，距离北朝历代政治、文化中心地区较远，因而具有相对保守性的结论（注：丁明夷《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佛造像》，《文物》1984 年第5期），并为一些学者所沿用（注：陈慧霞《山东北朝佛教造像初探》，，第42页）。此外，在青州、诸城和博兴，除上述几处佛寺废址发现的佛教造像外，还有一些佛教造像出土，如1979～1981年在青州市城东兴国寺故址采集残石造像近40件，主要是北朝遗物（注：夏名采等《山东青州兴国寺故址出土石造像》， 《文物》1996年第5期）；1978年诸城林家村镇青云村发现窖藏铜造像等7件（注：诸城县博物馆韩岗《山东诸城出土北朝铜造像》，《文物》1986年第11期）；1981年博兴河东村发现窖藏铜造像5件（注：博兴县图书馆李少南《山东博兴的一处铜佛像窖藏》，《文物》1984年第5期）。在广饶（注：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赵正强《山东广饶佛教石造像》，《文物》1996年第12期）、高青（注：常叙政等《山东省高青县出土佛教造像》，《文物》1987年第4期）和更北的无棣 （注：惠民地区文物管理组《山东无棣出土北齐造像》， 《文物》1987年第7期），也有北朝造像被发现。粗略估计，这一地区先后出土的石、铜造像总数已近800件 （注：在南北朝时青州地区还曾有佛教造像的重要资料被发现，例如80年代曾在临朐发现一处窖藏，出土北朝石造像数量超过150 件，其中20余件有铭刻，纪年自北魏建明至东魏武定年间，惜仅见于报纸的简单报道，缺乏全面记录和图像资料，见《人民日报》1984年11月30日，故此本文暂无法计入），如能仔细进行分析，当会对南北朝时青州地区佛教造像的特点有较清晰的认识。

除佛教遗物外，青州地区（注：本文所述南北朝时的青州地区，系泛指南朝宋时的青州领域，北朝时北魏以降的青州，并扩及其北齐州的领域，其中心在现在潍坊、青州、淄博、临朐一带）的北朝墓葬的清理发掘资料，也极引人注目。1986年在临朐冶源镇海浮山南坡发现的崔芬墓，以其墓室壁画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崔芬为东魏威烈将军、行台府长史，卒于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注：吴文祺《临朐县海浮山北齐崔芬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174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墓室部分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图版57～59，文物出版社，1989年）。此前于1971年， 在青州市（原益都县）城南征集到一座被破坏的北齐石室墓中残存的10件石板，其中8 件有精致的线刻画，据云该墓葬于武平四年（573年） （注：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在稍北的今淄博市一带，更不断有重要的北朝墓被发现。1973～1983年，在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南，发现过清河崔氏一重要支系的族葬墓地，已发掘过其中的19座（注：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2.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其中包括曾撰写过《十六国春秋》的崔鸿的坟墓。此外，1982年还曾征集到70年代于淄川区二里乡石门村出土的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傅竖眼墓志 （注：张光明《山东淄博市发现北魏傅竖眼墓志》， 《考古》1987年第2期。）。同年还征集到淄川区和庄北朝墓中出土的青釉莲花瓷尊等遗物（注：淄博市博物馆等《淄博和庄北朝墓葬出土青釉莲花瓷尊》，《文物》1984年第12期）。此外，在济南附近还发现过两座北朝时期的壁画墓，一座是1984年发掘的济南旧城东南马家庄北齐武平二年（571年）□道贵墓（注：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另一座是1986年在济南老城南的东八里洼清理的北朝壁画墓（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二

南北朝时期青州地区已发现的佛教美术品和墓葬资料，都是属于公元5世纪中叶以后青州地区归入北魏版图后的北朝遗物， 也就是自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年间始，经东魏至北齐时期，这些遗物除了显示出当时普遍的时代风格以外，也显露出许多不同于当时北朝其他地区的特点，很值得注意。

首先看佛教美术品，对于青州地区过去发现的金铜或石刻佛教造像，80年代至90年代初有些学者进行过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分期研究（注：1.丁明夷《谈山东博兴出土的铜像造 像》， 《文物》1984年第5期；2.刘凤君《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考古学报》 1993年第3期）。但是论者的注意力集中于这里的造像，特别是金铜造像与当时中原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北魏时的定州）的共同特征，并据佛教史中僧朗移居泰山的事迹（注：僧朗，京兆人，少曾事佛图澄，见《水经注》洛水条。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年） “移卜泰山，与隐士张忠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后“朗乃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后人称金舆谷为朗公谷。见《高僧传》卷五《晋泰山昆仑岩竺僧朗》，汤用彤校注本第190～191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说明当时山东佛教与河北佛教的联系，从而寻出当时定州地区造像（以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址出土的一批石造像（注：1.罗福颐《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2.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总2期，文物出版社，1960年）为代表）对青州地区造像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从博兴金铜纪年造像观察出北魏后期四足佛座、舟形背光沿用过久，褒衣博带佛衣出现较迟等特征，以及北齐河清年间造像还保留有北魏正光年间造像的式样，推断出青州地区造像具有相对保守性的结论，究其原因，则归于青州地区距离北魏后期都城洛阳及东魏——北齐都城邺等政治、文化中心过远，又地处滨海的缘故。但是通过近年来的发现，可以看出上述观察只反映出青州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个侧面。青州龙兴寺址佛像窖藏坑和诸城古代佛寺废址石造像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窥知青州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另一个侧面。由于青州龙兴寺址佛像窖藏坑的正式发掘报告尚未发表，现仅能见到个别造像标本，因此主要借助诸城石造像的正式发掘报告及其分期研究。诸城造像报告中将出土造像分为五组四期：第一期，即第一组，北魏晚期；第二期，即第二组，东魏初期至东魏末期；第三期，即第三组，自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始，主要为北齐前期；第四期，包括第四、五两组，北齐后期至北周初年，约在公元572年前后。由造像服饰看，第一期佛像的褒衣博带式佛衣， 为北方地区北魏中晚期以来常见的服饰。第二期此种佛衣趋向单薄，特别是披着方式由右领襟甩搭左肘，逐渐改为敷搭左肩，这一服饰至第三期普遍流行开来。这与北齐时北方地区造像流行的敷搭双肩的下垂式佛衣有了明显的差异。同时，佛衣的衣纹日趋简化，甚至不刻衣纹，贴体下垂。第四期更多见内着几层佛衣，衣领、衣带装饰多样化，衣带系出花结再垂悬胸前，同时衣纹多不刻划。佛衣之所以不刻衣纹，可能与通体施彩绘有关，在标本SZF：16上表现极为明显，该像头和足下残， 刻出内外四重衣饰，衣带复杂多变，最外一重由衣领两侧引出长带结绕垂悬胸前。佛衣不刻衣纹，全施绘彩，尚有保存，左右上下和两侧均绘长方形图案，边框赭色并以黑白线勾边，内涂朱红，然后于上单线勾画人物图像，腹下两侧各方框内都是三人像组合，中间似佛形象，两侧胁侍身材低于中尊，均立像。中间诸框彩绘剥落严重，隐约可见似有须弥山、飞天等。与佛像衣饰刻划趋简不同，菩萨像的佩饰却日渐繁缛，刻工亦趋精细，出现项圈串饰和璎珞组成的复杂项饰，有的全身披悬网状璎珞，两股间垂饰宽带，装饰华美，亦涂金饰彩。与衣饰的变化相适应，第三、四期造像的形体也发生变化，由臂胛窄瘦、面相清秀向圆肩乃至宽肩、面相方圆而转化。这种变化并不是诸城这组造像所独有，青州地区出土石造像都显示出近似的变化，1987年青州市骆山路南出土的北齐石佛立像，即是不刻衣纹，通体涂金施彩，亦绘成菱形图案，以石绿、赭石及宝蓝等色构成边框，框间还贴有黄金线纹及三角、菱形的镂孔金图案，框芯为朱红色，但没有加绘人物图像。这次在龙兴寺址出土造像中也有不刻衣纹的北齐佛立像，也是将佛衣绘出内为朱红色的长方形图案，其内绘各种人物图像，可看出有胡装人物等。台北故宫博物院特展的展品中，也有一件青州出土的衣服彩绘图案中画有人物图像的残佛立，绘制手法与龙兴寺址出土的如出一辙。青州佛教造像的上述变化，看来并非仿自河北地区，因为与曲阳修德寺废址出土的那组石刻造像相比较，北齐纪年菩萨像中不见如诸城造像那样的装饰手法。至于简刻衣纹，也是北齐末年才流行，大约是北齐后主天统、武平年间的事，到承光元年（577年）高罗候造双思惟像，才是“长裙几乎完全光素， 无摺文。”表明青州造像的这些特点，不是出于地方创造，就是另有渊源，但就北朝造像来说，它们是具有开创精神而非滞后保守的艺术创作，因此对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的风格流变还需进行深入探研。

三

青州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有与中原地区造像共同之处也有与之不同的特色。再看这一地区的北朝墓葬，从形制、壁画和随葬俑群的内容，同样有与中原地区北朝墓葬共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的特色。

由于发掘资料有限，目前还难于对青州地区北朝墓葬进行准确的分期编年研究。发掘规模较大的只有临淄窝托村南崔氏族茔，但是发表的资料中甚至缺乏一张已发掘墓葬的总平面分布图。这里已发掘的19座墓中，绝大多数都是石材砌筑的平面圆形或椭圆形的单室穹隆顶墓，只有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崔德墓是方形墓室，强烈地表现出地区特色。其余几座墓，除傅竖眼墓形制不详外，也都是以石材砌筑的墓室，八里洼墓平面是四角抹圆的长方形，其余的都是呈方形或长方形，均为单室。以崔芬墓所用石材最为规整。

至于青州地区北朝墓的随葬俑群，地方特点更较突出，以临淄窝托村元象元年（538年）崔混墓为例，随葬陶俑合模制作， 体腔中空成筒状，内用细铁条支撑。制作较粗糙，缺乏细部刻画，人物仅具大轮廓，动物的形态多失真，例如陶驼塑成长颈弯曲的怪模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平四年（573年）崔博墓中，随葬俑群内出现了匍伏跪拜俑、 以蛇体相连的双头连体俑、人首匍匐而蛇尾的俑各一件，这类形状的俑后来唐宋墓中多有出现，崔博墓中发现的是年代最早的标本，它们很可能与后来的《大汉原陵秘葬经》等书中所记述的“墓龙”、“仰观伏听”等的渊源有关（注：徐苹芳《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另外，崔氏墓群中还出土有十二辰俑，发现于10号墓中，是塑于尖楣龛台中的兽形，尚存虎、蛇、马、猴和犬，以及一件兽形已失的龛台，应是东魏或早至北魏时所塑制，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十二辰俑实例，它比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中的兽形十二辰图像（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时代早得多。

青州地区的北朝墓室壁画，有纪年的只两座， 即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崔芬墓和武平二年（571年）□道贵墓。还有一座缺乏纪年的北齐壁画墓，即济南八里洼壁画墓。另外在临淄窝托村崔氏墓群中，在武平四年（573年）崔博墓的墓门内两侧，有彩绘武士像。综合上述墓例，青州地区北齐墓壁画是墓门上方绘巨大兽面。甬道或墓门侧绘门吏，崔芬墓是披铠持盾赤足的武士形貌；□道贵墓门吏着袍手拄系带的仪刀。墓室内正壁（后壁）均绘有屏风，崔芬墓和东八里洼墓屏面均绘树下席地而坐的人物，人像侧后或绘出女侍，应系“七贤”图像。□道贵墓则在屏风前绘墓主坐像，两侧壁有出行图像，包括鞍马、马车、仪卫、侍从等。崔芬墓除鞍马外还绘有女子舞蹈。四壁上栏及墓顶绘四神、日、月天象，崔芬墓四神加绘人物图像，青龙前还有持仙草羽人引逗。此外，崔芬墓还在西壁龛额部画墓主夫妇在婢仆侍奉下出行的情景，颇为罕见。

青州北朝墓葬的上列特点，以石材构筑圆形墓室或许是地域特色，但壁画中的屏风画，特别是屏面所绘“七贤”图像，则显示出与中原北朝墓壁画不同的特色，又显然不是地域特色，应另有渊源。

四

南北朝时期，青州地区是一处令人关注的较特殊的地区。

东晋十六国后期，鲜卑慕容德据青州建立政权，史称南燕。德死，兄子超袭位。东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年）刘裕统军攻南燕，六年（410年）二月灭南燕俘获慕容超 （注：《宋书·武帝本纪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7页），青州入东晋版图，继之属刘宋。据《宋书·州郡志》：“安帝义熙五年，平广固，北青州刺史治东阳城，而侨立南青州如故。后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武孝建二年，移治历城，大明八年，还治东阳。”（注：《宋书·州郡志》，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93页）至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 魏将慕容白曜攻陷东阳（注：《魏书·显祖记》，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9页， 又《慕容白曜传》：“（皇兴）三年春，克东阳，擒沈文秀。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万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铜五千斤，钱十五万，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以功拜使持节、都督青齐东徐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将军如故。”第1119页），青州地区乃从南朝转入北朝版图之中，自410年至469年，青州地区在东晋南朝治下超过半个世纪，也就是说青州地区民众在南朝前期文化的氛围中生活了半个世纪，名门豪族子弟更是熟知南朝前期礼仪制度。北魏占有青州地区后，将那里的民众包括一些名门豪族北迁代郡一带，称为“平齐民”或“平齐户”。（注：《魏书·房法寿传附族子景伯传》：“显祖时，三齐平，随例内徒，为平齐民。”又《崔光传》：“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徒代。”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77、1487页。《北史·艺术下·蒋少游传》：“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广平城，充平齐户。”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984页（《魏书》中《蒋少游传》已佚，现卷九一《蒋少游传》全出《北史》））这些被虏至北魏当时统治中心的“平齐民”，同时也起到将南朝前期文化向北传播的作用，许多人对北魏孝文帝改制作出了贡献，其中较突出的有崔光、刘芳、崔休、房景先、蒋少游等，对此陈寅恪先生早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已详加论述，并指出：“刘方、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参看第7～9页）

现在的问题是南朝前期文化既然在青州地区存在半个世纪，目前却还没有能发现与之相关的遗迹或遗物，看来在今后南北朝时期青州地区考古中应注意予以探寻。在北魏时青州的造像中，似乎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博兴等地出土的北魏太和年间金铜造像中，可以见到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金铜造像（注：刘宋元嘉十四年及二十八年金铜造像，可参看《考古》1963年第6期第331页图二：2、3。与元嘉造像衣纹近同的山东惠民出土太和二年（478年）造像， 参看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第180页图版208，文物出版社，1959年）近同特点的作品，佛着通肩衣而衣纹在胸前弧形重重下垂，禅定印，束腰须弥座下再设四足高床，背后是举身火焰纹舟形大背光。而且这形制的造像延续时间还很长，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尚有制作（注：1，常叙政等《山东省博兴县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年第7期，2，第24页图一○），是否这种近于元嘉造像的佛像造型，反映出青州地区入魏后很长时期保留有南朝前期文化的影响，而在佛教造型艺术方面表现了出来。南朝前期文化在青州地区的影响，也可能使后来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比北朝其他地区更容易不断地接受来自南朝的文化新风。

五

北魏皇兴中青州地区入魏以后，是否就与南朝完全脱离接触而文化交往与之隔绝了呢？看来情况并非如此。

前已提及，青州大族崔氏中有多人被充“平齐民”（平齐户）北迁代郡，后其中如崔光、崔亮、崔休等甚受北魏朝廷重用。还有与崔氏有亲戚关系的蒋少游，他对规划北魏宫殿制度曾起重要作用。《魏书·蒋少游传》：“始北方不悉青州蒋族，或谓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艺自达，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为体练，由少游舅氏崔光与李冲从叔衍对门婚姻也。”（注：《魏书·术艺·蒋少游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970～1971页。此传佚，据《北史》及《小史》补，“由少游舅氏……婚姻也”，为《北史·艺术下·蒋少游传》所无。）北魏曾派遣蒋少游与李道固于公元491年使南齐，据《南齐书·魏虏传》：“（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注：《南齐书·魏虏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90页） 从这段叙述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北方急欲仿效南方宫殿规制之急迫心情，另一方面又说明清河崔氏留在南朝的人士亦在政治上起作用，并且对北方崔氏家族及其亲戚关系等情况颇为明了，或许表明南方与北方的崔氏家族成员之间，存在有某种方式的联系。

前已述及，有学者曾论及青州地区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心区相距遥远，又地处滨海，故北朝中心区流行的事物传到那里会较迟，因此产生文化上的滞后现象。但这些因素或许又正是表明那里较容易接受南来的新风，距政治中心远则中央控制相对不严，滨海则有由海路南通之便利。谈到青州沿海海路交通，总会令人忆及东晋时高僧法显归国之事，据《高僧传》，法显归国附商人舶循海而还，忽遇大风，“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藋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显问此是何地耶，猎人曰：‘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遂南造京师。”（注：《高僧传·译经下·宋江陵辛寺释法显》，，第89～90页）法显船泊青州虽非原意，但亦反映青州经海路可与东南诸省区相通。

通过近年来山东青州地区考古发掘所见，不论是北朝墓葬资料还是佛教造像，都明显有与北朝政治中心区不同之处，有些特点明显是与南方传来的文化新风有关。其中最突出的资料，就是这一地区北朝墓室壁画中的屏风画，对此我过去曾作论述（注：参看《山东北朝墓人物屏风壁画的新启示》，《文物天地》1991年第3期），现再简述于下。

青州地区北朝墓中，有两处北齐墓中绘有屏面绘人物画像的屏风壁画，一处是济南市东八里洼墓内北壁，绘出立于床后的八扇屏风，但仅在中央四扇屏面绘有画像，均绘树下人物，多袒胸跣足坐于席上饮酒，有的除坐像外身后还绘出侍童。另一处是临朐海浮山北齐崔芬墓，在方形墓室的东、北、西三壁壁面都绘出分扇屏风，屏面画主要是树下人像，还有马伕牵马及舞蹈的画像，或仅绘树石，树下人像的背后或侧旁立有侍者，有的是女侍。已发表的两幅画像，其中一人前设书案，正执笔书写，像侧立一女侍，手执灯；另一人似作双手撑席的醉姿，身后一女侍似正为其捶背。十分明显这些屏风人物画像，是仿自南方早已流行的“七贤”画像。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东晋南朝时“七贤”是画家经常摹写的题材（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还保存有东晋顾恺之所作《论画》一文，文中对东晋另一位画家戴逵所绘“七贤”的评论：“唯嵇生一像欲佳，其余虽不妙合，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表明至少在顾恺之和戴逵以前“七贤”题材的绘画已流行于世。《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述的东晋画家遗留至唐时的作品中，还有史道硕所画的“七贤图”。南朝时“七贤”题材更为盛行，刘宋时名画家陆探微所绘《竹林像》和南齐画家毛惠远的《七贤藤纸图》，都曾流传至唐代，均见《历代名画记》）。自60年代以来，更在南京、丹阳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发现多幅“七贤”拼镶砖画，为了画面构图对称，在七贤外又增绘先秦隐士荣启期而凑成八像，两壁各安排四像，以取得和谐对称的艺术效果（注：姚迁等编著《六朝艺术》，文物出版社，1981年）。不过早期为七贤画像，仅绘出林木下的七贤坐像，只是在南齐永元年间才出现七贤侧后随侍女侍的画法。据《南齐书·东昏侯纪》和《南史·齐本纪下》，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三年（501 年），都城建康城内宫殿失火，“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大火之后，萧宝卷又大兴土木，重修诸殿，还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注：《南史·齐本纪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3页） 自此以后这种在七贤主像侧旁绘有侍者的构图，开始流行。青州地区北齐墓中七贤人物屏风壁画，应是这种像侧旁绘侍者的新式画像粉本北传后的作品，充分表现出青州地区当时比北朝其他地区更早地感受到南方艺术新风。同时，崔芬墓东壁上栏青龙壁画前有手执仙草引逗的羽人，也是南朝拼镶砖画中已见的画法。

青州地区北齐墓中随葬器物，也有极具南朝造型特色的物品，最令人注意的是淄川区和庄墓中出土的青釉莲花尊，其整体造型与湖北武昌南朝墓出土的莲花尊近似，而与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墓莲花尊不同，从尊上所饰忍冬纹等特征简报作者认为它是当地瓷窑所烧造（注：淄博市博物馆等《淄博和庄北朝墓葬出土青釉莲花瓷尊》，《文物》1984年第12期，第66页），但其整体造型特征说明应是受到南朝影响而制作的产品。

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前已指出有两项较明显地与中原北朝造像不同之处，一是通体不刻或简刻衣纹而涂金施彩的作法，二是菩萨像佩饰的精细繁缛。在诸城造像的正式报告在《考古学报》发表时，我曾建议作者在结语中增加了下述一段：“诸城北朝晚期菩萨像结构复杂的璎珞和佩饰令人联想到四川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的北周天和二年（567 年）菩萨雕像，也是饰有复杂的璎珞和佩饰，可惜头和肩部已残损，造型风格与西北地区现存的北周造像不同，明显是受到成都地区原有的南朝造像与地方风格的影响。这也有助于考虑诸城造像地方风格的来源。”（注：1.诸城市博物馆《山东诸城发现北朝造像》，《考古》1990年第8期2.杜在忠等《山东诸城佛教石》，《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第260页）万佛寺天和二年菩萨像（注：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所以与西北地区北周造像风格不同，应是北周占有四川地区后受到原来当地南朝造像影响后的产物，因此与青州地区造像相比，佩饰精细繁缛的菩萨造型特征，也有可能来自南朝的影响。不过目前只能从文献中看到南朝寺塔繁盛、造像精美的记载，还缺乏相应的考古发现，所以这一推测还有待今后的考古新发现来证实。

青州地区北朝文物显现的特征中，前面叙述的事例可见南朝文化新风的影响，而另一些内容，则与北朝中原地区相一致，例如墓室壁画中四神图像的配置，甲胄按盾门吏的形貌和服制，车马仪从的形貌，以及俑群的基本内容与造型，等等。还有一些特征，例如以石材构筑的圆形墓室，随葬俑群中龛内兽形十二辰造型，类似“墓龙”、“仰观伏听”等特殊的陶俑造型，等等。目前还难以与北方或南方相联系，或许显示的是青州地区独特的地方风貌。正是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值得今后深入探研。也希望山东的文物考古学者在重点史前、兼及先秦时能分一点注意力关注一下南北朝时的青州考古，并望今后青州地区的重要文物不再流失，总之期望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研究，在今后能够取得新的更加重要的成绩。

来源：《文物》1998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