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经过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全体与会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翌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都委会即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大致可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3）用高耸矗立的碑形或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至于艺术形式，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用“现代”式的。

接着，由都委会邀请各方面各单位、各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会同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于是用雕像形式抑或用碑的形式就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在争论过程中，大多数意见同意下述根本出发点：

（一）政协会议通过建碑，通过了“碑文”。碑的设计应以“碑文”为中心主题，所以应采用碑的形式。“碑文”中所述三个大阶段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

（二）考虑到古今中外都有“碑”，有些方案采用埃及“方尖碑”或罗马“纪念柱”的形式，都难以突出作为主题的“碑文”。以镌刻文字为主题的碑，在我国有悠久传统。所以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较为恰当。

（三）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予以革新。

（四）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其另一面拟请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后来彭真又说周总理写得一手极好的颜字，建议“碑文”请周总理手书。

此后，即由都委会参照已经收到的各种方案草拟“碑型”的设计方案，但雕刻家仍保留意见，认为还是应该用雕像为主题。

在摸索各种方案的过程中，彭真说中央首长看到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说纪念碑就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还说北海白塔山脚下不是也有这样一座碑吗？（指“琼岛春阴”碑。）根据他这一“指示”，都委会就开始向现在建成的这碑型进行设计。

1952年5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成，其主要成员如下：

主 任：彭真；副主任：郑振铎、梁思成；

秘书长：薛子正。

工程事务处处长：王明之；副处长：吴华庆；

建筑设计组组长：梁思成；副组长：莫宗江；

美术工作组组长：未定（后定为刘开渠）；

土木施工组组长：王明之；

电气设备组、采石组、财务组、纪录组（当时组长均未定，从略）。

此外，还设有：

史料专门委员会，召集人：范文澜；

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召集人：梁思成。

6月19日，美术工作组组成。组长：刘开渠；副组长：滑田友、张松鹤。

7月中旬，史料委员会初步提出浮雕主题方案，共九幅。1953年1月19日，薛子正传达毛主席关于浮雕题的指示：“井冈山”改为“八一”；“义和团”改为“甲午”；“平型关”改为“延安出击”；“三元里”是否找一个更好的画面？“游击战”太抽象；“长征”哪一个场面可代表？

史料委员会又经过多次讨论，原先提出的浮雕主题又经过多次改变，才决定用现在雕成的八幅。

大约在1952年7、8月间，由郑振铎主持召开会议。决定采用现在已建成的这一设计方案，但对碑顶暂作保留，碑身以下全部定案，并立即开始基础设计并施工。这个方案碑的高度约为40.50米，是按广场扩建为宽200～250米，由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碑都高过正阳门城楼（高约42米），结构方面还考虑到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问题而决定的。

1953年2月，我参加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至6、7月间才回到北京，约半年多的期间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从1952年碑建会成立至1954年11月约两年多的时间，工程进度缓慢，主要原因有三：

（一）碑顶形式定不下来，建筑师主张用“建筑顶”，雕刻家主张用群像。反对“建筑顶”的认为这种“大屋顶”形象太古老。反对群像的理由是像在40米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

（二）碑座一周浮雕主题多次送请中央审查，多次发回让继续讨论，并要做出画稿再决定。

（三）因主题未定，雕刻家难以开始工作。且缺少石刻工人，需临时调工训练。雕刻家认为主题决定后，由画稿、小比例尺泥塑稿到足尺泥塑稿，足尺石膏稿至正式刻成汉白玉浮雕，需要三至四年时间。

直至1954年11月6日，旧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彭真指示用“建筑顶”，并定了浮雕主题。我的笔记本中有简单纪录如下：

市府委员会1954、11、6

关于碑：

彭：如用群像，主题混淆，不相配合。

我并非反对这种思想。*

碑顶这一段定下来。**

八个大字向北。

浮雕：鸦片、金田、辛亥、五四、五卅、南昌、敌后、渡江。

*（“这种思想”大概是指用群像的思想。67.12.13补注）

**（“这一段”是指着图说的。67.12.13补注）

这次会以后不过几天，我的旧病又复发，至1955年1月2日进医院，10月间才算康复，这时碑顶已完成。在此期间，碑的设计、施工工作情况都无条件过问，所以完全不了解。浮雕工作完全由刘开渠负责。

1959年十周年国庆节后，周总理曾指示将碑顶及人民大会堂的国徽改用能发光的材料，并指定吴晗召集一些建筑师、艺术家开会研究碑顶，也可考虑另行设计。当时各设计部门和高校又送来约二三十个方案，有用雕像的，有用红星的，也有些相当“现代”的。但经过约三四次会议，大家认为没有一个方案有特殊突出的优点，改了效果不一定能比现在的顶更能令人满愈，于是改顶的工作就暂时作罢了。

（写于196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