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宝蕾：探寻神秘的哥窑

哥窑是中国陶瓷史上问题较多而又较复杂的窑口。通过对文献记载内容进行辨析可知，哥窑位于杭州的凤凰山上，烧造年代为元末明初，产品特征为黑胎或深灰胎，施月白或米黄色乳浊釉，釉面开片。基于这一认识，通过对墓葬、窑址、城址等遗址出土和海内外文博机构收藏的哥窑瓷器的年代及真伪进行了判别，同时就哥窑瓷器的研究提出应确立古籍记载、实物资料、科学测定“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

在文物研究领域，有的问题由于缺乏最关键的证据，给世人留下了主观想象的空间，并且，其所受到的关注越多，就越是众说纷纭、歧见叠出，对哥窑的研究便是如此。笔者曾于2015年在《文物春秋》上发表《哥窑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哥窑》），对哥窑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梳理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哥窑的由来及演变、产品特点、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明确了“哥窑”之名是从元人记载的“哥哥洞窑”演变而来，因传抄时脱漏了“洞”字，成为“哥哥窑”，至明初，又被简化为“哥窑”；同时提出元人只记载了元末以前该窑产品的情况，后人所说的哥窑实际上是指元末明初定型的哥窑，其制品的主要特征为黑胎或深灰胎，施月白或米黄色乳浊釉，釉面开片。虽然截至目前仍未获得确切的窑址所在这一最关键的证据，但对哥窑进行深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确立科学的方法论，使有关哥窑的各类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鉴于此，本文拟在《哥窑》一文的基础上，对与哥窑相关的文献记载、出土实物、传世器物及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梳理与探讨，以期为哥窑在年代和产地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文献记载的是与非

1.产地

在《哥窑》一文中，笔者根据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和明人曹昭《格古要论》的记载，推测哥窑是从哥哥洞窑演变而来，烧造年代为元明时期。1996年发现的浙江杭州凤凰山窑址出土有带八思巴文字的元代窑具，且部分黑胎乳浊釉的优质青瓷不仅釉面“莹润如旧造”，造型也与南宋官窑青瓷相同，与 《静斋至正直记》记载的哥哥洞窑的年代、产品特征完全符合。李刚实地考察后，提出凤凰山窑址就是孔齐所记载的哥哥洞窑。

从文献记载来看，哥窑窑址亦位于凤凰山。如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云：“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王士性《广志绎》载：“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二书均记载官、哥二窑在凤凰山上。从官窑的分布来看，南宋时期为朝廷烧制青瓷的杭州窑场有内窑、续窑和郊坛下官窑：内窑位于万松岭东侧的山坡上；内窑废弃之后在凤凰山东北面的山腰上设窑继续烧瓷，即为续窑；沿凤凰山向西南至将台山，其南为乌龟山，乌龟山西麓有南宋朝廷于开禧二年（1206）前在郊坛设立的窑场，即今人所称的郊坛下官窑。从地理环境来看，万松岭与乌龟山皆为凤凰山的余脉，也就是说，南宋时期专为朝廷烧瓷的窑场皆设在凤凰山上。由此可知，二书对官窑窑址地点的记述无误，应可以佐证哥窑窑址也在凤凰山上。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明清文献记载哥窑窑址位于浙江龙泉，如明代陆深《春雨堂随笔》、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郎瑛《七修类稿续稿》、顾起元《说略》、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方以智《通雅》和《物理小识》，清代潘永因《宋稗类钞》、佚名《南窑笔记》、朱琰《陶说》和蓝浦《景德镇陶录》等，均有相记载。对于龙泉境内存在哥窑这一说法，笔者在《哥窑》一文中已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进行了批驳，此处不再赘述。之所以出现龙泉哥窑的说法，可能是因为至明代中晚期，杭州哥哥洞窑那种“绝类古官窑”的青瓷已停烧150多年，而曾烧制过黑胎开片青瓷的龙泉窑尚在生产乳浊釉青瓷，这便引导喜爱哥窑器的人们朝浙南山区追本溯源，哥窑在龙泉琉华山下之琉田的说法因而流行起来，再经文人墨客的演绎和修饰，龙泉哥窑便弄假成真了。

此外，在清代文献如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和蓝浦《景德镇陶录》中，还提到被误称为哥窑的碎器窑，笔者亦在《哥窑》中进行了说明，认为不应将“碎器窑”与“哥窑”混为一谈。

2.烧造年代

梳理凤凰山窑址的发掘资料可知，哥哥洞窑的产品可分为两类：一类烧于元末以前，与南宋官窑瓷器质量相近，釉色偏青；另一类是元末以后烧造，“土脉粗燥”，釉色普遍偏灰或泛黄，有的还呈现出乳浊的月白、米黄色。“土脉粗燥”说明瓷土的舂捣、淘洗、练泥、陈腐等加工工序变得粗疏了，而同一种原料会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如胎釉原料的选择、配比和加工，以及焙烧阶段对火候、时间的准确控制等，导致氧化物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出现差异，从而造成产品质量不一。而文献中的“元末新烧”则说明，哥哥洞窑的窑业在元末曾中断过，“绝类古官窑”器的制作工艺随着该窑的短暂停烧而逐渐失传了。仿官窑瓷器技术的失传可能与至正十九年（1359）冬“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城下”给杭州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有关。这场兵燹对杭州城经济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位于凤凰山上的哥哥洞窑不可能幸免于难，之后，哥哥洞窑再度燃起窑火所烧的就是“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的瓷器。而元末以后哥哥洞窑烧造的月白、米黄釉瓷器正是后世所称的哥窑瓷器的先声。

从文献记载来看，哥窑停烧的时间约在明初。明人皇甫录《皇明纪略》载：“仁宗监国问谕德杨士奇曰：‘哥窑器可复陶否？’士奇恐启玩好心，答云：‘此窑之变，不可陶。’他日，以问赞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则立成，何不可之有？’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当时是否烧成了仿哥瓷器不得而知，但从“可复陶否”一句至少可以知道永乐时期哥窑消亡已久。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宣窑冰裂鳝血纹者，与官、哥同”，表明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已开始仿烧哥窑器物，实物可见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景德镇窑仿哥釉碗（图一）。宣德时期御窑中仿烧哥窑瓷器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哥窑在明初就已停烧。

结合文献记载和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哥窑烧瓷的时间约为元末至明初。《广志绎》《皇明纪略》《长物志》等文献将哥窑的烧造年代记为宋代而非元代，正是由于明晚期哥窑已不存在，人们对其由来已不清晰。此后至清代，有关哥窑记载的文献多人云亦云，于是哥窑的年代便被认定为宋代了。这一情况也表明：在各类文献中，古人记述亲眼所见之事，大多可信，《静斋至正直记》即属此类；后人笔述往事，转录前人记载或记述传闻类文献，则不可避免地存在脱漏、差错，有的甚至还添枝加叶，将不同内容混为一谈，如《春雨堂随笔》等。因此，正确释读古籍，去伪存真，是研究古陶瓷颇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综上可知，哥窑窑址位于杭州凤凰山，烧造年代为元末明初。科技工作者通过显微观察、微量元素测定等科技手段对哥窑瓷器标本进行测定，也得出了哥窑窑址位于杭州凤凰山，烧制时间为元代的结论。

二、出土实物的是与非

在《哥窑》一文中，笔者对上海青浦元代晚期任氏墓，江苏南京明洪武四年（1371）东胜侯汪兴祖墓、洪武二十五年（1392）黔宁王沐英墓、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经墓，浙江湖州长兴明墓和江苏镇江溧水人民银行工地窖藏，安徽安庆元代窖藏、繁昌元代瓷器窖藏，以及北京元大都后英房遗址等元明时期墓葬、窖藏、城市遗址出土的哥窑瓷器资料进行了梳理，此处不再逐一进行详细介绍，仅选择部分时代不明或真伪需要再商榷的器物展开论述，并对一些新公布的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

1975年江苏镇江溧水人民银行工地窖藏出土18件瓷器，高茂松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认为其中2件长颈瓶、1件香鼎和1件鸟食罐为元代哥窑瓷器。实际上，长颈瓶与香鼎的釉色呈接近月白的淡青色，鸟食罐则为米黄色，开片纹的颜色并非原貌，而是长时间受土沁等因素影响所致（图二）。元末之前的哥哥洞窑只追求“古官窑”粉青釉、天青釉的审美效果，并未将开片视为一种美，而且杭州凤凰山窑址发掘出土的瓷器中未见有“金丝铁线”状片纹，若此香鼎与长颈瓶的开片装饰是有意为之，则这种片纹从形成到成为装饰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年代必定偏晚。又：此香鼎的造型为口部微侈，束颈，鼓腹，与韩国新安海域元代沉船出水的直口、近直腹的香鼎区别明显，而与浙江湖州长兴明墓出土香鼎相似；长颈瓶腹部圆鼓，不似上海青浦元晚期任氏墓出土腹部呈扁圆形的贯耳瓶，而与长兴明墓出土的贯耳瓶腹部类同。再结合该窖藏所出龙泉窑青瓷的造型及纹饰在明代早期较为常见的情况，推测上述4件瓷器的年代不会早于明初。

1977 年安徽安庆元代窖藏出土8件瓷器，有学者将其中的2件花口盏、1件米黄釉盘、1件米黄釉把杯和1件淡青釉盏归入“传世哥窑”瓷器范畴（关于“传世哥窑”瓷器的概念详见后文）。观察可知，这5件瓷器釉色为淡青或米黄，釉面有开片，开片处不着色，尤其米黄釉盘（图三）与江苏南京明汪兴祖墓出土哥窑盘特征相同，姑且将它们归入元末明初哥窑瓷器的范畴似较为合理。

对于2012年浙江湖州长兴明墓出土的1件青瓷贯耳瓶和1件青瓷香鼎，有学者将其归入施月白釉的“传世哥窑”瓷器范畴。然而，二器均为黑胎乳浊釉器物，釉面开片的所谓“金丝铁线”纹是受土沁所致，而非有意为之，与元末哥哥洞窑的产品特征相同（图四）。同时，贯耳瓶两耳紧贴口部，腹部较大，与上海青浦元晚期任氏墓出土贯耳瓶形制相同。故二器年代应为元末明初。从釉色、外观来看，二器与“传世哥窑”器物均相去甚远，应不属于同类窑业制品。

陈显求等人利用科技手段对元大都出土 4 种哥窑瓷器残片进行了分析，发现后英房遗址出土的蟹青釉瓷罐残片（Ⅲ-4号试样）虽然“胎骨呈青灰色，亮厚的蟹青釉下有碎开片纹”，外观与哥窑产品相似，但经显微结构观察和胎釉化学分析发现，其与哥窑产品差异较大。其余3种残片中，1件炉的口部残片和1件罐的腹部残片均为灰青釉，1件长颈瓶残器为米白釉，经测定，均为哥窑器。有学者通过对比胎釉化学成分，进一步提出元大都遗址出土哥窑瓷器是元代时杭州凤凰山哥哥洞窑烧造的产品。需要指出的是，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被视作“哥窑型”的瓷片，大多釉色青灰，釉面布满细碎的开片纹。这类瓷片既没有确切纪年，又不具有完整的器形，无法通过传统的鉴定方法判定其窑口，因而必须先借助热释光等科技手段将其烧造时间限定在某个较小的时段内，再用微量元素测定法判断其产地，最终明确其窑口。

另外，江苏南京沐英墓出土的一对米黄釉贯耳瓶，吴经墓出土的一对米黄釉贯耳瓶、 1件双耳炉和1件小杯，均被认作哥窑瓷器（图五，1、2），但观察可知，这6件瓷器均在器口刷紫金水，属于“紫口”的造假，无法与元末明初的哥窑瓷器相提并论，应不属于哥窑瓷器。2005年，河南平顶山舞钢一座北宋墓中出土2件白釉粉盒，简报中称其为“哥窑粉盒”，均“内外通体施白釉，子母口，矮足”，其中一件器表布满深色片纹（图五，3），另一件盒盖呈白色，仅器身有深色片纹，与哥窑瓷器的开片类似。然而，前文已述，哥窑的名称与实物皆出现于元末明初，宋代并无哥窑，更何况两器产地不明，亦不是元末明初哥窑常见器型（包括各式香炉、瓶、 碗、盘、套盘、贯耳瓶、贯耳壶、花盆等），故而亦不属于哥窑瓷器。

综上，在明确了哥窑的烧造时间为元末明初后，各地出土的不在这一时段的类哥窑瓷器便可排除在哥窑的范畴之外。而初步判断为哥窑的瓷器，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也许有的并非元末哥哥洞窑或明初哥窑所烧。尽管如此，依据元明时期的纪实性文献和哥哥洞窑窑址出土实物，至少可以将墓葬、窖藏出土的元末明初的黑胎乳浊釉开片瓷器作为判别林林总总的“传世哥窑”瓷器真伪的重要参考。

三、传世器物的是与非

“传世哥窑”瓷器，指釉色、片纹不同于南宋官窑青瓷的黑胎乳浊釉瓷器，主要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瑞士日内瓦鲍氏东方艺术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等国内外文博机构、组织中，品种有贯耳瓶、贯耳壶、长颈瓶、 盘、碗、套盘、洗、花盆、香炉等，年代多被笼统地定为宋或南宋。其年代判定应与明清文献的错误记载以及“宋代五大名窑”（汝、 官、哥、钧、定）之说的误导有关。而事实上，五大名窑中，定窑制瓷时间虽长，但从贡御的角度看，其发展的辉煌期始于晚唐、讫于北宋中期，钧窑（“官钧”）的生产时间为元代，哥窑的年代为元末明初，真正属于宋代的窑场只有汝窑和官窑，故“宋代五大名窑”之说是荒谬的。可见，将“传世哥窑”瓷器的年代笼统地定为宋或南宋也是错误的。下面就目前所见一些“传世哥窑”瓷器的年代和性质进行具体分析。

上海博物馆藏“哥窑”五足香炉（图六），曾被看作宋代制品，“是传世哥窑的典型器”，后又被称为“南宋哥窑五足洗”。此器用紫金土做胎，施米黄色釉，釉面的大小开片纹被人为着色，形成了“金丝铁线”的装饰效果，足底露胎处呈深褐色。笔者认为，此器造型不见于南宋时期，加之将开片作为美化瓷器的手段是在哥窑停烧后才出现的，故其年代应晚于元末明初，不属于哥窑产品。需要注意的是，该器内底有套烧时留下的6个支钉痕，这种充分利用窑炉空间以降低成本的做法表明，“传世哥窑”瓷器可能为批量生产，具有很强的商业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哥窑”六曲花口盘（图七，1），“青灰色釉，釉面厚润如脂，满布‘金丝铁线’般开片纹，足端刮釉垫烧。紫口铁足，是宋代哥窑的精细之作”。青瓷六曲花口盘是宋代官窑的特色产品，从形制上看，时代越晚，盘身折腹越不明显，如北宋张公巷汝窑所产六曲花口盘折腹棱线分明（图七， 2），南宋官窑以及元代哥哥洞窑的同类产品折腹逐渐不明显（图七，3），汪兴祖墓出土的元末明初哥窑六曲花口盘的折腹更不明显（图七，4）。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六曲花口盘已不见折腹痕迹，推测其年代晚于元末明初，当为明代的仿品。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哥窑”花口洗，外底均有5～6个支钉痕，根据釉面可分为两类：一类施青灰釉，釉面片纹较为细碎自然（图八，1）；一类施月白、米黄釉，釉面布满细碎的开片，片纹有粗长的黑线和细短的黄线两种，且弯曲呈锯齿状（图八，2）。从窑址考古资料看，青瓷花口洗在哥哥洞窑窑址有所发现（图八，3），外底留有支烧痕，但这种器形并不见于内窑、续窑、乌泥窑、郊坛下官窑等南宋官窑窑址，所以其出现时间是否会早于元代还有待探索。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花口洗是哥哥洞窑的特色瓷器品种之一，在元以后的哥窑或仿哥产品中较为常见。对比来看，故宫博物院所藏青灰釉花口洗在器形和装烧方法上均与哥哥洞窑花口洗非常相似，可能为元以后哥哥洞窑或哥窑产品；而部分月白、米黄釉花口洗釉面呈现出类似文献所载碎器窑“以低墨土赭搽薰”的效果，当属明早期以后的仿哥产品，其刻意追求“金丝铁线”的装饰效果，反倒露出了仿哥的马脚。

另有部分“传世哥窑”器造型古朴，做工精致，釉色月白，釉面光润，片纹具“金丝铁线”效果，如故宫博物院藏“哥窑”菊瓣纹盘（图九），日内瓦鲍氏东方艺术馆藏“哥窑”贯耳壶（图一〇）、套盘等，显然都属于仿哥器。因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生产的仿哥瓷器通常都有款识，故无款者当多是景德镇地区民间专门仿制哥窑瓷器的“哥窑户”所烧制的。

此外，清宫遗存的“哥窑”器物中还有一类施月白釉的黑胎开片瓷器，胎色较深，釉面开片自然，与元末哥哥洞窑产品明显不同，也不如景德镇窑仿哥瓷器精致，或为明早期的哥窑瓷器。

总体来看，海内外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胎釉特征较为相近：胎土含铁量较高，胎体较厚；釉层乳浊而丰腴，多呈月白或米黄色，釉面有大小不一的开片。虽然这些瓷器的产地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其年代大多不早于元末。具体来说，只有元末明初的月白釉开片瓷器才是哥窑产品，早于这一时期的瓷器不属于哥窑，晚于这一时期的则属于仿哥产品。至于传世器物中哪些属于哥窑，哪些属于“碎器窑”或其他窑口，哪些为景德镇“哥窑户”烧制，还有待将来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和科技测定手段来予以准确判定。

四、研究方法的是与非

目前，人们将博物馆、美术馆和民间收藏的与各地出土的不同年代的月白色、乳浊釉开片的器物统称为哥窑瓷器。然而，哥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窑口，不是釉的种类，更不是一个脱离具体产地和烧制时段的白釉、开片瓷器的模糊概念。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根据器物造型、釉面特征、装烧工艺等来鉴别哥窑瓷器，其缺陷是明显的，因为历代的仿烧者都会牢牢抓住哥窑瓷器的诸要素，而如今的造假者更是善于鱼目混珠，在拍卖行出现的一些所谓“哥窑”瓷器即为显例。所以，要鉴别哥窑与仿哥瓷器，在参考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基础之上，还必须借助科技测定手段。

产地判别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陶瓷化学元素分析的方法被引入古陶瓷研究，人们通过对古陶瓷主量元素进行测定，可将其产地划定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但这种方法存在无法确定陶瓷器的具体产地的缺陷。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用中子活化法、X 荧光光谱法和等离子光谱法等对古陶瓷胎体中的微量元素进行测定，可显示出更小范围的地域特征，微量元素也因此被称为“指纹元素”。借助这一研究方法，人们能够对具有相同外观特征的瓷器进行产地区分。因此，搞清现有“哥窑”瓷器的微量元素含量，并以此进行产地的归类，对判定它们的真伪仍是大有裨益的：若瓷器微量元素与哥哥洞窑产品相同，那它就是产于杭州的凤凰山；若与景德镇窑相同，那就是景德镇窑或景德镇“哥窑户”生产的仿哥产品；若与哥哥洞窑和景德镇窑皆不同，则可以判定为是其他窑口所烧。

年代测定方面，热释光技术是目前测定瓷器年代的可靠手段，其所测定的古陶瓷年代结果与相应的碳十四（14C）测定结果和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判定结果非常接近。目前，古陶瓷热释光断代的误差率已降到 5% 左右，随着古陶瓷热释光年剂量数据库的建立和科技的进步，这一误差率还会不断降低。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热释光测定技术仍属有损测定，而从古陶瓷的不可再生性及审美角度出发，一般不会对完整器进行取样研究，故而研究热释光的无损测定方法便成为现实需求。近年来这方面的探索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如使用由光纤导引的二氧化碳激光的红外辐射直接对瓷器的测试点加热，使其在百分之一秒内发出热释光等，相关技术已在理论和实验上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可以坚信，未来热释光无损测定技术会日益成熟、完善并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身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文物研究者应认识并主动在研究中引入科学技术，确立古籍记载、实物资料、科学测定“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只有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才能将哥窑问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

五、余论

对宋代官窑和元末明初哥窑的辨别和认知，是中国陶瓷史上比较复杂而又使人困惑的两个问题。目前，宋代官窑问题已随着窑址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明朗，但哥窑问题则因未发现确切的窑址而无法真正得到解决。不过，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可以厘清哥窑的发展脉络，构建哥窑研究的总体框架。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对于“哥窑”之名及其烧制工艺源于杭州凤凰山元代哥哥洞窑的结论，基本已无疑义。但有一个问题需要重视：哥哥洞窑窑址共发现北宋、南宋、元三个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最上层的元代地层被大量现代墓葬破坏，保存情况较差，在哥窑窑址尚未明确前，不能完全排除哥哥洞窑窑址最上层堆积为元末明初哥窑窑址遗存的可能性。

哥窑是古代窑业中的一朵奇葩，它是在哥哥洞窑“绝类古官窑”的工艺缺失后诞生的。在原料加工草率、配釉技术和焙烧工艺蜕变等因素的影响下，哥窑产品不仅“土脉粗燥”，而且“色亦不好”。但即便如此，由于其所具备的黑胎、乳浊厚釉、支烧和垫烧等特征与南宋官窑瓷器非常接近，仍博得了世人的广泛喜爱。明初，哥窑更是以独特的面貌成为闻名遐迩的窑口。令人费解的是，哥窑的历史相当短暂，只在元末明初昙花一现，之后便销声匿迹了。是何原因导致它的停烧，这恐怕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题。哥窑瓷器作为“烧于私家”的民窑产品，从明永乐以后便被景德镇御窑以及民窑不断仿烧，足见其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之高。这同时也反映出哥窑的产量是相当有限的，故而窑场倒闭后，其产品就成了稀有之物。

有一点值得注意，出土的元末哥哥洞窑和明初哥窑瓷器的开片纹仅有少许土沁的颜色，这表明它们在离开窑场之前是不进行人为着色的，换言之，刻意将片纹作为美化瓷器的装饰，是从仿烧哥窑瓷器开始的，而且，这种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强化，使得人工做出的“金丝铁线”成为仿哥瓷器的标志。但同时也应看到，有些传世的哥窑瓷器在长期的收藏、使用过程中，由于灰尘、污垢进入开片的缝隙中，片纹也会呈现出类似人工着色的状态。明后期及清代文人在记载“哥窑”瓷器时，大多离不开对片纹的描述、夸赞。可以说，今人把有明显片纹的白釉、月白釉瓷器统统归入哥窑范畴，与明清文人对“哥窑”片纹的强调有关。然而，哥窑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窑场，所烧瓷器在当时属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种类，其釉面特征与窑口自身工艺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因此不能将有相似外观特征的瓷器随意归入哥窑范畴。在这一点上，钧窑问题与哥窑类似——长期以来，人们将河南、山西等地金元时期各窑口出产的窑变釉瓷器统称为“钧瓷”“金钧”“元钧”“钧釉瓷” 等，但这种称谓实际上并不确切，钧窑是钧州（今河南禹州）的窑口，窑址位于钧台、八卦洞一带，而古人所称誉的钧窑应是特指元代的“官钧”。当然，因尚未发现窑址，对哥窑问题的认识难度要更大些。

目前关于哥窑问题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第一，哥窑瓷器的年代为元末至明初；第 二，哥窑瓷器的产地只有一处。一方面，年代偏离元末明初的施乳浊白釉、具开片的瓷器，必然不属于哥窑器物，如有人把韩国新安沉船中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货签同期或年代更早的有细碎片纹的白瓷定为“哥窑型”，但那时哥窑还没有诞生，故而这一判断明显有误。同时，对于海内外流传有绪的传世瓷器以及各地出土瓷器，即使釉面外观、制作工艺与哥窑瓷器相像，因产地不明，也不能轻易地将之与哥窑挂钩，其中年代晚于哥窑的，应为仿哥器。

真正的哥窑瓷器主要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然而，清宫遗存的“哥窑”瓷器构成比较复杂，除了哥窑产品外，还有明清景德镇御窑的仿哥器物。据明代的《天水冰山录》记载，朝廷没收的严嵩及其子严世蕃的财产中，有“哥、柴窑碎磁杯、盘一十三个，内一个厢金边，哥窑碎磁桃杯一只，柴窑碎磁盆五个，柴窑碎磁碗二个，哥窑碎磁瓶二个，哥窑碎磁笔筒一个，彩漆碎磁壶一把”。“碎磁”即为釉面开片的瓷器。类似的籍没官员财产中的瓷器进入宫廷，自然成为宫廷藏瓷的来源之一，由此可知，清宫收藏的“哥窑”瓷器中应混杂着一些包括景德镇“哥窑户”在内的民窑所烧制的仿哥品。如何鉴别哥窑与仿哥瓷器，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用热释光等科技手段测出所有“哥窑”瓷器的年代，再测出所有“哥窑”瓷器胎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便能将烧造时间在元末明初、微量元素与真正哥窑产品相同的器物确定为哥窑瓷器。但由于目前高准确度的无损测试方法尚不成熟，想要真正揭开哥窑瓷器的谜底，不仅要依赖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更需要找到明确的哥窑遗址。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但它同时也是一条正确的、充满希望的必经之路。

原文《再论哥窑》刊于《文物春秋》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