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有关古史的十个新发现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到大连大学，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一走进大连大学校区，就感到一种兴旺发达的景象，确实这是一个新兴的，也是新型的大学，使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校长、院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使我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这次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和请教，也是来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和大连大学主办的中国首届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召开关于中国历史上东周时期的研讨会，所以今天我来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有关古史的十个新发现。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想在座的老师和同学都很熟悉，我们国家的考古学在近年来有一系列重大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不但是在国内有名，而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这些发现，究竟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究竟起什么作用？我想列举近年来十个最新的发现来做一个说明，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在讲以前，我想有一个问题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最近我凡是讲中国考古学题目，一定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考古学在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学问，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我们叫做考古学的是一门现代科学。考古学有着自己的对象，有它自己的理论和一系列方法，而且有它一整套的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全世界来说，考古学的兴起，到今天为止还不到200年的时间。考古学真正的形成，是在19世纪的上半期，北欧一些学者建立三时代法，即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个学说的提出是现代考古学形成的标志，到今天为止还不到200年。从中国来说，我们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学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标志，这个时间是很明确的，是在1926年。在1926年，由当时在清华学校的李济先生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地点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算起来到今天还不到80年。因此，现代考古学，特别是中国的现代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可是尽管中国的考古学到今天还不到80年的历史，由于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幅员广阔，中国的考古学的发现多次震惊世界。所以有的外国学者说，在整个20世纪里考古学是中国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学科之一，是符合事实的。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十项是中国最近形成或者是最近发表的一些新发现。

需要向同学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在社会上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考古的重大发现就是挖出很多宝贝，挖的宝贝越多那就是越重大的发现，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也是需要纠正的，因为对考古学来说，它的成绩不在挖出多少金银财宝。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应该指什么呢？我个人的意见，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就是这样一些发现，它可以改变对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期，或者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中国考古学历史上这样的发现是相当多的。如果从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建立算起，到现在，可以说考古学的发现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认识，有着极大的，甚至根本上的改变，说明考古学对整个历史研究起着重大的作用。

下面我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最近几年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对于纠正我们关于历史文化认识方面起的作用。我所要讲的主要是先秦时期，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发现，其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给大家作一个介绍。

我想第一点是关于中国文明历史的长度。现在很多社会上的人士要求我们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中国5000年文明史究竟是怎样起源的，能不能证明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是个问题。这种说法是从中国古书中得来，从正史的第一部《史记》中产生的。史记的第一篇《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黄帝的时间，根据传统的估计，大约是在距今4700年上下。一般认为黄帝的时代就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陕西黄帝陵桥山上有扁额，上面写着“人文初祖”，这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观念。可是中国到底有没有5000年文明史，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或者更晚的时间，是不是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是需要现代各种学科特别是以考古学为中心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学术界正在做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

在这一方面我想举的一个例子，是在今天山西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山西省南部在临汾南面有一个襄汾县，有一古代城址。这个城址是近年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现在正在进行发掘。这是龙山晚期迄今为止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个的城址，这个地点叫陶寺遗址。大家知道，在襄汾这个地方发现这样一个遗址，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传说唐尧时期的尧都平阳，平阳古书里面说就在今临汾南。因此我们在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在地理上与尧的都城位置十分相似，时代也相近。唐尧的年代有很多估计，大约是公元前2300年到2200年之间，而陶寺遗址大约在公元前2600到公元前2100年之间。我们发现龙山时期的古城很多，在“文革”后开始有所认识，比如开始在河南，后来发展北到内蒙古，南到四川、湖南，很多地方都有龙山时代的城址。比如山东景阳岗就是龙山文化的城址。那么为什么陶寺遗址那么重要呢？一个是它地理位置与唐尧之都相近，年代相似，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内容丰富。首先陶寺有城墙，它的城墙依着地形，城墙与水沟结合起来，防守严密。还发现了相当大型的宫殿遗址，规模很大，很有气魄。还有一些很大的墓葬，出土的东西有陶礼器，表现了礼制的特点，有礼制就有等级。其中发现的一个陶盘上画有龙，有石磬，有鳄鱼皮作的鼓，这就不是一般墓葬所可能有的东西。有很好的玉器，虽然数量不多，还有一些铜器。最重要的是还发现了文字，在陶寺发现的陶器上看到有用毛笔写的“文”字，没有人怀疑它是个字。因此这里就具备了文明的很多因素，有城市，有宫殿，有大型的墓葬，有礼制，有文字，有玉器，有铜器，因此这样一个遗址是很重要的。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是一个可能与天文观测有关的遗址。在陶寺城里很重要的部位，已经发掘的一处建筑的一部分呈扇面形，由土坯建成，中间有缝隙，可能与“观象授时”有关。在去年的冬至这一天，也就是阳历的12月22日，太阳正好从一个缝里面升起。如果将来证明这确实与测定节气有关系，那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发现，正好可以同《尚书·尧典》相印证。不过还需要等待，尚未最终定论。象陶寺这样的地点，应该说已经具备了进入文明的各种象征。这样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长度的估计应该比许多人的想象更为久远。这里必须说明，我们不能凭感情改变科学。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历史更长，但应该实事求是。可是，现在是客观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文明时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久远。

下面我们谈一些更具体的发现，大家知道我们在先秦时期，比较早的王朝里面，现在我们认识最多的当然是商代，特别是商代的后期。这是因为从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之后，我们对于商代盘庚迁殷以后，大约公元前13世纪到11世纪这200多年的历史，我们认识的较多，这也是载入世界科学史册的重大发现。可是最近几年里，我们几次重大发现，使我们对商代的认识也有很大变化。我想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洹北商城。殷墟的位置在现在河南省北部安阳市的西北方向，那里有一条洹河。《史记》中有洹水南，殷墟上，殷墟在洹水之南，发现甲骨文就在这个地方。殷墟的发现是和甲骨文的发现相联系的，在1899年鉴定了甲骨文之后不久，是20世纪头几年里，大家就知道了出土甲骨文的遗址，就是当时的彰德府今天的安阳市西北。殷墟的确定人是罗振玉，他从古董商的口中得到甲骨文的确切出土地点。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个地方开始发掘，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10年间，共进行15次发掘，有了重大的收获。由于抗战和解放战争，发掘被迫停止。1950年中国科学院继续发掘，发掘出武官村大墓，影响很大，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发掘尚未停止。从1928年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时间，殷墟是中国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但是殷墟总有一个缺憾，虽然经过甲骨文和文献的多次的反复的研究，从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早确定这里为商代晚期的都城，从盘庚迁殷后的200多年，都城一直在这里，但是这个地方始终没有发现城垣。上个世纪50年连续发掘出几座商城，比如河南郑州的商城，那是商代前期的，后来发现的河南偃师的商城，也是商代前期的。特别是郑州商城，又大又雄伟，现在还发现有外郭城，如果算上的话，面积更大。可是殷墟比他们晚，怎么会没有城墙，这似乎是不合理的。只在前几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过程中，突然找到城墙。结果是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传统总是认为商代都城在洹水南，没有人想到洹水北的情况。在前几年，在洹水北有一个三家庄，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比在洹水南发现的早。进一步探索，在2000年左右逐渐发现那里有很大的遗址，最后就证明这是现在已经发现的商城里面，从城圈来说是最大的，而且特别完整。最近在城中间还发现了宫殿遗址，还有道路。这个城是规规矩矩，几乎是正方形，中间的宫殿遗址在城正中央。我们从《周礼》得知古代城市的布局，中间是宫殿，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现在看来商朝也差不多。那么洹水南是不是都城，还是仅仅是城外的郊区，也不对。因为洹北商城比这里早一个历史时期，现在还不知道洹北商城与南面的殷墟关系究竟怎么样，还需要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盘庚迁殷的殷，当时盘庚建的就是这个城，不过还要研究。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

对于甲骨文的认识，现在恐怕要做较大修改。一般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都是商王的，甲骨文都是商代的，这些论断都不对，需要改变。在殷墟中心的地方叫小屯，小屯村以南花园庄出土了很多甲骨文，证明了我们50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甲骨文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王的，我们叫非王卜辞。过去认为甲骨文都是与商王有关的，今天看不是这样了。非王不是说与王毫无关系，而是他的主体不是王本人，不是为王的行事而占卜的。现在我们认识到，其实过去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以王为主。而是给一些贵族占卜的。“子”在商朝和周朝是朝中大臣活着时的称号，比如微子、箕子、单子、刘子。花园庄甲骨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贵族大臣的生活情况。很多事情是我们过去不了解，比如很多贵族爱打猎，有时要跟随王去打猎，他们是怎样祭祀、学习等等，还反映了贵族与王的关系。这个大臣也与皇后有关系，如此人可随妇好出征。希望可以用花园庄甲骨与别的甲骨对照，判断其中的“子”到底是谁，这应该是可以作到的。

现在商代甲骨出土地点不限于殷墟，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殷墟甲骨文中发现的地名很多，大约800多个，其中大多不会是一个村的名字，而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地名，说明商的地域很大。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占卜的甲骨文，最后只在殷墟出土？比如商王去过武汉一带，可是从来没有在武汉出土甲骨文。这大约是由于甲骨非常重要，占卜之后必须带归殷墟，可能是作为王室的档案。可是最近在济南大辛庄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大辛庄甲骨文的发现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它是在殷墟之后第一个见于报导的商代遗址。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了，是当时在齐鲁大学的外国传教士发现的，材料当时是用英文发表的，所以国内学者较少注意。在这里出土了陶器、青铜器，后来经过多次发掘。文革时期我进了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在考古研究所就看到了大辛庄的甲骨照片，没有发现字。到了前两年，山东大学在那里发掘，终于发现了甲骨文，有4块之多，上面记载了一些事情，也是非王的，以后还可能发现。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商代甲骨文在殷墟以外还有分布，和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

说甲骨文都是商代的说法也不正确，这不是现在新的认识。1956年，在山西洪洞县出土了卜骨，是牛的肩胛骨，很大，有一块刻有文字，这是首次确定出西周的甲骨文，现存山西省博物馆。从那以后西周甲骨文出土的地点就比较多了，特别是最近在陕西的周原遗址，周原在陕西偏北的地方，在扶风、歧山两县间，这片遗址就是周文王迁丰以前的都城。周原是中国很重要的遗址，有文献记录的第一件西周青铜器就出土在这里，那还是在西汉时期。在这里出土的甲骨文很多，特别是在凤雏村出土两坑，将近300片有字。所以说甲骨文不仅是商代的，西周也有，甚至是西周中期的。

历史有它一定的规律性，在一定的情况下它会重演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想一想殷墟这个重要遗址是怎样发现的？它是首先发现了甲骨文，发现甲骨文后找到了出土地点，然后在这个地点找到了遗址，然后在那里发掘，发掘出了包括商代王陵等一系列东西。今天在岐山周公庙这个地方，也同样上演了这么一个程序。首先是在周公庙这一地点发现了甲骨文。在去年底，忽然在周公庙出土了两块有字甲骨，其中一块是背甲，拿到北京去，并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的结论已经发表。最近，特别是近几个星期，好消息络绎不绝，首先是继续发现了甲骨文，然后在甲骨文附近发现了墓葬，在墓葬周围发现了垣墙，现在这已经成为最近十年来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现在我们知道在周公庙附近这一带，特别是在一个山坡上是一个很大的西周墓葬区，现在探测结果，有很多大墓，有带四个墓道的，三个墓道的，有两个墓道的。这可不是小事，因为东周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大墓，我们发掘多了，商代的大墓，在殷墟也发现了，可是西周时期大墓发现的很少。在北京发现有燕国的大墓，虽然发现了，但是已盗空了，几乎没有多少东西。在邢台发现的西周的邢国墓，也被盗空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对于西周历史的认识，我们要有很大的改变。这样大的墓葬群，假如还有部分保存较好，将来出土的东西，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

更早一点，具体说是去年春天1月，在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安通宝鸡的高速路经过这个村，民工取土修路时，挖出一个洞来，往里一看，大吃一惊，因为里面全是青铜器。通知文物部门后，从中拿出了27种青铜器，件件有铭文。开始看到25件有字，还有两件没字，擦了擦发现也有字。这个消息第二天就见了报。春节前夕，我们赶到了宝鸡。后来这批青铜器运到北京世纪坛展览，还准备召开一个座谈会，由于“非典”没开成。这个发现的重要在于证明了西周列王的世系，即从文王到宣王12王的世系。我们知道，商代有31个王，他们的世系被甲骨文所证明，但西周列王，以前还没有实物证明。青铜器里有若干王的名字，但是没有把它们完全连起来。眉县杨家村的青铜器中有一个盘，铬文中从文王到厉王全有，这个盘是宣王时制作的，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如果我们详细讲，有的铭文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对宣王时代历法上出现的问题有所记载。器上的历日，与古书上记载有差异，差几天，估计当时历法有问题，但是什么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证明，但是一定有。象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谈到西周的青铜器，我们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在2002年从流散的文物中抢救了一件青铜器，叫遂公盨。这是西周中期后段出现的一种新型器皿，样子等于一个大饭盒。这件遂公盨，没有盖，猜想是在埋藏时已经失去的，因为我们看见它时，口沿上有席子包裹的痕迹。这件东西，初看时实在是不起眼，不值得一看。底上有几行字，但这几行字看起来好象没头没尾，因为它不符合一般的西周铭文的规范，有的学者看后，怀疑这只是铭文的一部分，是残的，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后来我仔细看，发现这个铭文的开头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禹敷土”和“随山濬川”这几个字见于《尚书·禹贡》及序，这个青铜器，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疑古学派认为不可能很古，王国维先生、郭沫若先生提出禹在青铜器也有记载，但他们提到的器铭都是春秋的。现在这个遂公盨，时代是清楚的，是西周中期偏晚，是极其珍贵的，所以轰动一时。

下面我们想特别谈一下东周时期的发现，因为我们现在在大连大学召开全国首届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是一个盛举。关于东周时期的重大发现，近年非常多，其中很重要的，是近年出现的楚简。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竹、木作成的简书写。竹木简，至少在商代就有了，商代甲骨文里的“册”字就是竹简的形状。估计夏代也应当有，一直到汉代发明了纸，晋代以后，简就逐渐消灭了。南北朝时期，只有个别地方在使用。纸是我国的重大发明，其实竹简也是我们的重大发明，日本人用简是在我们后头的。他们开始用简，主要是在奈良时代，相当于我们的隋唐时期。近年最重要发现是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简，这是战国中期偏晚的楚简。简的内容，主要是儒、道的著作，内容极其重要，使我们认识到孔子、孟子之间的缺环。因为我们过去讲儒家，特别是疑古思潮以后，对许多书都怀疑了，孔子讲得只剩一部《论语》还可以用。其实孔子门下有七十子，七十子又有自己的弟子，孟子则相当四传了。由于古书多被怀疑，孔子与孟子之间，好象什么都没有似的。郭店简本身要早于公元前300年，通过这些简，我们就把孔子和孟子间的断环接起来了。这个影响非常巨大，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极大的事，而且也使我们更接近孔子本人。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他们所说的话，都更接近孔子的原意，因此也就更接近孔子。后来上海博物馆还藏了一批竹简，这批简是在1994年从香港抢救回来的，里面也有关于道家、儒家等的学说，因此我们对于先秦时期的思想，或者东周时期的思想的认识，跟过去不一样了，特别是和50年以前、60年以前大不相同。

最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湖南里耶的秦简。里耶在龙山县，很偏僻，从吉首还要往北走，快到贵州了。里耶有古城，城址移动了好几回，最早是在战国，最晚是在汉。在古城靠近酉水的地方有四口井，我们很怀疑这个，因为可以喝河水，为什么古代要打井呢？后来考虑到这可能与防守有关。从军事上来看，不能完全依靠城外的河水。后来从一口井里挖出了简，开始是残断的竹简，随后发现了许多木简。有字的简，最后经过统计，在2万支以上。这么大量的简，使我们看到当时一个县的文书档案，这个县叫迁陵，属于当时秦所设的洞庭郡。洞庭郡在古书文献里没有，现在才知道秦有洞庭郡，简的时代，从秦始皇二十五年开始到秦二世二年。它告诉了我们太多有关秦的事情，使我们几乎很难理解。它所反映的秦政府法令的严密，制度的繁琐，恐怕不是大家所能想象的。前些年在西安相家巷发现了秦封泥，说明了秦的朝廷机构超乎想象的复杂，里耶秦简则告诉我们它的地方政府制度的复杂也完全超乎想象。当时没有复印设备，但它要复制很多文书，例如要求调查给士兵生产的战裙每件值多少钱的命令，由当时的中央政府发布到洞庭郡，洞庭郡再发到迁陵县，迁陵县发到下面的每一个乡里，每一次命令都要抄写，要留一份在接收单位，而且还要报告收到了，收到的报告也要留一个副本。没有复印机，没有电传，只有依靠抄写，很多文书，每一份要抄几十份，这是不得了的，而且所有文书都必须用木头，这也导致了森林的破坏。大家知道，湖南是盛产竹子的地方，楚国的所有的简都是用竹子，而秦由于它原来在陕西、甘肃，没有竹子，所以法令上规定用木头，连用什么木头，都是有规定的。它现在占领了楚国的地方，还要用木头，不许用竹子，这是专制政权造成的破坏。

最后我想介绍一个有趣的战国时代的疑团，我个人认为，现在到了快破解的时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四川做过演讲，受到四川学术界和省市领导的重视。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金文，是今天汉字的前身，和我们今天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大家可以提出，中国有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地区和民族，在先秦的时候，或者说公元以前，还有没有别的文字？现在真正能够知道，确切无疑的，就是巴蜀文字。巴蜀文字的发现，以四川为中心，这种文字完全不认识，可是有许多，在兵器、青铜器等等上都有。目前在世界上，古代的没有解读的文字是很少的，只要解读了古文字，就是科学界的重大事件。古代埃及文字的解读、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解读，1952年希腊克里特岛线形文字B的解读，都震动全世界。我们对巴蜀文字的解读很有希望。最近在成都商业街发现的船棺葬，发现了不少巴蜀文字的材料，这处船棺葬，不是就是一个独木舟，你可以想象用独木舟摆成一个舰队，全朝一个方向，舰队里最大那条船的长度，有18米长，你可以估计它的规模。船头上有用巴蜀文字写的符号。这里还出土有一个尺子一样的东西，有十个格，每个格均有一个巴蜀文字的符号，你可以想象它是最简单的，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或者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所以现在我们对巴蜀文字的解读已有了希望。

刚才我们讲的有十项发现，即（1）陶寺“观象授时”遗址，（2）洹北商城，（3）花东甲骨，（4）大辛庄甲骨文（5）周公庙甲骨文，（6）周公庙西周墓地（7）眉县杨家村青铜器，（8）遂公盨，（9）郭店、上博楚简，（10）里耶秦简，这些仅仅是随意选择的，但都与古代历史有关系，而且每一个发现，都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的一些认识，我想以后这种发现还会层出不穷。谢谢！

附记：李学勤先生于2004年6月来大连大学参加全国首后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期间于10日晚为大连大学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这是根据录音整理成的文字稿，并交由李先生本人审阅改定。整理者：葛志毅、魏刚、于宝航 王夏刚

来源：《大连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