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有其特有的理论、途径和方法，早就应该被视为一个学科 领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指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的探索考察，其时 代下限可划在秦的统一，甚或汉武帝以前。古代文明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综合，从而 自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例如，研究古代埃及的为埃及学；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为 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在西方称为古典研究等等。中国古代文明持久绵续，通 行的“汉学”(Sinology)一词将古代到近现代都包括在内，并不是专限于中国文明的早 期阶段。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有其特有的理论、途径和方法，早就应该被视为一 个学科领域了。这里暂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名之，以便于下面讨论。

国外历史学者，常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prehistort)和历史时期(history)。所谓史前，是还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学、人类学来研究的时期。这样的划分， 很早便介绍到中国来，为历史学界所习用。近些年又流行一个词protohistory，有人主 张译作原史时期，讲的是虽然已有数量不同的文字记载存在，但仍然要在较大程序上依 靠考古学研究的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该说主要是考察这样的时期，所以我们谈 这个领域的未来进展，也要由考古学方面说起。

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已是清末。我在一些地方曾经反复说过，由于中国从古以来即有收藏和研究古物的风气，不少人觉得考古是我们固有的，这种看法其 实是不对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有田野发掘技术和层位学、类型学等一套理论 ，是19世纪初才开始形成的，开始传入中国，已到清末。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和1928年肇端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作为标 志，距今不过七十余年。即使自殷墟的工作向上追溯，以1899年殷墟甲骨的发现鉴定为 其先声，也只刚刚超过一百年。

商波梁根据远征中发现的罗塞塔石，解读了古埃及文，奠定了埃及学的真正基础。中 国古代文明研究有关考古学的方面，不妨同埃及学的情况试行对比。埃及古物在古希腊 罗马时已被认识，而真正的研究则以1798年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组织埃及研究所(Institute,d'Egypte)编著《埃及图说》(Description de l'Egypte)为滥觞。1823年 商波梁(F.Champollion)根据远征中发现的罗塞塔石，解读了古埃及文，奠定了埃及学 的真正基础。这些，都早于甲古及殷墟。有人提出，古代埃及的考古发现，比中国丰富 许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工作起步较晚，并不是中国古代文明本身有什 么逊色。

中国传世古代典籍非常繁多，且有久远的注疏传统，使中国考古学由开始建立起，就 与历史学的研究紧密结合。中国传世古代典籍繁多，且有久远的注疏传统，使中国考古 学由开始建立起，就与历史学的研究紧密结合。王国维提倡的以纸上材料同地下材料互 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成为考古学的明显特点。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这样 的特点在新世纪中仍会继续下去。考古学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提供更多更新的依据 。

将来的发掘，应尽量转向由研究需要出发的主动发掘。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大多数是出于配合基建等原因而进行的带有抢救性的发掘，在选点等问题上难免被动，在人力 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将来的发掘，应尽量转向由研究需要出发的主动发掘，以 求对学科发展有更大的推动。

从研究出发的主动发掘，已有不少影响重大的例子，其中的一个便是殷墟。在殷墟发 掘之前，已经有了甲骨的发现鉴定和举世震惊的研究，已经作了遗址的调查及与文献的 印证，于是殷墟的发掘成为必要的工作。从殷墟发掘起始，展开了整个商文化的考古研 究。另一个值得举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夏墟”调查。在豫西进行的这次考古 调查，完全是从历史文献有关夏的记载出发的，而其结果乃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认 识了二里头文化。经过多年争论后，目前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

殷墟和“夏墟”的工作，可说是从研究需要出发的两种类型。殷墟有甲骨文证明，工 作的展开和深入顺理成章。“夏墟”和夏文化的探索，因为迄今未发现表明是夏的文字 材料，不能同样顺利。在这里应当指出，像殷墟这种类型的发现，事实上不可能多。即 使是时间很晚的，如东周时期的一些城址，其性质也每每只能通过沿革地理法来推定。夏商周许多都邑，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落实，陵墓也是一样，有必要主动寻找。例如很多 人提到的西周王陵，一旦发现，自对文明研究大有裨益。

文博单位藏品要建立电脑资料库，并辑成图录。各种考古学文化应编制标准器物分期 图谱，也要电脑化。处在世纪之交，对已有的考古工作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也很必要。建议订立计划，限期把各地做过的较重要的发掘报告悉数出版。文博单位藏品要建立电 脑资料库，并辑成图录。各种考古学文化应编制标准器物分期图谱，也要电脑化，以改 变学习研究更多依靠经验的局面。这些，也为将来大规模的主动发掘和研究准备条件。

20世纪后半期，各国的考古学有一个共同的演进趋势，即越来越多地与新的自然科学 技术相结合。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反应是迅速的，例如在50年代后期就采用了当时发 明未久的碳14同位素测年技术，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近些年的发展更快，已经形成被 称为“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在有的大学里还建有系所或中心。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跨门类的结合，乃是当前世界科学发展的总的倾向，而考古 学是其间的一个适当而且重要的结合点。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设计的。“工程”一开始便提出：“要发 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 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研 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工程”结题的报告中，还特别讲到 ：“应该循此前进，汇合更多的学科，采用更多的科技手段，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 期发展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不仅是促进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因素， 也是整个古代文明研究所必需。

在考古学研究中，有不少疑难问题可以由新的技术来解决。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大家希望能有一种从空中或地表简易地探测出地下遗存的方法。过去的堪舆书 ，有一部叫《透地眼》，现在最好有科学的“透地眼”，可以更迅速准确地划定遗存范 围，使地下蕴藏易于保护和发掘。这里说的遗存，包括遗址和墓葬，可能位于地表下较 深的位置，还可能不包含金属或石质的遗物，对于探测技术自然是困难的要求，但不能 说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还需要有更多样更精确的测年技术。碳14测年的改进，已使之能适用于文明研究的范畴，不过含碳14的标本毕竟是有限的。对于陶器来说，热释光测年的精确度有待大加提 高，更希望有新的测年手段。青铜器和玉器迫切需要一定的测年方法。由于伪品在一些 场合充斥，测年还会起鉴定的作用。青铜器的测年，目前限于范土的热释光测定，这只 能用于很少数的器物。玉器的测年，前些年有一种英文刊物叫《玉友》(Friends of Jade)，曾提出设想的方法，也未得实验证明。陶器、青铜器、玉器是中国古代最常见 的遗物，有关技术如能突破，影响是很大的。

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结合，不仅仅是利用已有的科技手段。假如从广义的古代文明研究 来看，就可以认识到，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结合不仅仅是利用已有的科技手段、仪器之类 。中国古代文明，自起源到早期的发展，跨度可能达到三千余年，对这样长远而且重要 的时代的科学考察，难道对科技本身不能有所推动吗?

关于当时生态环境的研究。这也可以设想几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当时生态环境的研究 。过去长期流行文明产生于大河流域的学说，因而黄河为中国文明摇篮的说法盛传，近 来又变为长江、黄河“两河”之说。有些学者不同意，如英国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 》中主张“挑战与反应”说，有“多难兴邦”意味。中国古代文明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 下酝酿形成，其发展又如何作用于环境，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较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解答 这一问题，并导出有广泛意义的推论，要求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参加。

古代人DNA的采集和研究。国内业已开始了古代人DNA的采集和研究，这无疑会有重大 的科学价值。中国进入文明以来，境内族群的传袭、分合、流动等等历程，太需要探讨 研究了。举一个眼前的例子，殷墟的贵族和所谓人牲、人殉，究竟是否为共同族属，便 可通过DNA研究来回答。当然，这方面工作绝不可操之过急，必须有充分的积累，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用电脑处理古代汉字。我设想，用电脑处理古代汉字，或许会得到有特殊价值的成果 。汉语是罕见的孤立语，汉字也是独特的一种文字系统，在始初有很多象形因素，随后 形声渐增。今天人们读汉字，其实极少做分析功夫，而是把字作为“格式塔”(完形)的 符号对待。汉字怎样演变成这样一套系统，是与人的感官和脑拾取、处理这种完形符号 有关的。人既然能很顺适地接受和运用这种符号，原理上这也应该能在电脑中实现，不 用通过键盘再把这种符号转化为其他形式。

以上的举例，已经涉及了古文字学的领域。现代中国学者所说的“古文字学”和(汉语 的)“文字学”很不一样，这种有些奇怪的情形完全是学科的历史造成的。今天一般说 的“古文字学”是专指对出土文字材料的研究，这本身即是位于考古学、历史学及语言 文字学之间的边缘。古文字学常被划分为四个分支，即甲骨学、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 究与简帛研究。它们都有专门的学者从事研究。

青铜器的研究不可以铭文为限。从金文研究的近年进展，最容易看出其不能局限于文 字方面的趋势。不少学者都意识到，青铜器的研究不可以铭文为限，而是要自其形制、 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技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更需要参照出土情况等考古 学材料。北宋以来偏重铭文的倾向，已逐渐得到纠正。

以发掘品为中心，全面考察甲骨的诸方面。甲骨研究何尝不是如此?“甲骨学”一名的 出现即已显示出研究扩大的方向。研究甲骨同样应该由考古材料出发，不能离开甲骨本 身种属、形制、整治等等的鉴定分析。只是甲骨以非发掘品为多，收藏分散，大多数学 者难于直接接触，不得不将视野缩小到著录的拓片摹本而已。以发掘品为中心，全面考 察甲骨的诸方面，还有好多工作待做，仅依靠墨拓文字的研究，是不能窥见甲骨全豹的 。

再释出相当数量的甲骨金文的字是可能的。这样说，自然并不意味甲骨金文的识读考 释工作已经足够了。以殷墟甲骨文字来说，迄今发现的四千多字，可以放心地讲已正确 释读的尚不到1500字。我曾说过，“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比较容易识读的文 字，可以说早已识读完了，剩下的都很难突破。但是，如果不能在文字识读上取得进展 ，甲骨学的新成果恐怕是谈不上的。”文字的识读，有的只需缜密的分析，有的则有待 更多的发现。无论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再释出相当数量的甲骨金文的字是可能的。问 题是，我们应当有计划地重点识读那些有关键意义的字，以便对甲骨金文的内涵有更深 入的理解。

目前正有学术机构将甲骨金文材料输入电脑。记得唐兰先生讲过，电脑什么都能做， 但是不能释读古文字。唐先生的意见是完全对的，不过电脑资料库还是会有助于识读古 文字，特别是在检验识读是否准确方面。

甲骨和青铜器的分期。在20世纪后半期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带来了引人注目的影响。这里想专门说一下青铜器的分期研究。商代，尤其是商代后期(殷墟期)青铜器的分期， 应该在殷墟发掘品的分期基础上扩大开去，同时注意出土地区的差别。这项工作，现在 便可以着手，但是如果把非发掘品尽可能包括进来，整理恐非易事。

把类型学方法全面运用于西周以及其他时期的青铜器。西周青铜器的分期，以往主要 由铭文出发，各家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建立西周历谱，设立 专题，“以西周青铜器中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 代研究”。由王世民等先生完成的专题报告，已以《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为题出 版。这部书运用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澄清了这一时期研究中的许多疑难。由此可见， 把类型学方法全面运用于西周以及其他时期的青铜器，一定还会带来非常有价值的结果 。

战国文字研究在古文字学各分支中历史最久，而在近年又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可以回溯到西汉时“古文”书籍的发现读释，在古文字学各分支中历史最久，而在近年又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这方面的研究，把殷商、西周、春秋文字和 秦汉文字(包含《说文》)之间的缺环补满了，好多成果都出人意料。更重要的是近年发 现的大量战国简帛书籍，都有较长上下文可供推求，有些甚至能与传世本对勘，从而辨 识出不少过去无法释读的字，并为一些商周文字提供了识读的线索。估计这一类材料还 会陆续出现，我们应当把握机会，赶快编制战国文字电脑资料库，有系统有步骤地加以 释读，同时由之上推商周文字。

汉字的字源学。由战国文字“上推”的方法，还可以延展，即由秦汉文字“上推”， 由《说文》“上推”。不妨普遍检查一下，《说文》的字与部首，到底能上溯到哪一时 期，其间分合衍变的状况又如何?在当前的条件下，这项工作是值得做，也是能够做的 。这种研究，可称为汉字的字源学。

在秦汉以前，中国也不是只有汉字这一种文字系统。研究古文字，需要认识到在秦汉 以前，中国也不是只有汉字这一种文字系统。我国从来是多民族多地区的，从考古学说 ，有过很多考古学文化，在汉字以外还有别的文字出现过，存在过，是不奇怪的。比如 年代很早的刻划或绘写的符号，我们用甲骨金文的知识去释读，这只能像我一直强调的 ，是一种试验。用其他后世的文字知识去释读，也是同样，不过甲骨金文究竟较早而已 。

巴蜀文字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读。近年大家对巴蜀文字的认识，随着材料的增多， 逐渐趋于明确了。新见的巴蜀文字玺印，成都船棺葬等处发现的巴蜀文字题铭，不作为 文字是难于解释的。只要把握这种文字不是与汉字一样的文字系统，便不会误解它的性 质。巴蜀考古正在迅速开展，新材料还将涌现，相信巴蜀文字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读 。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解读的古代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读必成为学术界的大事。

简帛书籍的发现和研究。近年大量发掘出土的简帛书籍，有战国时期的，也有秦汉的 ，业已对古代研究，特别是学术思想方面，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已为大家共 同感受到，我也曾在好多场合讨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系列发现使我们对中国古 代十分丰富的传世文献有机会再作省察，从而改进关于古代文明若干基本问题的认识。

关于古书辨伪的种种论点有必要重新考虑。在新的认识之下，一些文献方面的基础性 工作需要重新来做。例如，根据简帛书籍的研究，长期流行的关于古书辨伪的种种论点 有必要重新考虑了。事实上，在学术界早已有这样的动向，读者只要对看一下张心澂《伪书通考》与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即可明白。当前很值得做的，是对《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从头做一番检讨，这可作为文献研究的一个中心项目。

历史地理的一些基础工作也应重新来做。历史地理的一些基础工作也应重新来做。多年以来，把商周地理范围想像为颇为狭窄，因此对文献与古文字材料中的地名考证总是 力求其近，这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结合考古研究，将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空间分布有 新的见解。

与年代研究结合的学术史编年工作。年代学方面，“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 是一项阶段性成果，正有待补充和修正。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年代学也仍有不少待深 入研究的疑难。系统整理诸子百家著述，并与年代研究结合的学术史编年工作，在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后，还没有人全面去做。现在有了简帛书籍，这项研究已是非做 不可，相信会得出令人惊异的新成果。

文献材料的充分电脑化。今天已经不能要求学者对古书全凭记忆背诵。香港中文大学 的学者已完成汉晋以上古书的逐字索引，希望及早再出光盘版。和考古、古文字等方面 一样，文献材料的充分电脑化，将大为便利研究的进展。

历代“经学”都对古代研究有或多或少的价值。常常听到有学者提到，希望多接触一 下众人视为畏途的“经学”问题。“经”及其历代注疏确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部分 ，对古代文明的许多方面有重要关系，是大家熟知的。我曾引用周予同先生所说，“经 学”的时代已经过去，“经学史”的研究却是必要的。理解这一点，不难看到历代“经 学”都对古代研究有或多或少的价值。在有关“经学”的中外著作的辑集编目等方面， 已有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应该在文献研究中更多地利用这类成果。

大家都会注意到，古代研究中的好多问题，在历史上是经学家们注意并且讨论过的。他们的意见，每每值得我们参取。不过，经学史上有一个问题，就是门户派别之见，尤 其是晚清以来的这种偏见，对后来学者带来不少影响。了解经学史的实况，有利于知悉 这些偏见产生的背景，从而摆脱其束缚。这也是经学史应该更多研究的原因之一。

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来研究古代礼制。《周礼》一书的长期被忽视，正是经学史上 的偏见造成的。近些年有学者对照西周金文与《周礼》，论证了这部书多可信据。礼制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古人已说明三代礼制有因革的关系，所以由周礼上推，一 定可以帮助理解夏商的礼制，避免对考古所见有关现象任意解释的弊病。孙诒让的《周 礼正义》已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更好地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来研究古代礼制 ，看来是很必要的。

最后，还想谈一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意义。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民，在不同的条件下，于不同的 年代，分别跨进文明的门槛。各个古代文明的产生和演进，有共同的规律性，也有其特 有的途径。中国地域广阔，居民众多，其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不仅对于研 究中国，而且对研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这一点，郭沫若先生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便提出要补充《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考古学“文明”要素。近些年国内论著常加征引的考古学“文明”要素，即一、有五千人以上的城市，二、有文字，三、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其说来自英国丹尼尔的《最 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这是否也可作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的标准?中国的 历史现实能否对此有所补正?乃是特别需要探索的课题。

中国学者应该把自己的智慧、技能投入世界古代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许多情况与世界 其他地区有所差异，中国内部又是多民族、多地区的，这为各种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准 备了很好的条件。这方面可供探讨的空间，简直是难于估量的。然而，我们对于外国古 代的知识还非常有限，这样的状态，应该迅速予以改变。中国学者不但有责任研究自己 的古代，也应该把自己的智慧、技能投入世界古代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 古代文明是世界文明历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充分揭示中国文明的实际，世界古 代文明的源流便得不到完整的阐述。

在21世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成果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这是我们在这个学科领域可有的贡献。

来源：《中华文化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