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迁：西方考古学“三期论”传入考

金石学在中国虽有久远的历史，但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发展出现代考古学。人类社会一般都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对今人而言已是一种常识。然而，“三期论”对晚清学人来说则是一种全新的知识，一方面推进了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三期论”带有明显的进化思想，推动了史学观念之革新。关于西方考古学在我国的早期传播，20多年前俞旦初先生的《20世纪初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一文，作了初步探讨，除此之外，似未见此类专文。本文拟在俞文的基础上，对西方考古学“三期论”在华的早期传播情形，尽可能做全面梳理。

一

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中西接触日趋频繁，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逐年增多，同时也有部分中国学人走出国门，正是他们把考古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早期以传达西方的最新考古消息为主，随后考古学理论知识也逐渐输入。

187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在《中西闻见录》发表《古国遗迹》一文，这是中文世界最早报道1870-1873年间美籍德人谢里曼（Ueinrich Schlieman,1822-1890年）发掘希腊特洛伊古城考古事件的“即时”专文。丁韪良首先简略介绍西方近代各国的考古活动，“在古时亚洲西界有数小国，声名文物彬彬称盛，如犹太、腓尼基、德罗亚是也。缘兹泰西学士常赴该处掘搜古物，以博见闻”；犹太国为古教圣地，英、美、德、法诸国，“每派人躬往勘寻旧迹，用资考证，兼示不忘本原之意”；英国人常在尼尼微、巴比伦等处，掘地搜寻，得古石殿、石碑、石像无数，其碑字类虫篆，“渐通其文，参之古书，若合符节，所载事迹足补典籍之阙。”最后他说：“近又有德国人在德罗亚搜获古迹甚奇”，荷马史诗曾记载特洛伊战争，“人咸谓风影之说，不过出自诗人铺述，信者绝少”，“今掘地见城，并故王宫，间有金银钱参错土中，及妇女珠饰犹存，足征斯事为实。观于此，可见古人著作考据之真，又可见今人好古敏求之效也。”[1]郭松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出国大使，对西国人情风土颇有兴趣，于日记里详细记载参观各地古城遗迹的见闻。1879年正月二十日，郭松焘非常详实地记录了游览意大利庞培古城遗址的所见所闻，对古城中的古议政院、古理刑院、饼炉、罗马古史家故宅、火山灰所埋之遗骸等，一一备载，认为这些“足征土风民俗流遗，上古以前盖亦不甚远也”。[2](P901)《郭松焘日记》中涉及西方考古消息的文字甚多，不逐一列举。

1883年，丁韪良在《西学考略》中又以《取古迹以证古俗》为题，简述埃及考古。埃及古迹各国争取之，如“古遗独石之塔，所在多有面刻，四千年来之古字”，英、法、意各国均运载过海，建于城镇。法国拿破仑一世曾踞埃及，随带学者数十人专备搜罗珍奇，满载而归，“埃及古时遗风旧俗靡不洞见”。[3]1884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est Faber,1839-1899年）在《自西徂东》第4卷《史学琐谈》中强调，“论史尤贵考求古迹，如上古之碑记、器皿、古物留传，皆可资吾考据，此皆足以广见闻而资博识也。”[4](P158)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的《西学述略》第6卷《史学》，如“释古文以识古史”、“泰西诸国推埃及最古”、“巴比伦古迹”等内容，均与考古学有一定关联。他说考古学家在埃及“即于既倒塌之土石堆中搜取有文字之瓦砾石块”，识其文字而知埃及“精于文学，勤于贸易，以及古帝王之实事”。[5]1894年1月24日，他在上海亚洲文会作了题为“史前考古”的演说。1897年，《集成报》连续报道了多起考古新发现，如“希腊奇境”、“墨境华碑”和“古书初见”、“埃及古陵”。①以上这些史料，虽还没有涉及专门的考古学理论，仅为零星的考古信息，但考古学有助于治史，尤其对认识上古社会有所裨益，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文里，以“考古学”对译英文Archaology，最先由日本人开始使用。1879年出版的《英华字典》里没有Archaology词条，不过在同年出版的日译本《考古说略》中已使用“考古学”译名，说明此时日本有人将Archaology译成“考古学”。这个译名最初恐怕不是很流行，1881年日本出版的《英华和译字典》，仍然将Archaology译成“古学”、“论古”，Archaologist译为“博古者”。到了1889年，东京人类学会会员乌居邦太郎著《日本考古提要》，书名英译为The Outline of Japanese Archaology。在加茂元善为该书写的一篇汉文“序”里，他说：“寻故迹，征器物，稽遗俗，质言语，以知人类之变革者，称考古学。”而且该书非常详细论述了“三期论”。更值得注意的是，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列有《日本考古提要》一书，康氏可能是最早知道“考古学”一词的中国人。在1898年东京博文馆出版的《学生用英和字典》中，Archaology仍被译为“古物学”，Archaologist译为“古物学者、古事学者”。可见，“考古学”对译Archaology经历了一个由少数人使用到大多数人认可的过程，这一译名被固定下来，大概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汉语虽有“考古”一词，也有“考古学”三字联在一起的，但都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日本人借用汉字“考古”以对译Archaology，而后赋予现代学术含义的“考古”一词，在19世纪末从东瀛回流中土，已是旧词新意了。

二

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C.J.Thomsen,1788-1865年）从馆藏的史前古物着眼，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奠定厂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至今仍被学者所采用。俞旦初认为：“在我们中国近代，最先介绍到这个学说，并受其影响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年。”[6]这一论断恐不符合事实，“三期论”在此之前早已传入中国，并对时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期论”最早由寓华传教士输入中国。1873年，美国新教传教士玛高温（D.Macgown,1814-1893年）与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出版），通过地质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较详介绍了生物进化论，说明地球是“屡经变化的舞台”，又据人类先祖所使用的工具，将人类文明发展史分为石刀、铜刀、铁刀三个阶段，“铜刀期后于石刀期，而铁刀期又后于铜刀期。可见人之智慧日开，故能易石刀以铜，易铜刀以铁，然其石刀、铜刀、铁刀非各处同时交易，其间亦有先后焉。”书中还提到拉马克、达尔文等人的学说，传播了生物进化论思想。1891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在《格致汇编》（第6年第4卷）发表《地学稽古论》一文，指出：“按人所用之器物可分人世为三期：一为石期、二为铜期、三为铁期。石期之人皆粗野，铜期之人稍聪明，铁期之人才智大开，今之人正在铁期之内。”[7]传教士的译著对晚清士人影响很大，康有为把《地学浅释》列在《桂学答问》一书“西学”篇卷首，这本书传达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对康有为进化观念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康氏非常重视“三期论”，在万木草堂专门向学生介绍这种新说，现今留存的《万木草堂讲义纲要》有“至先以石作枪，次用铜，次用铁”条目为证。[8](P135)康门弟子梁启超也研读过《地学浅释》，1895年他在北京“乃得遍购所译西书，以充目力”，[9]而后作《西学书目表》，认为该书“精善完备”。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便指出：“有生以来，万物递嬗，自大草大木大鸟大兽之世界，以变为人类之世界，自石刀铜刀铁刀之世界，而变为今日之世界。”[10]由此可见，康、梁等人从地质学所提供的地球不断演化的事实和理论得到启发，作为他们要求变法的一项重要根据。事实上，《天演论》出版之前，晚清国人通过西人论著尤其“三期论”，已受进化论思想的浸染。

历史著作中对西方考古学介绍较早且较详者是李思伦白(John Lamben Rees)辑译的《万国通史》(History of Ancicnt and Modern Nations)，前编卷1《太古志》，运用近代考古学理论以撰写上古史方面，特点突出。前编10卷，叙述太古至古埃及、迦勒邸、亚述、米塔波斯、希伯来、奜泥基、赫涕、阿喇伯、希腊、罗马各国的历史，由蔡尔康笔述，上海广学会1900年出版。李思伦白在“自序”中提出西人以“考古之学合诸古史，比类而观”的治史方法，即将实物资料与文字资料相结合。他指出，上古社会“传世历数千年之久，迄无文字以纪事实，书策之流传绝少，即考据与征引俱穷”，只能根据考古学家“蒐罗故迹与其日用行习之物，遂可上溯太古之崖略，而稍知其人之情状”。[11]（自序）《太古志》卷引用不少考古资料印证各国古史，如引征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古城资料，从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说明人类起源问题，吸取古地理学、古生物学、天体物理学的某些研究成果以叙述远古地球。书中还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皆经历古石、新石、铜、铁四代，然后渐而成今日之盛”。[11]（太古志）这部书充分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以编写上古社会的历史，展示了一副全新的远古图景，“皆华人从未道及”，[12]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在晚清史学界流传颇广的坪内雄藏《世界上古史》（作社新1903年版）和浮田和民《西史通释》（文明书局1903年版）详述史前“三期论”，且常为时人所引征。《世界上古史》原名《西洋上古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89年出版，上海作新社1903年译成中文出版。《世界上古史·绪论》“历史以前之时代”一节指出，“今以历史以前之时代，因于其人种所使用之器具之性质，而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之三期。”石器时代之中，又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其武器及用具多以燧石为之，而其制造为最粗。盖在太古时既无人造成之上栋下宇，即家畜及农作物亦无之。”在后期，“器具制作亦稍有进步，有家畜及农作物”。至于青铜时代，则以铜或铜与锡之混合物作为器具，“以此时代比于以前之时代，于种种方向有改良之征证著者。考铁器时代，更其征证进步，骎骎乎日向开明矣。”三个时期的演进并不是泾渭分明，“至于青铜时代，尚有用石器者。自此时达于铁器时代，其后尚有不废其石器之例。且一地方之各时期，与他地方之各时期，必不同其时。犹之欧美，今日进于文明之极点，而亚细亚尚为半开化，阿非利加尚为野蛮，其程度之不相同如此也。加之通于此等各时期之轨道，并非各国皆同一辙”。[13]《西史通释》原名《西洋上古史》，浮田和民著，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89年出版。中译本系吴启孙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西史通释·综论》介绍了1847年丹麦考古学家应北方考古学会之招，发掘遗迹，研究有史以前的古物。“考古学者以人类所用器及其性质，察开化智识之程度，别有史以前为三期。第一期石器时代The Stone Age，第二期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第三期铁器时代TheIron Age。石器时代又分为二期，曰旧石器时代The Paleolithic Age，曰新石器时代The Neo Tclithic Age。新、旧石器时代之名，今英国人类学者兰薄克之所创，而学士咸从之。新、旧石器之区别，惟石器练磨与不练磨之异，然此际地球经大迁变，其日月相距颇长，足知人类最初进化之迟也。……凡由石器时代至青铜、铁器时代，其变迁由内部渐起，循序不紊。若他开化种侵入，则不复循序，急切变迁。又有至青铜时代，而石器之用尚不废，以达铁器时代者。要之，三期先后则古今一揆，无所异也。”②1903年刘成禺在《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历史广义内篇》、[14]1907年吴渊民在《学报》发表的《史学通义》，[15]以及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论及史前时代时，都有不少文字取自《世界上古史·绪论》或《西史通释·综论》，读者可自行比对。

《泰西民族文明史》（1903年）对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亦有所涉及。③英、法、瑞士及欧洲诸邦，常于亚细亚发现太古器皿、枯骨，“详究其物遗于何种人，因人骨之形格以究当时人体之组织，因其器物以究其生活之状态，于是而知今日野蛮民族之物，非无与之相似者，而研究古物亦自成一学术矣。”此种学术即指考古学。史前历史可分为四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凡兹四期，“人类必以次经历不能躐越，然谓各民族同时必在一期，则亦断无是理。盖此民族在石器时代，不能保他民族之不达青铜时代，此民族达于铁器时代，不能保他民族之不留滞于青铜时代也。”这本书还论及有史之后的考古学，“今人考究古代文明，讨论其宗教、风俗、技术，欲舍书简、碑铭、竹木、金石，而别求确据其可得耶。”特别强调“纪念物”，如社寺、宫殿、墓标、城塞、桥梁等，考古者“循物反本，略识旧时状态”。[16](P3-5)

史学研究法、史学概论性质的译著或专文，则从历史辅助学科的角度论及考古学。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一文，指出：“历史之材料不必限于典册”，实际地理、古建筑、画像、古董、歌谣、口说、遗谶、逸谚，“凡足以代表古来人间之情状者，无不为史学之证据物。”《史学概论》第5节“关于史学之学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系谱学、古泉学并论，作为历史的辅助学科，阐述考古学的界说、目的、范围。关于考古学的界说，“一般所谓考古学者常分为书契以前与书契以后之两部。自人类学者言之，则书契以前之一部为最重，而自史家之眼观之，则书契以前尚为无史之时代，以关系较少，无待深求。从而史学上所谓考古学者，其意味必为书契以后之考古学。”而“研究古物由时代而调查其制作意匠式样手法之变迁，即何时之社会先有何物，及其次之时代变为何风，如是网罗证明之，以备史学上之参考。”此乃考古学之目的。至于考古学的范围，文中提出：“自土木工事之类，若建筑、若道路、若桥梁，迄于器用、兵械、装饰品，及仪仗礼式之变迁，皆属考古学之范围。即精密言之，又得分为古土木学、古器学及掌故学。”[17]事实上，这节论述考古学的文字编译自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初版）。1903年，留日学生李浩生翻译出版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第8章“历史研究法”指出：“在就过去事实之痕迹，以发现真理，以说明现在，以预察将来，以知社会之起原、进化之目的也。”此乃历史研究之方法。“藉令为几千万年前之事，但使痕迹不灭，则此事之原动力有可推而知之者。此所以考古学及人类学虽等于地质学，而实较地质学为有兴味也。”考古学的进步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古代历史家，口碑记录之外无资料，每收集之、比较之、改删之，再演说之，以为正确之历史。然至近时，则更以遗物及纪念物为资料，而历史始脚踏实地，骎骎有进步之盛运矣。”在历史研究中，遗物、纪念物和记录，其价值各因研究之目的而不同，三种资料“不得偏重其一”。至于具体的方法，除“搜集”、“引证”、“推度”外，还有下“假定”一法，“例如见古坟之整然，可以见古代社会之秩序焉。夫资料者各别者也，其间有连续者，有不连续者，于是事实与事实之间有旷阙，不补此旷阙，则历史上之事实不全。苟欲全之，莫如假定说。”[18](P91)

此外，1902年，日本岸本能武太在《社会学》中也说：“欲研究原人之状态，自区区旧器遗物外，无适当之方法”，[19](P16)强调旧器遗物在研究上古史中的作用。1903年，上海广学会出版《广学类编》(Handy Cydopedia)，列有“史书未载之世事”条目，指出：“上古之世，未有史传可征，考古者分为四世以论之，一曰粗石之世，二曰精石之世，三曰用铜之世，四曰用铁之世。”[20](P9)20世纪初年，英国巴克尔(H.T.Buckle)的《英国文明史》先后出现4种中译本，④该书开头讲历史研究方法时，提到考古发掘对于认识古史的意义：“欲扩人知古之识，必先读史。吾欧洲之所谓良史，盖无乎不包矣。如发故城之址，而得古钱，则摹其款识之文字，字母之式，象形之篆，斯亦考证之资也。至若久湮之言语，必懂理而详次之，盖人语遁变，本有定例以准之。今人之所研究而得者，已有数端。古昔人民播迁之迹，年代虽极湮远者，言语家亦可藉是例以详考之。”⑤

三

西方考古学输入中国后，部分思维敏锐的知识分子立刻意识到此种新知对治史之重要。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21]1902年8月，他在《致吴君遂书》论编修历史问题时提出：“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22](P172)可见，章太炎较早受到考古学思想的启发，意识到研究历史不能仅据文献资料，地下发现的各种实物史料，均可用之于研究历史，以补旧史的不足。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专门介绍史前“三期论”，认为“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两石刀期，其所经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时代以前，有断然也。”⑥梁启超用“三期论”解释我国史前历史，对时人有所影响。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进一步肯定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欲求得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若要探寻社会进化的规律，必需通览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加以比较综合考察，包括“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的“穹古之石史”。[23]

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发表《世界最古之法典》一文，介绍1901年法国“古物探险队”发现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认为这是“世界最古之法律”，“为研究历史之要品”。他以“记者曰”的形式发表的评论，对考古学的认识颇为深刻：首先，近代考古学与我国传统的考古学有本质的区别，“今西洋学者，非独发明新学理也，于古昔之事，被其发明者甚多，然皆从事迹实验得来，与我国学者从纸片上打官司，断断不休，盖有异矣。我国人以考古自尊，容讵知考古之事亦不能不用新法，而后可谓之真考古。若仅抱一部十三经，仰屋钻研，以为古莫古于是矣，则真河伯之见也”。其次，考古学要有社会学的基础，“后世之事，无不从上世孕育而来，自其脱壳而后，若与前事截然为二，然细索其从来之迹，草蛇灰线之中，一一可求，且往往于其中得砉然大解之事。是故考古之学，亦今日饶趣乐而有实益者也。虽然。必先汇通群学，而后于考古之学，眼光乃自不同”。再次，考古学要与历史、现实相联系，“以考古为考古，其学术之范围甚隘，吾见其考古之不足观已。”[24]1905年，黄节的《黄史·总叙》亦认为：“近世西方科学发明，种界实迹，往往发见于洪积石层者，足补旧史所不逮。”[25]1905年，刘师培认识到传统金石学缺乏西方的田野考古，“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26]1907年，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一文又指出：“近世以来，西人言社会学者，考社会进化之次序，分为三级：一曰石器时代，二曰铜器时代，三曰铁器时代。”[27]并且借用“三期论”考察了我国古代石器发展的历史。

20世纪初年，国人运用近代考古学理论以编纂上古史，最值得注意的是周维翰的《西史纲目》。初函上古史20卷，上海经世文社1901年初版，二函15卷，是一部纲目体世界编年史。作者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国外译著，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全书开始即以地球原始、动植物原始、人类原始、鬼神原始、饮食原始、语言原始、人事原始、种族原始等专题展开论述。《西史纲目》运用近代地质学和考古学知识，认为史前历史按人类使用的器具可分为三级：“铁级”、“铜级”、“石级”而“石级”又分“精石级”和“粗石器”。古代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无衣无食、穴居野处的“初生之世”，渐次发展到“野番之世”、“酋长之世”、“君主之世”。[28](P10-11)晚清史学界对这部书评价极好，认为《西吏纲目》 “合百余种为一大种”，而且将各种已译未译诸书所载，“无不悉经烹炼，重加组织，蔚然成一家言。知综观参考，其搴采之功勤矣博矣。其《原始》一卷，所辟新理多为前人所未言。”[39]《西书纲目》初函出版之后，成为史学界的一本畅销书，“未及两年，风行十八省，重印第三次亦将售罄”。[30]

西方考古学“三期论”，在20世纪初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有些历史教科书编写上古史也运用这种新说，1904年《中国白话报》所载《万国通俗史》还将这一新说演述成白话文。[31]考古学性质的科目开始进入大学堂教育，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文科大学堂史学门除主课、补助课之外，3年之中还可以修习随意科目，其中包括金石文字学（日本名古文书学）、古生物学（即考究发掘地中所得之物品，如人骨兽骨刀剑砖瓷以及化石之类，可以为史家考证之资者）。[32](P51)1907年，黄节、邓实等人拟设“国粹学堂”，开设21门学科中就有“考古学”一科，分钟鼎学、石刻学、金石学史、美术史、研究法等各门课程。[33]当时国内是否有能力开设考古学课程尚不可知，但此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考古学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虽然更多尚停留于观念层面，并没有出现多少有价值的成果，但却为“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注释：

①见《集成报》第2册（1897年5月16日）、第16册（1897年9月30日）、第18册（1897年10月20日）。

②浮田和民《西史通释·综论》，文明书局1903年印本。又，“兰薄克”即鲁伯克（John Lubbock,1834-1913年）1865年最先提出新旧石器时代。

③《泰西民族文明史》，法国史家瑟诺波斯(Ch.seignobos)著，系沈是中、俞子彝转译自野泽武之助的日译本，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

④参见拙文《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⑤《英国文明史》，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版，篇1，第1页。魏易译本的译文：“考古者发掘地中湮没之古城，得古钱而读其文，藉以征其时代。拓古文之碑刻，凡锐角象形之文字，百方考译而得其义。治语言学者将古来人类言语之变迁列为图表，而探取古代民族迁徙之消息焉。”（《文明史》，《学部官报》第3期，1906年10日18日）

⑥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之6，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中国史叙论》论述“史前三期”，系编译自浮田和民《西史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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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