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学探索

一、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理论的提出

本文所称的“早期游牧文化”，是指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就本文所具体讨论的西藏高原这一区域而言，包括了从吐蕃王朝兴起之前的史前时代以及吐蕃王朝时代这样一个年代范围之内，主要集中于汉唐时期，大致可与考古学界所提出的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和吐蕃王朝时代这两个时空概念相对①。

长期以来，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且“居无定所”的观念，在汉族史家的文献记载中几乎成固定的叙事模式。如汉代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唐人杜佑《通典·边防典》也记载匈奴“随水草居止……草尽即移，居无定所”②。唐代僧人慧超在其《往五天竺国传》中，对吐蕃本土及其所辖属国的风土民情有所涉及，其中“吐蕃国”条下亦记载：“……已东吐蕃国，纯住冰山雪山川谷之间，以毡帐而居，无有城廓屋舍，处所与突厥相似，随逐水草，其王虽在一处，亦无城，但依毡帐以为居业……土地极寒，不同余国，家常食麦，少有饼

。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无有床席”③。

早在20世纪30年代，俄籍瑞典学者罗列赫就已经提出应当重视西藏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他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西藏一直保存着古代中亚游牧人的艺术传统，但是，“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都被西藏的宗教艺术吸引，(诸如)色彩鲜艳的布面绘画(唐卡)和造型精美的青铜造像，而现在一个新的西藏民间艺术领域被发现揭示出来，那就是前佛教时期的西藏游牧部落艺术的历史遗留”④。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考古工作本身的进展迟缓，他的提示似乎反响甚微。

考古学界过去对于古代游牧民族的聚落缺乏足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古代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所，很难留下居住遗迹，所以对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的问题也长期未能提上日程。如同学界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认识直接影响到考古工作的实践，导致目前为止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内容主要是墓葬材料，而几乎没有聚落方面的研究，与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业区域有大量聚落遗址的考古发现形成了鲜明对照”⑤。

近年来，西北大学王建新先生及其研究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对早期游牧文化聚落遗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⑥。在此基础上，他也通过田野工作的实践对这一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分布规律、类型与形制特征、与其他遗迹现象(如岩画)之间的共存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初步提出了开展我国西北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认识论与方法论⑦。其主要的观点认为：在游牧中有定居应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从古至今的基本生活方式；游牧民族也有相对稳定的冬季营地和夏季营地，冬季营地是在寒冬不能放牧的情况下度过严寒的地方，这里相对温暖、避风、有水草，也是不能放牧的老弱妇幼留守的地方；夏季营地则是夏季放牧时的主要处所。这些冬季和夏季营地一般都沿山分布，位于山脉或山丘的两侧，并且往往与现代牧民的营地在位置上重合；聚落有大小之分，在形制上既有高台式的建筑，也有在地表上用石块围砌的居住遗迹，或呈方形或呈圆形；大型的聚落遗址很可能与最高统治阶级的中心有关。在古代游牧民族聚落的附近，往往还有墓葬、岩画等反映游牧生活的遗存与之共存等等。最后他还总结性地提出：“居住遗址、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坚持对这三类遗存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揭示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面貌”。

笔者认为，王建新先生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东天山地区，对于我国***东部、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等广袤的古代游牧民族活动区域内的聚落遗址考古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在近年来西藏考古的具体实践中，笔者及其研究团队运用这些方法开展工作也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二、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分布规律与主要形态

西藏高原是由一系列巨大的山系、高原面、宽谷和湖盆组成的集合体，高原面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海拔高度也从5500米递降到4000米左右。西藏是我国重要的高寒牧区，畜牧业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主导产业，以牦牛、绵羊、山羊和黄牛为主⑧。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曲贡遗址中，已经发现人工驯养牦牛、绵羊等牲畜的遗迹⑨。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材料来看，西藏高原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目前比较集中地发现在青藏高原“第一级梯阶”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亦即所谓“羌塘高原”地带。这里是传统的游牧经济文化区，其生态环境主要为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带，气温较低，干燥少雨，日温差和月温差很大。这种气候条件不利于谷物生长，为了适应环境，古代居民主要过着游牧生活，至今这些地区的游牧民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而在藏南河谷和藏东山脉地带，则以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为主，其古代聚落的形态多具农业聚落的特点，如藏东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是一例⑩。长期以来，如何辨识早期游牧文化的聚落成为西藏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跨区域的观察比较，同样可以发现西藏高原这类遗存与***等地早期游牧文化聚落某些相同的文化特征。笔者认为，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至少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聚落类型。

第一类聚落是季节性的半定居式聚落。这类聚落与游牧民族冬季与夏季营地的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夏季气候暖和，水草丰茂，游牧民会带上简单的帐篷和食物，去到较远的夏季牧场放牧，真正过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没有定居的场所。而到了冬季，则必须返回到冬季营地避开严寒冰雪，并且保护好牲畜过冬。所以，冬季营地有别于农耕民族的定居式聚落，是一种具有季节性的半定居式聚落。

这类聚落形态典型的例子是发现于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札达县丁东遗址。这处遗址于2001年考古调查发现并经过小规模的试掘(11)。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在象泉河的一条支流——东嘎河河谷内，三面环山，具有向阳、临水、避风、有水草的优越条件，山谷内除有大片草场外，还有小块的河边台地可供开垦种植。遗址的海拔高度为4100米，所在坡地大体呈长舌形，北宽南窄，整个地势南高北低，其北面为东西流向的东嘎河，临河以下是高差约30米的河漫滩及湿地。考古发掘中，调查确认房屋建筑遗迹共十余组，试掘了其中的三组(分别编号为F1、F2、F4)，同时还发掘了位于房屋遗迹内的一处立石遗迹(编号为L1)。从发掘清理出的遗迹观察，这些建筑遗址在室内往往设有隔墙分隔出各个小室，各设有门道，门道内设有以较大的扁平石块叠砌成的石踏道，室内的角落上分布有大量夹杂炭灰、动物骨渣、残陶片等遗物的灰白色土和用三块石头围成的石支脚，据此推测应为室内火塘和烧灶所在的地方。在F4东南靠近南墙处有一处石围圈，其内发现有数十颗已经炭化的青稞籽实及少量残陶片，并在其附近采集到重石、石磨盘等遗物，由此推测这些可能是与粮食加工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如果仅仅从这些遗迹现象上观察，这处遗址与一般农耕民族的聚落似乎并无二致，但进一步结合这个区域内其他考古遗存综合分析，其性质却极有可能属于早期游牧文化聚落。首先，这处遗址符合王建新先生提出的居住遗址、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的特征。在丁东遗址的东面，仅仅隔着一条冲沟，便是编号为“东嘎第V区”的墓地，墓葬的外表形状均为石丘墓，墓葬中随葬有马、羊等动物骨骼，发掘出土的陶片与居址内所出的陶片的陶质、陶色、纹饰以及工艺上都属于同一系统，表明两者在年代上相同，文化内涵也相近(12)，很可能是同一居民群体生前生活与死后下葬的处所。除墓地之外，在丁东遗址东、西两面的山口处均发现岩画，其中位于东面的色日宁沟岩画有2个画面，分布在南北紧邻、大小不等的两块岩面上，主要用敲琢法完成，即用工具敲出若干点状或短条状的凹点构成图像的线条或轮廓。岩画图像多数清晰可辨，可辨识的图像有人物、动物等。人物依其动作姿态可分为执物者、牵马者、骑马行进者、骑马射箭者、携手相对(伴)者；动物有马、羊、牦牛等，画面中出现的马均配有鞍。位于丁东遗址西面的扎布拉山岩画分布总长度为12米，依岩面形状、凹凸的不同，由西北向东南可分为4个画面。岩画的图像有牦牛、马等动物和“雍仲”、太阳等符号。扎布拉山岩画与色日宁沟岩画在西藏岩画中均属旷野露天的崖面岩画，作画方法都采用敲琢法。扎拉山岩画虽然不见人物图像，但其肥硕的牦牛图像与色日宁沟岩画中的马、羊等动物所反映的同样是与牧业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活(13)。这种集居址、墓葬与岩画“三位一体”的共存现象，反映出早期游牧聚落的特征。

王建新先生发现***东天山一带早期游牧文化聚落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游牧民族对冬季营地的选择古今一理，加上具备这样条件的地点又是有限的，因此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与现代游牧民族的冬季营地位置重合的几率非常高。这一分布规律还表明，与现代牧民冬季营地位置基本重合的古代遗址应该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存”。无独有偶，这个特点在丁东遗址同样可以见到。笔者在考古调查时发现，丁东遗址所在地至今仍然是当地藏族牧民的冬季牧场，仍然还在采用这种半地穴式的石砌建筑，其具体的建造方法是先挖地作坑，再沿着坑壁砌筑石墙，最后在高出地表部分则采用帐篷作为屋顶，实际上是一种将地下的穴坑和地表的帐篷两者结合起来的建筑方式。这种石砌的房屋内设有门道、砌有踏道，还砌出石台，与丁东的房屋建筑遗迹如出一辙。据当地藏族群众介绍，这种半地穴式房屋在西藏西部高寒的自然条件下具有避风、保暖，便于拆迁等优点，尤其适合牧民作为季节性的定居点。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对吐蕃本土及其所辖属国的风土民情有所涉及，其中“吐蕃国”条下所载吐蕃国“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笔者推测或有可能即是指西藏西部早期游牧文化中这种形态的居住方式而言。

第二类聚落是临时性营地。这类聚落一般仅供游牧民族短暂地过往停留，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地表上没有留下固定的建筑遗址，但却遗留有火灶、灰烬层、石器、陶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游牧生活的遗迹。

这类聚落典型的例证可举藏北地区当雄县羊八井镇桑萨乡隆多村发现的加日塘(“塘”在藏语中意为“平坝”)遗址，该遗址2003年在青藏铁路西藏段沿线考古调查中被发现，并于2003-2004年间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14)。从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上看，它正好位于拉萨河谷与藏北高原过渡地带，在经济地理上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纯牧业经济的交接地理区，遗址周围群山环抱，堆龙曲河上游的曲那河、帕达河、古仁河三条支流在此交汇，河谷上分布着广阔的湿地，海拔高度虽然达4300米以上，但却至今水草丰茂。遗址位于河谷二级阶地上，大致范围约3.6万平方米，即东西宽约250米、南北长约140米，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902平方米。遗址中采集和出土了大量细石器、磨制石器和少量陶片等遗物，并且发掘和清理出一处火塘和一处灰坑遗迹。其中火塘遗迹(编号为04YJZ1)由三块扁平砾石呈“品”字形构成，石块上遗有火烧痕迹，在其附近发现黑色的灰烬，厚1～4厘米，根据火塘周边的灰烬分布范围分析，火塘的平面为椭圆形，长轴约280厘米，在其范围内出土1件穿孔石球，另出有夹砂灰褐陶片6片、细石叶17件。此外，在灰烬的分布范围内，还发现有被火烧过的动物骨块、骨渣等遗物。遗迹中发现的陶器残片均为手制，火候不高，制作水平和工艺都略显粗糙。从拼对以后的情况分析，陶器有夹砂黑陶及夹砂灰褐陶，器形主要为罐。加日塘遗址内发现不少磨制的石磨盘、磨石和带孔的重石等，对于这类石制品的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可能是与加工磨制麦类、谷类粮食有关的工具，也不排除为加工牲畜皮毛的工具。

从上述迹象分析，这处遗址很有可能是古代游牧民族一个经常性的露天营地，遗址内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迹，但却留下了大量生活遗迹，石头垒成的“支架”和厚达4厘米的灰烬层的发现，都是露天宿营遗留下来的痕迹，陶器残片、大量细石器和被火焚烧过的动物骨骼、骨渣的发现，更是证明遗址的性质与游牧生活紧密相关。关于加日塘遗迹的考古学年代，发掘者认为参考遗址的有关碳十四测年数据，可能为距今3200-2900年，并指出其性质“很可能代表藏北与西藏腹心地区接壤地带的一种新石器文化类型……属于游牧部落的季节性遗址”(15)。这些意见均可成立。

第三类聚落是大型的城寨型聚落。这类聚落规模较为宏大，聚落形状也较为复杂，往往以地位突出而显著的中心建筑为核心，围绕中心建筑分布有密集的中小型地面建筑、墓葬等遗存，具有游牧部落首领的不同级别统治中心的性质。

在***东部、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发现的游牧文化聚落当中，已经发现了5处大型的聚落遗址，分别为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东黑沟遗址群、红山口遗址、乌拉台遗址和西山遗址等。这类遗址一般均分布在山脉两边的缓坡地带，避风向阳，建筑形态既有石筑的高台式建筑，也有石围居址，聚落附近常常有石堆墓(石丘墓)和岩画共存(16)。如***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内，发现石筑高台，以石块层层向上垒叠，高台的周围残存有方形石围和环形石堆墓与圆丘形石堆墓(17)。天山北麓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共发现石筑高台3处、石围居址120余处，石构墓葬300余座、岩画1000余幅(18)。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山遗址中发现游牧民族的居住遗址、石丘墓和岩画共存，其中一处居址位于山腰背风处，平面呈圆形，以石块垒砌墙基，直径达6.7米(19)。由此可见，这类早期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既有高台居址或依山起建的居址，也有平地起建的石围居址两种基本的形制。从分布规律来看，往往是若干座普通的石围居址以高台建筑为中心有序排列，或是若干座石围居址紧密排列、成组分布。王建新先生认为，结合古代文献与碑刻史料考察，这类大型的聚落遗址应与曾活动于东天山地区的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的各级统治中心所在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王庭”一类的遗存有关。

目前在西藏西部地区经过正式考古调查的遗址当中，可以确认具有这类早期游牧文化大型城寨型聚落遗址性质者，可举噶尔县境内调查发现的“穹隆银城”遗址(20)。穹隆银城藏语称之为“穹隆古卡尔”，相传是西藏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游牧部落联盟——象雄王国的都城所在地。该遗址地处札达盆地东缘的象泉河北岸，有名为曲那河、曲嘎河、朗钦河的三条小河在遗址南侧交汇，故小地名亦为“曲松多”(21)。经调查测绘，初步查明该遗址分布于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形山顶，依地势高低和遗迹分布状况，可共分为A、B、C、D四个小区，遗址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A区建筑遗迹最为集中，经编号的地面建筑共有90余个单位，均为由砾岩岩块或砾石砌建的地面建筑，按其功能推测有防御性建筑(防墙和堡垒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等类型。其中防御性建筑由多重防墙和与之连接的方形堡垒、暗道构成。居住建筑常见方形、圆形的多间式或单间式建筑，部分建筑物附有圆形或近似圆形的牲圈类设施。可能具有公共建筑性质的遗址开间较大，有的依地势用砾岩岩块砌有多重阶梯。生活附属设施主要有两类，一是附属于居址的牲圈，二是分布在居址群中的圆形水坑，推测可能作为积蓄居民牲畜用水的蓄水坑。宗教祭祀性建筑遗址平面呈长方形，近正南北方向，依地势呈南低北高状，经发掘在遗址北端封土墙内出土有一尊青铜双面神像。B区地处山顶最高的西缘部位，经编号的建筑遗迹共计13个单位，其中主要是建在山顶崖边的防护墙、堡垒等防御性工事建筑。C区经编号的建筑遗迹共计20个(组)，其中大部分是建在山顶东北边缘的防护墙、堡垒等防御性工事建筑，在西部发现有一组可能具有宗教礼仪功能的公共建筑，其中编号为04KLCS13的遗存是一处较为典型的堡垒与防护墙相结合的建筑，另在崖坡外侧亦发现有多重护墙遗迹。D区位于遗址的最北端，建在高程略低的另一个山丘顶上，经编号的建筑遗迹仅8处，全部为防御性工事建筑，其中04KLDS8是一处带防护墙的多间式堡垒，附近有一圆形水坑，可能是作为较长期居住的一处防守营地，从整体上看，D区应是这处大型聚落遗址镇守北部的防御重地。

遗址除山顶的A、B、C、D四区之外，在山体崖坡下亦保存有少数防墙遗迹和可能通向山顶的暗道口。尤其是B区北端的崖坡下，用砾岩岩块沿山坡砌建有数道护墙，建墙的岩块修整整齐，由此可见遗址军事防御设施和城堡的规划建筑事先显然经过周密的布局安排。此外，在遗址内还发现有石砌的石台(石坛)，如编号为04KLAS66的一座石台，形制呈长方形，在石台的一端有凸出的圆形台坛与石台相接，其用途或与某种特殊的祭祀礼仪活动有关。石台中发掘出土的一尊双面青铜神像造型奇特，上身赤裸，两乳突出，呈跪坐状，一手扶膝，一手向上举持器物(因残破过甚无法详辨)，其头部前后两面均有面孔，五官粗犷，面容狰狞，具有西藏西部地区前佛教时期造像的显著特点，明显有别于佛教时期的造像，初步推测其很可能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神灵有关。在遗址地面采集到的文化遗物主要有夹砂红褐陶器残片若干，多种形状的磨石、石臼、石片等石器，铁甲残片，铜口器残件，料珠等装饰品，骨料及骨器残件等。

以上述这处城堡遗址为中心，山下还分布着墓地和居住遗迹。居住遗址名为泽蚌遗址，集中分布在遗址的中部、南部的河流一级阶地上，大体上呈南北一线排列。居址建筑事先经过周密规划，成组布局，形成错落有致的房屋群落，其中以遗址中心部位编号为第6、12、13、14、35等组的房屋建筑遗迹规模最为宏大。以第6组房屋建筑遗迹为例，由大小近20余间房屋以及火灶、石台(坛)、石框等构成，在总体建筑布局内形成不同用途的功能区。房屋形制主要以方形、长方形为主，各类房屋在地表皆有明显的石砌基础的残痕，均采用砾石砌建，在主要建筑组群的周边，还散布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建筑遗迹，形制除有方形之外，还有圆形以及不规则形等，推测后者可能系搭设帐篷等遗留下来的遗迹。

墓葬主要分布在泽蚌遗址的南、北以及西南部。从墓葬的规模上划分，既有规模巨大的大型积石墓，也有形制较小的积石墓葬。其中，尤其以编号为M2的一座积石墓体量最为宏大，该墓全部采用天然砾石人工垒砌，砾石之间可能采用泥土作为粘合，大体上可分为石基础及墓丘两个部分。石基础形制呈长方形，长62、宽17.3米，逐层向上收分，形如梯形。在石基础之上再垒砌墓丘，因早年盗掘破坏严重，墓丘已基本不存，并形成向下的巨大盗坑。墓葬现存高度约3～6米。编号为M1的另一座积石墓体积次于M2，但也基本上可以归入大型积石墓。此墓平面形制呈梯形，顶边长28、底边长24米，两腰分别长31米和31.5米。垒砌方式与M2相同，也采用天然砾石层层收分叠砌成墓葬基础，其上再砌墓丘，墓丘现亦被盗掘破坏，形成4个巨大的盗坑。墓葬现残存高度约2～5米。遗址内的小型积石墓主要集中分布于遗址的南部，成群分布，多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墓葬边长多为1.3米×1.5米，采用砾石砌出边框，其残存于地表部分的石框基本与地表平齐。

在穹隆银城与泽蚌遗址的周围，还调查发现拉托、曲松果的两处大型墓地，各有数以百计的墓葬，表面多以石丘为墓丘，经试掘的几座墓葬均以石块砌成石棺。在墓地和遗址附近还发现多处石器地点，采集到大量打制石器标本，表明这一区域早期人类活动十分密集和频繁。

古代象雄亦即汉文史料中记载的“羊同国”，以畜牧业为其主要生营方式。如《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国”条下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穹隆银城和泽蚌遗址平均海拔高度达4500米左右，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耕但却可以从事高寒地带的游牧业，所以可以初步判定其性质系一处早期游牧文化的大型城堡型聚落遗址。在西藏古代历史文献中，“穹隆银城”、“穹隆城堡”、“穹隆堡寨”等名称通常都认为其即为象雄王国的都城。如格桑丹贝坚赞《世界地理概说》中记载：“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面一天的路程之外，那里有詹巴南喀(dran pa nam mchar)的修炼地穹隆城(khyung lung)，这里还是象雄王国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十八位国王所统治”(22)。在敦煌古藏文文书P.T.1287号文书“赞普传记”中，提到松赞干布时与象雄联姻，将其妹赞蒙赛玛嘎嫁给象雄王李迷夏为妃，赞蒙赛玛嘎所居地名也正是“穹隆堡寨”(khyung lung)(23)。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最终确认考古发现的这处遗址即是文献记载中的穹隆银城，但根据遗址中出土遗物的年代均早于佛教化的古格王国早期并与象雄王国灭亡下限的年代范围大致吻合(24)、墓地中有高等级的大型石丘墓葬等情况推测，至少可以肯定其属于象雄王国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处具有“王庭”性质的大型聚落，与***、甘肃、内蒙等地的发现的大型游牧文化聚落具有某些相同的文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北部羌塘高原和西部阿里地区，近年来中外学者也调查发现了一批石构建筑遗址。如美国学者文森特·贝勒沙(Vincent Bellezza)自1992年以来，据称已在西藏西北部调查记录了400多处属于所谓“前佛教时代”的遗址，按照他的描述和分类，这些遗址当中既有大型高台建筑，也有地表的石围、石圈、列石等建筑(25)。笔者认为，结合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情况来看，这类遗存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早期游牧文化有关。例如，有一类地面石构建筑当地藏民称之为“门朵儿(Mon-der)”，被认为是牧羊者的遗存，其性质有可能是某种宗教仪式建筑或者墓葬。藏族学者顿珠拉杰于2002年在西藏西部调查发现60余处建筑遗址，据称包括城堡、庙宇、墓葬等不同类型，其中也提到“门朵儿”一词，解释认为“门”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曾居住在西藏西北部，信奉非佛教的一种宗教，死后采用土葬(26)。遗憾的是，上述这些学者均不是考古学家，无法用考古学的方法加以记录描述，但从其公布发表的材料透露出的线索来看，当中很有可能包含有早期游牧文化聚落在内，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加以确认。

三 余论

综上所述，通过近年来西藏考古提供的新材料，再次证明在我国开展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是大有可为的，这项工作的持续开展，对于丰富我国多民族文化遗存、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的卓越贡献，均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但与之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需要做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游牧民族同样具有规模不同、等级有别的各种类型的定居遗址或聚落，这是将来开展中国边疆考古和民族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就现有发现来看，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情况十分复杂，它们当中既有冬季营地、夏季营地这样根据不同季节形成的定居、半定居或临时性营地的区别，也有用石头、日光砖等材料砌成的永久性建筑物和毡帐式住所的不同。从等级制度而论，一般性的居民聚落以密集排列、布局有序的地表石围(既有方形，也有圆形)作为表征，也有开凿在山崖当中的洞穴式居址。作为各级统治中心的“王庭”、“牙帐”一类的大型聚落在建筑遗存的布局与结构上则更为复杂，往往建筑在高起的石台或者地势险要的山腰或山顶处，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护墙围垣相环绕，有的还设有暗道相通。高等级的大型聚落之中，除生活区外还有祭祀区的存在，游牧民族“祭天”、“祭神山”之类的活动场所很有可能与之有关。不同等级与规格的石丘墓和独石、列石、石围圈、石围框等大石遗址往往分布在聚落的附近，将死者的埋葬与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合为一体。

越是社会发展复杂化的游牧社会，这类大型聚落的社会功能也就越复杂。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显示，吐蕃赞普夏季与冬季各有巡游，其“牙帐”分设于不同的地点。如P.T.1288“大事记年”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条下载：“赞普初夏驻于‘帕登木’谷，仲夏迁至孙波河。于董噶之鹦鹉谷，由噶尔·赞聂多布、钦阮赞婆(均为禄东赞之子)二人集会议盟，行牧区大料集。冬，(赞普)牙帐巡临‘襄’之让噶园，于‘董’之虎苑集会议盟，以征调后备军事，征集青壮户丁，是为一年”(27)。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赞普在其牙帐要举行集会、议盟等活动，处理“大料集”(户口登录)、征调后备军事力量等军国大事，由此可以推测其牙帐所在地应形成规模不等的聚落。不仅如此，某些特定情况下赞普还在其驻扎地指挥建筑城堡要塞。如P.T.1288“大事记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条下载：“赞普驻于‘札’之鹿苑，且于且末国建造堡垒，是为一年”(28)。一些迹象还表明，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在赞普父王去世之后，遗体也秘不发丧，停厝于牙帐所在地。如P.T.1288“大事记年”载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赞普父王之遗体隐匿于‘巴拉木’……象雄叛，赞普墀都松驻于辗噶尔，是为一年”(29)，这样看来，在聚落内很可能还有可供吐蕃王室贵族殡丧的场所。因此，目前还很难用某种简单的模式来概括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所有形态。

其次，对古代游牧民族居住遗存的各种不同形态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发现的地面建筑遗存中，除上述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发现的丁东遗址中可以确认有房屋建筑遗址外，还有许多出露于地表的石围和石圈，平面形状方形、圆形皆有，虽然有许多迹象表明它们极有可能是游牧民族搭建的帐篷一类的居住遗迹，但毕竟没有确切的证据可表明它们的上部结构。如同王建新先生所言“因为无论是木构建筑还是帐篷都属有机质的材料，现在都已不复存在”。可行的研究途径之一，是利用考古图像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等各方面的资料寻找相关线索进行复原研究。

例如，藏文文献中曾将吐蕃赞普的陵墓与生前居住的帐篷进行比较，从中可知吐蕃时期的帐篷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因时代早晚而变化。如《汉藏史集》中记载：“据说五赞王的陵墓建在琼隆额拉塘，陵墓为土堆，状如帐篷，没有装饰，也不是四方形”(30)。《雅隆尊者教法史》载“自赞字五王之后，陵墓建于农区，农区名穷隆阿拉塘。赞字五王之坟堆，宛如牛毛帐篷，既无殉葬之物，墓地又不知筑成方形”(31)。对于赞字五王之后王墓形制的记载则见诸《贤者喜宴》：“五赞以下，其墓建于青域……其坟堆犹如帐幕”(32)；《西藏王统记》也记录有“王墓建于本乡土，青隆达塘为地名，土堆宛如牛毛帐”(33)。由此可知，在吐蕃早期流行圆形墓葬，方形墓葬要到吐蕃后期方开始出现。最早出现的方形陵墓为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松赞的王墓，“其陵建于邓喀达，位于赤聂汝赞右。大供冥器墓方形，贡日所喀为其名”(34)。对于雅鲁藏布江中游考古调查发掘的以圆形坟丘为特征的昂仁古墓葬，可能也与藏文古籍中的这些帐篷式圆丘形封土墓存在着某种联系(35)，这种如“牛毛帐篷”的圆形土丘墓也许正反映了西藏高原游牧民族的最初居室类型，即传统的圆形毡帐形制。

再如，在西藏吐蕃时期墓葬中，有一种穹隆顶式洞室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生人居室的模仿。此种形制的墓葬一般由竖井式墓道与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是在墓坑内沿四壁用石板向上叠砌起拱，形成向上隆起的穹隆顶式墓室，在穹隆顶顶部中央往往会留有一小圆孔，其上再盖以石板(36)。如山南朗县列山墓地M27墓室的穹隆顶中央留有一直径5厘米的小孔，空上盖有一块小石板(37)。山南加查县邦达墓地M2墓室的四角攒尖式顶部中央也留有一直径为10厘米的圆孔，其上盖压石板(38)。这类墓葬让人联想到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彩绘棺板画中所描绘的帐篷形象。在现已公布的吐蕃棺板画中，出现了八例帐篷的形象(39)，帐篷均为顶部中央突起，开有喇叭形气孔的圆形毡帐，这是目前考古材料中仅见的吐蕃时期毡帐形制的图像，棺板画中的毡帐形制比较特别，表现为顶部突起开喇叭形气孔的圆形帐篷。因此，可以推测西藏高原早期游牧文化当中出现的这种圆形毡帐，应作天幕状即穹隆顶式，其顶部中央留有一直径不大的圆形气孔。此外，在西藏发现的古代岩画中，也零星出现过帐篷的图像。如在加林山岩画当中，有四幅表示圆形帐篷的图像，其形制与青海吐蕃棺板画上的毡帐形制有所区别，其表现的应是藏北游牧民族的传统帐篷的一种样式(40)。西藏纳木湖扎西岛地点的岩画也发现有描绘人们起居生活的内容，其中出现的毡帐形制为顶部呈喇叭状，围壁有窗(41)，与青海吐蕃棺板画中毡帐形象略有相似。

当代民族志的资料表明，今天的西藏高原游牧民族普遍使用的是一种称为“帐房”的方形帐篷，用黑牦牛毛织成，帐篷内立几根木柱支顶，四周用牦牛毛绳悬拉帐篷，使其固定，平面呈方形(42)。有学者认为，这种方形帐篷与中亚游牧文化系统中的“黑帐篷”形制相近，古波斯地区游牧民族的帐篷类似这种黑帐篷，由于与西藏高原自然环境及生业方式相似，有可能吐蕃后来也从中亚接受了这种方形的黑帐篷(43)。那当版《甘珠尔》目录卷引录的“莲花生大师文告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在远至突厥国的温弩地方，吐蕃军队撑起了黑帐篷，护卫人民，那些人的国家被推翻，迁入‘门(Mon)’的领土内”(44)。中亚游牧文化系统的“黑帐篷”传入西藏，是与吐蕃帝国势力向中亚的扩张有关，还是中亚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影响到吐蕃，目前都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在***、西藏等地发现的早期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当中，这种方形和圆形的石围都同时并存，如果它们确属搭设帐篷留下的遗迹，就表明当时可能同时存在着方形和圆形两种不同形制的帐蓬，这为研究探索西藏高原游牧民族毡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无疑也提供了新的线索。

注释：

①西藏的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铁器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在西藏考古史上发现的一些年代可能较早的金属制品，都属于传世品或采集品，不仅来源不详，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由非专业人员所记述，并非考古发掘的出土遗物。因此，童恩正先生只能根据这一情况提出西藏史前可能曾经有过一个“早期金属时代”，并将其年代的上下限设置得较为宽泛：“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而结束于公元6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②[唐]杜佑：《通典·边防典》“边防十六”条下，中华书局，1988年。

③[唐]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第68页，中华书局，1994年。

④G.N.Roerich,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s of Northern Tibet,Prague:Seminarium Kondakovianum，Prague.1930.李有义曾翻译氏著《藏北的游牧部落》，见《民族社会历史译文集》197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内部资料。

⑤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以下凡引王建新先生所论均出自该文。

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管所：《***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⑦同⑤。

⑧徐华鑫：《西藏***地理》第201～20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37～24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⑩四川大学历史系、西藏***文管会：《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79年。

(11)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1期。

(12)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等：《西藏札达学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第248～266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4)西藏***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53～10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5)同(14)，第109页。

(16)张凤：《秦汉时期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聚落的比较研究》，《考古》2011年第1期。

(17)同⑥。

(18)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哈密地区文管会：《***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调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19)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第246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有关这处遗址的正式考古调查材料尚待公布，早期披露的调查情况可参见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见《西藏西部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研究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凡本文中涉及的具体数据将以最后公布的正式考古报告为准，此处仅作参考。

(21)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卡尔冬遗址”，参见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四十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22)转引自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23)Wang Yao,Chen Jian,Account 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PP167-169,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1992.

(24)关于象雄灭亡的年代，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宋迎至吐蕃之地……此后三年，墀松赞赞普之世，灭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见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5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又据《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国”条下载：“大羊同国……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可知象雄在唐代初年贞观末即为吐蕃王国所击灭。

(25)a.J.V.Bellezza,Antiquities of Northern Tibet: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the High Plateau(Findings of the Changthang Circuit Expedition,1999),Adroit Publishers,Delhi,2001; Antiquities of Upper Tibet: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High Plateau(Findings of the Upper Tibet Circumnavigation Expedition,2000),Adroit Publishers,Delhi,2002,Divine Dyads: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ibet.Dharamsala,India: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1997.

b.约翰·文森特·贝勒沙著、谭秀华译、汤惠生校：《找寻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见《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此文后刊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26)顿珠拉杰：《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

(27)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6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28)同(27)。

(29)同(27)。

(30)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86、8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31)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

(32)巴卧·祖拉臣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37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

(34)巴卧·祖拉臣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第38页。

(35)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80、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36)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00～10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第9期。

(38)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加查、曲松两县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39)有关资料可参见下列文献。

a.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b.《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收录的一组文章介绍了青海吐蕃棺板画。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

c.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2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d.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

e.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九辑第26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

(40)李永宪、霍巍：《西藏岩画艺术》第12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68、1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第33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43)Angela Manderscheid,The Black Tent in Its Easternmost Distribution:The Case of the Tibetan Plateau,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y 2001,pp.154-160.

(44)(英)F.W.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248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

来源：《考古》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