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麟：我的民族考古之路

我是在东北农村长大的，受过日伪的气，经历过解放战争。在战乱岁月，农村小学是关门的，学校是停办的。我仅念过一、二年级初小，后来就辍学在家，放牛、砍柴、种地，无论刮风下雨都不能例外。当时我们家参加革命的人不少，是有名的“八路窝子”，家里只有我是年轻的男人，是个“小男子汉”，这时我才懂得“革命家庭孩子早当家”的含义。记得家里养着一头骡子，种地运货全靠它，但后来它得了“肠梗阻”，死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痛。

1949年，解放了，家里被评为下中农，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去辽阳市读了小学和中学。我是穿乌拉上学的，文化上一无所知，土得掉渣，自然让人看不起。但我心里有一股劲：我一定要努力跟上!大概念了三四年书，我就能随“大流”了。1955年，我面临考大学，学什么呢?我思考当时的农村有两大问题：一是怎样解决温饱?根子在农业；二是疾病是农民的最大威胁，无病无灾是农民的最大希望。因此我很想学农业或医药。在大考前1个月，进行体质检查时发现我是赤绿色盲，没有学农或学医的资格，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不得不放弃最初想法。但让我学数学，我又没兴趣，只能改学文科，却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令人兴奋不已。

一、从考古学出发

北京大学有一个未名湖，环境很美，学校又有很浓郁的学术氛围，自己深感处于幸福之中，必须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当时，我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读了很多书，大口大口地汲取文化营养。翦伯赞先生的《汉代史讲演》、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夏鼐先生的《考古学通论》、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苏白先生的《佛教艺术等课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读了一年基础课后，开始分专业。我曾问前来指导专业分类的尹达先生：“我是赤绿色盲，能学考古吗?”他说：“问题不大，你不要学艺术考古，但史前考古还是可以的，又能与民族志结合。”最后我被分配到考古专业。北大考虑到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密切关系，又让我们去民族学院学习，包括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志》、吴汝康先生的《体质人类学》。其实外国的人类学就包括考古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我们的选课，开阔了我们的学术眼界，也为我从事多学科比较研究提供了机会。当时学校很重视社会实践，我们班就先后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史调查和王湾考古发掘，为时一年之久，使我们能把课堂学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很大，需要研究的领域很多，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来说，大有用武之地。

我是学考古学的，又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业务基本对口，但不能专门进行考古，而是侧重利用文物探索中国历史。

在学术研究实践中遇到一个问题，怎么研究历史?尤其是文物或物质文化史。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对我说：“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仅仅一小部分可以解读，还有多数不得其解。”社会上的研究方法，一般是以古代文献复原历史，这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王国维先生提出“二维法”，即利用文献考证文物，再研究历史，这基本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呢?当然有，还有不少呢。有些老一代学者指出，利用民族学资料也可探讨历史文化，这种见解是高明的，但他们没有具体实践的机会，只能留给后来者践行。我虽然踏入学术界较晚，但比较年轻，又具有不少考古学、民族学的知识，使我有机会多做一些民族考古的比较研究，这是探索工作，缺乏前人留下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心里没底，期间也犹豫过：“我能行吗?”还是苏秉琦先生开导了我，说：“你怕自己成了半瓶水，我理解，但你有考古学、民族学两个半瓶水，倒在一个瓶里就满了，单搞考古学或民族学未必能混个一瓶水。”他又说：“目前学术界有‘南汪北宋’之说，这就说明，学术界对汪宁生和你在民族考古研究上是很肯定的，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苏老师一席话，增加了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信心。

我的研究方法基本在考古学研究范围内，考古学色彩浓厚，主要是凭着考古学提出的问题，到民族地区寻找有关民族学答案，去解读考古学的问题，即利用民族地区所发现的“社会活化石”去解读和印证考古学的“死化石”，如石球用法、钻木取火、耒耜之制、织机演变、制陶方法、二牛三夫犁、漆器工艺等。这说明我是从考古学出发的，又落实到考古学上，中间研究也没有离开考古学。但是，有位老师说我离开了考古学，甚至说我是“考古学的叛逆”。这种说法我是不能接受的，也与事实相左。说事者无非是让我“考古，考古，挖墓掘土”。我没有偏离考古，而是结合民族学来研究考古。

二、做好民族田野调查

要进行民族考古研究，也有相当难度，前提是应该具有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理论训练和田野调查实践，这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我在考古学上接受过专业训练，读过基本著作，参加过洛阳王湾考古发掘，考察过敦煌佛教艺术，但民族学调查仅参加过广西少数民族调查，这方面还有较大欠缺。要想做好学问，一要勤奋，刻苦努力，这一点我是不敢懈怠的，二要有好的机会，否则也难以成功。后来我遇上了一次好机会：1960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翁独健等多位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伯赞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反响较大。专家们提出：“民族地区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文物将会迅速消失，建议文物局搜集一套不同时代的典型民族文物，供今天陈列、研究之用。”文物局接受这一点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领导考虑到我年富力强，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又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就让我做上述民族文物搜集工作，从而使我有较好的机会参加民族文物调查和征集工作。

第一次调查地点是内蒙古阿里河，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当时正值严冬，不少人都说零下50度，泼水成冰，林海雪原，我爱人又临产，但我没想那么多，一切以事业为重，勇敢奔向大兴安岭。回家时已是春天了，小孩早出生了，爱人挡在门口说：“你说咱们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猜错了不让你进屋。”经过一番曲折，才看见早已出生的女儿。

我的民族调查，分为三种情况：(一)重点调查地区，如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林区、云南西双版纳、滇西北泸沽湖地区、大小凉山和海南省黎族地区。主要工作是征集一套民族文物、拍摄大量民族照片，不仅驻扎时间久——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之久，有的地区去过多次，补充、复查——如泸沽湖、凉山和海南岛。这些是我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地。(二)专题调查地区，如广西左江崖画、岭东南三族风俗、水族石墓、延边朝鲜族等，驻扎时间短，一般调查若干专题，写有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三)走马观花式调查，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江浙等地。主要是跑“面”，扩大视野，增加感性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为了扩大调查泸沽湖摩梭人走婚的来龙去脉，我曾沿他们迁移来的路线，从云南经四川，直到青海，我发现氐羌族南下路上，留下许多共性文化，尤其是象形文字。过去总认为纳西族东巴文字是世上唯一的象形文字，其实在我国西南各民族中都有象形文字，表明我国西南有一条象形文字链，它是我国西部半月形文化的特征之一。

当时田野调查很艰苦。北京到昆明还没有直达火车，中间要改乘汽车。从丽江到泸沽湖要步行11天。从泸沽湖到俄亚村又要步行4天之久。野外露营是经常的事，枕着大地，望着星空，野外生活极为浪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路过彝村，主人给我们烧洋芋吃，我以为这是吃零食，后来才发现这就是正餐，主人天天如此，我们也吃得心安理得了。田野调查最大的威胁是安全，路上遇上棒棒蛇、泥石流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骑马在金沙江边行走，突然一只豹子把马吓惊了，我马上跳下来，马却摔到崖下。在我们路过金沙江边、过雪山时，调查组四个人而伤其三，有一位战友还发生骨折，弄得我们狼狈不堪，这是田野调查难免的代价。

调查地点的选择，讲究人口要多、村落古老、历史文化丰富，又远离交通主干道，所以我们要走很多路，付出各种代价。严格地说，田野调查既是一种科学研究，又是一种危险的探险之旅。

我的民族调查有以下特点：第一，选择典型地区，搜集一套民族文物，如在鄂伦春族地区搜集了上千件民族文物；在西双版纳搜集了上万件民族文物，经过越南才运回北京；在泸沽湖地区搜集3600件民族文物，用40头骡子才运出来；在青海和新疆也搜集了数以千计的民族文物。当时搜集民族文物相当容易，有时伸手可拾。一次在泸沽湖乡政府发现一座仓库，历史文物数百件，全归我们所有。现在，这些珍贵文物都为国家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前几年，鄂伦春族、傣族和摩梭人要建博物馆，就地找不到文物，于是到国家博物馆复制，扩印照片，使我更意识到当时搜集民族文物具有抢救性，功不可没。第二，有详实的记录，天天做调查笔记，拍摄有关照片，这也是调查的真实记录。第三，调查工作本身是一种研究，事后也要坚持研究，但要结合其他学科资料，并产出专著，如《最后的捕猎者》《女儿国亲历记》《走婚与火婚》《泸沽湖畔的普米人》《寻根之路等》。

上述民族地区调查，加深了我对有关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也为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佐证。历史表明，凡是有实践特色的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仅靠文献记载是不够的，前人留给我们的古籍太少了，其作者也未必去过有关民族地区，事实多半是传闻，所以我们不能当书斋式的学者，要身临其境，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搜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我们所调查的民族社会是动态的，尤其在当今转型时代更加如此。当我再访几十年前调查的村落时，发现的当地风俗大改，不少文化现象已经变化，更使我意识到自己收藏的笔记本、老照片的珍贵，于是奋力写成了多卷本《边疆民族考察记》。

三、向民俗学延伸

在学术研究中，深知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有机联系。其实它是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反映，有些少数民族的昨天，就是汉族的前天或大前天，两者之间有不少共性，自然可以利用民族学资料去印证汉族的历史，这就是民族考古研究可行性的依据。在学术研究中还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汉族历史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使我回过头来熟悉汉族历史，也关注民间大量存在的民俗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我退休以后，已失去了民族调查的条件，如经费不足，年事已高，再去新疆“折腾”就不适宜了，但是路途较近有待了解的民俗文化我仍然在坚持研究，也梳理身边的民俗文化，因此，我就把调查的中心从边疆转向内地，从民族学向民俗学延伸。在这方面，我做了三点：一是向老一代学者学习，其中钟敬文先生学问渊博，平易近人，给我指导最多，他表扬我说：“你们的《南宁纳西族母系社会》写得很好。”我们又谈了民俗博物馆筹建的问题。一次，有人建议中国民俗学会设一个文物鉴定委员会，解决来源问题。钟先生问我可行否?我说：“文物鉴定水很深，我们又没有出色的鉴定专家，以此挣钱，还不是骗人?恐怕不行。”钟先生也认为不可，便作罢了。二是认真阅读有关民俗书籍，其中把北京民俗古书列为重点。三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民俗调查，如北京妙峰山、河北龙牌会、蔚县蚩尤传说、承德避暑山庄、五台山民俗等项目。

在民俗调查中，由于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定的民俗知识，对异地民俗容易了解，很快能进入角色，如生产民俗，多半是自己参加；人生礼俗也是自己多次体验过的；衣食住行与家乡的也大同小异；华北的民间信仰有一定特色，与东北萨满教有一定差别。从中能看到我国各地汉族民俗，有共性，也有地方性。

在民俗研究中，我除了配合多学科研究外，发现民俗学中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节日，它是民俗文化的龙头、中心，几乎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为此我写了《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二十四节气》，前者翻译成多种文字，作为国家礼品送外国外，后者也由台湾地区出版社出版成繁体字版。民俗文化中的民间信仰也很重要，如汉族的巫觋、北方民族的萨满、藏族的本教、彝族的毕摩教，它不仅让我破译了远古时代的巫觋信仰，也促成我从事有关研究，写成了《巫觋》《巫与祭司》《民间神像》《会说话的巫图》等书。我所用的资料，不限于民俗学资料，也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这是沿用多学科比较研究的延续。

还有一点应该提到，我比较重视民俗文物，但我并不收藏民俗文物，主要原因是数量收不起，但在旧货市场又发现不少珍贵的民俗文物。起初看见一位山西人卖六必居老字号文物，我建议他送给六必居，但六必居老板不感兴趣，不要六必居文物，但奖励卖主十瓶酱菜，还给一千元奖金。事后山西卖主找我，说：“人家六必居不要文物，却给了我1000元奖金和10瓶酱菜，本钱回来了，六必居东西就送给你吧!”我留下了，过半年又让学生给六必居送去，人家照例不要，还把我学生撵出来了，让我很心寒。于是写了《无奈收藏》，把上述过程写了出来，表明自己只能无奈收藏北京老字号文物。接着我又收集不少北京老字号文物，有数百件，其中以同仁堂文物最多。收藏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希望日后总有被重视的时候。

四、研究性收藏

一个搞学问的人，晚年是怎样度过的呢?我首先把调查报告、研究成果编辑了一下，总计写了各种著作达500多种，其中专著不下50种。我把上述目录交给商务书局了，听说他们将要出版我的文集。

我的研究范围较宽，总的说是用民族学研究考古学，偏重于文物或物质文化史，但是我的重点是史前文化或原始社会史，为此还写了有关专著，最早为《原始社会》，后来是《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远古文化》和《原始风俗》(中国风俗通史丛书之一)。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工艺技术、人生礼俗、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文献著作。

自己搞了一辈子文物博物馆工作，由于在职时有《文博工作者守则》，自己对文物收藏是不沾边的，但是退休以后就不受束缚了。但是自己有收藏约束：一不介入文物买卖，更不能卖给外国人。记得我收藏一部金箔制的《天地八阳神咒经》，其中有高句丽记载，通过我学生的关系，传到首尔有关博物馆耳朵里，他们来人出高价购买，被我婉然拒绝。特点二是所收藏的范围不是毫无边际，而是专题性收藏，讲究系列，其目的是在研究，最后写出专著来。我最初收藏唐卡，数量多，古品不少，因此编辑成《古代唐卡遗珍》。又收藏一部《金刚经》，由8张纸写成，每张长300厘米，高40厘米，每幅都以楷书写成，极为工整，但每张纸上有3幅佛画，皆为藏式唐卡，因此写一部《辽代插图本楷书金刚经》。有时发现别人有好的收藏，自己也设法写成书。如有一位朋友收藏70多件辽代绣画，经朋友同意，我写成了《辽代绣画》一书。第三个特点是捐献文物，当我把书写完，收藏的使命就完成了，于是把有关藏品捐给国家性质的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已向吉林萨满文化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字博物馆、同仁堂中医药博物馆、六必居博物馆、北京商业干部学院、北京老字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泸沽湖摩梭人文化博物馆捐献了不少文物。

所谓研究性收藏，写书并不是唯一目的，它涉及民间收藏的意义。

我国近几十年的文物形势有很大变化。“文革”前我们文物管理较好，能控制住盗墓之风，当时最好的出土文物基本在考古所、博物馆，我们参观考古新发现到这些单位就行了。改革开放后形势有不少变化，有些公开提出：“要想富，先挖墓。”盗墓者队伍人多势众，比国家考古队多千万倍，而且利用各种现代设备，如汽车、推土机、探测器，更为严重的是，盗墓者与贪腐官员勾结，后者或明或暗介入盗墓，家家屋里都摆许多文物。现在到各地方看考古新发现，只到博物馆、考古所是不够的，但贪腐官员家却能实现“金屋藏娇”。这些又把文物推向市场，流向贪腐之家，有的走私到海外。有一次我在河北邢台，问河北省文物局长：“你们省能刹住盗墓之风吗?”他说：“刹不住，这是全国性问题。”这席话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的当前形势特点。

在这种形势下，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睁着眼睛加以否定，放任盗墓之风不管。市场上自由买卖文物，甚至走私文物到国外，不能任这种情况发展，必须给予制止、法办；另一种，承认其存在，提出积极措施，如对盗墓、贩卖文物、贪官伸向文物界等，给予坚决打击，以法律制裁。应该加强文物鉴定管理，设法规，发鉴定证书，防止冒充专家为非作歹。国家应该加大投资，把市场上的珍贵文物收购起来，对收藏家和私人博物馆进行指导，做好登记，决不能允许有些人以办民间博物馆之行，行贩卖文物之实的行为。对于爱国的收藏家应给予支持、表扬。做好上述工作，是需要大批文物专家的，既然如此，我们把这些专家“藏”起来好呢，还是请他们出来，为鉴定文物、抢救文物作出贡献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国的文物市场是很庞大的，基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某大拍卖公司，以收购鉴定文物为旗号，定期进行鉴定会，来者众多，带来文物也不少，有些是国家应管控的，但主人不以为然，国家文物局又不管，这似乎是隐形文物市场；另一种是诸如北京潘家园、报国寺之类的公开市场。对这类市场，我不轻易否定，而是认真对待，每周都定期去看一下，市场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动态，这是我学习的大课堂，因为市场上有很多民族文物、民俗文物，有的熟悉，有的是书本上没说过的，如族谱、老文书、旧信札、七巧板、消寒图、年画等等。偶尔也能看见古代文物，如封泥、侯马盟书、陶俑、画像石等。至于旧书摊上的古籍更多。自己虽然搞了一辈子历史、文物，但还感到自己有不少盲区，有不少难以识别的文物，想到这里，就越发感到自己应该再学习，进行补课。潘家园之类的市场是进行再学习的课堂，它能使自己获得不少文化知识，包括学校老师没有传授的文物知识。

关于旧货市场应该说几句话。全国的旧货市场很多，有人说：“这是假货市场，全是假货买卖!”事实是这样吗?不能这么说，要具体市场具体分析。以潘家园旧货市场为例，其中的陶瓷摊、书画摊、玉石摊，公开声称是工艺品，说它们是文物中的假货是可以的，但是其中有两个书摊，除个别有盗版书外，基本都是货真价实的旧书，说它们是假货就太不应该了；在西门内的地摊上，既有真文物，又有赝品，几乎一半对一半，说它们全是假货也是不对的。由此看来，对潘家园的旧货市场，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然否定。由此看来，像潘家园之类的旧货市场，还是可以走动一下的，没准能捡漏呢!事实上，这种真假参半的市场，对于培养文物鉴定家至关重要。有人说“文物鉴定水很深”，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鉴定文物需要较广泛的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物实践经验，既要懂真文物，又要懂假文物，否则是不行的。记得国家文物局在筹建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时，曾去考古研究所找过夏鼎先生，请该所出几名鉴定委员，但夏鼎说：“鉴定文物需要有文物专长，又要懂假物，我们只搞真的，不搞假的，当不了鉴定委员。”因此历届文物鉴定委员都没有考古研究所参加。考古工地培养不出文物鉴定专家，但有真有假的旧货市场，却为文物鉴定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舞台。还有一种现象，那些卖真货、好货的人，一般并不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而是在附近进行交易，这部分往往是真货色。对旧货市场的评价，也应该包括这部分。

我从年轻时代起，就从事民族文物征集、研究工作，在长期博物馆工作期间，又常常与文物打交道，如鉴定、陈列、研究等，晚年又从事收藏，自然有不少经验、体会和方法，也发生过各种有趣的故事。对此我进行一定的总结，写了有关书籍。一种是理论性的著作——《民族文物通论》；一种是工具书——《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三是古代文物鉴赏、研究性书籍《古代器物溯源》。这些著作说明我对民族民俗文物了解较深，也有些古代文物知识的常识，可以是一个文物专家吧。但我不是文物鉴定家，因为这种工作水很深，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要有文物工作实践，又要懂得赝品的来龙去脉。鉴定起来也各有专攻，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万能文物鉴定专家，水分就太大了，恐怕是假的，或者是名副其实的忽悠家。

来源：《文化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