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我要新鲜事2023-05-25 22:32:550阅

在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中，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划分的节点一般是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这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学术实践中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区分，并没有证据显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截然可分的界限。如果从千年尺度上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来看，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也不无共同的时代背景，这就是中国以及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文化和社会地缘关系的改变。这种变化涉及历史的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大者有三：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的衰落，二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三是青铜时代全球化开始形成。这三个“事件”应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历史，使得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可以一并作为划时代的历史阶段。

一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的衰落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的文化核心区域一直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区域最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产生了一南一北的稻作和旱作两个农业区，此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和崧泽—凌家滩文化时期，出现了像晋陕豫邻境地区那样的中心文化区以及面积在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此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又出现了陶寺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高度繁荣期。社会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不断增长升级并且逐渐向外扩张的趋势。但在随后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个核心区域的东南部地区普遍发生了文化和社会衰落的现象。目前资料显示的衰落过程是渐次出现的，最先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随后出现在豫中以东的河南大部分地区以及海岱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最为发达的区域在江汉平原的北部和洞庭湖西部，这里从屈家岭文化开始逐渐出现了密集的聚落和大型的城址，其中江汉平原北部地区大洪山南麓的大型城址以及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尤多，每隔10～20公里就有一处①。洞庭湖西部澧阳平原沿大小河流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址192处，不到5公里就有一处②。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上述地区沿用数百年的大型城址全部废弃，聚落数量急剧减少。一项围绕石家河遗址进行的全覆盖式调查成果显示，在以石家河为中心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时石家河遗址面积达8平方公里，在石家河遗址西北的河边以及东南部山脚下还有21处面积在数万平方米的小遗址，它们之间的距离很多在1公里以内。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遗址的面积缩小，只有约100万平方米，石家河遗址以外的同时期遗址只有1处③。之后的荆南寺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数量没有数据，但应当很少，是一个持续衰落的阶段。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为发达的良渚文化时期，良渚遗址群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有遗址点200多处。中村慎一的研究表明，类似的遗址群还有桐乡—海宁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德清遗址群、海盐—平湖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群、青浦遗址群和常州遗址群等④。其中临平遗址群距离良渚遗址群只有20公里。但在接下来龙山文化时期的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遗址寥寥可数，太湖以东和以南发现的钱山漾文化时期遗址目前已知有钱山漾、葡萄畈、茅草山、三亩里、仙人山、尖山湾、龙南和广富林共8处(据丁品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4年11月)，广富林文化在上海地区目前仅发现广富林一处遗址，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马桥文化仍不见好转。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衰落时期，原来的石家河、良渚文化传统几近消失。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被中原龙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所占据，长江以南则开始多见岭南和浙闽地区的文化因素，这种情况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二里头文化衰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经济倒退，如下游地区肉食来源中家畜就下降到了良渚文化之前的比例⑤。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目前有鲁东南⑥、鲁北城子崖遗址周边⑦、桐林遗址周边⑧和小清河流域⑨四组系统区域调查材料可以引用，鲁中南沭河上游地区的调查可能不是全覆盖的系统调查⑩，但也属于专题调查的成果，基本代表了山东全境(表一)。结果显示龙山文化时期是聚落数量最多的时期，鲁东南地区较此前大汶口文化时期增长了近20倍，大汶口文化核心区域——鲁中南地区增长了近一倍，并且有多处聚集成群的迹象和明显的等级差异，其中鲁东南面积最大的两城镇和尧王城遗址的面积分别为256万平方米和300万平方米。鲁北则有城子崖和桐林两座大型城址，其中桐林遗址的面积达200万平方米。但这些遗址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鲁东南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只有15处(11)，岳石文化时期遗址19处，仅相当于此前的1/30，面积最大遗址——西寺遗址也只有9万平方米。鲁北小清河流域调查发现的6处龙山文化遗址都属于龙山早期，3处岳石文化遗址已经晚至商代早期。桐林周边岳石文化遗址的数量仅有此前龙山文化的1/10，大汶口文化的1/4。只有城子崖周边岳石文化时期聚落的数量减少得没有那样剧烈，且城子崖为目前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岳石文化城址，这里是岳石文化中心区之一。这几片区域都是在龙山早中期达到繁荣的顶点，从龙山晚期开始衰落并持续到岳石文化时期，岳石文化遗址甚至较大汶口文化时期普遍少50％以上。龙山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的持续衰落应当是整个山东乃至黄淮地区的整体情况。从文化变化的情况来看，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山东地区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包括鲁西南豫东的王油坊类型持续向淮河流域扩张，一直到长江以北，正好对应了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山东地区文化繁荣、人口剧增的现象。这一情况直到龙山晚期停止，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遗址也不多见。

河南境内豫北地区以安阳为中心800平方公里的系统调查发现大司空文化8处、龙山文化28处和下七垣文化8处。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下七垣文化遗址的数量减少了近70％，仅相当于大司空文化时期(12)。豫南缺乏系统调查的数据，但根据南阳盆地南召、镇平、内乡、南阳、邓州和新野共52处史前遗址复查资料可知，这里史前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为仰韶文化中晚期，共有聚落44处，此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25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15处、龙山文化30处，但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堆积的遗址仅2处(13)。颍河中上游地区调查发现仰韶晚期—龙山早期11处、龙山晚期26处和二里头文化遗址21处，其中龙山文化有王城岗(50万平方米)和瓦店(100万平方米)等大型城址和遗址，二里头文化则都是中小型遗址(14)。这些区域包括豫北和豫南的河南东部地区，大致可见龙山文化时期是人口和聚落最为繁盛的时期，但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普遍衰落的情况，而且有迹象表明衰落的时间可以提早到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即使在豫中郑洛地区也有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一段衰落时间，面积最大的遗址是二里头一期和新砦，均为100万平方米。

关中地区没有系统调查材料可以引用，这里在龙山文化时期是所谓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早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在关中西部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双庵类型晚期)，东部为老牛坡类型，而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时关中东部及汉中地区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关中西部只有零星分布的望鲁台—乔家堡类型(15)。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密度不明，也没有规模特别大的遗址见于报道，岐山双庵遗址的面积达百万平方米以上，但分布并不连续，实际上是由几个遗址组成(16)。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很少，从其文化影响力很小的情况来看，显然没有大型聚落存在的迹象，用衰落来形容应当恰如其分。

二核心地带唯一没有衰落的区域

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中只有嵩山以北的郑洛地区和晋南有所不同。其中郑州—洛阳地区洧、溱水两岸(探源工程赵春青调查资料)、伊洛河流域(17)和洛阳盆地(18)分别有系统的调查资料(表二)，显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及其周边和伊洛河流域自仰韶、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一直处于持续的聚落数量增长时期，洛阳盆地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还出现了300多万平方米的二里头大型都邑性聚落。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的数量较龙山文化时期略有减少，但由于这里所谓龙山文化应当还包括了谷水河类型这样一个时期，年代跨度显然较二里头文化时期要长，因此很可能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洧、溱水流域和洛阳盆地在新砦期(龙山晚期)和二里头一期时遗址的数量最少，当然也可能与所谓新砦期的时间跨度比较短有关，只是这个时期遗址的数量实在很少，似乎是两个时期之间的衰落时期，洛阳盆地则缺乏这一阶段的数据。

晋南运城盆地东部(19)和垣曲盆地(20)的系统调查资料覆盖的范围比较大，运城盆地还有遗址占地面积的数据可以进行比较(表三)。其中垣曲盆地从庙底沟二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的数量稳定增长，但增长的数量并不很多，庙底沟二期最大面积的遗址只有20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时期最大面积的丰村遗址有30万平方米，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到10万平方米，但面积仍属最大。而运城盆地龙山文化时期的数量虽少于庙底沟二期，但聚落的占地总面积却是此前的2倍，更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4倍还多，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存在大型的聚落中心，其中面积最大的周家庄有400万平方米。晋南临汾盆地在庙底沟二期就至少有两处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襄汾陶寺、新绛孝陵)，龙山时期除了有接近30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外，另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至少3处(21)。这些数据显示龙山文化显然是晋南最为繁荣的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距离洛阳盆地越远，就越有衰落的迹象。

三半月形地带的兴起

龙山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衰落，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二元文化格局的改变。龙山文化晚期(山东)、新砦期(郑州)和二里头文化一期(洛阳盆地)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进一步衰落更是加剧了这一变化的趋势。几乎就在同时，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这一半月形地带(22)逐渐兴盛，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文化格局。

其中，从贺兰山以东直到冀西北张家口的北方地区从仰韶晚期开始逐渐出现大量人口和聚落，至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顶峰。陕北榆林地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处，其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万～50万平方米者1452处，50万～100万平方米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处(23)。这些遗址的时代为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其中龙山时期遗址是仰韶文化遗址的3.5倍，且大型遗址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24)。内蒙古中南部浑河下游调查发现庙子沟文化遗址168处、阿善三期文化遗址98处、永兴店文化遗址76处、朱开沟文化遗址112处和西岔文化遗址0处(25)。山西中部滹沱河流域调查2263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时期遗址77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300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203处和商代遗址11处(26)。这里所谓朱开沟文化包括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所以内蒙古中南部和山西中部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聚落基本保持稳定，二里头文化时期略有减少，而陕北龙山文化时期是聚落数量的高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衰落迹象。

半月形地带东端的燕辽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是雪山二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末期，聚落和人口的数量不多，但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的数量急剧增多，从半支箭河中游(27)和赤峰地区(28)两组系统调查资料以及敖汉旗文物普查资料(29)来看(表四)，赤峰地区平均2平方公里有1处夏家店下层遗址，而半支箭河中游和敖汉旗境内平均1.5平方公里就有1处，遗址的密度远远超过了洛阳盆地同时期二里头文化平均5.6平方公里有1处遗址的数据。只是这里并没有像二里头那样的大型聚落，赤峰的300多处遗址分为15～16个相对集中的群体，一般遗址面积为1万平方米，也有一些数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最大的为23万平方米。一般来说，在聚落密集的地区会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这一区域没有发现类似遗址，目前还难以解释。

半月形地带西部的宁夏甘青地区也是从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时期开始逐渐有密集的聚落，从马厂文化晚期开始逐渐形成了齐家文化，年代主体跨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虽没有系统调查的数据可以引用，但从齐家文化的文化影响来看，也是一支发达的强势文化(30)，目前发现了不少大型的聚落，如定西香泉镇云山村云堡山遗址的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半月形地带南部的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开始才有大量人口，这一时期发现的城址有9座，其中宝墩城址的面积约为260万平方米，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时期的面积更大。但这些城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普遍消失，仅剩下三星堆遗址，有迹象表明它是唯一的比较大的聚落。

半月形地带是一个生态不稳定的区域，文化和社会旋起旋落，兴衰都很迅速，但毕竟改变了此前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发展格局。

四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开始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很早就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形成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的看法(31)，但他指的是旧大陆西部各个古代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横跨欧亚东西方的世界体系则开始于近年来逐渐清晰的青铜时代全球化时期。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开始在欧洲东部肇始于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的兴起和扩张，这也是印欧语系的形成时期。在亚洲西部则是与颜那亚文化有直接关系的萨彦—阿尔泰地区阿凡纳切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的形成和扩张。现今中国版图内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也是阿凡纳切沃文化带来的，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年(32)，此时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但阿凡纳切沃文化并不是以中国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传统，因此学术界迄今也没有以新疆北部出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

以考古学定义的青铜时代全球化是指欧亚大陆在青铜时代出现的包括技术和观念在内的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人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但旧大陆青铜时代在东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传统，青铜时代全球化也因此对东西方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目前的证据中，旧大陆西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作物以及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和以冶铜为主的冶金技术，以发源于西方的作物和技术向中国传播为主，当然也有原产于中国的粟(黍)类作物向西传播的事例。但这些作物和技术的传播究竟始于何时，是偶然的传播还是基于东西方文化长期的交流，这些作物和技术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新石器时代社会分别产生了多大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公元前3000年开始，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逐渐发展并生成了当地的文化特征，而且开始出现进一步向西和向北扩展的趋势，如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陕北的泉户二期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等。马家窑文化向南扩展到川西北，向西出现在河西走廊。但在这些文化中发现的来自西方传统的因素很少，有一些线索也存在争议。如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的青铜刀被认为可能是齐家文化时期的(33)，其他一些早期的发现也各有各的问题。西北地区最早的绵羊(或山羊)和黄牛分别发现于天水师赵村和民和核桃庄遗址，出自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000年(34)，但数量很少，难以评估。北方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泉护二期)出土的动物以野生为主，家养动物只有猪和狗，比例一般也不到40％(35)，还是以狩猎野生动物为主。早于公元前2500年的小麦证据难以据信(36)。目前还没有出现新疆北部的阿凡纳切沃文化与上述仰韶晚期文化接触的迹象，因此即使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有零星的交流也是不稳定的，更无法估计在当时的文化和生计中起到什么确定的作用。

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小麦在山东和河南已经有普遍的发现，据赵志军统计有日照两城镇、聊城教场铺、胶州赵家庄、烟台照格庄、章丘马安、蚌埠禹会村、博爱西金城、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邓州八里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等遗址，但每个遗址所见数量不多，在农业遗存中所占比例极小。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和新疆却有更为集中的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小麦见于马厂文化—四坝文化过渡期的西城驿遗址(37)，其他也大都在四坝—齐家文化时期，如民乐东灰山、金塔火石梁、缸缸瓦、大通金蝉口、罗布泊小河、古墓沟和和硕新塔拉等遗址(38)。有可能是大麦的线索则见于东灰山、西城驿和陶寺晚期(39)。绵羊和黄牛也普遍见于海岱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陶寺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多个遗址，王城岗、新砦、陶寺和二里头四个遗址的统计情况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绵羊和黄牛的最小个体数可以达到10％，二里头文化时期则达到20％～30％(40)。在西北、北方和燕辽地区，这个数据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喇家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绵羊为48.11％，山羊为0.46％，黄牛为16.72％(41)。朱开沟遗址的绵羊与猪的数量几乎相当，占三分之一强(42)。大山前遗址的牛和羊占肉食动物的比例为40％(猪为47％)(43)。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于约距今4000～3600年的甘肃地区。原产于中国的粟(黍)作农业出现在中亚地区也约在公元前2000年(44)。

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器以及与冶铸相关的遗物目前已经发现上千件，西北地区出土的数量最多，出土的地点也最普遍，其次是中原地区，再次是北方和燕辽地区，山东地区最少，约20件(45)。这些铜器绝大多数出自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时期的数量不多，其中山东龙山文化只有小件铜器。而下王冈和新砦有铜容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陶寺中晚期出土的5件铜器，包括环、铃、盆、齿轮形镯和蛙，这些铜器的器形独特，看不出外来的影响，表明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铜器冶铸技术。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无疑形成了当地的冶铜业体系，但相关遗物的发现却远不如西北地区的数量多，而且从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到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的铜器均与草原地带的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Seima-Turbinno Culture)和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有关(46)。赛依玛—图尔宾诺青铜矛甚至出现在山西和河南西部的淅川下王冈(47)。此外，在天山北路、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峁遗址所见的金器、权杖头、石人像等有中亚和草原地带的影响(48)。

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新疆北部地区连续发现发源于萨彦—阿尔泰和中亚地区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o Culture)、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罗布泊地区分布着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小河—古墓沟文化，墓葬中所见人种有印欧语系的来源(49)，林梅村认为他们属于受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排挤，自北疆南下的切木尔切克人的文化(50)。同时，新疆东部哈密地区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马厂文化的踪迹，到四坝文化时期，天山北路墓地可见稳定的聚落并持续发展(51)。四坝文化西城驿遗址的土坯房屋、齐家文化喇家遗址房屋的壁炉(52)等受到了中亚地区绿洲农业聚落的影响。从中原地区经甘青向西至新疆的丝绸之路上在这一时期有定居聚落的发现，成为稳定的青铜时代全球化形成的标志。

五两个世界与两种文明

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最早始于长江中下游石家河、良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结果是造成了该地区的空心化。之后持续兴盛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诸文化(早中期)向该地区拓展，使得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一时间形成了全面“龙山化”的局面。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山东和河南东南部地区继而衰落，河南中西部郑洛地区也有衰落的迹象，仅余新密新砦和洛阳二里头两个100万平方米还算比较大的遗址，但远不如同时期的晋南和北方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期至四期)，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中仅剩下洛阳盆地一块唯一持续发展的地方，更像是一处文化孤岛，外围聚落则渐次减少，临近地区郑州、晋南乃至嵩山东南侧尚好，再往四周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关中地区则人烟稀少，无一不是衰败的景象。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

在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衰落的同时，核心区域的周边特别是从燕辽经北方、西北至西南地区的半月形地带开始逐渐兴盛。这一区域(除燕辽以外)原来只是核心地区开发的边际地带，仰韶文化人群曾不断向北方和西北地区拓展，至仰韶晚期，这些地方的聚落逐渐增多并形成当地的文化特点，继而向更加远离中心的地区开拓，如马家窑文化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向南进入甘南和川西北。经半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阿善三期文化到龙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宝墩文化时期，终于形成了与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一样发达的文化区，彻底改变了此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二里头文化时期燕辽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形式，但其间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北方地区和四川盆地也有衰落迹象。

公元前3000年开始，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已经显露了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交流的迹象，但联系似乎并不密切。跨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全球化直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形成，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了稳定的状态。公元前2300～前1500年的800年间，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半月形地带兴起造成文化格局的改变以及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同时发生，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局，影响之大目前还难以作出充分而合理的评价。

对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衰落的解释有禹征三苗说(53)、消耗说(54)、洪水说(55)、气候变化说(56)等。这些说法都还只是对局部地区或短期事件的解释，800年之久大范围长期持续的社会文化衰落应该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历史上造成人口的大量下降和社会文化衰落往往是出于气候变化、移民、疾病、饥荒和国家灭亡等多种原因的集合(57)。历史时期社会人口大量减少和文化衰落均与疾疫流行和社会动乱相叠加有关，特别是在所谓全球化最初形成或加强的时期尤为突出，极端的例子如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原住民人口的急剧减少以及中世纪游牧民族加速流动带来的黑死病爆发。原来相互隔离的区域间，因农业人群病毒交换所造成的疾疫消灭过彼此大量的人口。在青铜时代全球化形成的时候，农业区的各种病毒如鼠疫就携带在从黑海向东扩张的彦那亚文化人群中，同时也发现在萨彦—阿尔泰地区的阿凡纳切沃文化人群中，这支文化正是目前所知迁徙至新疆北部地区最早的欧罗巴人，随后来到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也同样携带有这类病毒(58)。相关研究在中国考古中尚未开展，还没有更多的证据，但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到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之间出现的大量的灰坑葬是公认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显然与动乱和疾疫有关，而非零星的冲突所造成。实际上，这个时期也是旧大陆西部古代文明的衰落时期，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和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国的消亡，其原因至今尚无确切的解释。

中国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刘莉和陈星灿认为：“青铜冶金术、车和驯化的小麦、大麦、马、牛、绵羊、山羊都是从中亚来到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的交流也许通过了北方与西北方的多条不同路径发生，但直接的联系最有可能发生在北部边界，那里的人们充当了两个地区中间人的角色。”(59)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解说的是，小麦进入中国的初期(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大多数地方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山东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地点虽不少，但在每个地点所占的比例极小，而兴隆沟第三地点、三座店、喇家等遗址出土的是粟、黍、大豆三类作物，没有小麦(60)，说明小麦对北方、燕辽和甘青地区尤其不重要。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西方传来的小麦一时还没有适应中国的环境，北方、燕辽和甘青地区特别干旱，致使早期小麦无法利用。但小麦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却十分重要，发现了很多四坝文化的大麦和小麦，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也都出土了小麦(61)，说明这里已经形成了与中亚一样的绿洲农业，从中亚地区传播来的小麦在这一地区显然不存在适应环境的问题，四坝文化和新疆地区的绿洲聚落遂得以稳定发展，连通了早期丝绸之路，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就是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产物。在北方和燕辽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肉食来源中，狩猎的野生动物占了最大的比例，龙山文化以后则是以家养动物为主，其中绵羊和黄牛的比例接近半数，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这一比例更高，而且这个时期还有了利用羊毛等农副产品革命(次级农业革命)的证据(62)。在河西走廊和燕辽地区都发现了当地冶金技术的确凿证据，但产品却与赛依玛—图尔宾诺等草原文化并无二致，说明欧亚草原与中国半月形地带存在长期而稳定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因此青铜时代全球化也应当是甘青、北方和燕辽地区农业、手工业经济体系形成的一大原因，为这一地区社会文化的繁荣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奠定了基础，半月形地带从此才有了重要的战略地位。

没有青铜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冶金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就没有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转变也就没有三代的历史。传说中的夏代崛起于晋南，先商和先周文化一个来自冀南一个来自西北，分别出自北方、燕辽和西北文化系统或至少是半月形地带与中原交界处，按照李零的说法，三者都“大有胡气”。而不论出自何种原因，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缘关系得以形成的另一方面，即新石器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同样值得重视，试想如若不然，夏代王权国家的东南还有龙山、石家河、良渚文化的青铜时代后续王国，神州何处是中原也许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从地缘关系上看，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乃是两个世界。此前中国的世界体系在东亚，东亚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成长起来了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石家河和良渚文明。这些文明曾四处拓展至西北、东北、西南和华南，并持续影响了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此后中国的世界体系一变而成为欧亚，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

注释：

①张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第191～192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遗址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④[日]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袁靖《论中国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⑥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上)，第297～310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城子崖周边区域考古调查报告(第一阶段)》，《海岱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淄桐林遗址聚落形态研究考古报告》，《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⑨方辉等《济南小清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⑩齐乌云等《山东沭河上游史前文化人地关系研究》，《第四纪研究》2006年第26卷第1期。

(11)另一数据为13处，见⑥，第304页。

(12)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13)张弛、樊力《汉水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调查与收获》，《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14)张海《公元前4000～前1500年中原腹地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复杂化》，第236～277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5)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第2～1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6)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3年发掘资料。

(17)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

(19)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第413～449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0)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第397～40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1)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1期，2011年。

(22)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23)孙周勇、邵晶《石峁是座什么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

(24)陈相龙等《山西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先民的食谱分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

(25)曹建恩《游牧业起源的证据——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2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滹沱河上游先秦遗存调查报告》(一)，下册，第923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第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8)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第27～34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9)邱国斌《内蒙古敖汉旗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第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30)王辉《甘肃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考古学研究》(九)，科学出版社，2012年。

(31)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2)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附录一，文物出版社，2014年。

(33)同(32)。

(34)傅罗文等《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35)胡松梅、孙周勇《陕北靖边五庄果墚动物遗存及古环境分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胡松梅等《陕西横山县大古界遗址动物遗存分析》，《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胡松梅等《榆林火石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6)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37)李水城、王辉《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38)同(36)；赵志军《小麦东传与欧亚草原通道》，《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39)赵志军、何驽《陶寺遗址200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06年第5期。

(40)袁靖等《公元前2500～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41)叶茂林《齐家文化农业发展的生态化适应：原始草作农业初探——以青海喇家遗址为例》，《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

(42)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43)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边疆考古》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44)Martin Jones et al.,Food 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World Archaeology,2011,43:4,pp.665-675.

(45)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46)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的文化互动现象》，《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7)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

(48)李水城《文化馈赠与文明的成长》，《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9)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崔银秋等《新疆罗布诺尔地区铜器时代居民mtDNA多样态性分析》，《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年第4期。

(50)同(47)。

(51)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5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

(53)韩建业《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兼论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54)许倬云《良渚文化到哪去了》，《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55)张明华《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56)同⑩。

(57)[美]伊恩·莫里斯著、钱峰译《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第133～136页，中信出版社，2011年。

(58)Simon Rasmussen et al.,Early Divergent Strains of Yersinia Pestis in Eurasia 5000 Years Ago,Cell,2015,163,pp.571-582.

(59)Li Liu,Xingcan Chen,The Archaeology of China: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395.

(61)农业研究课题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特点》，《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孙永刚《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业方式——以植物考古学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4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