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经历了同世界考古学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即从以研究古代遗物为主的古器物学发展为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再发展到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的现代考古学。每一个阶段的理论、方法在许多方面是相似或相通的，但中国考古学毕竟还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古器物学出现得很早，大约在一千年以前的北宋便已初具规模了，这便是后人所称的金石学。金石学研究的古物虽然种类繁多，但以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和秦汉以来的石刻为主，藉以考订史实或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跟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比欧洲16世纪兴起的古器物学还要密切一些。

一般认为，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等处的发掘才开始的，比欧洲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以上。正如欧洲的史前考古学起初是由地质学家开展的一样，中国的史前考古学首先也是由地质学家开展起来的。当初的地质调查所不仅负责调查和发掘了仰韶村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且从1927年起组织了对北京周口店洞穴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十分丰富的北京猿人化石、一大批石器和动物化石，还有长期用火的痕迹等，成为当时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件大事。由于一开始就有不少知名的外国学者与中国同行共同工作，其中涉及到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许多学科，可以说在中外合作和多学科合作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并且很快就能够同世界范围的史前考古研究接轨。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以李济为首的考古组，随即组织了对河南省安阳市北部殷墟的发掘，前后持续10年之久。其规模之大和收获之丰富，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次发掘发现了一座商代晚期的都城和一个完整的王陵区，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和甲骨刻辞等文字资料，把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同时还调查和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确立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这不仅为中原地区的考古年代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也为殷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工作锻炼成长起来了一代考古学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田野考古方法和制度，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考古学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因起步较晚，而且是在西方考古学已然成熟的时候才传入的，所以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多少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便是对传统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这特别表现在对殷墟甲骨卜辞和殷周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正因为如此，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学传统一直是非常清楚的。

二次大战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考古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治考古学史的人，总是把1950年或1960年作为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一条界线。新时期考古学的特点似乎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更加明确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二是多学科的交叉和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过去往往把东西方的考古学看成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系，其实并不尽然。二者除哲学基础有所不同外，毕竟还有考古学自身的一般性特点，包括学科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建立的理论和方法等，而后者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就考古学的目标而言，50年代以前虽然也是研究古代历史的，但因受到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实际上主要是进行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起源、分期、发展阶段和相互关系等所谓文化史的研究，而且描述多于解释。这种情况最容易引起青年人的不满。早在30年代，苏联的一批青年学者就批评传统考古学研究是单纯器物观，批评类型学方法是用生物学观点解释历史，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论取代当时流行的传播论等等。总之，他们要求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应该说是符合考古学的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但是他们对考古学了解太少了，批评显然是过头了，以至于后来很容易受到历史学中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语言学中的马尔学派那一类庸俗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直到50年代比较彻底地清算了那些错误思想，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才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苏联考古学派。这个学派主张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通过对实物遗存的研究以恢复人类历史的过去。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与民族学资料的结合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利用。虽然后来这个学派内部又分成了许多派别，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还是没有多大改变。在西方，英国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很早就提出考古学应把研究人和人类社会作为主要的目标，为此他曾作过许多努力，提出过象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一类的精辟见解。美国的瓦特·泰勒等人也对传统考古学不能很好地复原人类社会的历史提出过批评。到60年代之初，首先由芝加哥大学的一批青年人发难，提出要建立一种与传统考古学大不相同的所谓新考古学。按照路易斯·宾福的说法，新考古学的目标应该跟人类学一样，“是试图说明和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质及文化上的异同现象”，实际上也是要复原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考古学广泛利用系统论、生态学和环境考古等许多相关学科的方法。尽管这个学派一产生就受到许多方面的批评，它的内部也进行过许多争论和反思，但不可否认它是西方考古学发展中的重要转变。它同苏联考古学派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的考古学称为现代考古学。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40多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尽管有不少曲折和起伏，有一个时期甚至处于与国外考古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但从基本目标、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来看，仍然没有完全离开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轨道。

中国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是酝酿大变革的时期。50年代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促使田野考古工作很快发展起来，一时积累了很多资料而研究工作跟不上去，如何用新的观点来进行研究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1958年，首先在学校开展了考古学研究方向的大辩论。学生们不满足于教学中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提出要反对单纯器物观点，反对把考古学当作一门边缘学科，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实物遗存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很像30年代苏联青年学者提出的问题。学生们的冒失行为反而引起教师们的深思，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考古学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通过辩论，大家认识到考古学是一门历史学科，其任务是要全面复原自有人类以来的古代社会历史，研究手段则应尽量科学化和现代化。这一认识很快就扩展到整个考古界，接着又倡导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尽管在这一时期也有左倾思想的干扰，研究课题比较单一，实践上也有简单化和急躁冒进的倾向。但这不是主流。这时期有不少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自己的研究中逐渐摸索着走一条符合中国具体情况，又不脱离考古学自身发展轨道的路线。可是刚刚起步，就被一场愚蠢的文化大革命所打断。直到7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考古学才得到正常的发展。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属后一阶段，是健康发展的时期。这些年来，我国的田野考古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日益走上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从1981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性文物普查，除了对已知的考古遗址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调查以外，还新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各个时期的遗址。在这个基础上正在编辑和陆续出版多卷本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配合长江三峡水库和黄河小浪底水库等许多工程项目的考古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既要注意配合工程建设，又要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来选择重点，必要时还可以作一些主动性发掘。这一政策不但有效地解决了工程建设和保护古迹的矛盾，而且大大加速了考古学科的发展，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课题。

在史前考古方面，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经遍及全国各个省区。陆续发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或生活遗迹，注意了石制品的拼合和石器功能的研究。通过广泛的比较，对于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谱系形成了新的认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农业起源的研究已经有突破性的进展，全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已日渐明确，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通过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的研究，初步探索了各个时期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组织结构，进而对文明起源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商周考古不但已发展为夏商周考古研究，而且已扩大到整个青铜时代诸文化的研究。夏商周文化同周围青铜文化的关系，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而1983年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对于夏商文化的分际以及商代都城的定位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陕西周原西周甲骨文和各地大量铜器铭文的发现使古文字的研究有可能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至少在春秋晚期便已进入铁器时代，而个别铁器的制造则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铁器的出现不但促进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使大规模地修建城池与水利工程成为可能。春秋战国列国都城的勘察和发掘已有不少收获，对我国早期都城的特点已有相当的认识。

从秦汉时代起，我国历史进入中央集权制阶段。其后虽有起伏，也可划分为几个发展时期，但直到清朝末年，这个性质基本没有改变。这个时期的考古也便成为我国历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秦汉以降历代都城的演变不但是我国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而且对东亚一些国家的都城制度也有重要的影响。有些都城历经许多朝代，不但在地层关系上造成十分复杂的情况，而且由于现代建筑鳞次栉比，给田野考古带来许多困难。不过后期城市布局往往也可以作为探索早期城市道路规划的重要线索，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近几年更兴起了城市考古这一分支学科，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对这个时期墓葬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勘探和发掘的各类墓葬数以万计，这对于了解历代陵墓制度和丧葬礼俗，进而研究各个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坑、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文王墓和河南永城汉梁王墓等的发掘，都是举世知名的考古工作，其成果大大丰富了我国物质文化史、美术史、科技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内容。

在这个阶段，一些专题性的考古调查研究，例如岩画调查、长城调查、石窟寺调查和丝绸之路的调查等都做了不少工作。关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和中外交通方面的考古研究等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科技考古本来是一个比较落后的领域，但近年来发展特别迅速。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对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如冶金、陶瓷、纺织、造纸、天文历法、农业科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研究上的应用，如各种测定年代的技术、探测技术、成分分析、制造工艺研究、保存科学研究、动植物遗存研究、孢粉分析和植硅石分析、环境考古等等。其中不少已经接近或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平，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为了把有关力量更好地组织起来，已经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现正积极筹备成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

关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以及考古学史的研究也已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这是学科正在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现在有些年轻人有一种困惑。他们看到国外考古学理论五花八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的看法也很不一致，谁对谁错难以分辨，感到无所适从。我倒是觉得理论上的活跃是一件好事。因此我赞成张光直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和技术国际化的主张，但是我们提倡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各种考古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多了可以让人们有个比较，好坏优劣可以从比较中看出眉目。而判断好坏优劣的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否能够正确地把握考古学的性质和特点；第二，是否能够正确把握现代科学发展的脉博。如果说得更明确些也是两条：第一，考古学是依据古代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进行研究的，你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能更有效地处理这些资料，以便从中提取尽可能多的科学的信息？第二，考古学的目标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你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能够证明是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或手段？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将会发现有许多理论和方法是可取的，或至少有可取的成分。而比较好的理论和方法也往往有不足和不够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纷繁的事物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中国考古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将会来临。

现在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如何迎接或走向21世纪。我个人认为，中国考古学走向21世纪的过程，也将是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过程。要把这件事情办好，首先要有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过去我们习惯于把考古学看作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分，后来感到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和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等，都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有很大不同，美国人则干脆把考古学看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强调考古学的独特性和纯洁性。在我看来，这些意见都有道理又都不十分完善，不必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吸收。科学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分化和不断地相互渗透中实现的。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其中每一项可能都不很完善，甚至够不上称为分支学科，但总是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入，对于考古学总目标的实现是有好处的，显然应该欢迎而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没有这一条，是谈不上学科的现代化的。还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认为考古学同数学或物理学不同，它不是普适的，而是一种民族性很强的学科。中国人学中国考古学就够了，学外国考古学没有多大用处。同样外国人如果用外国考古学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也很难研究中国考古学。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能绝对化。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民族那么多，考古学遗存那么丰富，遗址的类型又是那么复杂，需要研究的问题可说是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些关系到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课题，例如人类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农业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贡献等等，既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中国是发展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最好的地方之一，是可以产生考古学大师的地方。不过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不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国，那么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历史怎样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又受到世界历史的那些影响，这些问题就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人们常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这些年我们打开了大门，有许多学者到外国去访问、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同时邀请了许多外国学者来我国访问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近年来我们还同一些国家的学者合作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在国内书刊上介绍外国考古的文章多起来了，一些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借鉴国外流行的某些方法。不少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考古学或人类学，高校考古专业陆续设置了一些外国考古课程。但这些努力仅仅是初步的，还应该有进一步的措施，要在全国性考古学规划中把外国考古学作为重点项目纳入。可是世界那么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该有选择有重点。我想首先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加强与中国相邻的、历史上曾经同中国发生过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和西伯利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的考古学研究。二方面是加强对世界古老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美洲文明等，都应组织人员学习研究，以便同中国古代文明进行比较。三方面是对一些考古学比较发达、理论研究比较活跃的国家，要派人去学习，参加他们的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工作，以便提高考古的现代化水平。为了实现这一规划，有必要设立专项的国家基金；要加速人才的培养，要有一大批既懂得中国考古又懂得外国考古的学者；要加强文物考古部门的改革开放，扩大与外国同行的合作。我相信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不但是自己的理论、方法更加完善和研究课题更加广泛而深入，也将会越来越走向世界。

（本文为作者于1993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考古系主办的迎接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作了补充修改。）

来源：《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