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谈北大的人文传统

关于北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文修养

学生：您认为北大是怎样一所学校？它之所以能成为无数青年向往的高等学府，凭借的是什么？

叶朗：北大是我们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有人说现在北大不行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北大依然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文化担当。

我经常跟北大的同学们引用冯先生的一段话：“人类的文明，就像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在燃烧。它之所以不灭就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他们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火不灭。”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冯先生说：“他是欲罢不能。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这话说得非常好。“欲罢不能”就是人生一种精神的追求，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一种对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有限意义的超越。我们知道每个人个体生命的存在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这种“欲罢不能”就是对有限存在与有限意义的超越。这是一种生命力、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体现。我觉得“欲罢不能”这四个字就可以用来概括我们北京大学的一种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这是对中华文化、人类文明的献身精神，对个体生命有限存在、有限价值的一种超越，对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我们人类社会有物质的追求，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子、要生活得富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我觉得我们北京大学的传统里就有这种精神的追求。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大家会说这个人很庸俗；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精神追求也会很危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就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坚守一种文化的使命，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靠我们来这些大学来传承。

为什么全国多少青年向往北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具有一种深远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这也是决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特殊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我们要来维护这一种传统，要来发扬这种传统，不能让它中断。

学生：在您看来，我们北大的精神追求体现在哪里呢？

叶朗：在我看来，我们北大这种精神追求就体现在我们北京大学一批大学者的身上。我们这期茶座举办的这个地方是燕南园56号，它原来是燕京大学教授住的地方。当初，这个房子是由一个美国建筑师按照当初最好的美国住宅标准设计的，燕南园里大概二十几栋房子，每一栋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房子在当时可是很高档的，每一栋房子都有独立的供暖系统，还有壁炉，据说门窗也是从美国买来的。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以前就住在这里。解放以后，北大就搬到燕园来了，这个地方就变成我们北大教授住的地方。除了燕南园，北大也有一些教授住在燕东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栋是56号院，是我们当年的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住的地方。前面56号院的对门是冯友兰冯先生住的地方，那里有三棵松树，所以叫做三松堂。隔壁55号院是哲学家汤用彤先生住的地方。在这边是冯定先生住的地方，他也是个哲学家。那边是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住的地方。在这里生活过的还有地理学家侯仁之，他对北京市的地理是最熟悉的，写了好多书。还有我们的马寅初马校长住的地方。还有翦伯赞先生、朱光潜先生、林庚先生——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是诗人，等等。一些理科的教授，我不太熟，也住在这个地方。这些教授住在燕南园，正是这些教授，这些大师，构成了北大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朱光潜朱先生的例子。朱先生是美学家，朱先生的身上就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朱先生对中国美学有一个不朽的贡献，就是他翻译了很多经典的西方美学著作，比如说黑格尔的《美学》。黑格尔的《美学》一共三大卷，四大本，朱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翻译了一卷出版；还有两卷他翻译了一部分。当初周恩来总理就说，像黑格尔的《美学》这样的著作，只有朱光潜朱先生来翻译，才能使人愉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很难翻译，这个“很难翻译”不光是语言的问题，因为黑格尔的《美学》涉及面很广：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如果不懂这些东西，翻译起来就很难。翻译这件事，一是要对西方的语言很熟悉；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条件（一般我们不注意）就是你要对本国的文字把握得好。朱光潜是安徽人，受到桐城派文学传统的熏陶，所以中文修养非常好，文章写得非常流畅。我们看很多翻译的作品，读起来不流畅，除了翻译者对西文掌握得不是很好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文也不太好。

德国有一个教授叫顾斌，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是我的朋友。他翻译《鲁迅文集》，也编《中国文学史》，他对中国文学史有深入的研究。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谈到对于中国一些书籍的德文译本，他说东德的学者要比西德的学者翻译得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的学者对德国的历史批判较多，因而他们对德国的文化、语言不太看重；而东德的学者依然比较看重德国的历史文化，德文也一直很好，所以东德的学者德语方面的修养要比西德好，翻译自然也做得好。这个例子就说明，翻译对于译者而言不仅外文要好，还有具备本国文化的修养。

关于如何写文章

学生：我知道您曾编写过《文章选读》这本书，我想请教您一下，您编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您认为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要写好文章，该从何入手？

叶朗：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同学对于写文章重视不重视。我认为，不管学什么专业，文科还是理科，都应该重视写文章。这点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后要多动手写文章。前两年我编了一本书叫《文章选读》，之所以编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同学不会写文章，所以想把好的文章挑选来介绍给同学们去读。现在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往往在文字上有问题：第一是啰嗦。同样一句话，要反复地说，一个内容用一段话就能说清楚，但却写了四五页纸。第二就是不通畅，晦涩难懂。当然，这也与学界的一些风气有关，现在学界有一些人引导了一种风气，喜欢写一种大家都看不懂的文章，以为“你们看不懂就说明我的水平高啊”，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一篇好的文章要有思想、有学识、有情趣。首先，文章一定要有思想，光堆一些华丽的辞藻不行；其次，要有学问；最后还要有情趣。

“五四”以来的一批大学者，比如说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郭沫若、闻一多、范文澜，还有历史系的翦伯赞，他们写的文章都能做到以上几点。我希望同学们以后写的文章也要这样：要简洁，要通畅，千万不要写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古人用“艰深文其浅陋”来批评这种艰深晦涩的文章，“文”就是文饰，用艰深来掩盖自己的浅陋，让别人乍一看以为他很了不起，其实没有内涵。黑格尔讲过，深邃就像一个井、一个洞，深邃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有东西，一种是里面什么也没有；看到一个井很深，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艰深文其浅陋”，讲的就是文风的问题。希望我们北大的同学一定要培养一种好的文风，明白、简洁、通畅。

学生：您说文风很重要，那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哪些作家的文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叶朗：朱光潜先生的文风就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他的翻译也是一样。他翻译文章，通常会在读者可能看不懂的地方，在原文下面加一个注，告诉你这段什么意思，尽量让人看懂，而不是尽量让人看不懂。有人说哲学家是要把大家不太懂的、艰深的内容，用大家都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现在有的人相反，是把大家都懂的道理用大家都不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当然是很不好的。

朱光潜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当时翻译的稿子也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幸好后来又找到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朱光潜先生就把黑格尔的《美学》另外两卷翻译出版了，此外还有《歌德谈话录》和莱辛的《拉奥孔》。这几本书加在一起120万字，当时朱光潜朱先生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一种人生境界和一种人生追求。后来朱先生去世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来悼念他，我在文章里引用丰子恺先生在一幅画作上所题的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出条，气象何蓬勃。”我觉得用这首诗来作为朱先生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作为他人生境界的象征是很恰当的。

我在《文章选读》中选了闻一多先生写的一篇关于庄子的文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讨论庄子最好的文章。闻先生说庄子的文章是一种客中思家的哀呼，哲学就是对精神家园的一种呼唤。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冯友兰。冯先生直到他八九十岁的时候还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写的东西也非常简明流畅，我在《文章选读》里也选了他的文章。当年朱自清先生就说，大学生、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想要写好文章要多读冯友兰先生的书。朱自清先生不是从哲学的角度，而是从写文章的角度推荐大家多读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因为冯先生文章对问题一层一层分析，细腻而不烦琐。他到八十多岁时，文章依然写得很有味道。冯先生当时眼睛和耳朵都不太好了，自己不能写东西，他就通过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但即便这样，他的文章依然那么有味道。有一次我碰到我们哲学系的张岱年老教授，我问他：“张先生，冯先生口述的文章读起来依旧很有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张先生说：“是这样的，冯先生口述后，还要念给他听，他还要修改，一直改到口气、味道跟他的完全一样，所以你看起来就跟他自己写的是一样的，依然有味道。”

当时我们北大有位教授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去世时，冯友兰先生就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对熊先生一生的治学经历做了一个概括。他说熊先生的治学是先从六经、儒家再到佛学，最后又回到儒家的一个过程。冯先生说熊先生回到儒家之后又对佛学做了一些清理。在唐朝的时候，关于佛学有一些争论，这个争论在现在看来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争论，当时佛教内部思想有些混乱。玄奘大师当时去印度就是为了一观究竟，回来之后他就写了《唯识论》，专门来澄清这个问题，他是主张主观唯心论的。熊十力先生就写了一本《新唯识论》，反对玄奘，他认为玄奘主张的“识”也是虚的，认为宇宙的“心”才是最高的，这个“心”不是个人的“心”。《新唯识论》的“新”就新在这里。我看了那篇短的文章以后当时非常吃惊，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就把熊先生一生的治学做了一个总结，冯先生都八十多岁了，思想依然那么锋利，非常了不起。所以文章写得好跟理论思维有关系，文章当然与文字修养有关，但主要还是思想，要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

关于理论思维与哲学经典

学生：您刚才提到理论思维。那么您认为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叶朗：对于做文科的人来说，理论思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理论思维，研究哲学、文学理论或者美学都很难做好。20世纪80年代我们请了一个美学家叫王朝闻，80年代第一本《美学概论》就是他主编的。王先生原来是搞雕塑的，“刘胡兰”就是他的作品。那个年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的研究生座谈，他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学问，写了许多文章，但他写的文章始终不精彩，始终平平淡淡，你们想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比较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没有理论思维，就好像那里有一堆材料，却不能从中提炼出新思想和新观点。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在写论文时要有论点，要有论，论文没有“论”就不能称之为论文，提炼不出论点，写不出新东西，这就是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体现。

学生：那我们该如何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

叶朗：恩格斯讲过，一个人要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读历史上那些哲学经典。因为历史上那些哲学经典就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我们读他们的书就是用人类的最高智慧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人不是生来就是天才，都需要不断地学习。要打下做人和做学问的根底，一定要读几本书。这里所说的“读几本书”，就是经典，历史上的经典。

但读经典不能要求快，反而要放慢速度，就是要做到精读、细读。熊十力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称赞某人‘一目十行’，其实这样根本成不了大的学问，至多是个名士而已。”所以我们读经典一定要放慢速度，把它读懂、读通、读透。“读懂”就是要弄清楚每句话说的意思；“读通”就是要领会每句话背后的精神要旨，把它融会贯通；“读透”则是要把它吸收到自己的头脑中，成为你自己的东西。用朱熹的话来讲就是“熟读玩味”，要放慢速度。

我希望同学们除了读专业书籍之外，可以订个计划，读一些中外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每年能够坚持读一两本就可以了。如果一年读两本，十年就是二十本，那你整个人就脱胎换骨了，你说出来的话自然就不一样了，写文章也不一样了。

关于人生境界与审美情趣

学生：叶老师刚提到写文章和读经典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很有好处，但有的时候我会感到读书很枯燥，我想知道您是如何从读书中找到乐趣的呢？

叶朗：我在这里还要举冯友兰先生的例子。冯先生九十岁还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有同学到他家里去访问，就和他说：“冯先生你现在眼睛也看不见了，耳朵也不行了，你还要写书，你应该好好休息。”冯先生说：“我虽然眼睛不好了，不能再读新的书，但是我可以把我过去读过的书重新来思考，产生新的理解。”他这句话很重要，对于过去读过的经典，你可以不断地重新思考，产生新的理解。冯先生说：“我好像一条老牛躺在那里，把过去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细嚼慢咽，不但其味无穷，而且其乐无穷。我想，古人所谓乐道，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乐道”就是一种精神享受。

学生：关于您提到的人生境界的问题，您认为一个人的人生境界体现在哪里？它对我们的人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叶朗：冯友兰先生认为，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是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学说。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境界高境界低指的就是人生境界、精神境界。人生境界，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人精神的追求，包括你的思想、理想等。这种人生境界有一种导向的作用，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境界，就意味着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冯先生说，从表面上看，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但实际上世界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比如说，两个人都到山里去游览，一个地质学家看到的是地质构造，一个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历史遗迹。同样一个山，对这两个人的意义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冯先生说，没有两个人的世界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相同的。这点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学生：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学习哲学和美学的意义是什么？

叶朗：张世英先生，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一位老先生，他现在已经93岁高龄了，还在继续写书写文章。他也同意冯先生的说法，他说：“哲学的功能就是提高人的人生境界”，所以同学们，提到美学和哲学对人生的意义，我只能说它不可能解决我们人生的一切问题，专业问题还必须要专业知识来解决。美学解决不了你治病救人的问题，医学学生还是要去学医，物理学学生学物理，化学学生学化学，但是哲学最根本的是提升你的人生境界，使你有高远的人生追求。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哲学和美学都会引导你，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每天早上起来你要对自己说：“你看，又是一个新的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来到了，又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天，非常珍贵啊！”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一个人在这无限的宇宙出现在地球上也是很偶然的。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但我觉得每个生命的出现都是很偶然、很短暂的。正因为很偶然、很短暂，所以才非常宝贵。你要从短暂的、偶然的人生中悟到人生的真谛，使你这个短暂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没意思。

我也很赞同冯友兰先生、张世英先生的观点，哲学、美学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像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他们的人生就是创造的人生、五彩缤纷的人生，他们一辈子做的事比普通人做的要多得多。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他们这些是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他们人生极限的人，这就叫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和“创造性”是一个概念，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通过学哲学、学美学，把你的人生提升为创造的人生、五彩缤纷的人生，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王夫之说过，有的人“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就是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整天就想着实际的功利，想着升官发财，而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人的一生做一番事业，但同时也不能没有审美。审美这个东西没有直接的功利性，你背几首唐诗，人家问：“你读唐诗有什么用？”或者“你读《红楼梦》有什么用呢？”你学的外语你可以用，你学的计算机马上能用得上，这是工具性的东西。唐诗不是工具性的东西，但是你从小念唐诗和你从小不念唐诗还是不一样的。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俄罗斯有一位电影大师叫科夫斯基。他的母亲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母亲就让他读《战争与和平》，并告诉他哪一段怎么写得好。他讲：“从此《战争与和平》对我来讲就成了趣味与艺术的标准，那些垃圾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后来成为电影大师跟他从小的这种修养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过去一些大的文学家、大的思想家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游历的一个作用当然是增加知识、增加阅历，但最重要的是拓宽胸襟。把你的胸襟拓宽，这个对你成就大的学问、大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讲，游山玩水本来不是功利性的，但从根本上对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个审美活动对人来讲当然还是有用的。

学生：您认为怎样才能将生活过得更有情趣呢？

叶朗：情趣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工作，要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之外，生活还要过得有点情趣。

香港有个富豪得了癌症，在家里养病。有一天他的太太陪他到公园散步，一阵凉风吹来，他感到非常爽快，他说：“多好啊，为什么过去我没有这种享受呢？”他自己领悟到他过去的人生是有问题的，本来清风明月是不用花钱的，但对他这个很有钱的人来讲，过去这个清风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同样的世界对不同人来说是不同的。在过去我曾听到对话，“颐和园的玉兰花开了，是不是去看一下？”（有人回答）“我哪有这个时间，哪有这个闲工夫啊！”不是说他没有钱买门票，问题在于颐和园的玉兰花对他的人生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过得是没有情趣的，一旦没有情趣，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小。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淮南子》。《淮南子》里面有段话说，对于一个人，维持生命的是“衣与食也”，穿衣和吃饭，这当然是对的了，不穿衣吃饭你就活不了。但是今天如果把你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让你吃得很好，穿得也很好，你还是不会感到快乐的，因为在黑屋子里你看不见也听不见，你的人就被紧紧地束缚在我刚刚讲的个体生命的有限范围。我们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能够看出去，能够看得很远，这样就可以超越我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耳朵和眼睛不仅是我们主要的认识器官，也是主要的审美器官。这个时候如果在墙上给你打一个洞，听到外面下雨，你就喘了一口气，因为你的空间稍微大了一点了。如果把门一打开，你看到外面人来人往，你就感到空间更大了。再进一步，让你登上泰山之顶，你看到日月星辰，无限的宇宙，“其乐岂不大哉！”你感到一种极大的快乐。从打一个洞开始，就开始超越你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越往上，到登上泰山之顶，你就越接近一种无限和永恒，所以感到一种快乐。要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人不能仅仅被束缚在一个功利性的有限的地方，要拓宽自己的空间，胸襟要宽，眼界要宽，有一种精神追求。

张世英先生在讲美学的时候提倡一种美感的神圣性。他说我们要相信人生有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这种美感的神圣性最早是中世纪基督教美学提倡的，它们是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不指向上帝，我们指向人生，我们认为人生中有一种神圣的绝对价值。确实，很多大的艺术家、大的科学家都在现实人生中追求这种绝对的、神圣的价值。他们坚信人生有种神圣的价值，而且去追求这种价值，并在灵魂深处分享这种价值。这种信念和追求，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世界万物的无限的爱，使他的人生具有意义。我认为张世英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比如贝多芬的《欢乐颂》，有人就这么评论：“它是超越了生命本体，超越了此岸与彼岸世界的一种欢乐。它启示我们在经历人生的苦难后，抬起眼睛，仰视天空，歌颂生命，放下心灵的负担，了解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所有大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康德讲，有两样东西，我一想到它，我就感到敬畏。一个是天上灿烂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认为，有一种人生的境界与灿烂星空的神圣的光照有一样的价值。我们北大校园一直是在康德讲的这种神圣星空的照耀之下，我们要去追求人生这种神圣的价值，信仰和追求。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人生注入一种严肃性与神圣性，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

关于中西文化传统

学生：您之前说过，现在的社会比较注重现实和利益，技术方面的东西比较多。西方的文化比较实际，比较注重人的自由，东方比较重视人的社会性，您觉得怎样把握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

叶朗：对这个问题我自己并没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只能谈一些我的感想。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期出现比较文学热，出现了很多关于比较美学、比较文学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都是一些表面的了解，对东西方文化都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文化研究不能根据个别的事例去做普遍性的结论。比如当时有人说西方的文化是外向的，面向大自然的，中国的文化则是面向内心的。一般来说我们觉得这样讲也许是对的，但也不能笼统地这么说，像汉代的张衡，他就既是文学家又是大科学家。

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中西比较美学的一些结论我感到不符合实际情况。朱光潜先生在的时候，我也对他说过这个问题。朱光潜先生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中西比较美学、中西比较文化不具备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东西没有做系统的研究，对中国的东西也没有做系统的研究。读了两本书就开始作比较，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我并没有做研究，但是一般来讲，中西文化肯定是各有特色。

学生：那您认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色都有哪些呢？我们该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

叶朗：近代以来，西方重视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但并不是说西方一直如此，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而中国过去，一般比较重视家族的、社会的价值，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吸收西方重视个性、自由的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因为人总是社会的动物，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重视社会的特点抛弃掉。

关于“人与万物为一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生态美学在世界上也是独特的。中国画和西方画是不一样的，西方画画的厨房，会画一条死鱼挂在那里；中国从来不会画一条死鱼放在那里，中国鱼都是活的，鱼活在水里，这是生命的表现啊，怎么能画一条死鱼挂在那里？西方是主客二分的，中国是天人合一的。人和宇宙是一体的，与万物为一体的，所以朱熹、程颢，看到河里的小鱼都喜欢观，观鱼的一种自然生意，人与万物为一体。

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是讲主客二分的，而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是讲天人合一的。这两者不一样，但各有各的好处。有同学问，什么叫诗意的人生，我的理解诗意的人生就是天人合一的。张先生认为，和“与万物为一体”不一样，“主客二分”这种思维模式也有好处。西方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和“主客二分”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吸收它好的一面。

中西方的文化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说中国高于西方，或者西方高于中国，而是要研究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把好的东西吸收来。我们中华民族从历史上看是一个开放的民族，特别是唐太宗那时候，非常开放。对于外面的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过来，但也不因此妄自菲薄，这样我们才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我们讲的盛唐气象，什么是盛唐气象？就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青春的气象。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吸收外面的好的东西十分重要。

关于文化传承与自我坚守

学生：您说我们要过一种创造的、有情趣的人生，过去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经历，现在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走着，将来也会有一些新的成果。但各种选择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我们有时会实现真正的创造，有时却会被所谓的充满新意的幻觉欺骗了，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区分真实的创造和自我的幻觉？

叶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下面从两点来说：一是从历史上学习。为什么要强调文化的传承呢？因为历史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是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好的经验吸收过来。但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有时很难，我在书上看到以后只是淡淡地看过了，只有我自己有过实际经历和经验之后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东西，我才能真正有所感悟。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学习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经验，必须要在自己痛苦的经历过后才能学到，不经受痛苦的经历是学习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刚要发展汽车的时候，国外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我们那时已经知道发展汽车的弊端，然而我们仍旧要大量地发展私人汽车。很多人写文章说这个不能发展、有问题，但这些意见都没有被听取，因为我们要发展、要拉动经济，我们要就业，我们要眼前利益。现在好了，汽车都来了，所以现在的污染这么厉害。这次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为了这几天的蓝色天空又费了多少力气？过去国外早就有这种教训，可我们为什么不吸取呢？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自己的痛苦经历，所以很难做到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因此，我们要结合自身的经历来学习历史的经验。我们在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很难有人能告诉应该怎样做，你自己要善于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面发掘，总结这种经历跟历史的关系。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是善于从历史上来学习前人的经验、学习历史的经验，同时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学习和自己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如果你脱离自己的经历，就会觉得很空，要善于将这两者相结合，反复地磨炼。同学们一定要非常重视自己的经历，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脱离亲身经历即便读再多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学生：我想问您一个关于浮躁的问题。如今，不同专业的学生都有目的性地想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做一些研究，十分功利。我想请叶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下陶冶情操，坚守自我？

叶朗：对于陶冶情操、坚守自我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记得当年宗白华先生跟我们讲，学美学要爱美、爱艺术，要去欣赏。他自己就很喜欢去看画展，看各种演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宗先生也没有私人汽车，所以他每次都是背着一个书包挤公共汽车进城去看的。我是浙江人，浙江有一个婺剧，还有一个越剧，越剧是绍兴戏，婺剧是金华戏。有一次婺剧的一个剧团到北京来演出，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我当时去看了，到散场的时候发现宗先生也在那儿看。由此可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审美的追求。

以前，我们一些老教授经常进城去看一些演出，我提倡我们的同学也能够在完成专业学习的情况下，抽出时间来多参加一些艺术活动，培养自己的艺术爱好。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同学都有艺术爱好，比如说有些人会弹钢琴、拉小提琴、会弹古琴，或者喜欢去看看昆曲、看看芭蕾舞，去听听音乐会，当然太贵的学生可能负担不起，但便宜的还是可以去看的，电影也可以去看，这个很重要。当年白先勇先生的昆曲到北大来演出，我也在旁边帮助他来做，后来这个昆曲在全国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第200场纪念演出我也去看了。我们同学看了《牡丹亭》以后觉得非常好，过去大家不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美的东西。有人说青年人不喜欢这些东西，其实不对的，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没有看过当然就不喜欢。我们应该大力推广《牡丹亭》《红楼梦》这些经典。现在有红楼梦协会想要在我们北大普及《红楼梦》，比如有人提议在北大开一门《红楼梦》的全校通选课，我是很赞成的。因为《红楼梦》太重要了，它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蕴含着许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此我自己有体会，我过去读《红楼梦》很随意，后来大学的时候又花时间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读完以后感到自己的文化有了大大提升。所以我们要提倡大家都来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或是艺术修养、文化素养。

学生：除了个人之外，如今的城市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就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APEC这件事情。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而言，北京是一个比较具有文化传统、文化精髓的城市，但由于企业的转型、经济的推动，如今北京也不得不面临一些在环境破坏和历史保护之间的权衡问题，这也是一种浮躁的现象。那您认为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叶朗：我觉得提高个体的文化修养是提高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文明水平的基础。

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从事各行各业，成为骨干或是成为官员，而官员对城市的建设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官员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那城市建设必然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举个二十几年前的例子，中央工艺美院，就是现在的清华美院。那里有一个老师请我去看他一个毕业生的展览，我看他们设计的那些东西非常好，比如热水瓶设计得非常美。我当时就是想去买一个雅致一点儿的热水瓶，但就是找不到。当我看到他们那个设计的时候就想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拿去生产呢？那个老师告诉我，这些学生毕业后去工厂做设计，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要厂长认可才能生产，厂长看不中设计得再好也没有用。由此可见，厂长的修养很重要，厂长修养不够，再好的设计也被扼杀了。

整个民族的修养太重要了，但我们只能一步步来做。具体到个人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作为一名北大的教师，我可以通过讲课和写书来对社会产生一点影响。我们要加强大中小学的美育和艺术教育，使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小就拥有一种美的心灵，这个话讲起来好像很空，其实并不然。向孩子灌输这样一种艺术的心灵、美的心灵，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整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审美气质也都慢慢变化了，这样子城市的面貌就会改变，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

你们作为学生则要努力学习，培养自己的专业素质和文化修养，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培训所，就业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强调就业。一个人要学好技术、学好知识，更要拥有完满的人格和高尚的精神追求。这样不管他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人生里碰到什么坎坷，都能够继续往前走。我在这里想把冯友兰先生讲的一段话送给诸位。冯先生说：“看《西游记》的人都有一个问题，唐僧的弟子孙悟空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为什么不让孙悟空背上他，一个筋斗翻上西天，而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经历九九八十一个磨难呢？冯先生说，回答很简单，唐僧的路必须由他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否则就不能成佛。”

我们在座的同学，你们前面的路也必须你们自己一步一步地走，想一个跟头翻过去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中你们必然会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但是你要坚持，跌倒了爬起来，朝着一个远大的、光明的、灿烂的目标继续往前走。这样，你们终究能达到目的地，能为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最后能够成佛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圣西门的家里很有钱，在他小时候他的仆人每天早上在门口喊他：“少爷，起床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我非常欣赏这句话：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你要早点起床，迎接每天的太阳，做你每天的工作。我也借此来鼓励同学们，希望你们都能经受住挫折的考验，始终盯着灿烂的人生目标，将来有所成就。

2014年11月20日下午燕南园56号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