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西北、西南道路交通

西北、西南地区地处中国地形二级阶梯，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这样的地形直接影响道路的走向，并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融入其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一、“关中”的得名、道路系统与重大历史事件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中部，历史上曾有十三个王朝或政权将都城设在这里，其自然地理条件与交通道路对于政治、军事的支撑作用共同成就了历史的辉煌。

关中属于地堑式平原，地貌学认为地堑属于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中间下降的槽形断块构造，因此地堑在地形上往往呈长条形的断陷盆地，大者可延绵数百公里。正是地质史上这样的构造运动，在互成反向力的作用下，使秦岭与渭北山地出现抬升，关中平原表现为下降，进而形成四周高中部低的断陷盆地。关中平原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宽窄不一，东部最宽达100公里，窄处仅20公里，至宝鸡逐渐闭合成峡谷，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古称关中平原为“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在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的冲积下堆积了深厚的沃土，依凭沃土良田与丰富物产，素有“天府之国”之称。

图3 关中地区地形

地堑式平原四周高、中部低的地形，不但营造了关中平原与四周巨大的地形反差，而且在平原与山地相交地带形成众多关隘。“关中”的得名即取意于分布在平原四周的关口。寻览关中周围的关隘，主要有：函谷关（旧关位于河南灵宝市，新关位于河南新安县）、潼关（陕西潼关县）、蒲津关（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武关（陕西丹凤县）、峣关（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北周移蓝田县，称青泥关，后改为蓝田关）、萧关（汉代设于宁夏固原县，北宋改置于同心县）、散关（陕西宝鸡市）、金锁关（陕西铜川市）。这些关隘不但营造了关中平原四塞之国、形胜之区的地理形势，且屡屡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作用，成就了关中十三朝立都之地的光辉历史。

关中四周众多关隘中，函谷关的地位最为重要。函谷关是关中向东延伸至中原地区东西向大道上的重要关隘。旧关所在之地，一侧崤山，一侧黄河，这样的地理形势被古人誉为“崤函之固”。函谷关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意义，而且成为重要的地区界限，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往往以函谷关为界划出关东、关西两个区域，或以崤山为界称之为山东、山西。中国历代均有在重要关隘设关验照的制度，而函谷关界分东西的地理位置又使关口的政治军事意义非同寻常。商鞅在秦国任丞相时制定了严格的过关必持关文制度，而他逃避秦君追杀时也因没有关文难以出关，最后落得作法自毙、五马分尸的惨烈结局。战国时期继商鞅不远，齐人孟尝君田文入秦面临危机，门客凭“鸡鸣狗盗”之术助其混出函谷关关门，进而平安东归齐地。同一关城之下，商鞅与田文有着不同的命运。

函谷关关城不仅见证了历史人物的命运，也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秦人凭借关中平原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而统一进程中横贯关中地区的道路与秦人对函谷关的控制均发挥重要作用。秦人最初活动在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前770年秦君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人立足关中后最初都于雍（今宝鸡凤翔），秦献公时迁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秦孝公时再迁都至咸阳，表面看秦人都城位置的变化仅涉及都城选址，真实目的却在于利用横贯关中地区的交通道路实现政治目标。雍邑位于关中西部，都城设于此是为了震慑西北非农业民族，并凭借都邑的力量防止戎狄南下。经300年左右的发展，秦人的力量不断增强，至秦献公时期战略目标转向与魏国的较量，并将都城迁至栎阳。战国初期，列国中魏国率先变法，并跃为强国，其版图不但包括今山西西南与河南西部，且在黄河以西设有西河郡。魏西河郡即秦人所谓河西之地，位于今陕西省关中东部黄河、洛河之间，包括今大荔县、合阳县、韩城市。被山带河是关中地区拥有“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地理形势的必备条件，魏人西河郡的设置不仅破坏了关中地理形势的完整，且如同在秦人院墙之内安置了一颗钉子，时时威胁着秦人的安全。以争夺河西之地为目的，秦人将都城迁至栎阳且拉开了秦魏争战的序幕。在秦魏双方的较量中，从魏强秦弱到两者相持，最后秦强魏弱，“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获得了完整的关中，并凭借“崤函之固”“雍州之地”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历程。

秦孝公时再次将都邑从栎阳西迁至咸阳，迁都是统一进程中重要的一步棋。秦人前后设在关中的三个都城，均存在明确的战略意图，而咸阳城的选址则是事关统一天下大战略的关键一环。咸阳与丰镐、长安的地理条件相似，咸阳位于渭河以北，隔河与丰镐、长安两城相对，三座城市虽分处渭河南北，但仅一水之隔，交通枢纽作用并无二致。置于这一交通网络之中的道路主要是函谷道、渭北道、武关道、蒲关道。其中函谷道、渭北道均遵渭而行，古今均为横穿关中地区的东西大道。渭河以咸阳、长安界分东西，两城以西渭河南岸迫近秦岭山地，地势起伏，交通不便，渭河以北则为平原坦途，故渭北道循渭河以北通行；由咸阳渡过渭河，南岸之地平坦易行，不仅汉唐长安城设置于此，且通向东方的函谷道也与这里连通。此外受地形限制，不仅通向关中东南、循丹江而行的武关道与函谷道交汇于此，且渡过黄河从今山西进入关中的蒲关道也通向这里。因此从战略角度审视咸阳的地理位置，这里不仅是渭北道、函谷道相汇之处，而且是控制东西交通的枢纽。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沟通了东部的半壁河山，东出函谷关直达黄河下游，并转而北上辽东、南下江淮；由武关道东南穿过丹灞谷地至荆襄地区，或顺江而下，或南下循湘江水道进入岭南；东北经蒲津关渡黄河则北上汾晋、雁代。关中东部三关的地理形势显示出秦人迁都咸阳的战略意图，如西汉儒生贾谊《新书》所言：“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秦人进入关中，东面为邻的是晋、楚两个强国，秦凭借东部三关，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利用政治谋略周旋于晋、楚之间。自秦惠文王收复河西之地后，秦人战略逐渐转向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以逐鹿天下为目标，凭借“崤函之固”，先以“连横”击破六国之“合纵”，再依“远交近攻”之谋略，远交齐、楚，近攻三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完成了统一大业。秦统一后修整完成的驰道东出函谷关沿黄河一线，经洛阳、大梁指向临淄而至于海。

关中周围每一个关口都渗透着一段历史，甚至是改天换地的历史。关中平原四周的关隘中，武关位于东南，傍汉水支流丹江设关。秦末陈胜、吴广“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刘邦、项羽加入反秦部队，奉楚怀王之命北上，刘邦的任务在于扫平中原秦军，项羽渡过黄河解赵王歇之困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进入中原后意识到函谷关地险而守军力量雄厚，在谋士的提议下转道汉水支流丹江一线，从守军薄弱的武关进入关中，入关后“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秦亡汉兴自武关，唐创基立业、扭转乾坤之举则发生在蒲津关。蒲津关濒黄河而设，是关中与山西重要的黄河渡口。隋朝末年，趁农民起义之机，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同儿子李建成、李世民自晋阳起兵，经蒲津关渡河直入关中，并凭借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地理条件赢得了天下。

京师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的特点，自秦至汉，长安城渡河而营建于渭河南岸，继续保持关中道路网络核心的地位。与关中平原相关的道路不仅限于东面三关所通之途，西面渭北道在今凤翔县附近分为西北、西南两支，西北为回中道，越陇山，经河西走廊直指西域，即“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西南为陈仓道，是关中入蜀最平坦的一条。关中平原北面有直道（北起九原，即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通往塞外，南有连接秦岭山谷的数条通道，通向汉中。陆路交通外，渭河以及汉代漕渠等构成水路运输线，共同组成关中交通网络。

关中平原交通道路的核心从咸阳转向长安，道路与关口的组合被继承下来，在人们的步履之间从历史走向今天。

二、川陕交通道路与重要战事

川陕交通指北起关中，翻越秦岭、巴山进入四川的交通道路。唐代诗人李白的一首《蜀道难》不仅凭借豪放的辞章传诵千年，也让后人领略了古代川陕交通的艰辛。从地理学的视角考察川陕交通，蜀道之难，难在道路经行之处跨越秦岭、巴山两道山脉，山中取道，“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道路的艰辛长时期地阻碍了川陕两地的经济与文化交往，李白诗中所言“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夸张，但考古学表明史前时期诞生在巴蜀之地的文化类型几乎与关中平原乃至中原地区没有文化关联，地理形势使巴蜀地区的古史发展保持了相对独立性。

川陕通道穿行于秦岭、巴山，道路主要选择山谷地带，陡峭山崖之处无路可寻必须开凿栈道。标准的栈道一般在水流湍急的陡壁上凿出石洞，穿进横木以为梁，并在河身石底上凿出竖洞，插进立木支撑横梁，然后在横梁上铺上木板，形成通行之道。古代没有炸药，凭借裂石法开凿栈道十分艰难。李白诗中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以夸张的笔法形容了修建栈道付出的悲壮代价。即使如此，栈道铺设之后，飞栈连云，蜿蜒于陡崖之上，狭窄而易损，无论行走还是维护都很不易。故“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仅书写在文学辞章内，而且存在于现实中。

川陕交通因翻越秦岭与巴山形成两部分路段，一段为越秦岭道路，另一段为越巴山道路。

（一）越秦岭道路

越秦岭道路的南北两端分别是汉中盆地与关中平原，道路起于关中，止于汉中，自东向西分别是：

子午道：子午镇→子午谷→秦岭→石泉→饶风关→南子午镇→城固→汉中

傥骆道：周至→骆谷关→洋县→傥水→城固→汉中

褒斜道：郿县→留坝→褒城→汉中

陈仓道（亦称故道）：宝鸡益门镇→清姜河→略阳→勉县→汉中

四条道路中子午道通行时间大约在秦汉时期，从今西安市南十余里子午镇入子午谷。古称北方为子，南方为午，子午谷因位于汉长安城南而得名。子午道全长在千里以上，长而险，沿途居民很少，汉代全程均无行政建置，一般不为人利用；但道路距长安城最近，子午镇位于秦岭北出口，快马大约半个时辰即可到达长安。傥骆道开通时间约在两汉之间，最初从今武功（新莽时称新光）起步，走围谷入岭，被称为堂光道，后改从周至进入秦岭北侧的骆水谷地，与山地南侧的傥水谷地南北联通，构成越岭通道。傥骆道在越秦岭四条道路中最短，但道路沿途多坡坂，且骆水与傥水之间绝水距离较长，行走不易，故这条道路通行时间最晚。褒斜道由秦岭北侧的斜水谷地与南侧的褒水谷地组成，褒水通沔，斜水通渭，整个道路多谷地少坡阪，且里程不足800里，正因此，不仅成为秦汉魏晋各代关中、汉中间的主要交通道路，开通时间也很早。褒斜道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开通，《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辅助周武王的巴蜀之师进军道路应是褒斜道。西周时期古褒国就在秦岭南今褒城一带，《国语·晋语》载：“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西周末年“烽火戏诸侯”的主角周幽王宠妃褒姒就来自褒国，可以想见那时这条道路已经存在。故道得名缘于道路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河而行；道路北起今宝鸡市，宝鸡古称陈仓，故此道也被称为“陈仓道”；此外，道路入秦岭山口之处设有散关，由此亦有“散关道”之称。故道的开通历史也很久远，西周时期青铜器散氏盘铭文有“周道”字样，古散国位于今陕西宝鸡凤翔一带，正当故道入山之处，据王国维考证周道即是故道，由此而观，故道的开通当在商周之际。《汉书·沟洫志》载“故道多阪，回远”，故道道路虽长达1200里，但沿途多山间谷地，不但易行走，而且适宜居住，村落相连，故秦汉时期沿道路设有故道、河池、沮县三个县级建置，唐代设有风州、兴州两个州级建置，并将三县增为六个。唐代故道至两当（今凤县）多改走至留坝，即转向褒斜道通行。四条翻越秦岭道路中，故道、褒斜道通行困难较小，是古人利用最多的两条道路。

除上述四条翻越秦岭道路，祁山道也应算入其中。祁山道道路所经之处为秦岭西端余脉，今甘肃礼县附近有山被古人称为祁山，祁山道就从礼县起步，沿嘉陵江西源西汉水，经西和、徽（甘肃徽县）成（甘肃成县）盆地与故道相汇进入汉中。祁山道虽然路途很长且与关中相隔于陇山，但沿途平坦路程较长，有其便利之处。

秦岭山脉不仅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而且凭借地形影响山脉两侧的政治、经济、军事。仅从历史军事地理着眼，秦岭以及秦岭通道发生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秦汉之际与三国时期的历史尤其令人难忘。

利用秦末农民起义之机，刘邦“斩白蛇，入武关”，进入关中驻军霸上；项羽却在河北面对秦军主力，凭借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九战九捷，大败秦军。齐、燕、魏等各路救赵军队在楚军神勇之下毫无参战勇气，皆作壁上观。项羽赢得巨鹿之战，在通向关中途中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于新安，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军将领，并带入关中。鸿门宴后“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其中“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邱。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徳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三位秦军降将受封地点均与关中相关，故后人也将关中称为“三秦”。对于被封为汉王这一结果，刘邦虽然并不情愿，但为了避祸，就近从子午道奔赴汉中，并听从谋士张良的劝告一路烧毁沿途栈道。刘邦进入汉中后，无论他本人还是部下没有一天不盼望打回家乡，就在这时原本为项羽属下的下级军官韩信一路追随刘邦从故道进入汉中，几经周折终于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并率兵杀出汉中。韩信出汉中选择的就是他来时所经之故道，亦称陈仓道，后来这段历史经民间演绎留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一传说；但这个传说至元代才在艺人说唱中出现，此前任何历史文献均不见记载，因此“明修栈道”并不可信。韩信率部从陈仓道突然出现在关中，给驻守在关中的章邯一个措手不及，于是韩信迅速击败章邯，司马欣、董翳相继投降，进而赢得关中，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北定三秦”。刘邦落脚关中之后，凭借“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关中地理形势，拉开了与项羽争天下的大幕。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权中蜀汉最弱，但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却使这一弱国能够长期与曹魏、孙吴政权比肩而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蜀中用兵令人分外关注。后人称颂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常用未出茅庐三分天下、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来概括，其中有民间演绎的成分，也有事实，其中“三分天下”来自《隆中对》。依《隆中对》，诸葛亮为刘备计划获取益州、荆州的目标均已实现，但后来关羽“大意失荆州”，荆州得而复失；而诸葛亮预测曹魏政权内部可能因争权而出现内讧的“天下有变”也始终没有出现。在这样的局面下，以攻为守是诸葛亮保全蜀汉政权的最佳选择。但诸葛亮率领蜀军北伐，并非民间所传“六出祁山”，而是五次，且五次北伐也不都是兵出祁山。

诸葛亮主持的五次北伐，三出祁山，一出故道，一出褒斜道。诸葛亮用兵一向谨慎，非“十全必克而无虞”不出兵，故选择这些道路一则求稳，更重要在于坡坂较少，利于粮草辎重通行，此外祁山附近还可以就地屯田种植小麦，解决粮食需求。但是这些道路的北出口分别在陇右、陈仓，不仅距离曹魏国都洛阳很远，且与关中政治中心长安也有相当的距离，尤其祁山道北出口位于陇右，受陇山阻隔不仅难以对曹魏政权造成威胁，就是关中曹军也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打击。其中在后世戏文中屡有表现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幕，就发生在建兴六年（228）出祁山道北伐之后。戏文突出的是诸葛亮顾全大局、不徇私情的圣贤之风，而地理学关注的则是街亭的军事地理价值。街亭亦称街泉亭，故址在今甘肃庄浪东南，陇山山口之处。陇山即六盘山，南北走向的山体将关中平原与天水盆地各分东西，街亭是从陇右进入关中要害之处，失去街亭就意味着阻断了通向关中之路，故诸葛亮斩马谡绝不是因为一战得失，而是因为马谡断送了此次北伐。纵览诸葛亮北伐，尽管没有对曹魏政权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但却对曹魏进攻蜀汉起到牵制作用，进而达到了以攻为守的效果。蜀汉将军魏延曾针对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提出自率精兵五千，出子午道攻打长安之策。所谓精兵指不携辎重，只带数日干粮，身骑快马的部队；而子午道从秦岭北坡下来，快马只需半个时辰，若出其不意偷袭，应对曹军造成实质性的打击。但诸葛亮一生谨慎，没有应允这一提议。诸葛亮晚年试图给关中曹军以真正的军事打击，从建兴九年（231）开始一面练兵备战，一面修整褒斜道上的栈道，并制作木牛流马运送物资，三年后即建兴十二年统领十万大军循褒斜道北上，魏廷大震。魏将司马懿为避其锋芒，采取坚守不战之策，双方在渭河之滨相持一百多天，诸葛亮病死距山口50里地的五丈原军中，此次出兵无功而返。后人评价这次军事行动无限感慨，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图4 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路线图图

（二）翻越巴山道路

巴山呈西北——东南向延伸，不仅南北界分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也是川陕交通的一段险途。翻越巴山道路从汉中出发进入巴蜀之地，主要道路自西向东分为三条：

金牛道：勉县→宁强→广元→昭化→剑门→绵阳→成都

（或者金牛道：勉县→宁强→广元→昭化→剑门→绵阳→阆中→南充→重庆）

米仓道：汉中→巴中

洋巴道：洋县→镇巴→达县

三条道路中金牛道最为重要，无论军队还是民间翻越巴山主要选择金牛道。金牛道得名于传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县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无由入，乃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以遗蜀。蜀侯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堑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寻道伐之，因号曰石牛道。”当地人依据这一传说，也将这条道路称为金牛道。战国时期秦人征服巴、蜀发生在秦惠文王时期，载入《括地志》的这一传说与秦人这段历史相关。剑门关是金牛道上险要的关隘，穿过剑门关道路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成都平原直指成都，另一支沿嘉陵江经阆中、南充至重庆。越巴山道路中米仓道与洋巴道沿途均以山谷为主，行走困难，鲜有人经行这里；尽管如此，也并非完全绝迹，唐代诗人杜牧诗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写的是唐玄宗时期杨贵妃喜食荔枝，快马急送的情景，杨贵妃盘中的荔枝并非来自岭南、福建，而是出自重庆一带。四川原本十分炎热，重庆一带小地貌的作用更提升了这里的气温，时至今日仍然属于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在这样的小气候条件下，唐宋时期重庆至三峡一带均种有荔枝，传送荔枝的士兵从这里拿到荔枝，为了保鲜，选择路途较短的洋巴道翻越巴山，然后再经行子午道直下长安，正因此，洋巴道也被称为“荔枝道”。

上述三条越巴山道路外，金牛道以西还存在一条阴平道，这条道路连接甘肃东部与四川，山高谷深，林森草茂，人烟稀少，为蜀道中至为艰险的一条。阴平道起步于今甘肃文县（西汉为阴平道，东汉为阴平郡），道路沿线主要山脉有今甘、川两省界山摩天岭，摩天岭山脉南为龙门山脉，两条山脉间有一条东西向的丘陵谷地，为阴平道必经之处，今四川青川县白水街即位于这里，由此沿白龙江至昭化与金牛道相汇。此是正道，另有一分支，即三国时期魏将邓艾所经行道路，这条道路自白水街翻越摩天岭至乔庄、青溪一线，沿涪江而下至江油。当时，钟会率领曹魏大军已破汉中要塞，并攻破通向金牛道的关口阳平关，但蜀将姜维固守剑门关，魏军无法从正面入蜀，被困于关城之下。邓艾乃率一部魏军由阴平险道摩天岭迂回江油，至剑门关后直指成都，迫使蜀汉后主刘禅降魏。

蜀道上的往事早已过去，脚下成行的道路也已被铁路、公路取代，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却穿越时空，毫无阻碍地留在后人的记忆中。

三、西南地区交通道路与民族经济文化

西南地区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与重庆市全部，自然地理上分别属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川东平行岭谷三大地理单元。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山地、河谷平原交错分布，不仅贵州素有“地无三尺平”的说法，而且区内整体以山地为主，交通道路是将西南地区不同地理单元连为一体的纽带。自秦汉以来，从成都南下主要有两条大道：一条经邛崃，过大渡河南下，即牦牛道，唐代称清溪关道；另一条偱岷江而下，至僰道、键为西南行，即唐代石门关道。牦牛道达云南，僰道通贵州，成都平原正是北上南下的道路核心所在。历史时期以这里为核心，向北联络中原，向南统辖、羁縻诸蛮，并自北向南形成明显的圈层结构。这一圈层主要表现为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民族分异为前提的经济文化圈，成都平原及其毗邻地区既是西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华夏文化布化所及的范围，自此向南，华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弱，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则逐渐加强。

（一）川滇古道

沿蜀道一路西南行，进入云贵高原，蜀道也被分为两支：一条沿青藏高原南下，指向云南；另一条东南行，也转向云南。两条道路的分离处在成都，再度相汇则在云南的曲靖、滇池一带。

石门关道（五尺道）：成都→宜宾→昭通→威宁→宣威→曲靖→滇池

灵关道（清溪道、牦牛道）：成都→邛崃→雅安→西昌→姚安→洱海

川、滇两地间有大江峻岭相阻隔，道路开辟十分困难，历史上基本只有两条大道：一条是石门关道，自成都出宜宾，经四川高县境内石门山通往云南昭通、曲靖。这条道路的开通始于秦始皇时期的将军，由于开路艰辛，道路险狭，也称五尺道。汉武帝时期唐蒙重开石门，“凿石开阁，以通南中”，将五尺道加以整修扩建。另一条道路由成都南下，经邛崃、雅安南渡金沙江至洱海。历史文献记载这条道路的通行始于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因途经汉代所置灵关道而得名。近年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北地区与云贵两地就存在文化交往，其中源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类型的器物均在这一带发现，文化影响最远达滇东、黔西一带。无论间接传播还是人群迁徙的直接输入，文化传播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西北与西南即存在一条可通行之道；若将具有北方文化特点的文物出土地点联为一线，应该就是汉代开凿的灵关道的取向。

（二）滇黔古道

西南古道的另一分支，由云南通向贵州乃至广西。《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为我们了解这条道路的走向提供了信息：唐蒙上书汉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采纳了这一计策，并派唐蒙为郎中将出使夜郎。唐蒙此次出使不仅成功地在夜郎之地设置了犍为郡，还“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牂牁江即红水河上源之一北盘江，江水源于贵州，流入广西，唐蒙自僰道将道路延伸至牂牁江沿线，打通了川、滇、黔、桂数省间的古代交通道路。这条道路也被后人称为夜郎道或南夷道。

图5 西南交通路线图

（三）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因茶、马贸易而得名的古商道。商道源于唐代，那时云南的南诏政权一度依附吐蕃，由此为滇藏之间的商贸往来奠定了基础；而商道的兴盛却在明清时期。茶马古道主要有滇藏、川藏两路道路，其中滇藏古道以今普洱为起点，北上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至拉萨，然后进入尼泊尔、印度境内；川藏古道以今雅安为起点，北上理塘、巴塘进入青藏高原，经芒康、左贡、邦达至昌都西行至拉萨，再南下出境。清人倪蜕《滇小记》提到的入藏路线，基本就是这两条道路。

茶马古道上的主角是马帮，长年以来载着货物的驮队不仅穿行于滇藏、川藏两条古道，但凡自然条件允许之处，均有马帮留下的足迹。

（四）西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

由于高山大江的阻隔，历史时期西南地区部族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西南地区南部以非汉部族为主。《史记》提到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等部族，其中夜郎活动在今贵州安顺，主要地域为北盘江流域；与夜郎相邻的有西僰，僰地在夜郎以西，今宜宾至昭通一带，古僰人原居青衣江附近，岷江至键为以南地带，后因汉民渐多，南迁至此，僰人属于古羌人的后人；滇主要活动在滇池一带；邛都位于滇以北，今西昌及凉山地区；邛都以北为笮都，即今雅安一带；嶲即嶲唐，在今保山一带；昆明在今大理一带；冉駹位于大渡河以北，蜀之西境。邛都、滇、昆明三个部族主要活动在金沙江流域，金沙江以北为邛都部，金沙江以南分为滇、昆明两个部族。这三个部族乃至于更北的笮都部都属于古羌人。考古发掘证明，滇以及昆明部所在地均发现与齐家文化接近的器物，由此推断古羌人的南迁应在齐家文化期之后，且偱青藏高原边缘，逐步迁移定居在洱海、滇池等地。上述部族中夜郎、邛都、滇是有耕地、有农田的农业部族；嶲唐、昆明属于随畜牧迁移的游牧部族；笮都为半农半牧部族。这些西南部族早在先秦时期即与秦、楚等国有文化联系，进入西汉时期，朝廷相继在这里设置郡一级的行政机构，夜郎一带为牂柯郡，僰人区域属键为郡，邛都部所在地设越嶲郡，滇、昆明两部区域设益州郡，笮都一带一度设过沈黎郡。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来自于汉王朝之令，但其内部管理则以部族为基础。此外哀牢夷也是生活在这里的重要部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东汉永昌郡即今保山所在地，以此为中心，哀牢部族分布很广，包括今保山、德宏两市直抵伊洛瓦底江上游。就文化属性而言，尽管西南地区部落族属不统一，但经济生活方式却都因道路与内地相通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图6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图

在以后的历史中，汉代的西南夷经过部族之间的分合，形成被中原称为蛮、夷、瑶、僚等多种民族。至宋代，许多蛮夷民族已被同化、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多数仍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高原。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分析，长江沿线是这些民族分布的北界。长江以南虽然设置有行政机构，但或为蛮夷民族聚居区，或为华夷混居，设置在这里的行政机构多为羁縻州。（羁縻州指古代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置特殊行政区，包含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因其俗以为治，有别于一般州县。）

历史时期西南地区大多数部族生产方式落后，许多地区甚至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仍保持着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山区尤为突出。山区闭塞落后，平原坝子却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成就。西南地区平原坝子所占面积十分有限，仅占全区面积的4.9％，多数集中在今云南境内，不仅有着悠久的农业开发史，也是整个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战国末年楚人庄蹻入滇首先到达的地方即为滇池一带，“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滇池附近本是以农业为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的滇部落活动区域，庄蹻带来的内地生产技术对于推动这里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早在庄蹻进入之前，位于滇部落以西洱海一带的嶲部与昆明部都是保持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的部族，此后在滇池一带农业的推动下，云南平原坝子的农业基本遵循自东向西的空间开发进程，西汉时期主要发展于滇东北以及滇池一带，东汉开始向滇西北特别是洱海地区移动，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云南与外界的来往逐渐增多，进入这里的内地人口也开始增加，至南诏时期云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元、明两代是云南社会经济变化最大的时期，引起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元代的军屯、明代的卫所建置。这些与驻军相关的屯田主管机构驻地与主要交通道路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今昆明、大理两地既是云南连接四川、贵州的灵关道、石门关道、夜郎道的终点，又是连接印度、越南的天竺道、交趾道的起点。天竺道从今大理出发南下，经今保山至瑞丽出境；交趾道从今昆明出发经今建水沿元江南下至越南，另由今建水东行经今开远、富宁至今广西南宁，再通向越南。因此大理、昆明两地无论军事还是交通都有着重要意义，元代主要军屯地点基本以控制这两地为核心，形成东西向排列，其南向凸出的部分正是沿元江一线交趾道的走向。明代在云南都司之下设置的卫所走向与元代基本相同。

图7 云贵两地元明军屯、卫所分布图

元、明两代军队驻地与主要屯田区分布尽管基本一致，但农业开发力度完全不同，元代参与屯田的主要是爨人、僰人，即白族。屯田参与者来自于当地，整个地区人口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农业开发力度也没有大幅度提升。而明代就不同了，从明初即实行大规模移民，将内地农民迁入西南从事屯戍，充入卫所之中。明初移民已经具有“土著者少，寄籍者多”的态势了，此后人口陆续迁入，使这一态势在云贵北部更为明显。明代卫所制度设置在增加整个云贵一带人口的同时，也在空间上改变了民族分布结构。由于卫所主要设置在北部，内地迁入的汉人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大量汉人进入北部一方面与当地生活在坝子中的白族等民族杂居，另一方面则推动着其他民族向南迁，向山区迁移。今天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分布在海拔很高的山区，明朝以来内地人口的迁入是促使这些民族走向深山的重要原因。随着内地汉人的进入，取代、排挤生活在平坝中的僰人、爨人，即白族等；僰人、爨人又取代、排挤其他民族，最终迫使其他民族南迁的同时，一步步走向山区，并从山麓走向山巅。平地坝子与山地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居住在坝子上的民族生产方式都较先进，山上的民族则相对落后；随着居住位置增高，生活在那里的民族生产方式趋于原始，山上山下在生产方式、社会进步方面可相差几个时代。

云贵高原的东部为贵州，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地区为石灰岩所覆盖，地形破碎，土壤贫瘠。贵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了这里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当地的土著主要为苗、瑶等民族。元代军屯、明代卫所同样影响到贵州的人口构成与经济进程。明代贵州都司所辖卫所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并分布在连接四川、云南、广西的道路沿线。总体来看，卫所分布界限以北是卫所的主要屯戍地，行政机构的设置也与内地一致，以府、州、县为主；这条界限以南地区以当地土著民族为主，行政管理形式采取土司制度，土官与流官不同之处在于，土官来自当地土著首领，流官则为朝廷命官，凡实行土司制度所在地，均为当地土著民族的聚居区。

交通道路将西南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民族融合、文化传布，同时也带来基于经济发展进程而呈现的人口地理分异。

四、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重要道路，然而这条道路的得名却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并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一）丝绸之路的开通

丝绸之路的官方开凿始于西汉时期，但在此之前数千年间，这条道路上早已存在民间往来，并为道路沿线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

冬小麦的传入就是丝绸之路上民间往来的结果。冬小麦位在五谷之列，为中国传统粮食作物，其原产地却在西亚及西南亚，大约4000年前（也许更早）传入中国。来自新疆的考古发掘让我们看到了塔里木盆地东端孔雀河下游一处距今4000年的墓葬中保存完好的小麦粒，另外在天山东部巴里坤县新石器时代土墩遗址中也发现了碳化小麦粒，这些史前时期的小麦粒指示了小麦传入新疆的时代。从新疆一路向东，依年代在空间上循新疆→甘肃→陕西→中原形成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就是冬小麦传入中国的路径。依循这一传播路线，殷商时期小麦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之一，这时距官方丝绸之路开通大约1000多年。

官方开通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活跃着马背民族匈奴人，汉武帝时期凭借文、景两朝奠基的雄厚国力，一改以往的和亲政策，决定与匈奴进行正面军事交锋。为了获得军事成功，汉武帝希望与活动在西域的大月氏建立军事联盟，对匈奴形成东西夹攻之势。但是，那时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对于通向西域的道路都不熟悉，不仅需要专使出使西域与月氏人建立联盟，也有必要探明陌生的西行交通，张骞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出使西域的。然而，张骞出使并不顺利，途中被匈奴人俘获，并在那里娶妻生子，十余年后终于找到机会逃离匈奴人的控制，西行越过葱岭，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在大夏（今阿姆河上游）一带找到月氏人；但是这时月氏人几经迁徙，不但摆脱了匈奴人以及乌孙人的攻击，而且征服了大夏，拥有了土地肥沃的阿姆河流域，并逐渐由游牧生活改为定居农业，完全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不能与大月氏建立军事联盟，张骞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终于于公元前126年趁匈奴内乱脱身回到长安。此次，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但在西域十余年的居留之中却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廷开辟通往西域的官方道路提供了资料。随后汉将卫青、霍去病数次率兵北击匈奴，为中原汉地摆脱了常年处于匈奴人南下军事威胁之下的局面。

张骞出使西域，为官方开启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史记·大宛传》载：“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刘宋时人裴骃《史记集解》引苏林释司马迁“凿空”为：“凿空，开通也。骞开通西域。”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称：“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均将官方开通丝绸之路归于张骞凿空之功。

汉武帝时期经过武力较量以及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进一步扩大了汉廷在西域各地的影响。公元前68年西汉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且统管天山以南各地；公元前60年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回顾西汉时期官方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汉书·郑吉传》总结得十分贴切：“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二）丝绸之路的道路组成

丝绸之路中国部分主要由两段组成，一段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至玉门关，另一段为西域境内的各条分支。

1．河西四郡的建置

西汉时期开通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设置开始。西汉西北各边郡中，设置在河西走廊的四郡年代最晚。由于《汉书·武帝本纪》与《汉书·地理志》对于这件事的记载不一致，其设置时间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悬案。周振鹤在张维华、陈梦家、劳干研究的基础上，最后明确了四郡设置时间。周振鹤认为河西走廊最先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设置酒泉郡，初置时包括整个河西地区；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东部置张掖郡，西部置敦煌郡；最后于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至地节三年（前67）这五六年间设置了武威郡。

设置河西四郡是西汉政府开通丝绸之路的关键一环，四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河西走廊的地形。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东西长约900公里，南北宽从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走廊地带，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冲要之道，具有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地位。四郡设置之前，河西走廊本是匈奴昆邪王与休屠王放牧地带，“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西汉时期前后向四郡迁移28万农业人口，利用祁连山冰雪融水在绿洲上发展农业，成功地控制了这一通向西域的冲要地带。

2．西域境内各条道路

西域作为地理空间，存在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广义西域为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其范围从中亚一直向西延伸；狭义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其中葱岭为古人对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的总称，因此就狭义西域而言主要位于中国境内，且以今新疆为主。

丝绸之路新疆段的走向与分支深受地形与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当代地理学用“三山夹两盆”概括新疆地形，三山自北向南分别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中央为中国第二大沙漠库尔班通古特沙漠；天山与昆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央为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天山南北两大沙漠之外，新疆与甘肃交界处又有库姆塔格沙漠，虽然这处沙漠面积只有2.2万平方公里，却为交通带来巨大困难。

图8 丝绸之路新疆段

新疆深处欧亚大陆腹心地带，气候极端干旱，除伊犁河谷地带年降雨量可达300—500毫米，全区大部分在200毫米左右，吐鲁番盆地年降雨量不足50毫米，而各地蒸发量几乎都在2000毫米以上，其中吐鲁番盆地可达3000毫米。大自然赋予新疆大漠戈壁这片黄色的同时，也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山顶留下白色的冰雪，正是这些冰雪融化而成的雪水滋润了山下的绿洲，为大漠荒原添加了生命之色。依托这些绿洲，建立了西域历史早期的国家，《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唐人颜师古注《汉书》“谓西域国为城郭者，言不随畜牧迁徙”。颜师古说得非常清楚，这三十六国是拥有定居生活的农业国，每个国家都坐落在一处绿洲上，而一处绿洲与另一处绿洲被荒漠分离，相距很远。

受地理环境制约，西域各个国度坐落在绿洲上，沟通东西的道路也行经绿洲之间。绿洲的存在，支撑了道路的存在。由于自然环境复杂，丝绸之路西域段由数条道路组成，其中行经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西域南道与西域北道开通最早，几乎在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初期就被纳入到官方通道中。“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河西走廊西行，玉门关、阳关是两个重要关口。玉门关位于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这里正是疏勒河所经之地。疏勒河源于祁连山，西北流，最后注入罗布泊，沿河地带是穿越库姆塔格沙漠必经之路。西距汉代玉门关20公里疏勒河古道旁的凹地上，设置了军需仓库河仓城，俗称大方盘城。河仓城西是一面湖泊，水平如镜，岸边长满芦苇、红柳。玉门关以及河仓城共同组成控制西行道路的关隘。阳关位于今甘肃敦煌西南，汉代在这里设关，控制的地理形势依然是水源。考古学界认为渥洼池和西土沟均是阳关一带的水源，依托这些水源历史上关城附近存在绿洲，这片绿洲既是沙漠中的生命之源，也是设关控制的冲要地带。玉门关与阳关分别属于西出河西走廊的北关与南关，出关之后需要穿越的则是库姆塔格沙漠。

无论西出阳关还是玉门关，穿过库姆塔格沙漠均会到达楼兰，再从这里沿塔里木盆地边缘分为西域北道与西域南道两条分支。西域北道沿天山南麓西行，一路经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龟兹（今新疆库车）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西域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行且末、于阗（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至疏勒。西域南、北两道均应从天山南脉与昆仑山结合处的乌恰山口沿克孜勒苏河进入中亚。西域北道与西域南道是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最早开通的官方通道，继此之后，东汉明帝时期在伊吾庐（今新疆哈密）置宜禾都尉，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当时称为新道，后世将其称为新北道；其走向为出玉门关西北行，经伊吾翻越天山至巴里坤，再西行穿过达坂进入吐鲁番，最后汇入西域北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大海道，所谓的大海不是蔚蓝色的海水，而是为黄沙覆盖的沙海。两汉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控制主要限于天山以南今南疆地区，天山以北仍属于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唐代继在天山以南设置安西都护府之后，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伴随中原王朝的力量从南疆伸向北疆，一条连接北疆的道路随即开通，这条道路事实上是东汉年间开辟的新北道西向延伸的结果，即经今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沿天山北麓西行指向伊犁，被后世称为北新道。

以上丝绸之路各条分支是新疆段的主要通行道路，属于丝绸之路组成部分的还有其他分支。其中由四川进入青海的吐谷浑道对于沟通长江流域与西北地区意义重大，吐谷浑道沿青藏高原边缘经行今汶川踏上松潘草地，从这里进入青海，并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行走，西北出阿尔金山山口，从今且末汇入西域南道。这条道路大概蜀汉时期已经存在官方往来，东晋乃至刘宋时期都利用过这条道路；此后位于河西走廊的北凉政权曾数次遣使至南方的刘宋政权，试图联合抗击北魏，使臣由河西走廊进入长江流域的路径即由青海至四川，再顺江而下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南齐政权立国于长江流域，开国不久曾试图联合北方草原民族柔然人共同打击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政权北魏，也派使者从今四川出发沿青藏高原边缘进入青海。另有穿行于北方草原之中的居延道，基本路线以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为核心，西行进入今新疆。此外，丝绸之路各条分支之中，应该提及的还有由今青海西宁西北行，经大通、门源，通过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出扁都口，至河西走廊张掖的道路，道路穿行于高山峡谷中，蜿蜒险峻，其上发生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

丝绸之路各条分支并非形成于同一个时代，道路交汇之处的交通枢纽也随之变化。《隋书·裴矩传》有过这样的记述：“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出口，伊吾、高昌、鄯善则是丝绸之路新疆段重要的交通枢纽。《汉书·西域传》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古楼兰国即鄯善之地，从敦煌穿越库姆塔格沙漠道路与西域北道、西域南道交汇于此，形成西行道路上最早的交通枢纽。自东汉时期开辟新北道，伊吾（今哈密）地位逐渐上升，且在以后的历史中始终显示出重要的作用。高昌即吐鲁番，西汉大将李广利就曾率领部队在此屯田，修建高昌壁，此后陆续为高昌郡郡治、高昌国国都；自新北道开辟之后，吐鲁番成为联通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伊吾与吐鲁番地位的上升是西行道路的重心东移、北移的结果，在这一转移过程之中，楼兰的地位逐渐衰落，并在4世纪前后随着水源转移而彻底湮废。

与交通枢纽的变化相似，事实上丝绸之路新疆段各条分支开通之后，并非一贯畅通无阻，受绿洲国家与草原游牧民族、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影响，道路时断时续，乃至于主次更迭始终是丝绸之路交通的特点。

数千年间，西行古道上留下无数脚印，其中有出使西域的使节，有戍边守土的将士，有西行求法的高僧，也有往来东西的商旅，时代不同，目标不同，他们选择的道路也不同。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时期的一件大事，但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于张骞第一次出使路线都没有清晰的记载，学术界根据西域三十六国的分布、汉将李广利出兵西域路线以及张骞居留匈奴之地等相关记载，认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进入西域的经行路线为西域北道，回归路线为经西域南道穿行阿尔金山山口进入青海，再由大斗拔谷翻越祁连山来到河西走廊，回到长安。

《西游记》一部小说使唐玄奘西行取经之事家喻户晓，玄奘西行归来书写《大唐西域记》记述取经历程，唐僧人慧立另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著作都涉及玄奘取经路线。贞观元年（627）玄奘出发时出玉门关，经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西行翻越天山南脉经别迭里山口进入中亚热海（今伊塞克湖）一带，过铁门（今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经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至印度。十余年游学、讲经，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回归之路选择西域南道，经行于阗、且末进入河西走廊。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玄奘从今帕米尔高原归来，究竟选择了哪个山口？这个问题中外学者都有过探讨，其中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以及后续论文对于这一问题形成了权威性结论。王小甫的研究将视角落在帕米尔高原的西部，这一地区既涉及历史时期西域与吐蕃之间的交通道路，也关系到翻越帕木尔高原进入今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路径。王小甫指出，唐代西域与吐蕃之间主要存在三条交通路径，即东部为经由阿尔金山山口进入西域的通道；中部属于翻越昆仑山、喀喇昆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基本与今连接新疆、西藏两地的219国道吻合；西部道路绕帕米尔高原南部，其中沿播密川（今大帕米尔谷地）至渴饭檀（今塔什库尔干）进入西域的道路，就是玄奘归来所经之路。

大漠雪山绘成大气磅礴的西部景观，但也成为西行路上的阻碍。即使当代，乘坐汽车置身于大漠、雪山之中，也会陷入巨大的环境压力中，西域路途上的古人面临的艰辛更甚于当代。十六国时期高僧法显与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均留下古道上大漠、雪山的记载：

“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

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那些西行求法的高僧与戍边守土的将士均已随着历史的前行而淡出我们的视线，但大西北的大漠雪山依旧大气磅礴，浑厚苍凉。312国道、连霍公路、兰新铁路、乌伊铁路……取代了往日的古道，历史早已走出“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的时代，唯有东、西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往一如当年。

（三）丝绸之路的物质与文化传播

丝绸之路从长安起步，经今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入中亚，沿阿姆河、锡尔河、咸海、里海、黑海至地中海沿岸，数千年来，这条道路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自身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中部，自然条件与历史文化最为复杂的当属中国新疆段，自17世纪之后陆续有国外考察队针对西域山川地理、生物、矿产等进行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英、法、德、俄、瑞典、日等国探险家、考察家陆续来到中国西北，以考古发掘为主，且广泛涉及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等众多方面，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将考察推向巅峰。

西方人的考察揭开了蒙在新疆历史文化上的面纱，使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不再停留在文字记载之中，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物品引领我们走近那个时代。

丝绸之路承担东、西方之间物质与文化交流媒介的基础，首先是人口自身的流动与迁移。确定新疆境内早期的人口流动方向与人群来源，古代人种分析是最好的证据。最初针对新疆古代人种展开研究的是西方人，斯坦因、斯文·赫定在新疆采集的几具头骨成为最早的研究样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逐渐将人种纳入重要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涉及几个人种类型，其中欧罗巴人种几乎都与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塞种人相关，而塞种人的先祖就是分布在东欧森林——草原交界地带的原始欧洲人，以此为基础通过迁移进一步分化为其他类型。人种鉴定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新疆历史早期欧罗巴人种占明显优势，这些来自中亚、南亚、西亚甚至俄罗斯草原的人群，携带着属于各自迁出地的文化进入新疆。就总体而言新疆蒙古人种比例很低，但不同地区也有差异，其中哈密焉布拉克墓葬被鉴定头骨72.4％属于蒙古人种。蒙古人种属于东方的人种类型，哈密地处古西域通向东方的门户，自东向西迁入新疆的蒙古人种自然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带。面对新疆历史早期人种的构成特点，古人类学研究者韩康信指出：“至少在汉代以前，东、西方人种在新疆境内存在反向渗入，但相比之下，蒙古人种向西的渗入比较零碎，不如西方人种的东进活跃。”这些不同文化属性人群的空间活动，为新疆早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流动的人群带来流动的文化，语言既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工具，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与空间分布。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佉卢文木牍文书，在若羌的磨朗遗址发现古印度婆罗迷字体写成的梵文贝叶，在楼兰遗址发现写在木片或纸上的佉卢文文书以及窣利语文字（亦称粟特语）纸片。佉卢文是一种印度古文字，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斯坦因指出磨朗的梵文贝叶“由婆罗迷字体看，年代不超过第四世纪”，且这片贝叶书写于印度；至于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与尼雅相似，而窣利文则“流行于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一带的古康居国”。此外，谈及新疆境内使用的古语言，必须提到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文化源地为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这种语言以婆罗迷文书写。吐火罗语的持有者为吐火罗人，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这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民族之一，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兴起的月氏人、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龟兹人、焉耆人、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系统民族”。上述新疆考古发现的几种文字均属于印欧语系，且起源于不同地带，其中佉卢文与吐火罗文两种文字发现物最多，并形成西域北道以吐火罗文为主，而西域南道以佉卢文为多的分布格局。明确了新疆历史早期语言类型，接下来需要关注的则是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中外考古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述文字书写物包括佛经、文书、契约、书信等，这说明无论佉卢文还是吐火罗文等既通行于官方，也应用于民间，既是庙堂用语，也是世俗语言；这样的使用力度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新疆历史早期的人口主要为操印欧语系的文化人群，这一结论与人种鉴定结果几乎全部吻合，进而从人种与文化两个方面落实了新疆早期历史创造者的问题。

新疆历史文化中的另一条线索就是汉文化的进入。中外考古均发现公元前后这一时段，不但墓葬中蒙古人种头骨比例提升，且在尼雅、楼兰等遗址发现汉文木牍以及汉代铜钱等，这说明从这一历史阶段东方的文化以及人群逐渐进入西域，并且影响不断增强。而这显然与西汉以来官方丝绸之路的凿空以及西域都护府等政权机构的设置相关。

人群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携带者，在原始印欧人为主的文化基础上，以后新疆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文化变迁？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干旱少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不仅成为农耕民族的定居之地，而且也是游牧民族往来的通道，自官方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绿洲上三十六国乃至中原政权外，匈奴、柔然、铁勒、薛延陀、突厥、回纥等骑马民族交相辉映在西域的土地上，但真正对于文化起改变作用的是突厥人。其结果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说：“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历史时期西域绿洲上印欧文化占据主角时代的终结者是突厥人。那么，突厥人所持有的文化又来自何方，属于何种类型？对于突厥人，格鲁塞是这样讲的：“他们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伯希和认定，属于匈奴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而匈奴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蒙古人“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颏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格鲁塞对于匈奴乃至突厥人的描述，传递给我们的是蒙古人种的形象。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种的分类，也有突厥人不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混血的说法。然而，无论分类如何细化，突厥人的来源、文化与原来绿洲上的印欧人都是不同的，从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的几百年内，西域是这一草原民族的重要活动场所。几百年中突厥人不仅活动在这里，而且将自己的文化留在这里，改变、替代着原有的文化。也许在所有文化更迭之中，语言的替代最为明显，突厥人持有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位于今蒙古国境内的8世纪突厥语碑铭证明了古突厥语与今突厥语族一些语种语言分类的一致性，即6—8世纪时期突厥人用自己的语言取代了当地原印欧语系的语言，并延续至今，今天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语种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大约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

新疆历史上第二次重大文化更迭为伊斯兰化过程。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于阿拉伯半岛，大约7世纪中后期即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但最初伊斯兰教对于西域的影响并不普遍，伊斯兰化过程发生在蒙古人建立的东察哈台汗国时期。13世纪初，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次子察哈台获得了从中亚阿姆河到阿尔泰山一带的土地，并渐次将天山以南并入其中。这些绿洲地带的自然条件使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逐渐放弃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产，并放弃原来的信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东察哈台汗国接受伊斯兰教乃至带动整个新疆伊斯兰化进程中，秃黑鲁帖木儿汗起了重要作用。秃黑鲁帖木儿汗是成吉思汗第七代孙，皈依伊斯兰教发生在这位大汗登基后的第六年（1353），《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用了整整一章记述这位蒙古大汗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其中当高大强壮的异教徒与矮小羸弱的穆斯林交手失败后，“人们大声欢呼，当天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为皈依过程带来神圣的光环。“于是伊斯兰教的光辉驱散了不信的暗影，在察哈台汗国这一地区传布开来。”1514年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人萨义德汗创建了叶尔羌汗国，汗国的政治中心设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强盛时期统辖范围从昆仑山北麓至天山南麓，囊括西域南、北两道全部空间，西面包括整个帕米尔及瓦罕地区，东至嘉峪关与明朝相邻。叶尔羌汗国所统治地区包括当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汗国的建立将两种文化统一到伊斯兰教之下，正是这一政治与文化统一，为维吾尔族从古代民族向近代民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丝绸之路的出现不仅为新疆造就了文化基础，而且沟通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东方的首先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衮衮众神，大约公元前5、6世纪佛教诞生于南亚，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公元2世纪东汉王朝都城洛阳出现了第一座官方佛寺——白马寺，白马寺的修建说明佛教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内地。沿着丝绸之路，佛祖与众神一路东行，留下大量石窟佛寺，包括如今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继佛教之后，魏晋到隋唐时期，诞生于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伊斯兰教也沿丝绸之路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的众神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人文景观。

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不仅是宗教，汉代胡桃、葡萄、胡瓜、胡葱、胡椒、胡桐、胡萝卜等水果、蔬菜十有八九来自西方，此外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和杂技等也在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被带到东方。同样是魏晋到隋唐时期，随着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支的粟特人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也陆续传入东方。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仅获得了来自于西方的物质与文化，也将诞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丝绸、瓷器、茶叶乃至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输入西方。

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上，若想分清哪些是西方、哪些是东方的，需进行大量的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不仅融入了彼此的历史中，也使这条道路从历史延伸到今天。

西北、西南地区远离中原，交通道路不仅成为连接国家政治中心的支撑体，且在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课